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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地图的力量》:不是如它所是的东西

[转]《地图的力量》:不是如它所是的东西

. 15 min read

原文链接:http://www.qh505.com/blog/post/5123.html

知识就是权力,福柯说的。
那么,地图的权力是什么呢?

以下原文:


地图建构世界,而非复制世界:将地图置于一个比制图学更为广泛的领域;它将会坚持要有一种地图社会学。
——《地图的作用在于替利益服务》

摊开一张地图,我们是不是看见了真实的地球,我们是不是获得了自然的知识?我们是不是得到了客观的世界?上面有标注、比例、有文字,但是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地图里,在被各种投影法制作的地图册里,何处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点,何处是我们立足的“此在”?

一样的疑问在丹尼斯·伍德那里,桌上打开的是《时代地图集》,第86幅地图,是一张苏伊士运河的连贯图,上面有以色列,有约旦,有连串的紫色点与折线构成的疆界。当丹尼尔·伍德面对这幅地图的时候,他既没有站在这张图所标注的某个点上,也不是在这些疆界标注的时间里:1949年停战线和1967年6月停火线,都距离他非常遥远。所以当面对一张不在此时此地的地图时,伍德所要获得的是什么?或者说,地图在他手上的作用是什么?“这些点所代表的线的位置不是重点,每个人都同意它们在那里。重要的不是经度和纬度,不是可以想象的测量得到的精密程度,而是所有权:这也正是绘制在地图上的东西,是这场战役的缘由。”

一张地图似乎对“每个人”都有意义,在更重要意义上标注的是历史,呈现的是和战役有关的知识,但是当伍德成为“每个人”中的一员,并非是将他排除在地图之外,他所摊开,他所观察,他所获得,即使不在此时此刻,也具有某种意义,而这也正是地图具有的力量。伍德把地图的力量称作是“在做事情”——“在做事情”是一种和现实有关的动作,是和当下有关的过程,那么地图做什么事情?伍德用两个词说明地图做的事情:“它们呈现并再现过去累积的思想与劳动,以及我们生活其间、同时又共同努力维持其存在的环境。”

呈现和再现是两个关键词,这是动作的两种状态,也是过程的两个对象,呈现指向的是知识,也就是将过去“累积的思想与劳动”、把现在存在的环境在地图上反映出来,这是一种从过去抵达现在的知识累积过程,“地图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有选择地将过去带临现在。”这是地图所具有的力量之一。从最初的地图到现在的地图,期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在地图构筑的历史中,知识不断得到累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图呈现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地图并没有让我们看见任何事物,但它的确让我们知道其他人曾经看见的、发现的与发展的事物,这些人有的还活着,但更多的已经亡故。他们所了解的事物层层堆砌,因而即使只是研究看起来最简单的图像,也要管窥过去经年累月的文化知识。”

所以在知识呈现的层面上,地图使过去与未来现行,使使用者可以掌握已知的知识,而“非仅是眼见的事物的能力”,掌握可以理解的事物,而非只凭感觉的事物,并透过地图,与一个更广大的系统联系起来,通过符码、律法、索引、协议、保证、承诺等,从过去带到当前,“并具体呈现在其中”。所以,伍德认为,“连结领域与随之而来的各项事物的能力,正是地图长久以来令许多人感到珍贵之处。”但是,这并非是地图的重点,呈现之后的“再现”才是地图所具有的真正力量,“没错,这正是地图的重点,它并不是呈现我们能见到的世界,而是指向一个我们所能知道的世界。”


编号:H53·2031126·0688
作者:(美)丹尼斯·伍德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2000年5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13页

为什么地图不仅仅是呈现从过去带临现在甚至指向未来的知识?因为地图做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替利益服务”,从知识积累起来,利益便从知识的巨型仓库中选取它所要再现的东西,也就是说,利益是“以呈现火缺漏的方式蕴涵在地图里”——它是分布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利益,它是使整个社会得以再生产的力量,它是“提出有关世界的陈述的有力方式”。为什么其中要有利益?为什么可以再生产?为什么陈述世界?这就是地图赋予我们的现实:“这个现实,基本上是地图赋予我们的现实,超出我们的视界、我们的掌握、我们的时间,那是一种我们别无他法可以获得的现实。”

这是再现的现实,在地图赋予我们的李良忠,我们可以描绘看不见、达不到的事物,我们可以描绘未来并将地图赠与我们的“礼物”转换成真实的:“地图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可能:也许看起来像是寻找方向,或是对地产采取法律行动,或是分析癌症成因,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将过去发生的活动,编纳进了此时此地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地图这一只眼睛,“选择性地把社会建构的世界呈现出来”。虽然还是呈现,但已经不是关于知识累积之后的看见,而是一种再现性的建构,所以伍德认为,地图不是复制了世界,而是建构世界,地图不是简单的制图学,而是一种地图社会学。

不是复制而是建构,这里便有了某种困难,那就是在选择性面前,我们如何信赖地图,又对地图提出怀疑?看上去地图知识所呈现的世界是客观的,是真实的,是世界之所是,但其实,地图知识一扇玻璃窗,它只是伪装成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所以镜子和玻璃,对应的客观和精确,甚至透明,都需要某种怀疑,而打破这样一种怀疑就需要建构:地图永远是关于某物的,永远有个主体,永远有一个作者,“地图,所有的地图,势必如此地、不可避免地必然呈现了作者的成见、偏见与徇私”,那些制图者可能的艺术、好奇心、优雅、焦点、细心、想象力、注意力、聪明与学识都可能是一张地图呈现“另一张地图”,所以我们会怀疑地图,怀疑它的精确性,怀疑它的现在和过去的连接,怀疑它的真正用途,甚至可能会怀疑我们自己的偏差和不完整。

所以在信赖与怀疑之间,在呈现和再现之间,伍德提出的一个思路是:“我们必须在地图的世界里,走出自己的路来。”而这种走自己的路的选择性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地图必须建构世界,必须为利益服务,必须从知识走向符号——用结构主义的观点来说,历史的偶然性,符号的组合型、利益的选择性构成了地图社会学的一种理念,“地图从自身指涉出去到另一张地图,指涉世界,指涉它所不是的自然。”

地图如何从知识层面走向符号层面?地图是知识的累积,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成长与衰败,发展和挫折,地图只有在“绘图”的世界里才会成长和发展,从而开始描绘世界,开始与他人沟通,并在转变过程中成为一种知识,所以知识过程也是一个替利益服务的过程,“我们这个不断成长的制作地图的社会,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被夺取与利用的。”而其实,从制图意义来说,地图的成长和发展首先就是一个编码的过程。《国家地理杂志》在1990年11月首次刊登了“地球肖像图”,这是“第一次从太空拍摄到的肖像图”,而其实,这是这是地球的人造卫星合成图,是依据国家海洋暨大气管理局的人造卫星自1986年至1989年拍摄的可见光和红外线资料制作而成,它其实是摄影,但是当它成为“地球的肖像图”,在引起争议之外,的确也为地图的符码化引出了一条道路,“切碎,无尽地符码化:图像迈向地球的方式,有如经过数学上所谓的转换一般。”

在地图的制图历史上,不管是蓝勃特方位等面积投影法,还是墨卡托投影法,或是彼得斯投影法,其实都制造了某种扭曲,甚至成为“欺骗南半球”的一种方法,但是正如制图规则本身的组合意义一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托普勒说:“无数种各不相同的投影是可能的。”罗宾逊等人说:“无数的地图投影是可能的。”《古代世界地图集》的编辑说:“有无数种可能的地图投影。”可能性正是编码的一种选择,运用巴特的说法,利用欺骗的效果、人物及物件的配置、上镜头的人物,以及美学和排列顺序或相片组合的效果,所形成的修辞运用,最后都变成了一种建构的“文本”,“图像不再阐明文字;现在,就结构而言,是文字寄生在图像上。”

这是一个起点,当建构的文本出现,修辞产生,它甚至在可能性符码化意义上取消了作者,也就是巴特所认为的“不消说”,伍德也认为,正是那个制图的作者消失,或者不易被察觉,“地图奋力要呈现的真实世界才能够物质化”。作者不是真正消失,而是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分散在各个社会层级里,它以漫无目的的方式渗透在地图的利益中,而使用者的问题从“这张地图合一愚弄我”变成了“为何我一开始就如此容易全心全意地相信它”——地图所服务的利益隐而不显,地图自身保持了沉默,从而变成了大型的国家绘制地图计划、数以千计的教室墙壁挂图、汽油公司经常提供的道路图、地图集里的图版、新闻周刊与教科中的插画和图表的一部分。

地图自身的沉默,其实创造了一种符号的神话,“地图隐藏了使它们得以存在的利益;这使得我们比较容易将它们所说的事,当成是未曾言明的,或者当成是空话。这就是地图所做的事。”这个符号体系是如何建立的?看一幅地图,其实就是使用者用自身解读的符号来编码,无论是那些标记,还是文字,无论是图例还是图像,都变成了和使用者相关的符号系统:一方面是符征,它是各种标记,另一方面则是符旨,它是各种对应的字句,符征和符旨变成了符号,“这些符号构成了图例,但这又是伸展出去的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一个符征。”从文字到图例,符号的挪用变成了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在解码和编码过程中就变成了一种“事实”,借用巴特的理论:“在他眼里,符征和符旨之间有自然的关系。这种混淆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任何符号系统都是一个价值系统;神话的消费者现在将表意作用当成事实的系统:神话被读成一个事实系统,而其实它只是一个符号系统。”

在地图的运用中,符号系统就构成了一种结构,“没有自我解释的符号;没有符号能够如此像它们的指涉物,因而可以自明地指涉之。它们一定是任意的,无可避免地揭示价值。”无论是图形、语言、构造、时间和呈现相关的内部表意符码,还是主题、地理、历史、修辞和利用相关的外部符码,就组合成了一张符号系统的地图,它指涉自身,它解释自我,如此,它“制作了地图”,即使是盗取了地图,扭曲了地图,也“翻转成为它自己的意义”。

但是,这只不过是地图的一种解码、编码的神话过程,只不过是符号系统中的一种结构主义:

当然,这是一种幻觉:关于地图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它是一个文化产物,是在选择之中从事选择的累积,其中每一个选择都揭示了价值: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切片;不是自然,而是对自然的一种观点;不是纯真无邪,而是承载了意图和目的;不是直接的,而是穿透了玻璃;不是坦直的,而是由字词与其他符号做中介;简言之,不是如它所是的东西,而是在符码之中。

所以要让地图具有力量,必须再现,必须替利益服务,也就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地图的建构者,每个人都创造地图的历史,每个人都掺入文化的因素,每个人都成为社会化结构中的一员,所以,伍德从山丘符号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提出了文化的力量:“既然结构主义的模型可以描述个体(多半是成人)真正发生性的行为,那么保守的传递模型最有力地描述了正在社会化的个体(以孩童最为典型)的行为。

个体的社会化,构建地图,也构建地图的历史,而这又成为一种呈现的知识,它的意义就是让地图真正成为替利益服务的工具,作为资料处理的工具,作为量化信息之推论的工具,成为具有说服力之论证的工具,“每个人都可以制作地图”,而且地图借此发挥作用而被赋予了权力,也正是这一点,地图开始“挣脱了眼睛的宰制”,回归到用来制作地图的手,用地图来推论的心智,借地图说话的口,“不再是拿来看的东西,它变成了某种你可以制作的东西。如此就能够使地图为你,为我们工作。”作为知识的工具,又具有了再现的能力,所以地图就是在知识和符号、呈现和再现的两种互逆的“地图的力量”中转变,最后达到了地图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样性构建,就如伍德所赞叹的:“如此众多的地图制图者,他们的多样性令人眩惑:这是个地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