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1030?adchannelID=&full=y

我不能说作者天真，但是有关中美价值观对接的问题，我想主要还在于西方文明对于他者的态度，从印加文明、印度、清朝等原生文明的下场看，我认为西方文明尺度上的他者处理是没有对接的先例的。
换句话说，我们要先证明我们的资格，西方文明才会平视我们不是吗。
在对方俯视我们的前提下，寻找共识和对接什么的，结果无非是自求做奴隶而不得罢了。
书生意气，不外如是。

以下原文：

---

2019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四十年周年，有关纪念文章可谓汗牛充栋，本文想探讨的主题是，中美之间能否实现价值观的对接。

一、引子：加州大火与嫦娥奔月

2018年的加州大火肆虐好几周，天空一片地狱末日的景象，消防队束手无策，“天堂镇”付之一炬，死伤惨重。现代科技在加州大火中几乎一点作用都没有了。一场及时雨到来，大火顷刻被扑灭。笔者所处的伯克利小镇的人，不管认识或不认识，在雨中遇见都会相视而笑，彼此祝贺，颇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和欣慰。

这种人在天灾之后的情感流露弥足珍贵，似曾相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天灾不断，从三千六百多年前的商汤在桑林中祈祷老天下雨，到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鲁邦大旱》中记载的，孔子劝谏鲁哀公修诸刑与德以求雨救民，可谓史不绝书。中国人对天的敬畏感也逐步形成，并且深入人心，形成特有的“天人合一”的价值观。敬天、畏天的价值观已经潜移默化为“文化中国”的心灵积习，祭天的传统也同祭祀祖先一样成为一种人文宗教。这种敬天的价值观与欧美信仰人格神上帝的价值观之间颇有差别，然而亦有息息相通之处。这次加州大火或许让美国人与中国人心有戚戚焉：科学并不是万能的，天的力量很大。

2019年1月3号，中国代表人类首次将飞行器成功地送上了月球暗面。在宏大的登月工程中，“嫦娥”探测器，“玉兔”月球车，还有“鹊桥”中继星，这些美好的名字给中国人带来无穷的对于未来的遐想和深远的历史的回音！但是，一旦把“玉兔”翻译成英文“Jade Rabbit”,就会成为一场灾难，因为“Jade Rabbit”在美国或另有所指，比如性用品。同理，把“龙”翻译成“Dragon”的后果更加严重。兹不赘述。

加州大火让人看到了中美价值观对接的潜力很大，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借用中国的老话就是天命不可违。嫦娥奔月之“玉兔”的翻译使人看到了中美价值观对接的挑战很大，当代发生的任何事情乃至每一句话都可能在中美的朝野之中产生巨大的分歧甚至是彻底的误解，好的方面是郢书燕说，坏的方面是以讹传讹，豕亥格义。一言以蔽之，中美之间价值观的对接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任务，事关人类的福祉和未来。那么，中美价值观能否对接？

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四重奏”

首先，有人说中国代表了东方价值观，美国是西方价值观的带头大哥。

事实却远非如此简单。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封建”“迷信”这些西方社会专有的名词不仅仅成了中国百姓的日常用语，就算是大知识分子也是深陷其中。1978年杜维明先生回国时，与张政烺先生见面讨论过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情况。张先生自豪地说，我们挖出来很多宝贝，说明我们古代就有科学知识，比如五行旗等等。但是张先生又很为难地说，当然，也挖出来一些封建迷信的东西。杜先生问是什么。张先生说，比如导引图、房中术等等。杜先生微笑着说，这些给我们研究吧，我们不怕封建迷信。当时，李学勤作为中青年学者陪侍在侧。

其次，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国家，美国是一个现代的国家。

实际情况也许刚好相反。美国是没有历史但是背着沉重历史包袱的老国家，中国是有历史的但是没有任何历史包袱的新国家。这种吊诡（Paradox）或许是理解中美关系的一把金钥匙。

美国立国不到三百年，时间上少于中国历史上夏商周汉、唐宋明清的任何一个朝代，但是各种历史建筑、人文档案保存完整，超过百年的期刊杂志、俱乐部或者联盟遍布全国，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职业棒球大联盟（MLB）等等组织更是势力强大，在野则化民成俗，在朝则与闻国是。总之，美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但是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老国家。

反观中国，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几乎一切都是崭新的。全国没有一家百年以上的期刊杂志，也没有任何叫得上的俱乐部或者协会拥有百年历史。大学超过百年的屈指可数，历史档案更是不知所终。很多历史建筑都毁于战火或者毁于大跃进时代。文化大革命更是有组织地毁灭历史。这一切造成了奇异的后果，中国成为一个有历史但是没有了任何历史包袱的新国家。可以想象一下，在欧洲发生这样的运动，神父和修女被逼还俗，强迫结婚，所有的大学停课闹革命，卢浮宫和梵蒂冈的古籍手稿被焚烧，圣彼得的坟墓被炸开，在教堂里要么养猪，要么办工厂等等，试想这将是一个什么疯狂的场景。然而这一切在中国就曾经发生过，几乎人人参与，而且持续了十年以上。如此劫后余生的中国，将是最没有历史包袱的国家。悲剧虽然惨烈，但是这样的国家居然活过来了，而且有一阳来复之势，不能不认为是人间奇迹。中国今后的问题不是担心太传统、太保守了，而是对太现代、太激进之忧惧，无论是“造反有理”的“红卫兵”还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编辑人类基因的“科学家”，实则一丘之貉。美国今后的问题不是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对保守孤立之警惕，无论是门罗主义还是特朗普的贸易战，实乃萧规曹随。

第三，不存在“没有传统价值的现代化”，也不存在“没有地方尊严的全球化”。

中国应该成为一个会通中西、熔铸古今的新的伟大国家。但实际上尚处在古今断裂、中西对比的“青春期”。比如总有人追问中国古代为何没有科学，这个问题就像质问一个男人为什么不能生孩子一样荒诞。然而大部分中国人每天都生活在如此荒诞甚至幻灭的语境中浑浑噩噩而不知。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告诉我们，古希腊人通过追求真理，求得灵魂的绝对自由；古希伯来人通过信仰上帝，求得灵魂的彻底救赎；古印度人在“空”中冥想，求得人生的最终解脱或者佛说的究竟涅槃；中国人，生活在唯一一个有古有今的文化共同体中，一直在道德的艰苦实践中，求得圣贤人格。这四种追求，或者学术地说，四种超越的突破，各有利弊得失，很难说谁好谁坏。就拿科学来讲，如果没有古希腊追求真理的基因在基督教的子宫中孕育，就不可能诞生现代科学这个胚胎。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既没有古希腊的科学基因，也没有基督教的子宫，何来现代科学？科学实乃一种特殊的、伟大的精神传统。

科学是如此重要，五四热血青年尊其为“赛先生”。然而，吴国盛教授说，很多东西是要拒绝解释、拒绝检验的，比如上帝的存在和天命的降临。有的东西是被迫检验的，比如号称刀枪不入的义和团大师兄们被子弹活活打死，怪力乱神在现代暴力面前土崩瓦解。这种由几代人鲜血凝成的惨痛的教训，让一般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对现代科学顶礼膜拜。说某事科学几乎成了信仰。说经不起科学检验，基本上就意味着荒谬。但是，就像用天平称善的重量一样，很多事情是不能被检验的，比如用仪器来检测人的经络，用试验来证明上帝的存在，这样做如果不是绝对科学主义在作怪，就是对信仰的背叛。其实，政治上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和技术上进行人类基因编辑的“科学家”，其背后的心态都是如出一辙，就是没有了任何敬畏和掣肘，前者是无法无天，后者是没有伦常底线。中国既缺乏真正的科学精神，更丧失了对天道的信仰。如此一来，中国人就无法讲好中国故事，也不能够阐明自己的价值观，更谈不上实现价值观的中外对接。

从美国这边来讲，既有以西方为中心乃至丑化东方的傲慢的“东方主义”，也有认为东方一切都是美好的、古典的、田园牧歌式的“逆向东方主义”，著名的例子是乔布斯与禅宗的渊源，影响更大的是一批WASBs，这些有钱有势的白种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清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 WASPs）一转成为白种的盎格鲁-撒克逊的佛教徒（White Anglo-Saxon Buddhists WASBs），恍若隔世。

这种为传统进行现代性的解读、批判或者辩护，为东方进行西方式的诠释、藐视或者赞美，都会陷入古今中西的陷阱中。在中国，要么回到传统抱残守缺，要么拥抱现代而崇洋媚外；在美国，要么成为“白左”那种抽象的包容主义，要么成为“白右”那种封闭的特殊主义。无论中美，古今中西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刺耳怪诞的“四重奏”。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与传统的心灵结构之间形成了巨大张力，产生了可怕的扭曲。表现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经济活动中，就是一种匪夷所思的不正常的正常。其极端的例子就是美国的三K党和在中国发生的所谓“破四旧”等等。“破四旧”是一种极端反传统的行为。但是反传统的本身经过百年沧桑其自身也形成了“传统”，正如希尔斯教授说的，三代以上就成了传统，由此，当下语境中的传统居然也必然诡异地包含了“反传统”这个新的传统。在美国，不断有人在为三K党招魂，在中国，并不是没有人怀念“文化大革命”。2015年是中国新文化运动100周年，看起来却是旧文化运动的复古更化。无论中美，回归传统或者更准确地说，反“反传统”成为新的时代潮流。无论中美乃至全球，每一种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都得到了其呈现的机会，并且发扬光大。这就是多元现代性，也是全球在地方化。大家总算回过神来，总算认识到不存在“没有传统价值的现代化”，也不存在“没有地方尊严的全球化”。

如此一来，尊重差异甚至庆幸差异成为文明对话的根本，成为实现价值观对接的基础。正如非洲谚语所说的，我的存在是由于你的存在。这是实现中美价值观或者更广泛地说全球各种价值观对接的理论基础。

三、在恢弘的“交响乐”中，中美之间有差异吗？

古今之争、中西之辨为过去几百年的人类带来了巨大冲击，其中有所谓的科技进步，更多的是杀戮和灾难。中国人几乎亡国灭种，北美印第安人绝大多数灭亡，南亚和非洲惨遭殖民，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将全球推入了战火，无问西东，都经历了人间惨剧。正如学界经常说到的，一个案例就可以证伪“现代化完全代表进步”，那就是纳粹的集中营，里面杀人的手段全部是当时的高科技。

然而，不和谐的“四重奏”也可能会被万邦协和的“交响乐”所替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作曲家也是演奏家，更是欣赏者。在这个恢弘的“交响乐”中，中美价值观的对接不仅顺理成章，而且相得益彰。

首先，中美都是革命的国家。

美国的独立战争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中国近代追求独立解放的过程更是一场伟大的革命。甚至可以说，美国革命是中国革命的远亲。因为美国革命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后者又影响了沙俄的“十月革命”。不管怎么说，“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之深广乃是不刊之论。

其次，无论中美，各自的传统价值观都深入人心。

中美都是一个人民勤奋工作的国家。在美国，清教徒文化毕竟还是主流，以工作为天职深入人心，没有欧洲流行的各种法定假期。在中国，儒家自强不息的精神生生不息。即便是佛教，在中国化以后，也形成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禅林传统。

在美国，教堂遍地，宗教信仰深入人心。在中国，祠堂、财神爷、土地庙、寺庙、道观遍布各个角落。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乃至在美元货币上都印着“In God We Trust”（主啊，吾辈信之！）这样的口号。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拥有多元的、包容的宗教信仰，而且彼此相安无事。关公和观音、妈祖和财神彼此之间都是亲戚朋友，与列祖列宗还有孔孟圣贤一起享受冷猪肉的祭祀。在明朝末年，儒释道“三教合一”就成了全民共识。在不久的将来，信仰上帝与敬天法祖带来的精神价值在中美人民心中或可等量齐观。

第三，无论中美，边缘才是中心。

中美都是地大物博的国家。去过欧洲的人都知道现代民族国家幅员之小。加拿大、澳洲虽然幅员辽阔，但是人口稀少。俄罗斯的主要人口也是集中在欧洲大陆。只有在中国或者在美国，才能感受到山河壮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由此导致了由边缘到中心的吊诡。

在中国，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只是这个大国展示给外人的一面橱窗而已。只有广袤的内陆才是中国的中心，虽然在日常的媒体报道和政治经济活动中这是一个彻底的边缘地带。13亿人口没有进过大学门，但是几乎人人都能写会算，文盲率几乎为零，这形成了塑造中国、改变世界的主力军。

同样，在美国，当加州的知识分子为特朗普的当选而如丧考妣的时候，广大“红脖子们”却载歌载舞。那些在东海岸和西海岸之间只能从飞机上被俯瞰的“飞跃之州”一直默默无闻，相比于西部的洛杉矶和旧金山，东部的纽约，东中部的华盛顿和芝加哥，这些美国人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但是他们恰恰是美国的“中心”。他们选择了老实忠厚的小布什而不是伶牙俐齿的戈尔，选择了口无遮拦的唐纳德•特朗普而不是滴水不漏的希拉里•克林顿。或许是他们铸造了美利坚深厚的国魂。

第四，双方都在不断进行社会创新，摸索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

大家都喜欢说美中政治制度不一样，一个是两党轮流执政的典型的民主制，一个是一党执政的典型的共产党国家。其实，美国国父们在设计美国政治体制的时候，对民主是非常警惕的，在国父们心目中，民主并不意味着褒义，因此，严格地讲，美国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美国总统的权力很大，特朗普一条“推特”就可以解雇国务卿或者国防部长这样的国之桢干。美国的政治世家也部分说明权力分配并不是很“民主”，耳熟能详的有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等。美国的社会阶层流动性也许远小于中国。当然读者可以举出克林顿、乔布斯的例子。然而笔者也可以举出更多的反例。很多美国家庭世世代代挣扎在社会底层，比如有的人的外婆是未婚妈妈，她母亲是未婚妈妈，她自己还是未婚妈妈。每天为了吃饱肚子而奔走无计的美国人数以千万计。反观中国，看起来没有民主选举，然而政治世家几乎没有。父子都是政治局委员的只有习氏父子一个孤例。每一届政治局成员几乎都是从基层一步步做起来的。虽然没有经过直接选举，但是如果一个领导人能够从管理几百万人口的地级市到几千万乃至上亿人口的省的众多的官员中脱颖而出，其选择的结果应该不是很差。此中利弊得失有待方家继续研究。

民主是如此的重要，五四热血青年尊称为“德先生”。其实，如果没有欧洲封建制度的支离破碎，神圣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就不可能将小国寡民的希腊式的直接民主转化为现代以代议制为基础的间接民主。间接民主是在直接民主的坟墓上长出来的一棵“歪脖树”，虽然得到了直接民主的精神滋养，但又是封建王公诸侯与资本财富的艰难妥协，成为一个“最不坏的制度”。对于如何实现民主，每一个民族走的道路更是各具特色：大英帝国的民主肇端于粗糙的《大宪章》，中间历经几百年的革命与反革命才逐渐成形；法国的民主是大革命时期的滚滚人头堆砌出来的；德国的民主是在“铁与血”的统一战争中打出来的；印度的民主是殖民者移植过去的；日本现代的民主是麦克阿瑟将军“恩赐”的；美国的制度无论称其为民主制还是共和制，是国父们在一张白纸上挥洒出来的宏伟蓝图，美轮美奂。如此一来，中国如何实现民主，如何让“德先生”登堂入室，正如同如何让“赛先生”深入人心一样，长路漫漫，艰苦卓绝，虽然筚路蓝缕，但所得已觳。不管如何，以资本控制人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本身就将人异化了，为了保护资本而不是为了保护人建立起来的法律制度在经过几百年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之后，正在解构甚至颠覆其本身的体系。人成为资本的主人之新时代的曙光出现了。哈耶克教授认为财产的公有必然导致政府对思想的控制以及对个人的奴役，同理，财产的私有和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也会导致人的物化和社会的异化。无论是在纽约占领华尔街的愤怒人群，还是在巴黎街头闹事的“黄马甲”们，更不必说活跃在中东的极端分子，这些现实都在提醒所有的人，“山雨欲来风满楼”。 有鉴于此，为了实现新时代的社会正义和全球和平，为了由“小康”而致“大同”，中美都在不懈努力，百虑而一致，殊途而同归。

第五，中美都是与时俱进的国家，都没有太多的禁忌去尝试新鲜事物。

美国不用说，所谓的现代化几乎就是“美国化”。百余年来，举凡飞机、汽车、电脑、互联网以及教育、文化，美国一直引领着世界潮流。中国虽然在最近百余年落后挨打，但是儒家思想中与时俱进的思想却帮助中国人打破了一切条条框框，尝试了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孔子在回答学生颜渊问为邦的时候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这些教导清楚地表明儒家传统绝不因循守旧，而是该保留的就保留，比如舜帝的乐舞、夏朝的日历、商朝的马车，该放弃的就放弃，比如夏朝的衣冠和商朝的日历，孟子更是盛赞孔子“圣之时也”。然而在欧风美雨的吹打中，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在革命的洪流中，我们不是太保守了而是过于激进了。以科技创新为例，我们不是跟得不紧，而是跟得太紧了。前文所提的2018年的人类基因的编辑就是一大体现，遑论持续几十年的破坏环境、戕害地球的行为。

第六，中美都是有“天下观”的国家。

中国的天下观古已有之，尽人皆知。一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明白有些天下的事情比中国的事情重要。但是历届美国总统却很难都达到这种认知水准。从开国之初的门罗主义到现任总统特朗普坚持的“美国第一”的立场，孤立主义在美国土壤深厚。但是全球担当的道义观在美国也是深入人心，很多出力不讨好的“世界警察”的角色都是由美国来完成。全球担当的正义感是中美两国人民共同的情感。当然，共同的民族主义也是两国政府面临的共同的挑战。

四、从大航海时代到太空探险时代

总之，中美都遇到了不少挑战，而且中美之间还在互相挑战，但是绝大部分挑战都来自人类面临的共同的问题，虽然往往被中美之间彼此相似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蒙蔽。申言之，中美之间的价值观不仅能够对接，而且能够互补：自由的价值需要社会的正义，个人的权利需要社群的责任，法治的精神需要礼乐的感化，理性的精神需要同情、恻隐与慈悲，民主的实现需要权威的平衡，传统需要和现代融合而不仅仅是共生，更不能是彼此否定，东方与西方必然是走一条会通而不是对立的康庄大道，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中美之间有一万条理由做朋友，但是没有一条理由成为敌人。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PLA）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时候，在南京的驻外使节包括斯大林的大使都随着国民政府南逃至广州，只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先生在南京迎接解放。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美国国策的整体右转，司徒雷登大使没有能够北上见毛泽东，导致后者“选边站”，斯有《别了，司徒雷登》这篇奇文。随后，中美两国历经劫波，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既是中美人民的悲剧也是全人类的悲剧。美国曾经疯狂反共，教授社会科学的教师如果不在课堂上大骂苏联和共产主义就会被解雇，辛辛那提红色棒球队被迫更改了名称；中国曾经坚决反美，山中三尺小儿、城内鲐背老翁皆能口诵反美口号。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史华慈教授是西方学界第一个用“毛主义”（Maoism）的学者，美国精英逐渐开始意识到“此共非彼共”，中国和前苏联完全是两回事；在中国，国门重新打开以后，美国的形象几乎是有口皆碑，不胫而走。正如北宋哲学家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中美两强相对屹立于太平洋两岸，尼克松跨越太平洋伸出了友谊之手，习近平认为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国家。斗则两败、和则两利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

今天，人类的飞行器首次登陆神秘的月球背面，人类在太空探险中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大航海时代，人类创造了美国这个新生三百年不到的孩子，砥砺了中国这个以天下自居了三千年的孩子，两个孩子彼此之间好像天然地有一种好感。无论是是一战还是二战，为了自身安全和人类和平，中美都是袍泽同盟。建交四十年以来，中美共同创造了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和平、最繁荣的时期。笔者相信，在未来的太空时代，中美一定能够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王义桅教授认为这种“陷阱说”本身就是一种“陷阱”，因为只会出现在古希腊小国寡民的城邦制），中美一定能够实现价值对接和价值互补，在浩瀚的宇宙太空中保护并建设地球这个蔚蓝色的“诺亚方舟”，携手将人类带入美好的未来。这必是人类共同的福报！

（注：王建宝，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