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的主要历史任务是中国人民的自救，自救的方式是革命。然而革命自救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复杂的形势，中国革命的胜利实为走通了一条近乎不可能之路。在这里我们先分析一下中国革命自救运动的深刻困境，然后将解释中国革命之路的非同寻常之处。

革命的困境之一  近代史上的中国面临着两到三次技术革命接连掉队的问题

第一次和第二次技术革命，中国都没有跟上步伐。到了近代史的末期，以核技术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也开始涌现了。 反复落后于技术革命并导致落后度不断叠加，这使得中国的自救之路变得相当艰辛，甚至是越来越危险。

随着技术革命的迭代升级，中国面对的主要列强的相对实力越来越恐怖，这是中国革命面临的残酷局面，也是中国的革命力度和组织能力不断升级却反复重挫的一个基本原因。开始的列强主要是英法，行为主要是占一些口岸，索要一些特权和赔款以及小规模杀戮。再后来的日本野心远超英法和大量吞并领土的沙俄，甚至想侵吞大部分中国并取得了很大进展。这里固然有地缘便利，但也离不开技术发展比如下文描述的军事技术升级。再往后，正如日本在对付中国时显示出远超英法的干涉力，美苏也较之往日的日本更加强大。

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军事能力的发展。从甲午战争前的清朝到北洋军阀，从北洋军阀到国民革命军，应该说中国的军事力量是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实质性提升的。可是如果我们看一下外战的战绩情况就不容乐观了。19世纪末的时候，列强尚缺乏吞并绝大部分中国的能力（或者至少是缺乏决心，而这种决心的缺乏和他们对能力的判断也是有很大关系的）。而到了40年代初，列强中最多属于第三档次的日本已经具备了占领大部分中国人口聚居区，
控制占领区绝大多数城市并建立大量伪军的能力。 可见在中国军事能力取得至少两轮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和世界军事的差距恐怕还越拉越大。 这就是被技术革命反复甩下的残酷性。更为残酷的是，40年代末美苏接连进入核武器与导弹时代，新一轮军事技术变革到来了。

不亚于军事压力的还有体量优势和技术革命带来的美苏两超史无前例的经济输出和经济体系建设能力。 这是曾经的英法和日本比不过的。这种力量在40年代末期的马歇尔计划，50年代开始的日本经济起飞，再往后的四小龙崛起，苏联东欧经互会的建立和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稳定运行，苏联在50年代对共和国的体系性工业输出等等案例中都清楚体现了。这也意味着美苏可能都有力量军事经济双管齐下将一个或半个松散软弱的中国置于自身体系中并长期深度控制。

被技术革命反复甩下还造成了另一个严重问题：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具有高度的不平衡性。

上海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是远东超级大都市，知识分子可以容易地接触到世界前沿思想文化，而全国绝大多数地方依然是文盲遍地的赤贫封闭农村。此种内部的严重不平衡极容易导致族群内部由于阶级，文化，经济模式等差异而被纵向撕裂。 这种撕裂既容易使占大部分人口的普罗大众对能接触到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少数精英感到不信任， 也容易使少数精英主动地甚至被迫地脱离普罗大众， 而真正想要扎根群众动员群众的精英则往往不得不在文化和政治理念上开历史倒车以保证自己能接地气。一个组织要想同时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十分困难的。

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后发工业化国家在近代之所以革命不彻底不成功甚至成功之后又国势重挫，就和这种内部发展不平衡带来的严重撕裂密不可分。这是世界性的技术革命条件下的转型难题，印度中东拉美等都解决不了。

革命的困境之二  中国近代以来遭受到的外部挑战是全方位的文明冲击。

清朝人用了几十年时间逐步认识到，中国在军事、经济、科技、政治各个方向上全方位落后于西方。此种文明冲击是中国古代史上未曾面对过的，也使得中国没有办法依托丰富的治乱循环，王朝更替和同化少数族群的经验来处理此次外部文明挑战。

西方的全方位领先和不同种族性使得他们不存在被同化或者局部同化的可能。 更不用说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正是西方种族主义极为猖獗的时代，一旦中国持续虚弱下去西方对中国的侵略是没有底线的，印度的被全面殖民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警告。 而印度的情况还只是反映了19世纪西方列强的进攻性， 到了20世纪纳粹已经发展到了有理论有计划有系统地全面工业化种族大屠杀的地步。

而在西方的强烈刺激下短期内自救成功的日本也爆发出了变本加厉的残暴， 全然没有因为与中国近文同种而手下留情。 在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还一度被黄种人的胜利所鼓舞， 但日本在侵占东北后十几年内的政策已经表明了，即使中国愿意将自身融入日本主导的黄种人东亚秩序， 中国的民众无论是精英还是普罗大众在日本治下的前景都将弱于过往的汉人在满清之下的前景。原因是很明显的，后发国身份和本土资源匮乏的现实使日本走上了利用民族主义深度动员本族基层进行扩张的道路， 此种民族主义深度动员使得日本人很难接受向中国让渡利益，而政治体制的落后所致的下克上风潮更是进一步严重限制了日本统治阶层统战中国的能力。

早在20世纪初， 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已经陷入了全面丧失自信和慌乱的状态。著名的保国保教保种的讨论就深刻反映了他们的高度焦虑。在高度焦虑之下，各种稀奇古怪离经叛道的思路都涌现了出来， 即使像鲁迅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也一度鼓吹要让汉字消亡。在高度焦虑之下，中国的精英阶层很容易出现两种严重的心理问题，要么完全陷入投机主义，要么走入另一极端而被刻上某种来自（广义的）西方的思想钢印。中国近代史上，投机主义者不断背叛革命，钢印族则多次令革命遭受无谓损失。中国人不仅被打垮了，而且被打懵了。

革命的困境之三  中国革命面临十分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

近代史期间世界局势纷繁复杂，列强的命运也是跌宕起伏。尤其是从八国联军到朝鲜战争这五十年的博弈格局高度混沌。

参与八国联军的英法德奥俄意日美八国，在1945年后除了美苏（俄）两国之外其他六国的地位都遭受重创，甚至有的不复存在。而苏俄在期间也遭受了数次极为沉重的打击。

在这种高度混沌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革命自救的道路始终弥漫在迷雾之中。

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主要是两方面。

第一方面，由于列强很多很强，中国自救的历程势必包含着从国外借力，而从什么国家那里借力以及如何借力就变成了很难准确判断的事情。

一度能够大体协调好列强关系维护自身统治的慈禧政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把局势给搞崩溃了。后来多路军阀试图利用列强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和安全，玩失手的也非常多，从袁世凯到张作霖都是如此。孙中山从英美、日本各方向都试图获得助力，但一直没有获得成功。到了他晚年从苏俄获取助力的路看起来颇有前途，但很快就人亡政息。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派系长期依赖美国资源在国内进行他们认为正确的自救道路。但在熬成了二战胜利者之后也在迅速发展的美苏冷战格局中进退失据，最后不仅没有协调好和苏联的关键性关系，也出人意料地在关键时候没有得到美国的及时有力支援。中国共产党在借助外国力量的过程中，更是众所周知地遭受过严重的挫折。
看上去很有希望的苏维埃国很大程度上由于苏联势力错误干涉而遭受灭顶之灾。

另一方面，国际局势的混沌化也导致了中国如何学习以及学习何种外国经验变成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中国人民自救运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深度使用外国思想资源，这从太平天国运动就开始了。在中国近代以来，学西欧，学日本，学苏联，学美国的思潮都各自拥有很多的支持者，甚至30年代还一度有想模仿纳粹的意愿。学习路线太多，本身就分散了中国革命组织和动员的力量，并容易造成反复的革命者内部自相残杀。

革命的困境之四  中国近代以来出现了生存资源严重稀缺的问题。

在清朝后期中国人口就已经突破4亿，这是历朝历代从未出现过的情况。到建国初人口已突破5亿。根据统计数据，中国大量关乎基本民生的核心物资产品的人均产量在建国初已经排在了全世界末尾。此种局面似乎也是历朝历代所未有。

事实上，组织力超强的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仍然常年面临粮食非常紧张的情况就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中国历朝历代一旦大一统政权实现国内统一和平往往便能快速进入国内经济和资源矛盾大为缓解的红利期，而且生活水平能够明显超出周边地区。但近代中国是不同的。历代政权能做到这一点，和战乱中人口大量减少，和平环境下可以大量开辟新的土地以及中国本来就是经济及技术高地等等有关系。但近代中国面临的情况是，即使在战乱状态下人口依然居高不下甚至慢速增长，而适宜开发地区基本被占据殆尽或者面临严重生态破坏和烈性高频度自然灾害。这就导致既存在大量人口预期寿命很低的悲惨状况，又依然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资源高度稀缺，甚至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会加重第二个问题的负担。

在自身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和技术低洼地区的中国难以抵御外国资源的诱惑。中国近代以来出现了深度依赖外国资源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历朝历代改朝换代之时未曾面临的局面。

首先是中国的武器严重依赖外国。中国缺乏制造哪怕比先进武器落后两代的武器的能力。这种至少三级的武器代差使得列强很容易下决心武装中国军队。在反复的内战中，谁能够先于对方拿到外国武器，谁就能在军备上获得具有代差的优势。第二是中国在财政上陷入了深度依赖外国资源的地步。这是从清朝末期就开始的。这在大大改善了晚清财政状态的情况下，也使得中国从此极难摆脱外国人对中国经济的深度介入。

蒋介石政权就是深度依赖外国资源的一个例子，这既是他的强处亦是他的软肋。另一方面， 最终获得胜利的共产党也没有办法摆脱前期对苏联资源的深度依赖以及之后的一定程度的依赖。

这些问题的并存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深层矛盾。新兴力量即使能够在某一地区获得一段时间的相对稳定以从事建设积累实力，

也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生存资源和军事资源稀缺的问题，同时还要面临巨大外部军事压力。而一味地将军事问题摆在第一位也是非常危险的，仅仅是自身的维系都可能摇摇欲坠，蒋介石集团的后期命运即为明证。

想发育好自身再打出去是不行的，想靠扩张解决经济问题是不行的，想依赖外国经济资源则是后患无穷的。如何平衡协调建设与扩张，经济与军事，短期压力与长期压力，内部开发挖潜与寻求外部资源，这是对组织者能力的全面挑战。

革命的困境之五   中国的革命自救运动面临着深刻难解的族群问题和领土问题。

清朝本身就是一个多族群多体制的多元统治体系，在清朝统治崩溃之后有大量少数民族聚居的半数领土面临着长期分裂乃至无可挽回的风险。 甚至连汉族比例很高的东北后来都出现了伪满洲国这样的分裂政权。 而汉地在清朝体系崩溃之后则陷入了深度的碎片化，各路军阀往往依赖地域资源进行动员，核心小圈子经常搞同乡化以提高信任度。

此种有深厚地域背景的博弈和边疆的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 再加上列强的干预以及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自觉意识， 使得中国的大一统希望看上去越来越渺茫。 作为比较，我们注意到事实上同时代的其他亚欧多民族大国也都出现了大分裂（英法殖民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沙皇俄国，英属印度）或者留下极大分裂隐患（苏联）。

另一方面，在近代革命动员中不诉诸于民族主义是愚蠢的严重自我设限。于是如何既动员民族主义又避免民族主义反噬就是革命者的一个重要课题。这一点是辛亥革命时期精英就十分重视的问题，在利用强烈反满情绪鼓动反清活动的背景下他们又提出“五族共和”来试图维系清朝版图。然而这对于连汉族共和都做不到并且在自身实控区都制造了严重民族对立的民国而言实在是太奢侈了。
边疆地区事实上长期处于中央政府不能有效管理的状态，情况比晚清还要严峻。

长期不能有效治理边疆地区的另一恶果就是累积了大量复杂的领土问题。到了共和国成立之时，从东北到新疆，从西藏到南疆，从台湾到南海，万里陆海前沿遍布领土争议问题和大国势力范围划分问题。

朝鲜半岛和东北方向被迫陷入美苏大棋局，新疆有强烈的长期分裂趋势，外蒙已经分裂从而内蒙形势亦有微妙，西藏依然深度依赖于印度的经济后勤而印度已经是新生的野心勃勃的大国，东南亚方向尚未解决殖民地问题更不用说殖民者身后的划界问题，台湾是前政权的盘踞之地，南海显然力不能及但放眼长远也绝不可置之不顾，东海黄海和南海之间的海运很大程度上不能顺利进行。。。参与博弈的国家和政权众多，而且很多都是根本无法放过和中国激烈博弈的，因为这涉及他们的基本国家安全（比如新疆，蒙古和东北之于苏联以及西藏之于印度）。

这些问题通常被认为是共和国面临的问题， 但这很大程度上是解放战争快速结束的后果。如果此次内战没有很快分出胜负，那么上述问题中的很多依然存在，其中一些会更加严重。在之前的中国革命历程中，由于更严重的问题太多，很多上述问题还没有成为革命者的中心关注议题，而一旦中国革命自救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比如有效整合关内），则此类问题立刻无法回避并且必定和族群问题裹挟在一起。也就是说，中国革命即使能走向胜利也会在胜利关头遭遇严重外部干涉的巨大风险，这其实也是很多后发国家自强自救运动受挫的关键。

现实中，近代末期中国卷入了朝鲜半岛战争并在此画上近代革命救亡运动的句号。而如果从1945年的形势看，有外国介入的东北战争，蒙古战争，新疆战争，西藏战争和南疆战争都已经在酝酿之中，而且都有可能诱发国内严重民族冲突造成长期民族仇恨。如果中国革命没有快速取得胜利，这些战争和族群创伤大概就会深度介入中国人民已经拖得太久太久的革命救亡运动中。

革命的困境之六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自救遭受过反复的惨败

中国人尝试了非常多的自救之路，包括土洋结合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洋务运动，最原教旨的义和团，清末新政，袁世凯复辟帝制（是的，在他看来这也是自救的方式），西方议会制，民间的联省自治，民族主义同苏俄组织术结合（孙中山晚期路线），利用军阀割据裂缝实行马克思主义同发动农民相结合建立地方政权（苏维埃国路线），依托英美势力控制经济发达地区并逐步利用军阀斗争而扩张基本盘（蒋介石的路线）。这些探索都遭受到了惨重的失败或者至少是极为沉重的挫折。 尤其是最后两条路线的标志性失利之后（江西苏维埃国终结并且只有极少比例红军从长征中幸存以及蒋介石政权被日本人赶入四川苟延残喘）， 中国似乎已经耗尽了政治路线的想象力。

国外的经验都学了，中国的传统手段也挖掘殆尽，老祖宗的文化根咱们也愿意刨了，甚至国外经验和中国实践也结合了，
还能怎么办？ 对日本人正面战场打不过，敌后战场不知道要熬到何时。
好像只剩下等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后见风使舵地接受一个与巨量人口广袤国土悠久历史和辉煌文明不相称的命运。

其他文明在近代以来也试过很多革命路线， 但就试错路线之丰富和失败之惨烈频繁而言，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其他的文明在反复惨败程度尚远不及中国的情况下， 就很大程度上已经耗尽了社会自救力而陷入了长期看不到出路的状态或者被迫退而求其次接受半成功半失败的结局。

革命的困境之七   近代中国面临要不要坚决革命到底的艰难抉择

其实接受一种半成功半失败的革命不彻底的结局对近代以来遭受反复惨败的中国人民来说是颇有诱惑性的一个选择，尤其是在1945年这个时间节点。平心而论，国共厮杀已经一代人时间，双方领导年纪都不小了，谁也没灭掉对方，眼下也都有不少地盘和人口了。
中国刚刚从损失惨重的抗日战争中熬过来，百废待兴，和平谈判和平建国是政治上众望所归之事。
后来获胜的共产党当时是支持联合政府的，也并没有很强的信心能够在军事上掀翻国民党的统治。然而我们不难想到，如果没有1946-1953一系列的历史性军事胜利，如果留下来的是一个奇特的政治缝合政府，那中国失掉的将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一旦放弃联合政府却又不能快速分出胜负，那么美苏两超划分势力范围的前景基本上就不可避免了。

时钟回拨十八年，1927年北伐取得巨大成果后的国民革命军面临着重大选择。最富庶的东南沿海已经拿下，和英美媾和是可能的，剩下的军阀应该不是国民革命军的对手，虽然搞定还需要些时间。要不要把大革命继续下去呢？如果继续下去，动员起来的工农势必要求分配体系的变革，而这会对军官团产生多大的冲击？新的分配体系要多久才能建立？甚至能建立起来吗？除了苏联又有哪一家能让庶民起来夺了权呢?
要不要和美英斗争？斗得过吗？和美英斗了那岂不是让更加包藏祸心的日本得利了呢？是不是让苏联得利了呢？如果选择了继续大革命，前路必然是漫长而艰辛的，仍然完全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失败。历史上的蒋介石选择了背叛革命，但其治下的中国又是何等让人失望啊。

时钟再回拨十五年，辛亥革命后中国也面临着要革命到什么地步的选择。晚清以来积贫积弱已经大半个世纪，现在掀翻了腐朽的清王朝，是不是应该认为革命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应该重点放在建设上了呢？就连孙中山似乎都一度表现得愿意接受这一前景了。当然了，我们知道后来是一波接一波的新革命浪潮，而中国在长期内战和社会动荡中滑向了难以“攘外”并一发不可收拾直至大半山河沦陷。可是另一方面，辛亥之后建立一个妥协政府不搞进一步的革命更不搞高烈度的大革命难道就是正道吗？没有经过大革命启蒙和动员的中国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呢？其实亚非拉很多国家已经提供了大量的范本， 我想没有一个体量五千万以上的国家道路是大家愿意选择的吧。

时钟再往回拨， 来到清末戊戌变法之时。戊戌变法是失败了并大大加剧了中国的困境。可是难道变法成功就是好事吗？中国成为一个比俄日晚了一代人以上的后后发君主制变法国家，以少数族裔皇室统治绝对多数的主体民族，勇闯早已被瓜分完毕连德国都上不了车的西方主导下世界， 经历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狂猛兴起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参与工业国总体战搏杀一战二战大博弈，这样的道路有多大可能走成功呢？

上面反复说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搞革命到底，则有相当大风险陷入长期内战从而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进一步严重落伍，亦有可能与强大的帝国主义迎头相撞；不搞革命到底，则是拖着朽气横生的泥足巨人之躯继续混下去，前途依然阴暗。

革命自救的反复惨败刺激和是否革命到底的反复抉择， 这是中国近代革命者们面临的非同寻常的长期意志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