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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麦克·布洛维:我们正处于第三波商品化浪潮之中

[转]麦克·布洛维:我们正处于第三波商品化浪潮之中

. 35 min read

原文链接:http://cnpolitics.org/2019/01/three-wave-of-marketization/

希望这篇文章能帮助你更好的认识世界。

以下原文:


按:几年前,我们还在为“占领华尔街”、“阿拉伯之春”等运动而欢呼,而不到十年时间,我们就迎来了右翼民粹所推动的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巴西博索纳罗的上台,这在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麦克·布洛维看来,也是社会学在近十年来备受折磨的“躁郁症”。近日,布洛维受邀来到浙江大学访问,发表题为《社会学的未来》的演讲。在演讲中,布洛维通过对卡尔·波兰尼理论的重建,来解释“躁郁症”的成因,提出每一次资本主义的市场扩张,都会迎来相应的反向运动,这种反向运动可能是进步的,也可能是保守的、极右翼的。波兰尼最担忧的并不是市场的扩张,而是市场扩张所引发的反向运动。持续19世纪的第一波资本主义市场扩张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其巅峰,迎来了欧文主义运动、工会运动、合作运动等反向运动,从中发展出了从商品化中保护劳动的工会。而第二波资本主义市场扩张开启于20世纪初,到了1933年,随着金本位制、国际贸易管制的废除所到来的,是一场呈现为政治制度形式的反向运动,如罗斯福新政,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持续整个二战,直到1974年的石油危机,而我们如今正处在1970年代所开启的第三波市场扩张之中,这波商品化席卷全球。所以,在布洛维看来,如果我们能等到一场反向运动的出现,它也一定是全球性的,但是,布洛维提醒我们,这个反市场运动也很可能是一个具有威权特质的、对我们都没有好处的运动。本文是根据2018年12月20日布洛维在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演讲整理而成,屠乐天、渊文芊整理,吴桐雨、郦菁校对,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以飨读者。

麦克·布洛维/作者

一、批判社会学

我今日演讲的主题是“社会学的未来”,因为我认为社会学的未来在中国。我会先介绍一下社会学理论,特别是波兰尼,以及他的理论与今日之世界有何相关。我会用一个虚拟的故事来说明他的理论。

首先,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大家知道,由于美国有大笔的资源来资助、传播社会学研究,所以如今的社会学有很大一部分都来自美国。也有很多人把美国看成社会学的中心,赴美攻读社会学博士。而且要是想在中国某个著名的社会学系谋得教职,人们也多半得留洋求学,美国往往就成了最佳选择。

我们得对上述现象多加留意。因为在我看来,我们传统上称之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美国社会学研究实际上是相当局限的,毕竟它关注的只是美国,而美国其实特别得很——我是个英国人,我对美国的特殊性深有体会。但美国社会学把自己的国家呈现为普遍的,把自己也呈现为普遍的。

当然,世界各地的学者也在质疑美国社会学的普遍性:他们创造了“南方社会学”这一概念来反对西方的、“北方的”社会学,引进本土社会学来反对美国或者西方社会学的“暴政”,还有各式各样的国别社会学——但它们都同样是局限的、是对美国社会学主导地位的一种抵抗。在我看来,不管它是南北社会学之辨,还是美国社会学与其他国别社会学之争,虚构的普遍主义只会引发片面的特殊主义,我们必须超越这种二元论,达成我所说的“批判社会学”。

所谓批判社会学,一共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要强调社会理论的重要性,是我为现在处境不佳的社会理论所做的辩护。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我们生活的现实而具体的世界,但这也意味着我们有时会迷失在经验数据的海洋之中。而社会理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能够指导我们,为我们提供框架来理解经验世界,从而避免迷失其中——它就好比我们观察世界的镜片:我一把眼镜摘下来,在座的大家看起来就成了模糊的一团;而我戴上眼镜,用理论观察世界的时候,周遭世界就又清晰了起来。对于经验研究来说,理论不可或缺。进一步来说,我们也可能在研究的过程中太过嵌入于我们自己的研究对象,而理论可以在我们和研究对象之间创造距离感,让我们客观地看待它。所以总的来说,正是因为社会学是一门经验科学,理论才如此重要。

批判社会学的第二点在于,社会学必须清楚自己能存在的条件,也就是说,社会学必须要以社会学的方式来看待社会学自身。而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社会学首先应立足于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个颇有争议的概念,我所理解的公民社会意味着组织、机构与社会运动,它们既不属于国家领域,也不属于经济领域,而是属于某种“第三领域”。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公民社会率先在西欧发展起来,但它如今在许多地方都处境堪忧。而在公民社会处境堪忧的地方,社会学的处境也不容乐观。所以,这就是我要强调的第二点,即我们必须清楚我们自己存在的条件,我们与政治学家、经济学家都不一样。经济学家的立足点是经济领域,他们称其为“立足于市场”,虽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一立足点持批判态度,但它仍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选择。而政治学家的立足点是国家的权力,社会学家的立足点便是“第三领域”,也就是公民社会了。这一点我在演讲最后还会提到。总之,上述内容就是批判社会学的第二部分:要有反思性,要清楚我们是谁、我们代表着什么,也要意识到我们的可能性和存在的条件,我稍后还会说到,这些条件既存在于公民社会之中,也在大学里。

而批判社会学的第三个特征在于方法论。如今,我们需要将地方性的生活经验延伸到国家的乃至世界的维度,得能在地方、国家、世界这三个不同的层级之间游走。这无疑是个相当棘手的任务,我稍后会展开来谈。而正如我刚才所说,离开了社会理论,我们甚至都无法构想地方、国家与世界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

在我看来,近十年的社会学正饱受“躁郁症”的折磨。如果我在2011年,也就是七年前来办这场讲座,它的内容会相当不同:我可能会讲讲全世界正在发生的进步的、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它们都着实令人惊叹。大家应该对其中的一些有所耳闻,比如说始于纽约的一系列“占领运动”(occupy movement)。2014年,我去了拉丁美洲,那里的占领运动主要是在抗议社会不平等,也就是所谓“1%的统治”,这1%都是最有权力、最富裕的人。当时发生的还有南欧的“愤怒者”运动(或者说是反紧缩运动,主要是西班牙)、阿拉伯之春,还有许多发生在中国、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土地抗争运动。这些进步的社会运动都发生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但也都有所关联。然而,它们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而且我们现在正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反动运动,从2011年的狂热时刻降落到了今天这个有些令人沮丧的局面。世界各地都在发生自上而下的反动运动,比如东欧的匈牙利和波兰、西欧的意大利,或许还要算上法国和英国。今天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反动运动尤其瞩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里曾发生了我们说的“粉色浪潮”,即一系列社会运动和选举社会主义(electoral socialism)——然而到了现在,右翼反动运动再次登台,拉丁美洲又退了回去。更不用说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正在经历的这个沮丧而诡异的右翼时刻。

二、卡尔·波兰尼、市场扩张与反向运动


卡尔·波兰尼

上述就是我所说的“躁郁症”了。但我们得知道,社会学家不能也跟着躁狂-抑郁,我们不能只是随着社会运动的起伏,一会儿乐观,一会儿悲观。我们得在在这个世界上站稳,去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在乐观和悲观、左翼和右翼之间摇摆,退后一步来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迫切需要社会理论!

那么,我们如何解释从躁狂到抑郁的转换呢?在许多可能的解释路径之中,我想重点讲述的,是与卡尔•波兰尼这位理论家相关的理论流派。波兰尼看起来像是一个很抑郁的人;他关注的事情之一,是20世纪30年代正在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波兰尼生于1886年,于1964年逝世,曾是奥匈帝国时期的一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也被西方社会学认为是一位经典的社会学家。波兰尼的学说开启了经济社会学的很多重大转型。

他所对抗的,是20世纪20年代由哈耶克、米塞斯等学者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波兰尼认为,基于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理念是个危险的乌托邦。事实上,那些新古典经济学家恰好认为共产主义才是一种乌托邦。我们先不去讨论共产主义和乌托邦的问题,我要强调的是,波兰尼早在1944年写作《大转型》之前,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有批判市场的取向了,而他的论述基本上都关乎市场的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危险。概括而言,波兰尼认为市场的过度扩张很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反作用,这也是我接下来讲《大转型》的时候会讲到的内容,这本书成书于1944年他在美国的时期。波兰尼成长于书香世家,他出生于维也纳,早年迁居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并对发生于1919年到1920年的“早期共产主义式”匈牙利革命抱持批判态度。随后,波兰尼移居维也纳,1933年纳粹主义兴起后,他又离开维也纳前往英国,他在英国待遇不佳,仅谋得一份边缘化的成人教育教职。接下来,波兰尼于1942-43年前后来到了美国本宁顿学院,并在此写作了《大转型》一书。但在我看来,直到如今,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的市场化转向,全世界都面临着市场扩张、新自由主义理念扩张、市场原教旨主义扎根,波兰尼的思考、研究方法和理论才变得愈发的有趣并切近我们生活的世界。而我认为,波兰尼可以解释社会学的躁郁症。

《大转型》有三个主题。首先,如果市场过度扩张,社会就会受到威胁,从而引发或是进步的、或是威权性质的反弹。波兰尼认为,推动贸易、交易而又不对其加以规范,就会威胁到社会织体本身。这种情况往往会引发必然的反弹,乐观来说,反弹可能是开明进步的、促进自由的,但悲观来看,这种反弹也有可能会降低自由。波兰尼特别担忧的就是后一种情况,即降低自由的反弹,我们等下还会再提到它。

《大转型》的第二个主题是,它分析了市场自18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中,再到20世纪中叶的扩张。这是一波相当持久的市场化浪潮,我们在20世纪30年代见证了它相应的反弹(即社会保护运动,或市场化的反向运动)。在波兰尼看来,这一反弹是国家主导的,比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以及苏联的斯大林主义。所以,大家在我的演讲过程中要记得,尽管波兰尼的确提到过非洲的殖民主义,但他的关注重点还是在西方社会,我们得想想他的理论是不是只适用于西方。我个人当然认为他的理论也能用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但你们也可以质疑我的假设。这就是这波持久的市场化浪潮,而它的起点首先是在英国。

第三点是,从波兰尼的作品中涌现出了批判性的全球社会学,它在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中应运而生。且重要的是,波兰尼是以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视角、而非以资本剥削劳动者的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的,而商品化意味着扩大交易。

上述就是《大转型》的三个主要观点。波兰尼主要谈论的是发生在英国的劳动市场扩张,他讲述了劳动如何成为了一种未加管制的商品,我们不受管制地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来挣取工资。波兰尼认为,这段时期是劳动市场的扩张,随后,他提到货币市场的扩张;而到了1933年,随着金本位制、国际贸易管制的废除所到来的,是一场反向运动,如我此前所说,这场反向运动采用了某些形式的政体,比如罗斯福新政、斯堪的纳维亚的社会民主主义、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以及斯大林主义。有趣的是,考虑到于列宁1924年逝世后开展的新经济运动,波兰尼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经济是主要靠市场来驱动的。在他看来,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含有市场经济的元素,而斯大林主义下的集体化与五年计划才真正开始管制,乃至压制市场,而且是以相当暴力的方式进行的。


这就是《大转型》了。但很多人没能意识到,在大转型中,波兰尼最关心的并不是市场的扩张,而是市场扩张所引发的反向运动。

波兰尼认为,人性还不至于愚蠢到再次踏入市场原教旨主义阶段,他认为市场化背后的动力是政治经济学家,尤其新古典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既然它的结果如此糟糕,肯定不会再出现一次了。不幸的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还是再现了。新的一波市场化浪潮就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也是此浪潮中的一员——这波浪潮席卷全球。波兰尼没能预测到市场化的回潮,所以他的理论在这方面有所缺陷。进一步说,如果已经发生了两波市场化,谁能说不会有第三波呢?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波兰尼自己的历史叙述,其实里面已经有了三波市场化、三波市场扩张、三波商品化。基本来说,第一波市场化发生于19世纪,第二波在20世纪初,第三波就是上个世纪70年代了。我认为,我们如今仍处在市场扩张的阶段之中,或许伴随着几个缓慢而微弱的反弹,但总体趋势仍然是市场扩张。而在我看来,如今唯一可能的、实质的反向运动,必将是全球性的。

那么波兰尼错在哪里?他错在没能采取,乃至相当抗拒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他采纳了商品化的观点(马克思早期观点),却没有采纳剥削与资本积累这一(成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波兰尼没有发觉,资本主义有其特有的动力学,而且资本主义会滋生诸如过度生产危机、利润率危机这样的危机,而市场恰恰是这些危机的解决方案。当生产过度时,解决方案通常是开发更多的人们可以消费的地方;这也是殖民主义的驱动力,即为西方不断扩张的经济创造市场。在我看来,这些市场化浪潮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属性之中的。它是资本主义的逻辑,而非仅是意识形态的逻辑。所以,市场化浪潮反复发生并不意外,毕竟我们在一次次地系统地释放危机。

接下来我要指出,这些市场化浪潮在一开始是相对地方化的,随后变得全国化,最后变得全球化。而我们需要研究的反向运动也要同这些尺度相符。下面这张图片是一个大的推测,我在其中重构了波兰尼叙述的历史。首先发生的,是(第一波)市场化导致了对于劳动力的商品化。对波兰尼来说,1834年的英格兰很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因为当时的劳工毫无保护,如果劳工在城市中失业,他就不得不进入监狱一般的济贫院。当时也没有福利支持,是劳动力商品化最彻底的时刻。随后到来的,便是一波反对这种处境的社会运动,比如欧文主义运动、工会运动、合作运动,从中发展出了从商品化中保护劳动的工会。这样一来,商品化就处于受管制的状态下了。

作为反向运动高潮的一战结束了第一波市场化,并开启了第二波市场扩张浪潮。这一波浪潮包括了金融资本,它的反向运动从1933年开始(当时市场化程度最高),持续整个“二战”以及之后的时期,直到1974年的石油危机达到最高点。而我们如今正处在1970年代中后期所开启的第三波市场化浪潮之中。

接下来的问题是现在我们将去向何方。1989年,国家社会主义在东欧解体;1991年,国家社会主义在苏联崩溃。这些事件给了市场化新的动力,它们似乎显示出国家控制的经济是没有办法运作的。2008年发生了一场完全可以称之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在美国,人们选择让奥巴马政府上台,以为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罗斯福新政”(the New New Deal),对市场的扩张做出反应,并发展出新的调控方式。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看到奥巴马不仅没有停止市场的扩张,实际上他支持了那些推广市场制度的银行。


所以我们看到市场化还在继续。那么这一过程会持续到所谓的“生态灾难”出现的那一天吗?这是个重要的问题。那么,是否、以及什么地方会出现反向运动?我的观点是,当反向运动出现,它一定是全球性的。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反向运动会被策划和发展出来,但是,它可能是一个具有威权特质的运动。你们能想象一个全球性的国家,类似法西斯的性质吗?这个局面很可能是反动性的,正如反向运动也可能走向进步性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警惕,即便会出现一个反市场的运动,它也不一定是一个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运动。不过,不管怎么说,如果我们足够幸运,我们还是会等到一个反向运动的。

三、虚假商品:劳动、自然、货币与知识

我想我们没办法讨论大多数人认为的我们将步入的这场环境灾难的本质,我只是指出会出现某种意义上的反向运动,但是我确信不久之后市场化还会愉快地持续下去,或者不那么愉快。总之,以上是我对波兰尼理论的重建,并对于我们将去向何处这一重要问题的讨论。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处在今日资本主义发展中心的发动机,所以讨论这个国家将发生什么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怎么理解这些反向运动?当反对市场化的运动发生时,我们怎么理解它们?波兰尼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观点,亟待社会学家进一步发展,即“虚假商品”(ficticious commodity)。

我来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概念。对于波兰尼来说,虚假商品意味着,某种生产要素,当它被商品化时,它就失去了自己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某些东西你一旦让它成为商品,它就失去了价值,或者变得对社会有害。第一个例子是,劳动。他认为,劳动完完全全,从来没有主动要把自己变成商品用于交换。劳动应该是一个人们参与并在其中充分发挥个人能力的事情,这不是用于交换的东西。不过我个人并不喜欢这个例子,因为没人知道劳动究竟可以是什么,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我认为这样解释劳动的虚假商品化更好:当人们把劳动变成商品,用于不受管制的交换,劳动力会被破坏。因为工人把劳动卖给资本家,而资本家可以自己决定付给工人的薪水,于是他就不停地降低报酬,直到工人没有办法再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他(她)们最终失去了使用价值。所以说,在不受任何调控与管制的情况下,资本家会把劳动的价格降到一个没法维持的低水平,从而破坏对于资本家而言所必需的劳动力。

另一个例子是自然,我们对自然的利用。当我们把土地商品化时,我们可以购买或出售土地,波兰尼认为它失去了使用价值,因为它失去维持人类生存的能力了。我们需要土地产出农作物,而它商品化之后,人们暗中破坏了它的能力。在今天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重大问题的水资源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要商品化水资源吗?把水私有化,留在个别买卖水资源的人手中,然后暗中破坏很多社会赖以生存的能力?我们也许还想谈谈空气,大气环境。现在我们已经在用市场方式来决定谁有权污染,而谁不可以污染。波兰尼会认为这会导致人类生存的致命问题。

第三个例子是货币。钱可以生钱。使交换成为一件可能的事,这是金钱的原本意图。我可以用我口袋里的美元和人民币去买东西。但是当钱变成了赚钱、获利的工具,那么它作为交换媒介的用处就出现了问题。我们之后再讨论这一点。以上是波兰尼提出的虚假商品。通过这个概念他想说,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商品化的。

我要指出,还有第四种虚假商品波兰尼没有提出:知识。我认为知识应该是所有人共享的东西,而且在今天这一诉求格外迫切,因为我们需要通过知识来寻找解决市场过度扩张问题的工具,以及应对劳动、自然和货币被商品化的对策。我们需要知识来解决人类面对的问题,但如果知识被商品化了,被用来买卖了,这意味着只有那些掌握了经济资源的人,才有能力塑造知识。他们会把知识塑造成符合他们利益的样子,而非符合全人类的利益。所以说,知识是第四种虚假商品。

问题是波兰尼没有给出解决之道,正如我前面说的,他没有很完善地发展这个理论。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看到四种虚假商品间的关系,因为当我们在大学、在研究机构里生产知识的时候,在我们发展出算法、平台资本主义等观念的时候,它们会影响到劳动、自然和货币。我们生产知识的方式会影响到我们参与劳动、自然与货币商品化过程的方式。

还有一件事波兰尼没有提及。当我们商品化某种东西,我们主要是在使它与自己的社会环境分离,把它变成一个可交易的物品。比方说,我想商品化我的右肺,那么我需要把它从我身体里取出来,这必然是很暴力的。正如器官交易是对人体的暴力行为,当我们把劳动从劳动者生活的社群里抽出来,使他变得可以交易,这也是一种暴力。商品化所内生的暴力过程,这是波兰尼没有充分分析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虚拟”的故事上。假设有一个国家,有很多农村人口,其中的男人进入了城市,成为建筑业工人,并建造了这些令人目眩的高楼大厦,女人们则被留在农村。因为家庭被留在农村,这些男人实际上被给付了较低水平的报酬。并且,他们不能留在城里,他们必须回到农村,这是因为这里有一种称之为“户口”的系统。这实际上让人不可能移居到城市并在此定居。那么,这些劳动是商品化的劳动吗?实际上,这是一种半商品化的劳动。真正商品化了的劳动,在工人们来到城市,他们会失去所有支持;但在这个例子里,他们依然有一些来自农村的支持,所以我定义它为:半商品化。

但是第二个步骤是,土地被征用,然后农业没有办法自我维系了。这说明地方政府与地产商联合,给了后者征用土地的可能性,然后创造出这些城市。接下来就出现了空城、鬼城,这些城市建造在被征用的土地上。土地被征用,并以城市建筑取而代之,这意味着土地被商品化了,那么生活在土地上的劳动者们怎么样了呢?很多人成为了城市的“边缘”群体,他们被迫迁入城市,生活在相互分割的社群里,只有最低程度的社会保护。另外很少一部分人成为了农村企业家,依赖买卖农产品生存。所以这是土地和劳动的同时商品化。劳动者被推向了城市,土地变得可以交易,且通常以一种不加调控的方式。

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没有谈货币。土地已经没有了,接下来就是金融资本了。金融资本,无论是以银行还是地产的形式,才是谋划和组织这一新经济体的核心。金融资本就是用钱赚钱、用钱再赚钱,所以这是货币的商品化。这些金融资本放贷给地方政府,从而使得地方政府能够再拨款给地方建房。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这个故事的结束,或者说是另一个真正的开始,是知识。我们先从“信息”说起。谁在控制信息?谁将取代金融资本?答案是,阿里巴巴。阿里巴巴现在操控、组织着商品市场扩张中的信息。最终它将控制所有的(社会)关系。我们看到阿里巴巴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比亚马逊、沃尔玛、eBay加起来还要大。它在超过200个国家中经营。那么其(权力和力量)来自哪里?来自于算法,来自运营平台。那这些算法和平台又从哪里来?学术系统。学术系统生产的知识正在被资本占有,使它们把触角伸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们都在参与这一过程。但是我们热爱阿里巴巴。这就是阿里巴巴的力量,我们热爱它因为它塑造了我们的生活,离开它们我们已经无法生存。我们被诱导,参与其中,它们成为我们生活里重要的部分。那么谁在这之中赚到了巨量的金钱?阿里巴巴,谷歌,亚马逊……同时,我们还传递了大量的信息,来促进它们的利益,而且形塑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

上面就是商品化的过程。它还在不断扩展。

我们已经讨论了四种虚假商品。劳动,若被不加调控地商品化,会导致(社会)动荡。很多研究讨论劳工问题带来的动荡危机,这是因为劳工处在一种不确定的、没有保护的环境中,因为其社会基础已经丧失。自然,我们已经毁灭了它;货币,正在带我们走向巨额负债。还有知识,变成了私有的东西。诚然,知识在大学里被生产出来;我们关注中国的一个理由正是因为这里的大学仍然是一种公共机构。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大学越来越私有化了,这意味着整个结构被改变:学生们要缴纳高额的费用,而管理者们用他们的时间,通过搞研究、搞调查赚钱,从一切可能的地方赚钱。这使大学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知识的私有化实际上使知识被用于进一步扩张资本主义,通过阿里巴巴、微信、Facebook,把日常生活的每一刻都商品化了:我们在生产能变成别人的钱的信息。这正是Shoshana Zuboff,一个哈佛商学院的、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学家,称之为“监视资本主义”的概念。当然,监视资本主义有很多运作的方式,它可能通过数字世界运作,也可能通过直接的管理、监视“身体”来运作。但是大部分都在我们背后悄悄进行。我们玩游戏、享受闲暇、和别人交谈,都在为这种监视资本主义制造信息。波兰尼想象不到今天的局面。

四、社会学的未来

最后,我们说回社会学的未来。理论,作为我们讨论“批判社会学”的第一点,我今天选择了波兰尼,还有很多别的选择,这是个人偏好,虽然他是最有远见、最有趣的社会学家之一。波兰尼看到了市场化的第一波浪潮,而我看到了三波,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第三波浪潮之中。而这波浪潮必然要经历一次全球性的运动,正因为货币的商品化是全球性的,劳动的商品化是全球性的,自然的商品化是全球性的,所以反向运动也必须是全球性的。所以我们提到的那些反动的政体,不管发生在何处,它们都是“政体”而已,不能够解决全球性的问题。他们被狭隘的国家利益所限定了,实际上阻碍了(真正的)全球性反向运动的发展。

另外我提出,在波兰尼的三种虚假商品之外,增加第四种,知识。知识形塑了另外三者,而且正引导我们走向尚待进一步研究的资本主义的新形式。

我认为我们还需要具有反思性,这是我的第二个观点。我们必须思考社会学是怎么被生产的,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社会学”,我们要理解社会学生产的状态和环境,我们必须理解大学或其他生产社会学的地方,尤其是在中国。在很多例子里,理解社会学的局限性和生产它的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同样还需要思考社会学的影响力,社会学参与现实世界的方式。我们不能只看到大学的变化,还有我称之为“公共领域”的变化。新社交媒体在改变“公共领域”。今天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他每天发5次推特,他就像一个政党,通过推特就地把民众组织了起来。这是一种重要的变化,因为社交媒体做的,正是把志趣相投、想法一致的人们连接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超越已经割裂的社区和分而治之的警察系统就越来越难了。

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面对,但是对社会学家和其他关注公民社会困境的人来说,用微信组织起与资本主义的形式相竞争的社会运动也是有可能的。但这要经过非常艰难的努力。总之,第一个项目是研究大学,另一个是研究公共领域在发生什么变化。怎么理解这些变化,怎么理解社会学传播中呈现出来的挑战。

当然我们还在与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竞争。特别是,我们要从与经济学家很不一样的角度去建构社会学。我不知道经济学家在这里有多强大,但显然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方,经济学家都有更大的影响力。这正是因为,他(她)们所宣传的资本主义的形式,正是我们生活其间的形式。所以社会学的立场与众不同。我们不是次等的经济学家,我们实际上在做的是与经济学家对话,并且与之斗争。这在社会学里是有悠久历史的,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开始,到后来的埃利亚斯、哈贝马斯、布迪厄等人。社会学有很长的、批判市场扩张的历史,不仅仅是波兰尼。

第三点是关于方法论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怎么把地区、国家与全球层面联系起来。我们要思考如何认知和体验在地方层面的生活经验,如何在民族国家的层面来思考和表述这些经验,并最终,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来安置和理解这些经验。

就像阿里巴巴,它是世界性的,它不像创立之初那样以国内市场为中心,而是在全球发展。我的观点是,在座的各位应该要行动起来了,去理解中国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的特征,以及它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如何进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