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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从“柳传志之问”说起:如何才能更快地掌握核心技术?

[转]从“柳传志之问”说起:如何才能更快地掌握核心技术?

. 28 min read

原文链接:https://m.huxiu.com/article/282178.html

耐得住寂寞,才能有核心技术啊。
那么对于柳传志来说,当时他有耐得住寂寞的环境和政策支持吗?
有时候赚快钱这种事,都是被逼的哈哈哈。

以下原文:


很少会有企业或商业品牌成为令全社会牵肠挂肚的年度热搜词,但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里,“中兴”和“华为”这两个名字无疑做到了。

中兴一度几乎完全垮掉,华为对美国零部件供应商的依赖程度稍低一些,但它在发达国家市场里遭遇不公平对待,说到底依然说明了它不具备足够领先的不可替代性 。

两场危机的持续发酵引申出了许多热议,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关于中国应该尽早掌握“核心技术”、避免“受制于人”的强烈共鸣,催生了一次关于“中国芯”的全民焦虑。

在许多人看来,这并不完全是坏事,它引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考:

第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认为,中兴和华为的危机将中国在很多基础领域内的巨大短板和中国企业的脆弱性暴露无余,击碎了一部分国人近年来不断膨胀的不切实际、盲目自大的“大国迷梦”,因而有助于我们重新回到实事求是、审慎务实的政策轨道上来。

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又是一次我们可以“将坏事变好事”的伟大机遇。因为来自外部的压力有助于中国内部凝聚高度团结和共识,从而自力更生、排除万难、不计成本地加快中国在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

显然,后一种观点更有市场,眼下甚至正在迅速形成一种“共识”。实话说,这让我非常焦虑。本来,我对于“中国芯”本身倒并没有什么焦虑。我曾乐观地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科技的持续进步,未来我们在更多领域里掌握属于自己的“核心技术”,将是一桩水到渠成的事。然而,“不计成本”地靠人为意志推进这个过程,会让我们又栽一回历史上已经载过的大跟头,说“欲速则不达”大概还是很轻描淡写的。

实际上,关于中国不掌握“核心技术”以及由此而生的种种痛彻的争论,并不是今天才有,它贯穿于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以后的40年。

常言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针对这个问题,“教父”级的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先生最近恰好发表了他的观点。如今已经牢牢占据全球个人电脑市场份额第一位的联想集团差不多是中国第一家能够被贯之以“科技公司”的企业,想来,作为中兴、华为们的先驱,它在这方面的感受应该更早和更深吧?

柳传志从来就不是一个高调演讲者,但奇怪的是,关于他的争议却也从来没有平息过。最近他最具争议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技工贸”还是“贸工技”的次序,其实这也是一个老话题,它折射的是中国企业乃至国家经济成功和技术进步的路径选择问题。

研发 (技) 、生产 (工) 和市场 (贸) ,是任何一家企业都必须同时面对的三个战场。长期以来,外界经常有声音批评联想缺乏“核心技术”,换句话说就是不重视研发。联想走的是“贸-工-技”的路径,所以它缺乏必胜的技术制高点,很容易受制于人。

但在柳传志看来,对联想这样的企业来说,技、工、贸三者并不存在重要性方面的排序问题,有的只是时间先后的排序。更为核心的是,这三者孰先孰后,并不是企业创办者可以自由选择的,它受制于每个时代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

柳传志的原话是这样的:在若干年前,中国的制造业因为技术投入少,所以难以掌握核心技术,以至于利润低下,被国人垢病为“只有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创造”。这话其实也不错,但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知道这就是历史的过程。“我觉得……很多人没想明白的问题,就是中国公司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路径选择。”

在那个一穷二白的时代,白手起家的企业不仅没有“核心技术”,也没有任何资金积累,还缺乏市场基础客户和经营管理知识。当然,当时更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金融环境和资本市场,企业的任何技术投入都得依靠自我积累,国家各方面政策又是限制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首先要能够存活下来,就得先学会做生意。这就好像一个从来没有系统性地学过游泳的人被猛然扔到大海里,能够扑腾着浮上来不淹死是第一位的,正确优美的泳姿不是这时候有机会考虑的。

因此,对于那一代的中国企业来说,“贸-工-技”的时间排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作为改革开放40年的亲历者和弄潮儿,柳传志最近再度动情地回忆:中国制造业第一页最典型代表的是海尔张瑞敏在车间里张贴的公约,其中有一条说不许在车间里大小便……这就是当时起步时的真实情况。

现在的风险投资公司不仅会投钱,还会教你怎么做,而那个年代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企业有了积累以后,才谈得上把多少钱放在技术领域,方向是什么……

柳传志先生对中国企业在技术进步方面走过的历史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成功的路径——它有很大的规律性和现实条件约束,并非像如今的人想象的那样,似乎是当时的企业家们可以自由选择的。

不过,今天的情况确实完全不同了。

一方面,主观上看,通过这么多年“跟随型”的发展,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有了繁荣的经济、充裕的现金储备、不断改进的技术设备、以及全世界最大的市场、互联网用户和手机用户群。在这样的有利条件下,中国当然理应提出更高的标准,希望主动地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尽快成为一个科技大国。

另一方面,客观上看,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但这种高增长可能也阻碍了创新,因为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内,即使即便没有实质性的创新,可能也会获得不菲的回报。时代不同了,中国早已从“紧缺经济”过渡到“过剩经济”。所有“低垂的果实”都已经被摘得差不多了,企业若想要继续活下去,就不得不攀升到价值链的更高端,这就有赖于主动的创新。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能源资源价格上升、人民币汇率上升和消费结构转型等许多变化,未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也比之前40年更加严峻……所有这一切都要求“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升华,中国应该从一个单纯的“世界加工厂”变成一个技术创新堡垒。

中国需不需要掌握“核心技术”?

有了上面的分析,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毋庸置疑了。

我从来就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从来就不相信凡事都可以通过买卖交易来实现。中国不是像欧洲的瑞士、亚洲的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可以长久地依附于其他世界强国的羽翼之下过富足安康的小日子。像中国这样的庞然大物一旦崛起,注定要改变地球上的很多事情。就算不讨论政治军事格局,仅仅出于经济的考量,我们终有一天也会发现,“核心技术”不都是可以买来的。

就像我们有我们的盘算一样,他国也有他国的复杂权衡。我们需要的东西,他国不一定愿意卖给我们,哪怕我们愿意付钱。更有可能的是,当我们跨过了某一阶段之后,我们需要的东西,没有其他国家有能力提供,我们不得不独自前行。

凭常识我们就知道,从来不会有一个国家不掌握领先的技术、而仅仅靠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那么,中国怎样才能掌握“核心技术”?

这个问题就很费思量了,来看看“不计成本”这个口号吧。

成本与收益关系的理性计算是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石,亦即所谓“理性人”假设。资源总是稀缺的,在自由市场这只“无形之手”之下,资源会自动流向那些能够产生最大收益的地方。

不计成本,就意味着要通过人为的引导 (亦可以说操控) 让宝贵而稀缺的资源流向某些不能产生直接效益的领域。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以非市场化的手段扭曲资源配置。

支持“不计成本”发展“核心技术”的最大理由是,很多问题不能只算经济账。因为经济账是“小账”,要算“大账”,比如政治账、国家安全账等等。说起这个,许多人立刻就会对“两弹一星”之类过去的豪迈故事如数家珍。

笼统地说,凡事不能只算经济账,我是绝对同意的。且不说政治和国家安全这类离我们普通老百姓比较远的“大账”,就拿教育、医疗这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关切的领域来说,当然不能只盯着直接的“投入产出比”。

然而,具体到某几个企业来说,将它们的安危存亡直接与国家安全挂起钩来,岂不是太耸人听闻了?中兴和华为都不是军工企业,它们都是比较纯粹的民用商业性公司,它们也都有大量的外国客户……如果你去问柳传志这样的“过来人”,他一定会斩钉截铁地告诉你,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创造财富。

我知道,立刻会有人大义凌然地指出,芯片产业是国民经济最重要的基础产业,关乎国家发展的长远命脉。这话貌似很有道理,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人不能光脚不穿鞋吧?人民子弟兵更不能光着脚去打仗吧?如此说来,制鞋业就更应该被列入不必遵守市场规则的“命脉产业”。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因为中国奉行了市场经济体制,才会催生出中兴和华为这样拥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企业。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是最善于“不计成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但那时为什么没有多少中国企业能够走出国门,参与全球竞争?难道是因为那时我们对“独立自主”重视得还不够?事实正相反,只有到了上世纪90年代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中国加入了WTO以后,我们才第一次获得了孕育中兴、华为这样世界级大企业的可能性。

如今,试图以反市场的方式去捍卫和壮大“民族企业”,只能是缘木求鱼。

至于“两弹一星”这类完全“独立自主”搞出来的重大科技成就,它们都不是常规的民用技术产品、可以完全隔绝于市场,因而当然可以“不计成本”地进行。此外,作为原本就不需要考虑经济效益的孤立的“攻关”项目,做成一两个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一个国家的常态科技、经济体系却不可能是这种“集中运动式”的,它必须服从经济规律。简单地说就是:它得有经济效益,能赚钱,至少能够自我循环,而不是依靠持续的“输血”。

说得更宏大一点,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本身难道不正是为国民的福祉服务吗?

但这还不是我要说的最重点。重点是:要想发展“核心技术”,“不计成本”就能成功吗?

“不计成本”发展“核心技术”这种论调建立在一个许多人从未认真思考过的假设之上,即能够决胜未来的所谓“核心技术”,是我们现在就可以清晰地预见的。但我想说,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恐怕上没有比这种想当然的假设更加错误和有害的了。

当人们看到一个事物的成功之后,通常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即认为它从萌芽、发展到最后的成功,是有意识的“规划设计”的结果。对从事这项事业的个体来说,情况或许确实如此。但若将它放到整个社会的宏观视野中去审视,则又是另外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

我们会看到,在某人 (某机构) 开始从事一项事后被证明是成功的事业的同时,无数其他人 (其他机构) 也在从事着其他不同方向上的探索。不过,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失败了,湮灭在了大浪淘沙的时间长河中。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投入的资源不够巨大,付出努力不够艰辛,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不够“先进”……而是因为他们那些探索的成果没有能够创造出足以支撑起后续发展的广阔市场需求。

这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也存在着难以言说的偶然性,但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未来最有前景的需求在哪里?我们现在无从得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所有真正的创新都是前途未卜的试错。当前人已经为你闯出一条路以后,你只要沿着他走过的路,加快脚步,奋力往前赶,就能够达到你希望的目标。但一旦你自己成为了领先者,前面已经没有现成的路,那么你继续前行之路就不仅仅需要体力和毅力了。有时候,运气是更加决定性的。因为你即便再努力,也有可能被一条当下看似康庄大道的歧路引向悬崖绝壁。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体力和毅力越强 (意味着越有能力“不计成本”) ,失败得也越惨。

互联网在今天看来是一个改变了人类历史的划时代的伟大创新,但它的发展历程恰恰证明了创新的发生是多么偶然。

当年美国军方发明互联网时,根本没有打算“不计成本”、举全国之力发展它,它只是一个灵光乍现的小尝试而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应用,美军最初创造出来的这个分布式网络雏形拓展成了今天这样的格局。自始至终,美国政府都没有对互联网技术倾注过太多心血,更别说“不计成本”了。在冷战时代,核武器、太空技术才是美国与苏联争霸的“主战场”。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原本计划投入军事用途的这项技术,美国政府和军方居然没有对它进行保密和封闭运营,而是把它开放给了民间的商业用途。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互联网这项技术太当回事,它完全是政府无心插柳、民间自发投入的结果。

与此相反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数字技术蓬勃发展的同时,日本经济决策部门经过广泛而细致的研究后认为,高清模拟技术是电子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不幸的是,日本的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使它的政府比美国政府更有能力集中社会资源“办大事”。其结果现在大家都一目了然了:上世纪80年代一度横扫全球的日本电子产业从此一蹶不振,甚至被后来居上的韩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今天回头再来看,我们依然只明白一件事:日本的官员、企业家和专家学者当初作出了一个方向性的重大错误抉择。但他们究竟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我们是解答不出来了的。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分散的市场信息之“不可穷尽性”导致了集中决策的不可能。

并不是市场经济多么完美,而是以我们人类现有的智慧,找不到比它更不差、更可行的替代方案。

如果说柳传志关于“技工贸”还是“贸工技”的次序问题之讨论是关于单个企业的“成本-收益”权衡的话,上述讨论就是整个国家层面的“成本-收益”权衡。那些鼓吹“不计成本”发展核心技术的人,其实是在鼓吹让国家去扶持企业,使之能够打破市场经济必须遵循的“成本-收益”法则。简单地说,就是使企业不再企业 (就是市场中的竞争主体和成本-利润中心) ,而成为服务于所谓“国家战略”的政府的组成部分。

我反对“不计成本”并非因为它的决策有可能存在失误,而在于谁应该是决策者?

千万不要以为在美国式的自由市场模式下,就不存在重大决策失误。实际上,这类失误到处存在,并不比我们这里少。

就拿通信领域来说吧,上世纪90年代后期,正处于鼎盛阶段的摩托罗拉公司经过分析认为,卫星通信将是未来远程通信的主导趋势。于是它投入巨资成立了著名的铱星公司——“铱星”这个名字估计今天40岁以下的人大多听都没听说过。

然而,技术如此先进的铱星卫星通信系统自推出那天起就从未获得过市场的接受,它最高时也只有5万多用户,远远达不到实现盈亏平衡所需要的50万用户生死线。在依托于地下光缆和地面基站的无线移动通讯技术一日千里的竞争势头之下,铱星公司很快就败下阵来。

不过,与“日本模式”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铱星系统的失败仅仅是摩托罗拉一家公司的失败,而不是美国整个国家的失败。当看到覆盖全球的60多颗铱星卫星形同废品时,痛心疾首的只有摩托罗拉的股东和高管们,广大美国纳税人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没有关心过铱星的死活,实际上美国的制度也决定了它没什么能力去“扶持”什么产业,或“集中力量”办什么“大事”。

但恰恰是因为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个体分散决策和试错模式,很快就让我们看到,在铱星公司像流星那样陨落的墓碑身后,谷歌、苹果、Facebook……鱼贯而起。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美国政府当年认定卫星通讯是决胜未来“国家竞争”的“核心技术” (当时看起来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 ,于是“全举国之力”,“不计成本”地扶持铱星公司,那么后果又会是怎样?

说到这里,请先回忆一下我在本文开头已经说过的那句经济学公理:资源总是有限的。眼下最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将大量资源倾注于前景不明的高端创新产业,反而会对其他企业产生“挤出效应”。

可以想见,因为大量的资源不按市场原则堆砌在了卫星通讯这个“核心技术”领域,铱星公司或许会在更短时间内迅速壮大。但与此同时,另一些像乔布斯、扎克伯格这样的人试图创建他们的苹果和Facebook时会发现,自己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空间,因为他们迫切需要的资源都被集中起来,拿去“不计成本”地发展铱星事业了。

铱星计划最终还是会因为没有市场需求而失败,只是在那样的情形下,铱星的悲剧就不再仅仅是摩托罗拉一家公司的悲剧,而成为整个美国的悲剧。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不计成本,集中所有能够用得上的资源,投入一项事业,就是掐灭了更多其他不同方向上探索和成功的可能性。当然,“集中力量办大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成功,但成功的概率不会很高。原因我在前面也已经指出过了,大凡真正的创新,都是充满风险的探索,成功的幸运者永远只是少数。国家也改变不了这个宿命——国家的力量只能做到把一项事业的规模迅速做大,但它是否会被市场和社会广泛接受,不是国家能够说了算的。

回到芯片问题上来,现在大家都说,它是决定国家未来经济命脉的“核心技术”。但假如当初没有美国军方的灵光闪现,又或者它的大规模商业化没有获得市场的认可……那么,今日芯片还会成为令举国焦虑的“核心技术”吗?既然这样,我们又焉能如此肯定芯片在未来30年里一直会是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呢?我们又焉知不会突然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我们闻所未闻的新事物,一举颠覆现有科技和经济格局,就像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的“分布式网络”雏形那样?

那么,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做,才能正确地扶持“核心技术”呢?

以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知识,国家首先应该投入资源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特别是不能产生直接经济效益的理论科学研究。在现代,这一类科学研究若无政府有计划的系统性支持,而像两三百年前那样主要靠有钱的个人和社会团体赞助,以民间自发兴趣驱动,是不可能取得大规模进步的。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倒真的需要“不计成本”,但这里有一个透明的体制问题。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的作为也理应比瑞士和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大得多。小国即便再发达,但囿于自身的整体实力,也只能在某些特殊领域的基础研究中取得一些领先。中国不同,我们完全有可能建设成为一个全方位的科学大国。说得更高尚一点,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里的突破,是为全人类作贡献。

其次,国家应该通过制度、政策的改革和调整,为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应用技术研究、最终实现商业化开发创造良好的土壤。国家不决定什么是应该重点发展的“核心技术”,但国家可以鼓励各个方向上的自由探索。

在这方面,国家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提供自由透明的市场交易秩序和公正的知识产权保护,同时营造一个宽容创新失败的法制和舆论环境。实际上,由于中国拥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大、增长也更迅猛的国内市场,在中国从事各种新技术的开发应用尝试,相对而言成功的机会也比在其他国家大得多。中国的这一独特优势,目前已经令许多西方领先科技企业垂涎不已。

以我之见,中兴和华为遇到的危机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真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奉行的那套技术研发模式眼下是不是正面临着一次根本性的转变?

简单地说,这套模式的精髓其实就是“拿来主义”:拿来-解析-模仿-改进。这套模式带有浓厚的苏式计划经济色彩,但客观地说,它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是基本成功的。我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以为国家应该下更大决心、集中更多资源沿着这条路去实现“独立自主”的“赶超”的根源。

遗憾的是,他们没有看清楚这套模式成功的基本前提——那恰恰是因为我们一直处于跟随者的位置。正如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当领先者已经闯出一条路时,后来者只需要奋力往前赶就可以了,我们并不需要分散精力去探索试错,因为方向已是明确的。然而一旦我们超越领先者,自己成为先行者时,体力和意志就不再是全部。因为我们立刻发现,前方已经没有了路,需要我们去趟出一条路来。

1980年代时是日本,现在轮到中国了。看起来,这两个国家都很快就要赶上美国的样子。只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一点是,当你在追赶的时候,跟着前人走过的路线走是可行的。但一旦你成为了领跑者,你就站在了技术最前沿。没有了现成的技术路径供你依赖,你必须自己去探索,而探索的成败不是事先可以“计划”的。

从许多方面来说,国家主导的技术发展模式与我们在奥运会等竞技体育赛事上采取的“举国体制”方式类似。因为执著于金牌数,中国在射箭、射击和冰壶等其他国家往往忽视的体育运动上投入了大量资源,以寻求立竿见影的胜利。但是整体来说,有组织的体育运动的群众参与度仍然很低,导致中国在田径、足球和篮球等体育项目中依然远远落后——这些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广泛的群众参与。

今日的中国无比渴望成为技术领先者,但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成为技术领先者的准备了吗?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这就是我焦虑的来源,因为关于“中国芯”的全民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错误认识,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而这些苦果我们早已经品尝过了多少次了。

回到柳传志的话题上来,这位伴随着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第一代企业家最近深有感触地说:“改革开放的历史像是一本书,是一页一页装订而成的。制造业的第一页就是张瑞敏的不许随地大小便的车间,第二页可能就是所谓没有技术含量的中国制造。可曾几何时,历史便翻到了今天这一页,中国专利的数量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 ”

今天的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无论是AI还是生命科学、新材料、新能源,我们依然有太多的远不如人的地方,这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的。但过去40年的经验和教训已经告诉我们,只要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就会不断地提高眼界,打实基础,努力积累,中国最终一定会攀上世界技术的最高峰。到了那时,无论是“技工贸”与“贸工技”之争,还是“中国制造”与“中国创造”之问,都会成为过眼云烟。

但这项使命要求我们既要积极有为,又不能急躁冒进。尤为重要的是,要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办事。就像柳传志最近再次强调的,“高科技成果产业化”只能由企业来完成,这就意味着必须符合成本-收益规则。

本文写于2019年1月1-9日,作者:陈季冰,冰川思想库联合创始人、研究员,专栏作家,曾任《东方早报》副总编辑,《上海商报》副总编辑。著有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