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分析了中国革命面临的极端困难局面，下面讨论中国革命胜利之路的非同寻常之处。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一    中国革命主要依靠生产关系组织术意识形态的变革而非掌握先进生产力

我在之前分析困难性的时候已经指出，中国近代的主要困难之一是屡次落后于技术革命，以至于在生产力方面差距太大。因此一个自然的想法就是要着力解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使自己变得富强起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民族独立和国家安全。近代以来一直有各种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或者先搞出一个和平环境踏踏实实搞搞建设以此来富国强兵的主张。但这些主张没有一条是走通了的。又或者是可以先强力调整生产关系（必要时使用武力）为发展生产力扫除障碍，然后再发展生产和技术以富国强兵。对近代中国影响很大的日本变法强国之路就是这样的，但这条路也没有走通。

现实中走通的道路是将生产关系组织术以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置于重要性超过生产力的地位，主要借由前者而不是掌握先进生产力来完成救亡和独立的历史任务。

要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建立在发展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只要想一想共产党长期都是以农村为依托在军事装备和对手有巨大差距的前提下以弱敌强就不难理解。或者再想一想，在革命胜利的建国初期中国在工业上还是接近于一穷二白的地步，而仅有的一点工业基础中有很大一部分（位于南方的部分）是到了胜利的阶段才拿到手的，另一部分（东北地区）也是在革命力量已经很强的时候才掌握的。另一个说明上述观点的例子就是革命胜利之时的加试题：朝鲜战争。美国在生产力方面毫无疑问对中国有碾压式优势，结果朝鲜战争中国却取得了那样惊人的战绩。

考虑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将生产力置于比生产关系更基础的地位，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中国革命竟然是以这种倒置的方式来实现胜利就尤为令人震惊了。这是比列宁主义更“离经叛道”的突破。我们比较一下好了。

俄国革命是先掌握了特大城市和（部分）军队等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部门然后才扩张到控制整个国家的。因此虽然有列宁主义的“革命不是发生在生产力最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帝国主义链条脆弱之处”的理论突破，俄国革命本身也没有超出控制先进生产力然后取得胜利的路径。
这与中国革命的路线有很大的不同。

当然，我要强调我只是认为掌握先进生产力没有改造生产关系和组织术等重要，而不是否认先进生产力或者技术能发挥重要作用。事实上，中国革命历程中诸如无线电这样的（当时的）较先进技术对于打造组织术是有关键意义的，但即使这个例子里先进技术的主要用武之地也不在于发展生产力。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二    中国革命胜利之路是一条非常困难和漫长的路线

中国革命采用的是发动农民搞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现在大家觉得这是合理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因为这条路线获胜而已。如果从当时人的角度上看，这是一条理论上有胜利的可能但看起来胜利的机会十分渺茫的路线。

农民是分散的，农民是缺乏纪律性的，农民是非常贫困的，农民是非常愚昧的，农民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一个近代以来的主要国家是靠农民起义而实现救亡与独立的。要依靠发动农民在已经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世界上在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烈性博弈的背景下试图取得革命胜利，听上去简直就是在开历史倒车。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喜欢说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很多种救国的途径，但经过了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才是唯一可能的途径。但请诸位想一想，如果屡次尝试又失败（甚至一次尝试失败）就足以认为是这条路线行不通，那靠农民的力量获胜不是早就被证明行不通了吗？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不是已经反复失败了吗？

当然了1927年大革命之后共产党也是走投无路了，城市里很难待下去，兵变也接连失败。好在以前有一些农民运动的底子，再加上军阀割据导致一些边缘地区属于反动派的力量薄弱之处，因此占一些山头搞一些以农民为主的地方政权是可行的。可是从这里到全国性的胜利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的。

在现实中，以农民为主体力量而进行的革命虽然取得了苏维埃国这样的成就但不还是失败了吗？而这已经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了。 这能不能算是被实践证明了哪怕在党的领导下搞农村包围城市也是走不通呢？

这条路线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使行得通，花的时间也必定是非常长的。而根据前面的分析，近代中国是浪费不起时间的，而且是越来越等不了的。到了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超级厮杀之后，到了日本明显对中国有巨大野心的阶段，看上去最合理的途径是应该尽快建立稳定政权，然后在此基础上富国强兵
(特别是强兵)，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全面大厮杀。但在这个时候中国革命却选择了一条注定经过非常漫长时间才能胜利的道路， 这难道不是非常危险的吗？

而现实中的情况是，
这条路线恰恰是抓住了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在1937-1938后华北出现巨大力量真空的情况下迅猛发展然后才一举扭转了局面。
既使得党领导下的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在第二次尝试时终于走通，又有效避免了错过战后机遇期时间窗口。关于时机的把握问题下文还会进一步讨论。

总之，中国选择的是一条乍看起来反复失败的，乍看起来开历史倒车的，乍看起来会完全无视超紧迫时间限制并因此可能拖累自己拖累别人的没有任何成功先例的路线。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终极豪赌。如果赌赢了，理论上可以激发出中国社会的最大潜能从而有可能解决以前很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如果赌输了，我认为我们将不得不接受一个残酷的结论：中国近代史上不存在革命胜利的通道，中国人民只能寻求一个半胜利半失败的结局。 为了走通这条极为困难而漫长的革命之路，革命者必须采用非同寻常的方式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三    中国革命的队伍呈现出一种极高程度启蒙者与极低程度启蒙者直接结合的状态

根据统计数据，到了1950年的时候，共产党员仍有70%为文盲半文盲，如果加上只有小学文化的人员，这个比例高达97%.  可见中国革命的主体是文化水平非常低的人民群众。而另一方面，从共产党的早期领导陈独秀李大钊到27年大革命之后的核心领导力量毛泽东周恩来以及苏联背景的若干人物，都是颇有学识甚至是有很深哲学造诣的人。可以说，是这些受到极深程度启蒙的人直接与启蒙程度极低的普罗大众碰撞，擦出了革命的火花。

按常理思考，从极高启蒙度到极低启蒙度，需要一些中等启蒙的人士作为中间传导链条。如果大革命没有失败，如果在城市里能够深入发展组织，那么工人和城市中受过初级教育的人员是可以发挥这个作用的， 是可以先启蒙城市再由城市来教育农村的。 但是大革命的失败把这个过程给打断了，导致中国革命必须走标题所列的这条路，出现了哲人王与文盲半文盲长期讲道理的场面。顺便说一句，我有时候会有点恶趣味地想，像列宁这样擅长鸿篇深论的哲人王能做这样的事吗？

走通这样的道路意味着中国革命不仅仅是军事作战和组织革命，也不得不同时是一场困难复杂的深度文化启蒙运动。从瑞金到长征途中的一边打仗一边扫盲，再到延安期间关于如何对文盲半文盲做思想文化工作的各种能力教育（比如反对党八股等等），都充分说明了革命中文化启蒙运动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到了延安时代，甚至出现了发达地区的文化青年到经济落后地理封闭的陕北接受政治和文化再教育再启蒙的奇景。在此基础上，革命圣地延安被进一步建设成为一个系统地对初等和中等启蒙程度的人进行再教育再启蒙的中心。

延安时代是中国革命者打造属于自己的公共文化的关键时期，这里面最突出的是新文风和新文艺的形成。 新文风上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白话文风潮，通过报纸，广播，会议，各种小册子以及其他接地气的宣传手段，在扫盲，教育以及上情下情通达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以革命队伍为核心的一大批中国人的说话行文方式。很多敏锐的观察者都曾经提到过共产党的语言特别是深受毛泽东影响的毛氏文风对后来整个共和国的公共语言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新文艺的形成则有赖于一大批中等启蒙者带着在北平上海甚至苏俄西洋学到的美学底子与田间地头山沟窑洞里的普罗大众情感趣味相结合，
形成了一大批既为最广大人民喜闻乐见又绝不低俗或者守旧的文艺作品。这是土洋结合或高雅与通俗结合的最佳范例。

随着新文风和新文艺的形成，红色文化在延安时代诞生了，这就是共和国的文化根基。至此绵延约30年的新文化运动结出了硕果，而它达到的高度恐怕大大超出了新文化运动很多先驱的预想。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中一些明显过于偏激的主张比如完全摒弃中国的传统文化，没有被红色文化所采纳。

我之前分析过世界上很多后发国家面临的一个巨大痛苦就是内部经济文化发展极度不平衡，
这导致少数接触到先进文化思想的精英和广大极度愚昧保守的平民之间难以结合。
要么就是精英不接地气（这方面例子实在太多了），要么就是精英为了接地气而不得不在先进文化方面出现大倒退大让步，
甚至被直接从保守文化中发掘力量的土精英掌控大局 （比如很多国家出现的依靠激进的宗教进行动员的情况）。而中国的情况是政治上最精英的一批人直接和政治上最蒙昧的一批人结合，结合得是如此之紧密，但又依然强烈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四    中国革命在组织上具有高度集权能力和高度分权能力并存的特点

高度分权能力的存在是显然的，因为各地都很大程度上靠着分布的力量建立起了星罗棋布的地理上分隔的根据地。甚至在党中央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像陕北这样偏僻地方的根据地不仅能维持住自身的存在还能有效地接纳党中央这个盘子。到了抗日战争期间，这种强大的分权能力也得到了体现。 没有这种分权能力，不仅华北的根据地工作不可能搞好， 广大的华南地区也存在着基层组织丧失导致战争结束后共产党缺乏根基的风险。

此外还有大量的城市地下党和打入敌人内部的特殊人员。他们都有很强的灵活机动自主行事的能力，很多可以在长期得不到上级指导的情况下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听上去这像是强有力的特工组织才具备的能力，
但我想当时的很多地下工作者恐怕并非训练有素的特工，至少他们没有时间或者不能冒险进行系统的集中培训吧。
但从解放战争后期若干城市快速解放和解放后快速恢复秩序和生产的表现来看，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是惊人的，这也是在分权下成长和行动能力的突出体现。

在具有强大的分权自主行事能力的基础上，党组织又有非常强大的集权能力。延安时代之前突出的几个例子有：军队接受政治性整编之后被党所绝对领导，党中央主力在消耗极其严重的情况下仍然在各根据地具有极高的权威，

手握最大份量重兵的张国焘试图分裂党的行动未经火并就以失败告终，等等。到了延安期间，以整风运动和毛泽东思想形成为标志，党的集权能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诸多表现就不赘述了。

同时具备极强的集权能力和极强的分权自主能力，这是很难实现的组织目标。在中国共产党之前，我真的想不出还有近代史上还有什么地方出现过这样的组织？也许列宁时期的布尔什维克一度具备这种特征（但斯大林时代就是集权大大压倒分权了）。

党组织同时具有这两种超强的能力， 也意味着共和国是真正的民主和专政能力都极强的一个政权。这在后来的共和国历史上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后面也出现过很多次集权与分权的重大转换。很多人调侃组织的时候喜欢说“一抓就死，一放就乱”。但另一方面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想抓就能抓到死，想放就能放到乱，抓死了还可以放，放乱了还可以抓，抓放可以不断循环，甚至可以在不同尺度上并行存在，这是一个怎样的既充满活力又充满整合能力的组织啊。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五    中国革命打造了极为特殊的军政关系

这一特殊军政关系的主要特点有三条：第一，半军事化的政府和政权基层；第二，高度政治化的军队；第三，政权与军队角色之间的强大融合和转化能力。

先有共产党，后有共产党创立的军队，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再逐步建立政权。这一历程决定了共产党政权具有很高的军事化特征。

历史上通过军事胜利建立军事化政权的情况其实是有很多的，所以军事化政权本身并不稀奇。 但历史上的军事化政权很容易陷入以军控政的地步, 或者为了有力控军而大搞特务组织。而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半军事化的政权被建立的同时，中国实现了军队被政治组织（而不是军队本身）绝对控制，这是军队的高度政治化的根本表现。同样地，这也是由军队的诞生发展历程决定的。党首先是一个政治组织， 而红军在建立之初，就从根子上确立了党绝对指挥枪的原则。在经历了三湾改编，古田会议以及长征的反复锻造之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已经成为了神圣的原则。

军队被党控制，不仅仅包括让打哪就打哪，让撤退就撤退，让牺牲就牺牲等等这些已经很难得的军事素质，还包括“让脱军装就脱军装，让拿劳动工具就拿劳动工具，让忍耐就忍耐，让刮骨疗毒式自净就自净”等等政治素质。 这些特点不仅仅存在于革命时期，也一直存在至今。

人类历史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就是军队和政府谁能控制谁？中国革命给出的回答是两个选择都不要，谁也不能控制谁。 在他们之上还有一个领导一切的党组织，军队和政府都是党组织执行历史任务的手段。尤为重要的是，党组织搞好军政关系的核心不在于划出军政两条轨道然后居中平衡或者制衡（这可能是很多聪明人的第一想法），核心要点在于军和政的功能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二者有很强的融合和转化能力。
大量的政权基层组织即使在常态下都保持着随时转入半军事化动员的潜能，比如大量的人员只要需要就可以立刻转化为民兵，甚至有大量的妇女团儿童团等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执行军事辅助任务。

军队则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化身生产队，教育宣传队和政治工作队。从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到解放战争期间快速转化战俘，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等都有突出体现。

具体到军队内部，则有军事长官和政委之间以融合协调而非对立制衡为主的基本特征（虽然制衡性也是有的）。这是中国相对于苏联政委制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关键。 要在军队建立双首长而又避免显然很容易产生的内耗，除了党委领导的军事化民主集中，恐怕没有其他的途径。这一套东西说起来容易但执行起来难，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制度设计能够保证它一定能运行好。 只能在长期的斗争中锻造出一批能够玩转这套体制的人，然后由这批人以传帮带的方式培养下一批人。 在军事民主集中制保证了军队内军政两条线融合协调的前提下，军队不仅具有了很高的政治属性而且培养出了一大批军政复合型人才。很多人既能做军事主官，又是优秀的政工人员，以至于在军队打下了地盘建立了新政权之后很多军队的人可以立刻化身为地方行政首长并在岗位上作出突出工作业绩。 这又从高层方面大大巩固和提高了上文提及的军政融合与转化能力。

再有，军事民主很有利于有效地从基层收集信息与经验，并且必然要求将上级的意图充分地传达给基层，使得基层战士哪怕文化水平不高也往往能够充分了解自己的战斗任务，战斗目的和队伍性质。这就保证了军队经常可以做到形散而神不散，进行从纯军事角度看高难度的灵活变化。 比如分成若干个小分队行动还能实现总任务的协调，比如在大撤退或者大胜利的阶段可以轻易打散编制重新混编等等。

德国、苏联和美国在20世纪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军事动员能力，并且在大战中实现军队和政权比较强的协调能力。 但他们的动员和军政协调与中国革命的情况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德苏美的军事动员与战时军政协调是一种政治上的非常态，也是对经济有严重透支作用的。而中国革命中的动员与军政协调本身就是党长期生存和斗争的常态， 不仅是可以长期维持的，而且本身就是解决严重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点下文还会讨论）。

第二，德苏美的动员与协调是建立在强大的工业化基础上的，是有非常强的中央计划的背景的。

而中国革命者是在没有工业化的情况下实现了深度军事动员和强大军政协调的，而且虽然大的指导原则是源自党中央但具体的事务安排很多是在分权条件下由各地自己探索出来的，具有强烈的分散自组织特征。
但这种自组织又不是去中心化的。 中央始终是一个强势存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中央内部也形成了半军事化的民主集中关系。中央本身也具有强大的学习和反馈能力，一旦有优秀的地方自主组织经验， 很容易通过进入中央的总结推广而扩散到全体系。

总之，中国革命打造的特殊军政关系使得中国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动员力，很大程度上能够在缺乏先进生产力和充分经济资源的基础上广泛深度动员全社会的潜力去执行中心任务。而中国共产党的竞争对手由于不理解这一套厉害体系很容易产生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严重低估。
日本，国民党，美国，印度都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