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

第1章 引言

在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教育赋予民众具备更高工作效率的技能。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教育传递了知识和能力，使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够产生并采用一些新的思想，激发创新和技术进步，从而确保未来的繁荣。

舍本逐末，刻舟求剑。

很多信息发生了改变和扭曲，丧失了很多本质内容和力量。即使是抱着最好的意愿，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也并没有真正重视技能，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与教育程度相关的代理指标上。在发达国家，这一代理指标体现为中学完成率，近期演变为高校入学率。而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全民教育的倡议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引导下，这一代理指标转变为入学率和初中教育完成率。当涉及质量问题时，注意力就转向学校的投入，如支出、班级规模，等等。

国民的认知技能对于长期发展来说是最为核心的因素。我们将这些技能总体上称作国家的“知识资本”，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过去半个世纪我们所观察到的世界各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差异。

1.2 经济增长研究聚焦

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会优先考虑应对当期的总需求情况和商业周期，而不会优先考虑长期政策因素。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影响下的今天，这一特点更为突出。但在本书中，我们认为，考虑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对于国家福利来说更加重要。我们认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的观点，他曾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演讲中总结道，“以美国过去50年的表现为依据来看，迄今为止，从更优的长期供给管理政策中获得的潜在福利收益要远超过改善短期需求管理所能获得的潜在福利收益”（Lucas，2003）。

伴随着经济结构接近发达国家最好的稳健状态，从制度完善获得的增长会逐步消失。在到达这一节点时，这些国家很自然会去寻找其他的增长源——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要获得成功，这些国家必须转向知识资本积累。

第2章 对增长结构的理解

生产率的提高被公认为来自人们潜在创新的基本引导，而这种创新反过来来源于人们的知识和技能。

2.1 知识与增长的理论框架

人力资本通过带来新思想和新技术，对提高经济体的创新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之所以被称为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是因为技术变革是由经济体内部力量决定的。这些模型的分析说明，给定的教育水平能够产生源源不断的新思潮，因此即使没有更多的教育资源进入经济体中，教育也有可能影响长期增长速度。

2.3 人力资本测量的扩展研究

模型简化过度就不能反映现实。

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测量人力资本隐含了这样一种假设：假定不论在何种教育体系下，一年的教育都能增加同样的知识和技能。例如，假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日本受教育一年会增加同样的生产型人力资本。此外，这种测量假定正规学校教育是主要的或唯一的技能来源，非学校因素变量对教育成果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就忽视了教育质量和家庭力量、健康以及其他影响因素的跨国差异，这是在跨国分析中使用教育程度的定量测量作为劳动力技能的代理变量的主要缺陷。

利用教育成绩的方法，建立在对教育生产函数和经济回报模型的既有研究基础上，具有三个潜在的优势。首先，用成绩测量能够捕捉到学校努力传授的知识和技能的变化，从而将学校教育的潜在成果与随后的经济表现结合起来。其次，通过强调教育的总效果，使这类方法涵盖了技能的各种来源——家庭、学校和能力。第三，通过解释学校教育质量不同所造成的学生成绩差异（但学校教育的供给数量可能相同），开启了关于不同政策设计对学校质量影响的重要性研究

2.5 关于人力资本与增长的结论

国际比较或评估一个国家的进步时，也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个关键点：不同国家间每求学一年的学习量是非常不同的。如果直接询问，没有人敢断言在日本接受一年典型教育所学到的与在秘鲁接受一年典型教育所学到的是一样的。但是，当国际组织简单地通过完成初中教育的学生人数评估教育进步时，当经济学家估计各国教育程度对经济成果的普遍影响时，这正是他们所做的假设。

第3章 知识资本与增长：主要结论

3.1 关于知识资本和增长的典型事实

与前面图2.1描绘的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对照，现在观测的国家都处于非常接近整体回归线的位置上，说明教育成就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

没有提升认知能力的混日子型教育是没有回报的。很合逻辑。

教育程度的不显著性表明，不确保认知能力的相应提升，简单投资于更多的学校教育并不会产生经济回报。

在1960—1980年与1980—2000年，认知技能都产生逻辑一贯的影响，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后一观测时期影响程度更强。事实上，估计效应在近期成倍增加，与各种讨论观点一致的是，至少在美国和其他OECD国家，技能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3.2 制度、知识资本与增长

认知技能对经济增长有独立影响，但是，仍有理由相信其影响会依一国经济制度而存在差异。例如，诺思（North，1990）强调，制度框架对于盗版与生产性活动的相对盈利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如果可用的知识和技能被用在盗版而不是生产性活动中，就能肯定认知技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显著不同，甚至可能产生消极影响。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度环境的缺陷可能导致认知技能用于非生产性活动，从而使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平均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3.3 “火箭科学家”还是基础教育？

事实证明，衡量一个国家认知技能的这两个分布测量尺度，无论单独引入还是联合引入，都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见表3.6）。教育表现的两个维度即基本技能和优秀成绩，都体现了各自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见第1列和第2列）。在第3列的估计值中，达到基本素养水平的学生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可导致年均经济增长率提高0.3个百分点；达到优秀成绩的学生占比提高10个百分点，可导致年均经济增长率提高1.3个百分点。

在那些对最有生产效率国家有更大追赶空间的国家，基本素养水平占比的效应并不随初始发展水平显著地变动，但是，优秀成绩占比的效应显著提高（见第5列）。这些结果与前面基本模型提到的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一致的。正如增扩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所强调的（可参见Mankiw，Romer and Weil，1992），技能积累作为一个标准的生产要素，可能会很好地通过基本素养水平项来捕捉到，它在所有国家都具有相似的积极作用。尽管如此，在远离技术前沿的一些国家，高水平技能带来的更大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技术扩散模型相一致（参见Nelson and Phelps，1966）。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需要高技能人力资本来实施模仿战略，而且在那些优秀学生占比较高的国家，经济收敛进程会加快。

3.4 知识资本实证相关性结论

我们的模型可以这样解释，如果一个国家能找到一种办法，如改善学校教育，提升其知识资本，那么就可以合理地预期，其长期经济命运将会得到改善。

第4章 因果关系

4.2 技能提高与改进型增长

认知技能提高与增长率提高之间的正向关系，与另外一种识别认知技能因果效应的方法所得出的一组结果，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即集中关注一国内部的变化，不考虑国别固定效应。尽管这种分析需要对这些变化进行很大的外推，从而将现有的工人包括进来，不过，其结果与基本增长模型相当吻合，表明增长率的变化与认知技能的变化方式是一致的。

4.4 对不同国家发展水平的解释

人均GDP的变化归于人力资本差异的份额则介于35%~43%之间。

认知技能的差异非常重要，足以说明世界人均收入差异的大部分原因，尤其是拉丁美洲与东亚这些离群增长地区的差异。这种方法消除了造成内生性偏差的主要根源（尽管并非全部），因为这没有受到这样一种偏差的影响，这种偏差是由遗漏变量或反向因果关系造成的，一直困扰着先前的跨国增长回归。这种证据与增长回归结果是逻辑一贯的，并起到互补的作用。

4.5 关于因果关系的结论

国家的潜力由教育的质量和普及共同决定。而前者和社会文化紧密相关，后者和政府政策紧密相关。

认知技能的差异导致经济繁荣的显著差异。而且，由于检验集中关注学校的影响，证据表明，如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认知技能，教育政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将测试差异简单地解释为能力差异或家庭差异的反映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因素可能并不受政策变动的影响。

第5章 发展中国家

在评估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政策时，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核心因素是认知技能。

东亚的成功属于我们文化优越性的体现。新教伦理，呵呵。

分析东亚的成功案例和拉丁美洲的失败案例。这些案例都有大量文献和书籍，对他们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描述。我们自己的观点很简单：仅仅一种解释就能统一这两个地区的发展模式。一个地区投资了知识资本，而另一个地区却没有。

由于忽视了学生实际学到的知识的差异，现有的文献明显疏忽了人力资本对于东亚和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真正重要性。我们的研究结论表明，教育程度只有在包含认知技能时，才与经济增长有关。而认知技能在拉丁美洲的开发程度远远落后于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

5.1 发展中国家身处何处？

过去几十年间，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对提高小学入学率高度重视，但是对孩子是否在充分地学习，关注的却要少得多。

5.2 解释拉丁美洲增长之谜

年限不重要，重要的是质量。

与测试分数正相关的教育程度之所以与经济增长有关系，仅仅是因为它与学生获得更好的技能有关。

政策提高的成绩我个人认为效果是有限的。

借助于政府政策，成绩可以提高

5.3 解开东亚奇迹的秘密

这背后的原因还不明显吗？成绩高低和当地与中华文明的紧密联系程度具有因果性。

在全球学生成绩测试中，日本和“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已经展现出突出的成绩；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一般都是排在后面；其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处于两者之间。

但是对应高低认知水平背后的逻辑和根本原因，作者你就这么无视了么哈哈哈。

相对拉丁美洲而言，东亚的经济增长经历并不神秘。高增长率对应的是高认知技能水平，而低增长率对应的则是低认知技能水平。

第6章 发达国家

6.1 OECD国家基本增长模型

在知识资本对增长的影响方面，OECD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是相契合的：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条件下，认知技能每高出一个标准差，增长率高出2个百分点，并且越发达的国家增长越慢，其他方面是相同的。

6.2 发达国家监管环境和经济增长

描绘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监管的众多测量尺度中没有一个与OECD国家（表6.2和6.3）长期增长过程变化显著相关。同时监管实践不影响我们的结论：知识资本是这种变化的有力预测指标。

6.3 不同水平的技能和教育

这就是山寨背后的逻辑支持。

在落后于科技前沿时，高技能劳动力的回报很可能要比处于科技前沿时大。

所以年限不重要，重要的还是认知水平。

美国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众所周知的，图6.2已经表明它在增长模型中有最强的正残差。虽然这可能表明其高品质的高等教育体系，有促进增长的作用，但剔除美国的样本分析中缺乏稳健性，这可能更能表明，美国吸引了大量高技能移民，或有一套特殊的经济制度（我们所使用的制度度量无法捕获），抑或美国经济有其他一些特殊性质。有趣的是，当使用基础技能比例替代平均技能水平度量时，高等教育年限就是显著的了（第5列），但是当使用高水平技能比例时，即使样本中包括美国，该变量的系数也会变得很小并且不再显著（第6列）。这种格局表明，高等教育年限可能是OECD国家高水平技能学生比例的代理变量。当忽略美国时，这一设定中高等教育年限的系数再一次降到接近为0

第7章 教育改革的经济价值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的事情起码也要等到壮年才有结果，那就是教育的二三十年后。

增长的基本特征在于更高的认知技能能够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当前有利的政策在将来会有日益显著的影响。因此无论如何，只有在相当长远的未来，教育成果的所有影响才能变得显而易见。教育改革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肯定不是在一两届政府执政期内就能获得的。

通过追溯不同国家过去10年的PISA分数，我们看到技能能够得到这样的提高，这就表明上述方案是可行的。然而，有关教育改善的讨论常常低估实际完成变革的潜在经济收益。

7.1 改革的经济效益预测

大多数有关教育政策的讨论都隐含假设改革瞬时完成，结果立竿见影。与此不同的是，我们想强调的一个关键点是教育改革需要时间，其影响只有当学生加入劳动力大军之后才能显现出来。

7.2 基线改革预测

计算表明，这一改善通过长期增长带来的价值远远超过近期全球经济萧条的成本，而且也比全球范围内财政刺激措施的价值大。这还意味着许多国家面临的长期财政压力——例如由健康和退休支出引起的压力——将是可控的，而且可以避免当前令许多国家大伤脑筋的痛苦。

7.5 教育改革的收益与成本：结论

前提是这一政策确实使成绩提高25分。强调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许多国家大量增加了教育支出，包括大幅度提高了教师工资，却没有出现期望的学生成绩的提高。

政治成本或许才是最重要的成本。该预测清楚地表明，经济收益在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后才会出现，期间需要进行教育改革，需要让更高技能的工人在劳动力大军中占到一个显著比例。其实在许多公共项目中均存在这种成本和收益的脱节现象，但在这里收益往往在大多数现任政治家离职后才出现，所以脱节现象显得更加极端。

第8章 改善知识资本的政策

有效的政策在不同环境中会有不同的效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一些政策，如学校自主权在发展中国家可能不会产生同样的效果，反之亦然

关键是毫不动摇地关注政策目标：提高学生成绩。

8.1 资源和投入政策

在教育方面，花多少钱可能不是关键，关键是怎么花钱。

历史的角度看问题，教育的一系列决策和激励减弱了资金增加的效应，导致出现逻辑不一贯的结果。从可得到的证据看，正在兴起这样一种共识：更重要的不是花多少钱，而是怎么花钱。

8.2 现有证据的一般化

不光是教育，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哈哈哈。

扩大自主权的改革会提高（经济和教育）发达国家的学生成绩，但会降低发展中国家的学生成绩。我们研究的主要结论与这种观点是一致的。
自主决策带来一个基本的矛盾。赞成分权的主要理由是，当地决策者更了解当地学校的能力，更了解不同学生群体对学校的需求。这反过来也使决策者能够做出更优的资源配置决策，提高学校教育的生产率，满足当地居民的各种需要。不过，一旦在需要做出决策的领域存在利益差异和不对称信息，代理人就有动力、也可能有机会追逐自己的利益，而且这种行为被发现、被惩戒的风险很小。在这种情况下，自主权就带来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产生负面影响。代理人就会利用其更大的自主权进一步实现自己的目标，而不是提高学生的成绩。另外，一旦当地决策者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技术能力有限，一旦当地社区缺乏保障高质量服务的能力，地方层级的决策质量就可能稍差一些。因此，自主权改革可能依赖于一个社会人力资本的总体水平，这会影响父母监督的质量。

各种激励的效应会因经济和教育体系的不同特征而有很大的差异，不同激励之间可能有很强的相互联系。当然，这一结论增强了各国推动继续评估项目和政策的重要性。

8.3 教师质量

所以相比于无法控制和无法衡量的教师的质量，将精力和资源投入学校和教育制度是更恰当的选择。

因为无法识别与学生较好成绩相关的教师具体特征，所以就很难监管或用立法规定建立一支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取而代之的是，这一研究有助于得出这样一个共同的结论：学校教育的制度结构和激励的变化对于改善教育结果非常重要。

8.4 关注知识结果的制度和激励

如果想要和经济挂钩，那就简单粗暴的奖励成绩好的，其他指标不重要。

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对其项目关注的结果，即学校入学具有很大的影响。然而，我们之前关于经济影响的证据所强调的是认知技能的作用，而不仅仅是入学率和教育程度。显然，让学生入校与让他们学到一些东西具有显著的不同。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坐在座位上的时间并不必然转化成有经济回报的认知能力。而且，增加学校学生数量甚至可能会使实施有效的方案更加困难。
不幸的是，有关需求侧项目的几乎所有现有研究都发现，尽管入学率和教育程度提高了，但学生成绩似乎没有受到影响。唯一的例外是肯尼亚项目，该项目明确将奖学金与对学生学习和知识的进一步教育联系起来。换句话说，激励通常能发挥作用，引出它们所期望的结果，但并不一定是不同的结果。为了提高学生成绩，激励必须与这一结果直接相联系。

8.5 知识获取的公平性

根本原因不是美国吸收了世界精英吗？

倾向于发展职业教育而不是通识教育，可能是导致欧洲和美国之间增长率差异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认为，在技术和结构快速变化的经济中，特定的职业技能会以更快的速度变得过时，安排更多职业课程而非通识课程，可能不会提高增长速度。在这样的环境中，依旧注重基础性普遍技能并不代表着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权衡；相反，当课程规模适度时，从长远来看公平和增长目标之间存在互补性。

8.6 关于改善知识资本的结论

最有效的政策是建立关注学生成绩的激励制度。从长远来看，这些政策大多数并不会耗费额外的资源。我们建议的制度其成本主要是过渡成本：新体系下的培训费用（包括家长）、开发测试和监控系统的费用，以及引入新学校及潜在的半新学校的短期修整费用，等等。可以肯定的是，招聘和留住更好的教师可能需要更高的工资和附加费用，扩大优质早期儿童教育机构也可能会产生类似费用。但是，如前所示，改善的收益是足以轻松覆盖这些成本的，即使是激进的改革也没有什么困难——如果这些改革是成功的。

划重点，要考！哈哈。

在许多方面，本书论及的都是不改革教育体制的经济成本。它包含了以下非常简明的信息：
·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繁荣与其总体技能直接相关。
·相关的认知技能——我们称为一国的知识资本——可以通过国际数学和科学测试成绩来测量。
·从历史经验来看，技能相对较小的改善也可以引起一国GDP的成倍增加。
·改革即使困难重重，也是可以推进的。
·最富有成效的改革是通过更好的教育制度将激励与成绩结合起来。
·成功改革的国家将在经济方面与那些没有改革的国家系统地拉开差距。
总而言之，所有证据都明确地表明，我们有了一个统一的基于国家知识资本的长期增长理论。

结论

★★★
公平的说，这本书的电子版全部章节都是错位的，但这不是我打三星的理由。

本书是学术专著，因此有一半以上的内容用于做各种假设和统计图表验证，直接跳过也不会错过什么内容。

我认为作者没有更深入的探讨影响东亚和拉美学生认知水平差异的根本原因，才是我扣分的理由。

不管怎么样，如果有空的话，其实本书还是值得一看的，基本上只要看章节结论就行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