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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角度看性别差异。
必须指出的是，女性解放很明显是从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的，但本文完全没有对应的内容，西方舆论潜移默化的洗脑可见一斑。

以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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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对女性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比男性来得更多。

原文 | 切尔西·福利特
来源 | 卡托研究所
编译 | 郭诗语

引言

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已成为国际发展话语的主流。市场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从历史上看，市场在赋予西方女性权力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继续赋予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女性权利。

对发展文献的回顾表明，“随着贫困的减少，性别不平等程度也在下降，因此随着发展，女性的状况比男性改善得更多。”

换句话说，女人从市场繁荣中得到的比男人更多。

市场至少以两种相互关联的方式赋予女性权力。首先，市场产生了节省时间和跟健康相关的创新，并极大地造福了女性。其次，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为妇女提供了经济独立和更高的议价能力。这些赋权模式相互促进。

节省劳力的创新将传统的女性家务负担转移到了机器上，解放了女性的时间。

经济发展带来的医疗进步延长了妇女的寿命，提高了儿童生存率，从而使家庭规模缩小。因此，女性有更多的时间来追求她们的抱负，有更长的寿命，更多的时间从事除育儿以外的活动。她们也有更多的休闲时间，并生活得更愉快。

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使女性能够积累财富，提高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议价能力。这种参与还通过创造更大的劳动力来加速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

传统约束力主要是男性偏好的表现，往往阻碍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使她们的活动限于规定的角色。今天，越来越多的妇女可以自由地在家庭和事业方面做出自己的选择。

图/图虫创意

01 创新

市场驱动的创新对女性的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由企业和工业化空前繁荣带来的医疗创新和健康改善提高了妇女的整体健康，包括预期寿命，并影响了她们的生育能力。节省劳力的技术减少了女性花在烹饪和洗衣等家务上的时间。

积极的变革不仅限于过去，而且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持续进行。

02 以市场为导向的健康改善

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条件保持着惊人的稳定：贫困无处不在。而大约200年前，经济增长开始加速，首先是在英国和荷兰，然后是西欧和北美，最后是世界其他地方。19世纪市场全球化，工业革命将生产力提高到新的高度，经济增长加速，最终迎来普遍繁荣。

同样，人类的预期寿命——可以说是衡量健康状况的最佳总体指标——在整个历史时期一直相对平稳，直到19世纪末开始上升。19世纪70年代，这种“健康转型”开始于欧洲和北美，然后蔓延到世界其他地区。

这些收入和健康状况的显著改善是相关的。大量文献表明，平均而言，富裕国家的人比贫穷国家的人寿命长，这种关系被称为普雷斯顿曲线。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称，虽然这种强烈的相关性并不一定证明收入越高，健康状况就越好，但它确实表明，收入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对改善健康状况很重要。

随着收入的增长，它给了人们改善饮食、住房、卫生和医药的条件，所有这些都影响健康。

迪顿将预期寿命的增长主要归因于城市卫生设施的创新和疾病微生物理论的发现。他指出，工业革命创造的空前财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安全供水和污水系统的建设提供了资金，这尤其降低了婴儿死亡率。

与科学进步同样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为科学知识运用于公共卫生项目提供了资金。迪顿指出：“把微生物理论变成安全的水和卫生设施需要钱。”

快速城市化最初提高了死亡率，因为疾病更容易在没有良好卫生设施的集中人口中传播。然而，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城市人口死亡率的下降速度快于农村人口死亡率。在工业革命期间，一些工厂甚至为工人免费接种疫苗。

重要的是，“自资本主义开始以来，所有国家的健康转型都已实现”，而疫苗等特定的医学创新“必须一定程度上归因于资本主义创造的条件”，波士顿大学的哲学教授安·库德认为在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加速经济增长之后，发达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大大提高。

如今有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卫生体系得到更快的发展。

03 妇女健康与生育的历史透视

回顾女性健康的历史，会发现市场繁荣带来的卫生进步，使女性比男性受益更多。

1800年，美国女性平均生育7个孩子，只有4个人能活到5岁。另外3人通常死于今天很容易预防或治愈的疾病。

到了20世纪，女性的寿命超过了男性。如图1所示，夭折的孩子数量从1800年的3个下降到1850年的2个，继而是1900年的1个。

▲ 图1：美国每位妇女子女的存活率（1800—2015）

如今，美国女性平均有两个孩子，而且都能活到成年。孩子生存率的提高使如今大多数家庭愿意少生孩子。

分娩对母亲来说也更安全。瑞典和芬兰1751年的数据描绘了一幅可怕的画面：每10万名新生儿中约有1000名母亲死亡（见图2）。当时的美国比瑞典和芬兰更穷，产妇死亡率更高。

▲ 图2：抽样国家每10万名新生儿产妇死亡率（1751—2008）

1900年，美国10万名分娩的产妇中超过800名会死亡，而如今美国女性很少死在产房。

如图3所示，当今美国一个典型的20岁女性可以多活60年，这比两个世纪前的预期寿命长了18年。

▲ 图3：一名20岁美国女性的平均剩余寿命（1795—2013）

同样的进展也在发展中国家出现。

家庭规模的缩小解放了妇女的时间，使母亲能够更多地关注每个孩子，进一步降低了婴儿的死亡率，同时使妇女能够从事有偿工作。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女性受教育程度和挣钱能力的提高，进一步提高了她们子女的生存率。

在发展中国家，分娩造成的死亡也已变得更加罕见。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马来西亚在减少分娩死亡方面取得了目前发达国家花了几个世纪才取得的进展。

总而言之，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经济、医疗的空前进步极大地改善了女性健康，并持续作用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使它们能够更快地实现更好的卫生状况。

04 创新解放女性时间 扩大了她们的选择

女性并不总是把空闲时间用于家庭以外的休闲或追求，她们可能会像以前一样把时间花在家里，但由于效率的提高，最终实现了更高的家庭生活水平。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经济学家瓦莱丽·拉米的计算表明，从1900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女性每周花在家务上的总时间仅减少了6个小时。

尽管如此，拉米承认这是积极趋势。拉米说，在前工业时代和早期工业时代，“精心准备的饭菜、干净的衣服、整洁的房子和照顾好孩子是穷人无法负担的奢侈”，没有仆人的妇女缺乏时间和体力去做所有必要的工作。

换言之，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历史学家露丝·柯万所说：

“现代技术使1950年的美国家庭主妇一个人能做到1850年需要三四个人才能做到的事：维持丈夫、孩子和她自己中产阶级标准的生活质量。”

重要的是，通过医疗和技术革新解放妇女的时间，市场扩大了女性的选择范围。无论女性选择将由此获得的空闲时间花在家庭生产、休闲、有偿工作或其他追求上，市场都让她们过得比以前更好。

性别分工的变化也值得提及。如图4所示，自1900年以来，随着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美国男性的总家务劳动时间稳步上升。

虽然市场解放妇女时间的主要机制是通过创新，但市场也可能有助于文化变革，从而导致更公平的家庭劳动分工。

这一转变背后的驱动力可能是，由于女性可以选择参与劳动力市场，她们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更强。

▲ 图4：美国家庭劳动每周平均耗时（1900—2011）

通过解放女性时间这一有限而宝贵的资源，市场驱动的创新使女性能够参与劳动。在发展中国家，节省人力的设备还没有普及，仍有大量的人类潜能有待释放。

05 劳动力市场参与

与创新一样，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也对女性的物质福利和社会平等产生了积极影响。尽管工厂工作名声不佳，但事实证明，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工厂工作对女性融入劳动力市场都特别重要。

从美国革命到19世纪，女性在美国的经济参与度稳步增加。根据一项对南方工业城市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从事有偿工作，已婚女性获得了分割财产的合法权利，女性摆脱了对男性的完全依赖，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主权。

与农场的不断劳动相比，即使是恶劣的工厂条件也能代表一种积极的变化。相比之下，城市生活通常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找工厂工作的妇女远远多于工厂能提供的工作。

除了帮助女性实现她们的个人目标之外，工厂的工作还赋予女性经济上的力量来影响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到19世纪中叶，女性开始动员一些改革，包括平等的产权和孩子的抚养权。在美国和英国，工人阶级女性在选举权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工厂帮助改变了人们对女性劳动力参与的态度。

在现代管理制度兴起之前，通常没有成文法律禁止女性进入职场。然而，性别歧视极大限制了女性从事各种工作的能力。

随着女工越来越多，这些态度后来发生了转变。到了19世纪中叶，甚至美国南方的报纸也公开提倡（白人）女性的经济自由：

“现在每个女人都应该有将劳动转化为金钱的能力，她也许不能行使它，但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它。”

报纸社论还明确呼吁，扩大对女性工作者开放的职业范围，从邮政局长到艺术家。

1840年，只有7个行业广泛地提供给妇女：教学、旅馆经营、排字、装订、针线活、家务服务和工厂工作。到1883年，大约有300个职业对女性开放，从“女性政府官员”到养蜂人和木工。

在美国大约有30名执业女律师，甚至女医生。尽管面临着种族和性别的歧视，第一位黑人女医生丽贝卡·李·克兰普勒于1864年在新英格兰女子医学院获得了医学学位，第一位黑人女律师夏洛特·雷于1872年从霍华德大学法学院毕业。

20世纪，新的领域继续向女性开放。女性参与劳动的人数增加，部分原因是由于机会的增加。另一个因素是20世纪中期家庭生产技术得到了改善，允许更多的已婚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不是把家当作一份全职工作（见图5）。

▲ 图5：按性别和婚姻状况划分的美国劳动力参与率（1890—2016）

如图6所示，随着节省劳力技术的广泛应用，女性的家庭劳动时间在1966年之后急剧下降，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

科技和医疗的进步使女性从家庭劳动中解放了时间，家庭规模得以缩小，这些都使得美国妇女的劳动参与率达到目前的水平。

▲ 图6：女性平均每周花在家庭劳动和市场工作上的时间比较（1900—2012）

工业革命赋予许多女性实现个人目标和影响社会变革的权力，是提高女性社会经济流动的重要第一步。劳动参与权赋予女性挣钱和获得经济独立的权利。潜在的收入能力转化为家庭内部和社会议价能力的增强，赋予了女性更多的话语权。

今天，在整个发展中世界，到工厂工作继续成为摆脱贫困和逃离农活的途径，并吸引着那些寻求经济独立的女性。

血汗工厂仍然是一些女性梦想的地方。

06 结论

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对女性生活质量的提高，甚至比男性来得更多。

女性从市场繁荣所带来的卫生进步中获得了更多的好处：女性的预期寿命增长得比男性快，如今几乎所有地方的女性都比男性长寿。

女性死于分娩的可能性降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使家庭规模缩小，给女性更多的时间。

节省劳力的家庭设备也使女性摆脱了家务负担。随着家电在世界各地的普及，女性用于家庭生产的时间减少，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从事有偿劳动，女性的时间得到了不断解放。

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为女性提供了经济独立并提高了社会议价能力。在19世纪的美国，尽管工厂工作名声不佳，但通过帮助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和社会角色的转变，赋予了她们权力。

如今，随着年轻女性通过冒险和辛劳获得经济独立，工厂女工的故事在世界各地的新环境中不断重演。

在中国，到工厂打工让农村妇女有机会改变她们的命运和家乡的条件；在孟加拉，则帮助妇女去冲击那些限制女性发展的文化教条。

创新和市场参与使女性实现了更大的物质繁荣，促进积极的文化变革，并远离性别歧视。

尽管许多国家的进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在正确的政策指引下，有朝一日，世界各地的女性都可以享有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平等。

注：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一家位于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智库机构。本文原题为“How Markets Empower Women: Innovation and Market Participation Transform Women’s Lives for the Better（市场如何赋予女性权利：创新和市场参与改善了女性的生活）”，冰川思想库编译时有较多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