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与《注定一战》作者谈 “修昔底德陷阱” 和中美贸易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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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以下原文:


以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而名噪一时的哈佛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曾为里根总统任内的国防部长特别顾问;历来美国国防部多任部长的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这几天又因为对中美贸易谈判90天结果的预测而受到瞩目。艾利森1月11日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文章说,基于他最近访问北京时与习近平团队关键人物的交谈,他很有信心中美两国贸易战的第一回合不久将会结束。

在以下与艾利森的访谈中,我问他为何认为中美贸易谈判将在3月1日前结束第一回合?接下来第二回合将会如何发展?以及未来中美避开“修昔底德陷阱”的秘诀。

2012年,艾利森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首次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2015年9月下旬,艾利森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战争吗?》的文章,深入阐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2017年艾利森出版专著《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探讨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近500年间,在16个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12个陷入了战争,只有4个成功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发酵和霸屏,《注定一战》成为从纽约、华盛顿、北京到上海的鸡尾酒会谈资,“修昔底德陷阱”也成为2018的“年度关键词”。上海人民出版社刚出版这本书的中文翻译。

然而,虽然艾利森强调战争的可能性,他也揭示了冲突的大国过去如何维持和平,以及美国和中国今天必须采取哪些痛苦的步骤来避免灾难。根据艾利森的分析,笼罩中美冲突的乌云包括:两个大国各自的“美国例外”和“中国例外”主张,中国过去的屈辱和现在的复兴,对应“让美国再度伟大”的口号,不相容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以及一系列纠缠的争执和各自联盟。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相互依存的贸易关系和防止核武器事件发生的共同意愿为中美关系提供正面动力。

艾利森在《国家利益》的文章中指出,目前看来,在3月1日截止日期前达成短期和解的可能性增加了,这主要是因为习近平和特朗普都有动力在国内经济和股市指标下达成快速交易。他还指出,习近平在去年12月18日的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说,中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但这并不表示中方将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坚持强硬立场。

以下是我与艾利森的对话:

刘裘蒂:1月11日您在《国家利益》发表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多关注和讨论,特别是在海外华人群体。在这篇文章中,您认为在3月1日之前,特朗普将宣布在贸易战的这个阶段取得“胜利”,中国将购买超过1万亿美元的美国产品。这将使休战期再延长6个月,通过第二阶段的谈判来解决更具争议性的问题。在您看来,“第二回合”要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是什么?您认为它们将会(或应该)如何解决?

艾利森: 中国谈判代表剖析了在白宫对阿根廷G20会议上取得的习特共识的总结,这个文件提供了可能推迟到谈判第二阶段的刁钻问题的线索。白宫的总结提到了承诺缩小双边贸易逆差,减少中国的非关税壁垒,为美国公司在中国主要市场领域提供更大份额,并限制盗窃和强制转让知识产权。但在更为难解的产业政策问题和政府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问题上,白宫的总结文件却没有提及,这表明这些将是第二轮谈判较劲的竞技场。

刘裘蒂:您对近期谈判结果的预测,是基于您最近一次北京之行时得到中国贸易谈判高层团队的反馈。您在文章中指出,去年12月习近平聚集了他的团队,他提出为了引导中国经济回到6.5%的GDP增长速度,必须做出“痛苦的选择”。您认为中美的休战会是使中国经济回到正轨的万灵丹吗?中方团队是怎么想的?

艾利森: 是的,但我不会在6.5%上面下太多赌注。中国政府已经在官方说辞上加了“上下”两个字给自己留下余地,如果增长放缓到6%甚至5.5%,我认为他们可以解释这一点,就像现在正准备发布去年第四季度收入报告的任何美国CEO一样,把财务收益未能达到预期怪罪到关税冲突身上。在观察中国政府的运作时,把它想象成一个企业是很有启发性的。每年12月,首席执行官及其团队都会为来年制定目标。与苹果或亚马逊的领导层一样,他们评估了“逆风”的挑战,包括中国经济放缓的迹象、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测以及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他们决定如何实现他们向“股东”承诺的增长。关税战,以及可能有的更大范围经济战争的不确定性,已经对消费者信心和商业投资产生了影响。所以显示政府成功地处理贸易战的迹象,应该对中国经济具有积极的作用。

刘裘蒂:正如您所指出,中方已经仔细研究了《美墨加新贸易协定》谈判,并认为旧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与新的《协定》之间的差异也不过10%至15%上下。您认为《美墨加新贸易协定》谈判对于美中谈判来说是适当的标杆吗?毕竟,对美国来说,加拿大和墨西哥不构成“战略威胁”,也和美国没有意识形态争端。在与中方交谈时,您是否感觉到他们争取尽可能“过关”就好,并没有认真承诺进行深刻的结构性改革?

艾利森:在评估国际棋盘上的互动时,最好先问:“我们以前什么时候见过这种情况?” 因此,当自问当前中美贸易谈判最有用的类比是什么时,可以理解中国谈判代表注意到了最近的《美墨加新贸易协定》谈判。为什么?因为罗伯特•莱特希泽同为两个谈判的首席代表。

至于两个谈判的差异,你的看法肯定是对的。美国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争议是贸易问题。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中,关税冲突只是崛起的中国与主导的美国之间更大的“修昔底德竞争”中的一个因素。因此,即使中国服从美国在关税和贸易方面的每一项要求,在其他经济问题上,包括投资、技术和其他领域,潜在的斗争也将继续。正如我在《注定一战: 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所写的:崛起的中国和主导的美国之间的竞争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麻烦”,而是一个任何人都能看到、需要管理的长期“状况”。

刘裘蒂:您在中国时最常被问的三个问题是什么?

艾利森: 中国人对贸易争端最大的疑问是:目前的美国政府能否接受中方肯定的答复和达成协议的意愿,见好就收?更大的问题和每个人都同意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是否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第三个有趣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更关心中国在做什么?或者中国正在成为什么样?

刘裘蒂:您认为在贸易谈判中,中方是否还搞不透特朗普政府的“底线”?

艾利森: 当然。根据“初级国际关系”的基础知识,在两个政府之间达成一项协议需要三个要素:第一,在A国政府内部达成协议;第二,在B国政府内部达成协议;第三,这些协议之间有足够的重叠,使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北京方面仍在努力理解,究竟哪种协议可以在华盛顿内部达成一致协议?

刘裘蒂:您对当前贸易争端的延长、曲折感到惊讶吗?这是您的书结论的必然逻辑体现吗?自从美中贸易战争爆发以来,您的书在太平洋两岸的不同领域获得了广泛的传播。您认为您的著作最被误解的是哪一点?

艾利森: 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一些《注定一战》的读者指责我“乌鸦嘴预言”。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预期两个大国之间的战争,而是为了防止战争。自从我的书出版以来,我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在寻找可以摆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找到了9个潜在的“逃生通道”——当然,每个通道都有其优缺点。我还没有准备好全部接受任何一个可以超过其他方法的途径。然而我目前认为最有前景的途径是从约翰•肯尼迪提出的概念开始:“如果我们现在不能结束我们的分歧,至少我们可以帮助使世界多样而安全。” 这是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后得出的结论,认为不管怎样,美国和苏联都必须避免重复这种对抗。肯尼迪的思想与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理念有着相似之处。在我最近的中国之行,一位中国学者向我指出了“竞争伙伴”的概念,这一概念是宋朝和邻近辽国关系的特征。此外,在商业世界中,企业一方面习惯于在一个领域进行残酷的竞争,另一方面与它们如果能够就想要摧毁的竞争对手进行合作。很明显地这是我想要澄清的一个想法。

刘裘蒂:在您的书中,您建议美国和中国解决各自的优先事项,特别是国内问题。您认为美国能做些什么来阻止中国成为美国自己所有问题的“替罪羊”?您在《国际利益》的文章中写道:“即使中国对特朗普团队愿望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都做出让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仍然可能会超过美国的两倍。” 而对中国来说,如果推进经济改革而不同时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您认为中国经济仍然可以高速增长吗?

艾利森: 在修昔底德式的互动关系中,美国人的最佳替罪羊是谁?中国。如果中国经济经历了严重的衰退,中国人会责怪谁呢?美国。但正如我在《注定一战》里所写的,如果习近平和特朗普听李光耀的话,他们会首先关注最重要的事情:自己国内的问题。今天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什么是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构成了最大的威胁?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不是在中国,而是在美国政治制度的失败。问中国同样的问题,答案也是一样的:内部治理的失败。两个社会中诚实的观察家越来越认识到,“腐朽堕落”的民主制度和“一呼百应”的威权主义都不适合迎接21世纪最严峻的考验。

我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但我担心美国的民主制度正在表现出危险的症状。华盛顿已成为功能失调首都的缩写:一个党派关系日益恶化的沼泽,白宫和国会之间的关系导致预算和对外协议等基本政府功能的瘫痪,公民对政府失去信任。同时,我也赞同李光耀对中国“操作系统”的批评,包括缺乏法治、中央的过度管控、以及“无法吸引和吸收他国的人才”。李光耀的处方不是美国式的民主(他认为这会导致中国的崩溃),他钦佩一个有着强大领导的传统中国式政府。但正如李光耀直截了当地告诉习近平的:21世纪的治理是一个新的前沿领域,20世纪的复古式独裁“操作系统”将无法成功运行21世纪的“应用程序”。

刘裘蒂:您认为,一旦美国和中国各自划出自己的国际站队“领土”,他们就可以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不相为谋但和平共存吗?贸易战似乎表明,即使双方根据各自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和信仰在国内行事,仍然不可避免会产生严重冲突。

艾利森: 正如我在《国家利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在更大的地缘政治棋盘上,关税冲突是相对较小的问题,其解决或推迟的协议条款不会显著影响崛起的中国和守成的美国之间修昔底德式的竞争轨迹。正如你之前提到的,即使中国在特朗普团队的愿望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都做出让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仍将是美国的两倍多。此外,由于美国人有理由担心我们自己的民主,并将其在本世纪前18年的表现,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进行比较,这种竞争的意识形态维度变得越来越突出。

刘裘蒂: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美国对中国的要求实际上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助力。不幸的是,美国自己正在上演超大型的政治闹剧,显示政府功能失调,已经失去了道德上的“制高点”。在您和中方贸易谈判的“核心圈子”的互动中,您有没有意识到改革的紧迫性?

艾利森: 由于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一直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因此美国要求中国减少政府的作用,并停止对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确实有利于中国。中国政府内部的改革者一直在朝着这个方向推进改革,不是为了美国,而是为了中国。可以理解的是,他们正在寻求利用中国经济放缓的迹象,以及来自美国的压力,来推动这一议程。

刘裘蒂:您认为迄今为止中美贸易对抗最具破坏性的后果是什么?中美的关系已经到达不可挽回的地步吗?尽管双方可能会在近期达成了和解,您是否仍然看到部分经济脱钩的风险?

艾利森: 由于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支柱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华盛顿想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孤立”中国是一种妄想,但是中美脱钩的风险是真实的。上个月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逮捕,应该被视为“煤矿中的金丝雀”(注:危险的征兆),这听起来是个警钟:中美关税争端正滑向一场更广泛的经济战,其中5G、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正成为新的前线战场。美国努力将华为列为安全威胁,并将其电信设备排除在美国安全保护伞下的国家之外,从“五眼联盟”开始到最近的波兰,我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先兆。

但是我要再重申一次,在更大的地缘政治棋盘上,关税争端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问题。如果能以对双方都“足够好”的条件来解决问题,这将对双方的经济都有好处,并降低由此引发更广泛的经济战争及最终可能导致真枪实弹的风险。1930年代,美国对日本出口商品的关税升级为对石油的禁运,这挑衅了日本,导致其偷袭珍珠港。

但即使当前关税冲突得到最有效的解决,这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将由一场无情的修昔底德式对抗来界定。最重要和最紧迫的挑战是,找到两个国家能够控制这种竞争的方法,以避免第三方的挑衅可能会引发两个主角的反应,把他们拖入一场他们都不想、也都知道对自己来说具有灾难性的战争。最重要的一个更大的挑战是,要找到一些双方政府和社会都能接受的新的策略概念——即使这令人很不舒服——以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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