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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许倬云说历史:这个世界病了吗?》 全

读书笔记:《许倬云说历史:这个世界病了吗?》 全

. 73 min read

读书笔记

推荐序 创造现代文明新秩序

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大型共同体的主权国家体制,以及科技发展和与其相关的工业生产方式作为论述的重点。相应于这三个基础制度,他又指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主权国家、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经济及工业生产和科学发展等五个支柱之上的。

英雄所见略同。

许倬云先生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主权为本的国家体制,乃至民主政治、个人主义,无不已经变质、异化、松弛、败坏了。他指出,资本主义已堕化为无“诚信”原则、“以钱博钱”的金钱游戏,造成结构性的贫富悬殊与财富世袭化;民主政治的理念在实践中已狭化为选举,而选举又为金钱所腐蚀;民间社会摇摇欲坠,再难有制衡国家机器的社会力量;政客则假借公权力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民选贵族,人权自由已无所保障,民主愈来愈空洞化与恶质化。至于对西方现代文明最有表征性的个人主义,他的感喟更多。他指出,个人自觉带来的个人主义,原赖基督教神恩之眷顾,神恩因科学之起而失,因而个人之自主性已无所着落,个人竟转变为只顾到自己而自私。更有甚者,自私导致的自我封闭,遂使人际疏离,亲情淡薄,家庭破碎,社会解体。许倬云先生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已出现人之失落、社会之失落,而呈现生命意义与存在意义之危机。这不啻是说这个文明的整个精神世界正在崩塌之中。

同意。

中国的现代文明之构建,固然不能不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体(应该指出,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人的价值,虽然在西方历史实践中已变质异化而空洞化,但这些价值的原始理念仍具有普世意义),但绝不能依样画葫芦,盲目模仿。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西方文明始终都要挣扎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以五百年时间建立的“现代文明”,是迄今世界上唯一完成式的现代型文明,但唯一却不等同于具有典范地位。许倬云先生此书更清楚地阐明了“西方现代文明”已不具“现代文明”典范的正当性。

自序

注意韦伯的欧洲中心史观,不要被毒害。

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欧洲人终于摆脱了天主教会长期以来的神权统治,开始寻找自己。在启蒙时代,人找到了个人的自觉,这一自觉带来的是个人主义。于是,按照马克斯 •韦伯的理论,个人必须要有所表现,才能印证上帝的神恩——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工作积极性。个人向政府争回自己的权利,国家只是许多公民合约的共同体。科学的追寻则是在摆脱了神意的束缚后,以自己的理性追寻对于一切事物的解释。这几个方向的发展,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

凭借无耻以及不把他者当人。

现代文明起于欧洲,扩及于美洲,这一族群积极进取,经过三四百年,取得了整个美洲新大陆,又取得了印度洋、太平洋等广大地区的殖民地。欧洲人占领土地、掠夺资源、奴役劳力,凭借如此庞大的力量,主宰世界达四百年之久。

人变成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再是人,是资本运作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20世纪以来,科学研究迅速发展,加上全球化以后人类文化的多元,犹太教、基督教的神恩不再能约束个人主义的脱缰而去。于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压过了个人主义对自己的约束,一变而无所不用其极。在国家层面,共同体组织复杂、事务繁重,公权力的压力也压倒了个人的自由。

我认为理由是倒过来的,是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蓄意推动人的原子化和家庭的分化,以及将各种组织追求目标变的庸俗化和直接弱化组织能力,这样才能提前减少可能出现的反抗。

在人类本身解散为无数游离的个人时,占尽资源的强者和富者以暴力垄断资源,权利和权力之间不再有公平和互惠。

前言 从兴盛到衰颓

现代文明从开始至今,已经有五百多年。第一阶段是从教廷神权和封建制度的欧洲秩序中解放出来,这一阶段就是宗教革命和启蒙时代。第二阶段则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都市化现象。第三阶段应当是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以后,美国逐渐恢复活力,而欧洲陷入战争,从那时开始美国崛起,成为现代世界霸主。

现代文明的支柱之一——资本主义——因为经济不断地扩张,世代之间已经无法衔接;同时,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的上层人物已经背离了社会,造成上下隔绝的局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资本超越了实业资本,资本不再需要服务于人,而是变成数字游戏。

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可现在,交换的媒介——货币——却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主体。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其最要紧的因素;可是最近,资本主义的运作却逐渐呈现为以钱博钱的虚象。经济体制中,主要的运作从业人员却是经常投机欺骗、博取短利,这也造成了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

从17世纪以来,主权国家成为世界大型共同体的主要形式。这种体制可以结合全国的人力、物力,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场中为国家获得利益。而根据国家共同体的结合方式,国家拥有的财富又以公权力重新分配,使得贫者、弱者都不至于无人照顾。然而,由于官僚系统的扩张,国家体制代表的公权力最终还是脱不开尾大不掉的僵化。其中,“权”与“钱”的结合,更是官僚政治的严重病灶。

在现代文明系统中,科学与信仰之间存在许多必须厘清的紧张关系。

将世界其他文明的经验整合在另一阶段的现代文明。也许我们可称之为“后现代文明”,所有的中国人都无法摆脱参与缔造这一新文明的重大使命。

第一章 现代西方主流文明的困境

西方主流文明是从西欧的启蒙运动开始的。在那个关节上,欧洲国家摆脱了宗教桎梏,发展了自由思想。在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开展了科学和技术改进。这两者逐渐互相支持,终于汇为巨流,到今天,科技发展的潜力还在增长不已。

通过技术改进,西方步入工业革命,将过去的农业生产和作坊手工业一改为大规模的集体生产。这一生产模式又必然牵扯到如何取得大量的资源以及如何开拓巨大的市场这两个问题。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也就应运而生。在这个制度下,技术、劳力和资金三合一的结构,不断将人类的生产力一波一波地推向新的高峰,财富的累积也随之不断地增长。

任何国家的背后都有一个民族的观念,而且民族又隐含着种族或血缘的意义。无论是种族还是血缘,乃是有预设定义的团体。于是,民族国家不免成为预设的不容置疑的共同体,竟与国民合约建立的共同体之间,有难以克服的困难。究竟国家大于国民,还是国民大于国家?身为共同体合约签署者的国民,是必须接受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还是有权加以改变?如果改变的过程激烈,说不定又会影响共同体本身的稳定,甚至颠覆和消灭这个国家共同体。

个人发展的自由空间和国家公权力作为保障公平、公义的机制之间,关系如何处理?公权力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约束那些因为累积财富而拥有巨大社会权力的企业单位或个人?理论上,既然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在法律范围内充分发挥其能力的机会和权利,谁还可以约束这些有发展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限制他们发展的空间?今天美国两党政治对抗中很重要的一个争议,就是国家公权力应否干涉个人发展的自由。可是,在今天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财富累积可以达到难以置信的地步:雇主因为掌握了巨大的财富,可以“一钱压死人”,使被雇者没有反抗的余地。财富所代表的权力,在今天往往足以挑战国家的公权力。

所以国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不是为国民服务的。全世界都一样,民主也没有卵用。

每个人的权利,都不应当被另外一个人侵犯和剥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现代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才有立足之处。然而,如前文所说,一个民主国家是由许多公民合议,通过合约的方式共同组成的,这个公权力本身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在比较抽象而一般性的共同意志下,单独的个人该如何维护其具体而特殊的权利?也如前面所说,金钱代表力量,巨大的财富累积使某些个人具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足以影响政策,甚至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金钱的作用,长期地影响选举,影响立法,因此垄断国家的公权力。在财富面前,个别的小人物具体而特殊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社会的公义和公平在以金钱代表的权力下已经无法伸张。

孤独不一定寂寞,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即使孤独也很自足,无需渴望他人的精神,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当然肉体的孤独带来的无助是没有办法,但是也许未来可以通过机器人技术缓解。

个人确实是拥挤人群中的孤独者,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在今天已经成为奢侈的幻想。人不仅是孤独的,也是寂寞而无助的。

人具有语言和想象的能力,因此能结集想象的共同体,这才是人类强大的本质原因。没有想象力的智慧是没有意义的。

人能通过语言和思考结合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结合能力使得人类能够从动物世界中脱颖而出,统治这个世界

平等本来就是妄想,人哪里平等了,是一样漂亮还是一样高矮了?不是克隆人就别指望平等。

从启蒙时代到今天,人类在这三百多年中逐渐发展取得的成绩,从生产的能力和生活的舒适程度来说,都远远超越了过去千万年加起来的总和。人类因此自信,也因此骄傲。但今天,这三百多年的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个方向上人走得愈远、愈快,大多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不再得到保障。人有了自由,却不再平等;有了安全,却不再有慰藉。

第二章 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作为最高权力群体的关系。这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使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尤其是个人——沦为孤独无助的个体。

中国春秋时期的国与国的关系,作为和约被固定了。欧洲从此再也没有进入统一的机会。当世界只有欧洲的时候相比互相征伐这是进步,当世界远大于欧洲的时候,相比其他政体欧洲这是自宫。

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列国的制度是基本的国际体制。从此以后,再没有超越国家的教廷组织,也没有真正笼罩全欧的大帝国。

罗马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改土归流。

在泛希腊化时代,希腊的霸权代表着以核心国家为主体建立的超国家群体。罗马帝国不仅是霸权,还是一个核心国家建立的庞大统治体。雅典的霸权笼罩了地中海东端、爱琴海外围和小亚细亚等陆地地区,但这些地区其实并没有长期附属希腊霸权之下。罗马城邦的霸权却是笼罩了整个地中海外围。罗马的统治形态,可以说是开了后世西方殖民帝国的先河。

一个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强权,其国家掌有的权力十分巨大。也正因为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这些强权的政治中心才能以实力投入原料的取得和市场的开拓。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代表的财富增长,是与国家力量的扩大同胎的双胞胎。

近代资本主义在远洋贸易之外更重要的发展园地,则是工业革命以后的大规模生产。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互相依扶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需要先有资金,才能置办工厂设备和取得原料。这些原料又往往不能仅仅依赖当地的资源,而必须从远处运来。大量生产的成品也不能单单依靠当地的市场,而必须运送到远处开拓更大的市场。于是,不仅预筹的资金必须有一定的规模,取得原料和开拓市场的努力也必须依赖国家力量作为后盾。所以,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业化必须和国家的资源力量配套,才能有开展的实力和余地。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这种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的面貌将西方经济力量扩张到全球,西方的文化也因此成为世界现代文化的主流。

在民主政治已经有坚实基础的英国和美国,政权和两党政治中保守的一派还是常常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为理由,尽力阻挡公权力做种种政策上的矫正。以匡正上述弊病为主要诉求的另一端政治力量,或者自称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称进步主义者,或者自称工党运动者,却是不断希望通过民主政治选举和议会政治的立法,约束财富对政治的干预

必须用民主的自决权对本来促进生产的动力有所约束,以避免其因为生产能力的扩大和成长成为噬人的怪兽。

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贫富的悬殊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以美国而论,财富分配金字塔顶端百分之一的富翁,拥有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四十,而底层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却是室无余粮。这种倾斜如果不加以匡正,只会一天比一天更严重,到了某一天,世界上将只有一小撮富人和一大批穷人。社会主义的理想曾经给过大家一个美梦,然而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理想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是“病理学的诊断”,本身却不是医疗的良方。将来,我们如何能将这已经高度倾斜的不公,拉回到可以忍受的差异分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地思考。

第三章 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与矫正

经济理论应当只是工具,不能当作铁则。因为经济形态变化多种多样,有许多外在的条件也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方向。既然人类社会如此复杂,世界上没有一种永远不变甚至只是长期不变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我们如何能够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解释种种变化的经济理论呢?

所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都是傻逼。

世界第一次经济恐慌,严重地考验了古典经济理论。供求之间的平衡到了一定的偏差时,那只“看不见的手”似乎已无法挽回颓势。德国矫正自己的经济恐慌是用国家的公权力,依仗“日耳曼精神”所支持的全民共同建国意志,居然重新建立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在这一基础上,希特勒终于发展了可以挑战英、美的军力基础。在德国重建的过程中,主权国家的威权体制乃是以全国力量支援经济发展的基础。国家给予许多政策上的优惠和鼓励,才使得生产可以在废墟上重建起来。这种国家干预的力量,绝对不是“看不见的手”。

就不能承认双方都对都有局限性吗?单独靠市场会有盲点,单独靠政府也不行,要互相配合互相扬长避短才是对的。

“新政”的措施依据的不是古典经济学理论,而是凯恩斯的发展理论。到今天,凯恩斯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理论之间还是互争雄长,互不相让。凯恩斯理论的基础是提高消费能力,以此创造更多的市场容量,再以此刺激生产。继续增长的生产力又可以吸收劳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失业人数愈少,就业人数愈多,经济力量愈大,发展的潜力也就愈加强大。国家一时投入资金刺激发展和长期以国家财力支持社会福利的策略,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维持一般人民的生活,使他们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

美联储是私人掌握的,看起来经济危机还是照样发生,没什么了不起的。

政府掌握了控制水龙头开关的权力。放出多少货币量,容许多大的经济增长率,都掌握在公权力手上。这种做法使公权力主导了经济,对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来说,却剥夺了一般人民从竞争中求取发展的基本自由。

哈耶克这理论是空想。一方面人民有自由,政府不能干预,另一方面政府要保证公平必须干预,自相矛盾。不干预的唯一后果就是马太效应,然后等到不平等到极限就等着革命吧。

哈耶克的理论则另辟蹊径:一方面坚持人民有发展的自由,任何政府干预最后都会导致权力的倾斜,人民最终会沦为国家的奴隶;另一方面,哈耶克坚持民主政治,主张以法律来保证民主政治的顺畅运作和人民的基本权利。

公权力的正确性不能保证,所以这条路也错了。当然在避免危机方面二战前的苏联比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在经济危机面前的表现好几条街,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偷师学习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的革命论——经过革命取得政权,再以公权力完全支配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

第四章 资本主义经济最近发生的问题

集权主义的缺点在于没有有效解决自下而上的反馈问题,不能形成一个闭合的反馈环,也就不能对自己的错误产生觉察和纠偏。所以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就会越来越极端化。

集权主义在经济发展上的弱点:权力太集中了,一切决定都由一个中央做出,中央独揽大权。执政团体内部的权力集中,使得这个庞大团体的各部分除了听命以外,没有因应变化而调节的能力。

所以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和中产收入、地位、数量的下降均从里根时代开始。古典经济学不管新旧都是毒瘤,只为资本服务而不是为国家和人民。

在里根当政时期,美国的政策是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制定的。

股票市场上的短线操作也代替了投资利润,成为股票经营者的主要操纵点。

没有信用的人你给它信用,自然就产生了泡沫。泡沫未破灭之前都是有利润的,所以资本主义的自毁倾向不可避免。

资本主义的积极运作,本来就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之上。所谓“信用”,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承诺,是要具体兑现的。在上述两种现象发生时,“信用”成了幌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由于“信用”的泛滥,时时面临崩盘的危机。

《国富论》时代的经济是以“国”为单位的。一个国家的主权之内,可以用关税保护自己的产业,也可以通过货币发行量调节自己的通货。于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国民可以共享;国家也有权力征取税收,将经济增长的利润分配给弱势国民。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再建立在个人的自由权上,而是建立在各种投机取巧的操作上。现代主流文明的重要支柱之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现在看来,这一支柱已经变成一个吞噬金钱的怪兽。这一制度的变质,将是对现代主流文明的一个巨大伤害。

第五章 西欧和美国民主化的历史过程

精英民主。

究其实际,希腊的城邦,例如雅典,固然是一种民主制度,但其民主实际上仅限于征服族群的内部。

希腊哲人关于自由和人权的讨论,与民主城邦的背景有相当的关系。不过,他们讨论的人权,基本上属于当权阶层中有限人口的权利。

只有组织才能对抗组织。

原来的族群都保持着相当凝聚的实力,他们可以接受诺曼人为君主,但君主不能随意向他们要求朝贡纳税。诺曼君主为了在欧洲大陆上争取地位或是参加战争,每一次要兵要粮都必须取得这些原居大族的同意。

1645年,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击败了王室军队;1688年经过议会下议院的审判,英王詹姆士二世被处死,英国成为议会统治的国家——是为“光荣革命”

民主是靠实力的。没有实力别扯淡。

以实力决定了英国的民主体制

英国政府将殖民地当作英国领土,也向当地人征税。但每次分配税额,都会遭到他们的抗拒。累积的矛盾终于因为印花税的问题,激化为当地殖民者的全面反抗。

民主一开始就不是普惠的。

投票者以有纳税能力的资产者为主,并不是全民投票,甚至妇女也没有投票权。

新古典经济学的必然结果。小政府的必然后果,就是既得利益者可以为所欲为。既然承认人有私心,那就不应该放任既得利益者自由发展。美国走出了被政府统治的狼穴,但又掉进了被资本控制虎口,说明了自由平等这套体制的固有缺陷。

过去国会的结构中,其成员没有显著的世袭现象,而在今天的国会里,传袭两三代的家族已经不是少数。

这不是民主精神恶质化,而是民主精神根本是错的,太超前了不符合社会现实。现实是很多人不配拥有选票,可是没有人敢承认这一点。民主只有当人人都有资格的时候才是对的。否则就是民粹。

金权与政权的互相渗透,已经是今天美国政治的普遍现象,相应地也将民主精神恶质化了。原本选民人数增加,民主的基础应当更为坚实。然而,一个堪称吊诡的现象已经出现:选民的人数越来越庞大,相伴而至的则是选民本身的质量相对降低。

两百年来,从第一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不断地修正。到今天,法国的政治局面还是常常不安定。今天的法国议会是由许多小党选出的议员组成的,没有长期执政的大党。于是,在组织联合政府的过程中,政治人物彼此讨价还价,以获得短期的执政权。这些现象使得政客有可乘之机,将金权与政权彼此勾结。今天法国政府官员的操守,在欧洲被列入下乘。法国新宪法下的总统拥有庞大的权力,足以挟持总理,却又不必向国会负责,于是政局不稳,又可能开启强人政治,夺取权柄。

这正说明了民主本身的假设是错误的,执行再怎么调整也不能纠正。

这三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原本的构想乃是尽力防范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防范国家侵犯地方社区的自主。而到今天,这几个民主政体国家都逐渐出现结构上的弊病,导致民主政治的衰坏。

第六章 现代国家的形式与运作(上)

近代以前的西欧历史上,有两个庞大的秩序笼罩在国家共同体上:一个是天主教廷的超越秩序;另一个是在古代罗马帝国记忆上重建的封建秩序,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在这两大权威秩序之下,任何地方政权和各个国家的权威都打了折扣,国家也并不是我们今天认识的这种共同体。

根据族群先设的共同体意识,同一族群的人组织为一个国家。这个共同体之内,理论上所有成员都属于同一族群,已经长久地结合为一体,只是在前述两大秩序之下,民众不能完全自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国家也不是全族群唯一效忠的对象。这一类国家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具有主权、领土和人民等要素,人民归属的原因是族群的“类血缘”,因此社会和国家基本上是二位一体。

公民经过革命或协议共同决定一个政体,国家与人民之间乃是合议的结合,这就是今天所谓的“民主政体”。经过宗教革命之后,若干国家解除了教廷的超国家结构,也将世俗权力和神权分开。至于国家民主化的过程,经过上一章所谈的几次大革命后产生的新的国家体制,也就是今天世界各处最常见的代议政体,还正在继续演化之中。这个演化过程不会终止,之所以发生演化,是因为有许多问题出现,必须时时加以调整。

“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落实在历史过程中,则是英、美、法三次大革命。

议会实质上统治英国,英王只是国家权力的一个象征

新的国家在一片空白上,平地建构了一个新的体制,甚至可说是人类第一次在完全没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组织国家的大实验。美国的政治体制,是总统制与议会制的结合。

三权鼎立的政府体制后来也在各国出现,成为内阁制之外另一种常见的民主政体。

瑞士的政治制度在1848年以后才具体落实,其中可能抄袭了英、美两国的制度,综合成为新的联邦制。这个合议的民主政体,可谓现今世界上最接近直接民主制度的体制。因为每一个邦的人口都不多,疆域也不大,每一邦的公民不过数十万人,人民直接参与政务的程度其实不低。

很多国家对民主政体的抄袭不过是一个形式,并没有真正落实。例如,印度完全抄袭了英国的体制,但是印度的政体至今没有形成公平有效的民主体制:有钱有势的精英实质上垄断了政权;长期存在的种姓制度,也使得印度下层社会的公民几乎完全没有发言权。另一个模仿英国制度的国家是新加坡。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枝独秀,使少数党的出现变得非常困难。该党在李光耀的领导下确实做得不错,但是人民并没有言论自由,更不具备其他国家人民运用自由意志选择政权的条件。

政治集团过去都有贪渎、无能的劣绩,可是他们垄断了权力,无论政权如何转移,都不过是在他们手中轮流而已。美国政治制度中的三权制衡和内外平衡,在菲律宾都看不见——中南美许多所谓的“香蕉共和国”,也同样是变质的民主。

所以没有万世一系的帝国。美国只不过因为太年轻了所以时间上没资格失败,但是现在很明显已经开始衰败了。

政治体制的结构是一回事,运作是另外一回事。从历史来看,无论多么美好的设计,也不一定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它们可能随着时间衰败、变质,直到将原来期盼的好制度败落到必须改革的地步。

第七章 现代国家的形式与运作(下)

罗马这群傻逼,放弃了文化的侵略性,所以被灭绝了。睿智。

罗马帝国理解这些“蛮族”的特殊背景,因此尊重他们的习惯法,用所谓“日耳曼法”而非罗马法治理他们。

就是七个曹操。

选帝侯

这一种国家秩序显然不是全民平等,而是阶层性的结构。其性质与上一章所说的合约性的国家有显著的差别。卢梭“社会契约论”所指的国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双方约定的,但在普鲁士这种结构之内却是预设的。本章第一节开始提出的民族国家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预设的认同和归属一方面在国家内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既然国民无所逃于国家的权威,民主和自由也就往往屈服于爱国的情绪之下,为了国家的利益需要,往往会要求人民对国家忠诚,在个人自由和国家的发展安定之间,国家居于更高的位阶。

容克垄断了知识和教育的必然后果,并不代表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德国的政体完全符合民主合议,然而其总理的权威却不是英国总理能够相比的。而且,两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容克”——相当于中国的缙绅——始终是德国的文化与政治精英,相对于大众化的庶民,容克的优秀传统也确实为德国的安定和发展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法国人的自大狂从他们的标致汽车设计可见一斑。有种莫名其妙的自命不凡和高贵的感觉,实际上经济和政治地位一塌糊涂,没有自知。

对法兰克王国的记忆,使法国人始终觉得自己是欧洲地位最优越的国家。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武力和文化盛极一时,也使得法国人忘不掉当年的光荣。

法国的政体是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混合,如果总统和内阁都来自一个政党,总统就是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如果总统和内阁的多数党不属于同一个政党,总统与内阁之间权力的界划就是严重的问题,总统的权力可以极大。法国民主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常常会有许多不同的政党选出代表参政,许多小党之中难得会有一个大党出现。因此,法国不容易产生稳定的议会。

俄罗斯其实是多民族、多文化的混合体,很难有一个共同的归属和文化认同。只是这个强国的地位,却构成了俄罗斯核心的强固性。

1917年,俄国发生共产主义的大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由列宁领导组织了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体,号称人民专政,实际上“人民”的定义是由革命者决定的。这个号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权,如众所周知的一样,经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强力统治,原本以建立世界革命的基地为号召,实际上则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

日本在庞大中国的影响之下,常常不甘于第二的位置,力争上游,时时想要取得至少和中国平等的地位。他们在东亚大陆边缘屡次求发展,屡次被中国打下来。而大陆上的帝国对于海外的岛国却经常视而不见。这种被人轻视和忽略的感觉,激发了日本人强烈的反感,也激发了他们不断求发展的积极性。

日本的贵族和军人在“二战”以前始终拥有特殊的权力,明治以来的君主不是虚君,乃是军人支持的国体象征。在君主的默许下,1936年前后军人杀害了民主制度选出来的内阁总理和部长,日本沦为军人专政。

就是财阀政治,类似中国的东晋时期。早就被证明是失败的死胡同。

最近二十年来的日本政府结构,十余任总理就是那几个大家族的子弟轮流出任。而现在的日本天皇确实是虚君,没有约束内阁的权力。日本的议会在最近又呈现群龙无首的多党体制。只是这些党派的领导者转来转去,还是那几个大家族的成员。

德国和日本也发展的不错,民主那么多也没几个好的。所以体制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的素质和文化。

民族主义立国容易陷入集权政治,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实践。

第八章 现代科技的发展(上)

第一,现代科学的探讨是基于理论的假设和实验的核对,有一定的思考方法,才能将一个个观念联系成为科学理论。这与古代文明中科学的最大差别,是古代科学家大多从形而上学的方法或者直接的观察,得出一些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这种哲学的探讨方式没有经过实验的过程,无法走到现代科学发展的坦途。第二,科学与技术发展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性,在演绎的程序上理论先于实践,也是现代科学早期发展的现象。然而,从20世纪开始,市场需求带动了技术的发展,而寻求技术的过程又启发了纯科学思考的课题。

第九章 现代科技的发展(下)

城市化是国家发展的发动机。

新城镇的出现,又带动了衣食住行所需的各项用品的生产业和批发零售业。这一波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甚至亚非两洲的新都市如上海、东京、新德里等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20世纪前半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国家的财力和支持通过各种国家研究单位的渠道,启动了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单位的参与,人类开始探索生命的奥秘以及如何改善自己的生理结构。今天,实用的医疗和纯理论的基因染色体探讨,在各个层次的研究和应用之间彼此拉拔,已经很难有明确的区划——何者为纯研究,何者为应用研究。

科学家和企业界已经无法各自独立,知识也不能完全是纯学术的,知识受到应用的牵引,愈来愈含有实用性的目的。

针无两头利,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是世界运作的规律,谁也不能违反,否则必遭反噬。

资本主义的求利动机与国家公权力结合,延缓科技进步的步伐。这些现象——国家的支持和产业的配合,正说明了“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有了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这两大外力的侵入,无疑提升了学术的能量,可是也剥夺了学术心智发展的自由。

第十章 资本主义目前的问题

近代资本主义典型的运作方式:投资者筹集资本、设立工厂、购买原料、支付工人的工资、生产商品,再经过批发到零售,供给市场的需求。这种资本主义当然是和近代工业革命不可分割的。马克思诟病资本主义的剥削,也是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工厂主夺取了工人劳动产生的附加价值。但马克思没有注意到筹集资本、建立工厂、预购材料这一系列投资的负担和风险。当然,为了筹足资金和分摊风险,银行与保险制度也是必要的。这种资本主义可以说是以生产关系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相对而言,第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则是根据生产与消费者的需求设立的经济制度。

资金本身的功能成为资本主义最主要的特色。全球各国大小经济体都在不断成长,全球整体的经济体又在全球化的网络下,不仅规模庞大无比,而且资金流动极为迅速。这个阶段的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真正落实在“资本”两个字上了。

购买证券的客户实际上是投资于经济体的涨落和伸缩,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投资在哪几个公司或哪几个产业。证券商和银行事实上掌握了无数散户提供的资金,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于是,投资证券几乎形同赌博。

资本主义经济可以说是“货币经济”,货币不仅是交易的媒介,也已经成为一种商品。不仅货币成了商品,现在还有了一个延伸物,即货币使用的“信用”。

愈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愈有信用过度膨胀的问题。通货膨胀加上信用膨胀,而真正的生产力无法赶上膨胀的速度,这是第三阶段资本主义演变到今天出现的无法驯服的巨魔。

现代社会的经济和运转,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一旦信心被打破,就会出现各种危机。

二三十年来有过两次经济大风暴,每一次都有一些地位重要的银行或资金控制者——保险公司或证券商——被发现长期系统地欺骗客户,从社会偷窃暴利。资本主义经济应有的理性已经不存在,保证这种理性运作的诚信和透明度也已经极度地扭曲。
第三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成为经济丛林内的弱肉强食:散户是弱肉,玩弄资金的人是猎食的巨兽。虚假的浮胖让看上去不断扩充的经济体,呈现出经济繁荣的虚象。这些经济体必须继续扩大,才能维持运作。整个世界都被不断扩充的经济绑架了。

资本主义已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是继续修正还是如何,只能走着瞧了。

生产关系中本来工人受剥削的现象,转变成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国家的劳工成为最底层的被剥削者,也造成了工业国家劳工的大量失业。而这些国家的商品供应,又能保持一定程度的低廉。地区性的不平衡代替了过去阶层性的不平等。以全球人口的整体来说,属于生产线最底层的生产者取代了各国本来的生产阶层。生之者寡,而食之者众,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目前积重难返的原因所在。在全球各处,财富的分配也呈现出极度集中于少数巨富手中的现象。以美国为例,上层的富人大约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而他们拥有的财富占全国的百分之四十;而占有人口百分之二十的穷人生活在贫穷线之下,中产阶层的人口比率则在萎缩之中。

离开了促进生产和商品流动两项基本功能,资本主义现今代表的是贪得无厌的欲望,并失落了以诚信为基础的自我节制。

第十一章 最近科技发展的情形

宗教就是傻逼才信的玩意。

现代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取得的成就无可置疑,这影响到了许多过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想法。不仅宗教神学很难再自圆其说,就是哲学家的形而上学理论,其宇宙论也往往无法验证。

所以我们需要终身学习。

以新替旧,不断地更新,其速度将会愈来愈快、愈来愈频繁。可能不久以后,我们会觉得像狗在追自己的尾巴,永远都追赶不上技术更新的速度。

作为人类的群体,尤其是全人类作为同一个整体的大社群,在面对崭新的宇宙观时,将如何发展丰富人类生命的意义和个人存在的意义。这些都牵涉到我们终极的安身立命所在。

第十二章 为现代文明把脉

第三产业必须越来越大才能吸收过剩的人力和货币。

货币供给量的大量增加,使得经济体不断扩大,可是实质的生产量并没有相应地增加。一个不断扩大的经济体,如果不在生产方面增加,就必须扩大消费面。而这几十年来,我们所见的消费面的扩大,却有许多是以服务业作为主要途径的。服务业号称第三产业,其中原本只包括管理、广告、经销等方面。而今天,原来包括在家庭生活范围内的衣食住行,已转化为吸收劳力和资源的各种零售业与餐饮业,也就是服务业。

这些行业撑起了极大的消费量,但是从整个经济的成长来看,除了以消费拉动消费以外,并没有促进产业的提升,也没有因此改善整体的生活水平。

资本主义体制原应以诚信为本,现在“诚信”两字已经完全不见;资本主义以信用为基本条件,其基础已经垮了,上层结构怎么能不垮呢?

最近二三十年,各种财团取得了对大众媒体的控制权。以美国的媒体而论,过去每个城市会有两三家日报互相竞争,今天几乎每个城市只有一家,而且都被若干资金雄厚的报业财团收编。电视业也是如此,美国各地的地方性电视台都已归财团所有,全国性的独立电视台大概只数得出一两家而已。欧洲的情形也不比美国好。全球性的媒体财团,其影响力跨洲越洋,呼风唤雨,不仅竞选时政治人物要仰仗这些财团的支持过关,就是在平日的议会运作中,财团的外力也深深插足其中。

所以一开始将权力的正当性构建在选民的判断上就是错的。绝大部分人没有思考的能力。

资本主义本身的腐烂已经深深地侵入政治,腐蚀了政治的独立性。民主政治本来的构想,是每一个选民有自己做主张的机会。既然这些选民未必具有政治判断的专业能力,舆论呈现的方向对于选民来说就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然而现在各种媒体的运作,已经不再是数十年或一百年前那样简单,媒体本身必须拥有相当的实力,例如电视节目的放送,或者有分驻各处的记者等大量的人力投入。媒体本身被财团操纵

所以任何政府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避免权钱勾结。

政治人物在掌握政治权力时,对于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运作的财东,本来可以有相当的约束能力。然而,进入政治圈本身需要投入的本钱,已不是任何政党或政治人物可以独立承担的。财团对政客的游说和政客出入于政、商之间的“旋转门”,凡此种种常见的情况,无不显示“钱”“权”互相利用、互相支持,已经结合成为利益共同体。

民主国家有舆论的批判与法律的制裁,尚且存在如此情形,更不用说在以“权”为主的集权国家,当政者的家属往往自由自在地以权博钱,凭空成为财富的顶端拥有者。看来,不管是左是右,一旦“钱”“权”结合,应当用来维持人民生计的公权力就不免成为劫贫济富的暴力。

社会呼唤革命,呼唤新的英雄的产生来顺应民意。

现代国家与社会之间,最主要的平衡力量乃是中产阶级。在近百年的历史中,这些阶层曾经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主干。但最近二三十年来,民主国家的中产阶层都在萎缩,相对的,他们对于上述种种变化也有极端的无力感;而在那些还没有发展起民主制度的国家,民主运动的力量微弱,看起来几乎没有发展壮大的机会。
在西方现代国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资本主义和工业生产无疑曾扮演巨大的推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们眼看着资本主义的腐蚀力正在腐蚀现代文明的基础。

第十三章 国家功能的衰变

英国制度反映民意相当迅速,然而,一个政府经常反覆,政策经常摇摆不定,终究不能算是很稳定的政治。

美国政体设计建立在不信任政府的基础之上,因此过于掣肘,经常发生司法干预行政到荒谬的地步,浪费纳税人的金钱和时间,实际上却没有什么卵用。美国并不是一个高效严明的良好体制,可以说是一个极坏的榜样。

美国的政治必定牵牵扯扯,任何法良意美的政策很难立刻获得通过,更难顺利执行。美国两百年来的政治,就在这种推推挤挤的状况下达成起码的协议,然后付诸执行。

主权国家的宪法往往强调自己族群的共同福祉和利益。

这类制度最大的缺陷就在于,没有人可以监督国家的权威。任何错误既然无人指出,往往一错到底,造成无可挽回的大灾祸。

所以只有力量才是一切,权力意志!没有力量的知识除了被践踏没有别的下场。

日本的舆论甚至学者们的知识,都不能抵制军国主义要求国民向国家权力屈服的趋势。当时,日本的一些汉学家对于中国的情形非常了解,但是在军国主义的体制下,军人指使的国家权力强迫他们不得发表批评,甚至不得违背国策做独立的研究。日本的大学曾经教育了一个时代的现代公民,他们也知道国家不能走向自求毁灭的道路。然而,许多信仰民主制度的学者和公民在政府强烈的压制下,终于不得不低头屈服。

任何复杂的大型组织,只要形成科层制度,就难以避免管理系统的老化和衰变。政府结构的复杂系统就是官僚制度,一旦功能有分割,就难以避免不同单位间的权力冲突。人有惰性,在习惯的工作以外不愿再增加新的工作,推托之后就只好另立单位来执行新的任务,这导致了政府官僚机构的日益庞大。此外,上级往往不愿意下级握有太多权力,常常会设立新的单位以分下属之权。凡此种种矛盾,使自古以来的大型国家官僚组织,都无法逃脱其膨胀臃肿和周转不灵的痼疾。

集权的国家,在初起的时候,权力集中,结构简单,效率必定不错,上述的德国、日本就是如此。如果时间超过两代,效率一定会降低。以中国过去的皇帝制度为例,主要王朝的第一、第二代往往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第三代以后,官僚制度膨胀,政府组织逐渐臃肿和虚胖。加上权力集中以后,当权者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而是一个集团,集团中的人物彼此包庇,互相扶掖,只要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不论贤愚,都会在整个集团的庇荫下取得高位。如果不当官,也可以借着官家势力聚敛财富,由贵而富,终于侵蚀掉这个政权的核心。这种专权集团在彼此保护之下,不会听取外面的批评和规劝,不到全盘腐烂不止,不到溃散无余不停。

没看出美国有什么改进的地方。民主可以改进没错,可是已经被资本绑架的民主是没可能改进的,还不如民族国家呢。美国的福利和医疗都是发达国家最差的,可见一斑。

民主国家与民族体制国家对比,民主国家究竟还是有其可取之处:这种体制虽然效率不高,却不容易出现强人,也不容易出现长期掌握权力的利益集团。民主制度的国家因为有人民选票的监督,就有其更新重整的机会,远比看上去效率强大的集权体制有更大的弹性,因此有更好的改进空间。

第十四章 主权国家的排他性

现代文明中的主权国家,其权力对外是排他的,对内是绝对的。这种政治结构在世界各处固然也曾出现过,但并不像在现代文明下的主权国家中如此普遍。而且,在现代文明覆盖全世界时,这种政治制度也成了普世的常态。由于对外的排他性,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最多是结盟互助,而不能够互相重叠其主权。由于对内权力是绝对的,于是,即便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虽然在宪法上保障人民有革命的权利,但实际上任何政权都会以国家权力自居,不容许内部出现向政权挑战的另一权力。

所以我们的世界秩序才是更先进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欧洲的世界秩序带给世界的只有灾难和战争。

秦汉以后因为一个多元而复杂的“天下”秩序出现,东亚的广大土地上难以见到像欧洲一样的民族主权国家。在东亚的“天下”系统之内,各种政治单元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存在于皇帝制度的巨大系统之内。从皇帝的朝廷到少数民族的土司部落,到各处邻居藩属以及各种与政权共存的社会力量,各种共同体谁也不能拥有绝对的权威,谁也不能完全排斥另一个共同体。

武装族群的迁移,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过程。于是,族群对外不能有模糊空间,“我”和“他”是截然不同的两群人。“我”以外的人都是可能的敌人,在“我”掌握的疆域内,除了自己人以外,其他人都是被奴役压制的人群。这种因长期武装迁移夺取地盘的历史过程,在世界历史上其实不多见。也许正因为这个传统,欧洲人好勇斗狠也积极进取,正反两面的形容词在其内表现一致。

威尔逊就是个天真的二货。

威尔逊的期望终于因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而落空

自从发现新大陆以来,世界各地的经济交换和文化交流,使得世界逐渐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文化经济网络。

全球化的经济市场需要全球化的监管和制衡,但是现代国家政体做不到这一点,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再一次超越了生产关系,哈哈哈。

以货币作为商品的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下,有跨区域获利的机会,也找到了将财富藏于境外的漏洞,对于这些游走于国际间的资金及其获得的利润,国家的权威完全无法征收其应付的税负。而在工业生产分散的局面下,国家对于垄断市场的大商家以及操纵市场的金融业者一筹莫展,无法以反托拉斯法约束其不当行为。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脱轨,任何单一国家的权力都已经不再能约束和节制经济的放任。

主权国家对外的排他性因为全球性网络的出现而逐渐萎缩,对内的绝对性却因为人群的离散和社会关系的松解比以前具有更大的威力。

挑战当权者智慧的时候到了,可惜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拿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

如何一方面将国家权威保持到足以维持治安,也足以矫正第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偏差,以社会福利的公义匡正贫富悬殊的现象;另一方面又不至于因为国家权力掌握了强大的统治机器,使人民无所逃于国家威柄,因此丧失平衡国家的基本权利。个人主义与国家共同体之间,主权国家与人类社会的普世共同体之间,无不必须找到适当的调和,方能消除紧张,重建互利共存的关系。

第十五章 资本主义与国家的运作

三家对国家权力的描述,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提示这种新的共同体对内、对外都有超过个人的力量,甚至于私人组织的团体——公司行号——在国家权力面前,都得既接受国家的保护,也接受法律的约束,无法与国家对抗。有了如此强大的国家权力存在,国与国之间的相对位置,也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公民在经济关系上也有其相对的强弱。

发展到威尼斯这种无所不为的地步,资本主义的海外发展实际上已经超出商业行为,变成一种帝国主义的侵略。

但是这种强大没有军事力量做支撑都是纸老虎。

16世纪到17世纪之间,荷兰的本土疆域并不大,但在当时俨然是欧洲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将资本主义的求利动机配合国家力量,发展成帝国主义的侵略。

“日不落”的大英帝国,以国家力量全力配合资本主义的对外贸易,掠夺资源,霸占市场。为了商贸利益,英国不惜以海军投入国际战争。

资本主义扩张和国家力量的霸业是连体双生,不可分割。

说穿了不过是一群沐猴而冠的野蛮人。

韦氏原意是用加尔文教派神恩预定论——为了证明自己蒙受神恩,就必须努力工作,以体现神的恩宠——来说明因使命感而发挥的工作潜力。荷兰的资本主义发展最盛时,最得势的基督教教派便是加尔文派。这种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早期资本家投身事业时全力以赴。也因为有这种使命感,他们才会以“成功”(赚大钱)作为人生的目标。资本主义的目的是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因此无所不用其极,将国家力量也拖入整个资本主义逐利的活动中。我认为,当年进入欧洲的所谓“蛮族”,归根结底都是凭武力掠夺和侵略的战斗部落。因此,在这样的文化基因下,这些白种人的国家不过是将当年战斗部落的掠夺性转换成了资本主义的掠夺性。

有钱人认为他们的成功是神恩的选择;相对的,穷人失败的命运,就是他们没有蒙受神恩的表征。

资本主义运作和国家力量的结合,并不是如同我们从字面上看见的一样——资本主义是公平的竞争,国家的功能是维护人民的福祉。现代文明的这两根支柱其理想是可贵的,但是其实践却无非是人类历史上大规模带血和不带血的掠夺和奴役。

第十六章 现代社会的松弛和解体

美好的旧时光。

那时候,大型的电子媒介还不十分发达,民意的形成基本上不是由媒介灌输给群众,而是群众在草根层次经过小团体的互动,酝酿成为选民的共识。

无数不满现状的青年有志于改革,平时却没有凝聚意见的场合。他们投身于抗议活动,却找不到改革的方向。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注重民意的地方,今天却到了这个地步——有了不满的民意,却茫然不知如何改革。言念及此,可谓长叹。在没有民意可以平衡和监督国家权力时,国家机器的威力就不是任何单独的个人可以抵抗的了。

现代国家机器掌握的权力远比以前强大。如果有民间的社会力量,还可以抵御国家对于个别公民的控制和压迫。当今天已没有这种联系的可能时,不仅集权的主权国家完全可以不顾民意为所欲为,即使在民主政治已经有长久基础的地方,如果所谓“民主”只是大企业经营者和职业政客操纵、利用的公权力,他们就是“政府”,他们的决策决定了一般大众的生活,则无论多坚实的民主传统,恐怕也终将败坏而至消失。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人民的权利和与其相配的社会力量——现在已经摇摇欲坠。建立于所谓“新教伦理”之上的天赋人权理论,终究必须在“神恩”之外,寻找可以信赖的理论根基。

第十七章 现代科学呈现的宇宙观

理性的思考,才是唯一值得保护的人权。

进化论实际上已经将基督教神学砍伐不少,剩下的也很难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天赋人权与自由民主也就无从着落了。剩下可以解决的唯一方案,则是人类本身的理性已经达到了一个水平,理性本身就是一种动力。而人类对自己的存在自尊自重,也就形成了一种超越性的价值。

知识量的爆炸会引发人类智力的巨量增长和应用,20世纪以来产生的人类新文化,让人类掌握的知识力量和驾驭自然力量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牛放屁才是最大的碳排放,先从西方人改吃猪肉开始吧。

几十年来,人类大量消耗热力能源,已经为地球生态系统留下了过度碳量的累积,地球的气候已经在改变

西方文明为主体的现代文明,其长久持守的价值观念建立在基督教神学上。它将人类与其存在的环境分割为二,必须仰仗上帝的神恩方能联结。今天,宗教信仰衰退,人该如何理解自己与宇宙的密切关系乃是重要课题,亦即需要重建一套可以与现代科学观念互补的超越性价值系统。今天人类对自己的定位,也需要重新界定。在那界定之中,一个超越性的意义,无论是以神还是其他任何名词做代号,都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要找到一些足以了解自己,可以安顿自己的定位;确定了我们自己是谁,才能确定我们和周遭的关系,也才能确定我们和小宇宙、大宇宙的关系。

第十八章 中国和印度形而上学所建构的“生命现象价值观”宇宙论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所以君子永远努力改善自己,而改善到了好的地步,再拿好的结果告诉别人,让别人也同样走他们改善自己的途径,一步步发展自己,走向更好,接近于至善。至善是永远的目标,永远走不到,但是君子必须循此方向不断发展。

人对幸福的追求也应该基于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幸福应该基于自己的进步,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幸福不应该基于任何外界的标准和评价来获得,唯一合理的标准就是超越昨天的自己,这才是幸福。只有变化和进步,才是永恒的,所以这样的幸福观才是完美的。

近代神学理论存在主义的行动神学——存在(being)和变化(behaving)是同一个事情,变化听起来是动,但变化本身就是大的存在;存在是一个涵盖从古到今的全部过程,这全部过程整体讲起来是继续不断在变动;变动最后的方向也是人不断地有机会改善自己,也不断地利用这些机会改善自己。

西方主导的现代文明已经走向衰退,现代科学与基督教神恩的对冲,使民主自由的人权观念无所着落。人与人之间的互信本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石,神恩不再后,诚信也就没有了着落。雅利安人从骑马移徙的征服与掠夺中,养成了积极进取、无所顾忌的文化基因,尤其借重基督教单一神信仰的独断,形成自以为是的心态。国家之间以强凌弱,社会之内贫富不均。人的戡天而用之的心态,对人类身处的生态环境榨取不留余地……凡此种种问题,必须从为自己安身立命中找到立足点,代替已经失落的基督教精神。

恰恰相反,我认为许倬云这里的提法落了下乘,有我注六经的感觉。不应该提到华严宗或董仲舒的具体思想,只需要说到自己的价值观,采用六经注我的态度,以我为主,这样才够大气够自信,才配得上这么大的命题。现在这种提法畏畏缩缩毫无气势,从根子上就已经输了。当然,考虑到许老病床上口述的这一段,元气大伤的情况下本来就无气势可言,所以我是苛求了。我只是很遗憾这一章完全和前面的章节气势不能相提并论。天不假年,如之奈何。

这一价值观以儒家“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精神为基础,从董仲舒的形而上学映照现代科学的宇宙结构,采华严圆融映照之谕,指示人我互见,再将克、德二家基督教现代神学提出的人的提升和回归创造原点,与儒家的君子自强不息和己立立人的自我期许结合,力求上同于道,遵循“天命为性,率性为道,修道为教”的价值系统。

第十九章 后论

西方现代文明过去的基本观念,只建立在个人主义、主权国家、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经济、工业生产和科学发展这几个支柱上。其中前四项都和基督教神学提出的基本观念有密切的关系,可是第五项却与神恩的理念以及神造世界的解释构成直接的冲突。个人主义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曾给予西方世界强大的动力,终结为西方世界对全球人类的主宰。今天,全球各处的人类族群在制度和理念上,无不接受西方世界的一切价值观念。最近伊斯兰世界对于基督教世界的抗争,似乎在否定现代西方文明的价值;中国和印度的兴起,又似乎说明一些旧文化体系的族群正在入室操戈,挑战西方世界的独断。

一神教是人类的癌症和毒瘤,要么其中之一统一天下并且人类从此完蛋,要么全部都要扫入历史垃圾堆人类从此彻底自由。

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互不兼容的斗争。

西方文明本身正处在衰微甚至解体的过程中,在全球化下,主权国家的主权将如何处理?在民主制度方面,固然与人权观念有密切的关联,但无可讳言,各处的民主政治都在金钱的影响下愈来愈庸俗化和空洞化。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主要基石是人与人之间的信用,然而到了今天,许多证券的交易却已经远离信用的原则。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正在把世界撕裂成两层——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九十九的区隔。

民选就是扯淡,选民懂个屁,都是被媒体影响的无脑货色。

随着媒体影响力的扩大,选举制度选出的各级官员,愈来愈显示民选并不是一个真正选拔人才的制度。

世界上民主国家的政府,大概不外乎两种类型:一种是议会为主的内阁制,一种是元首为主的首长制。在三权分立的制度中,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有许多冲突和矛盾,国家的资源和发展的时间往往在争吵之中不断地被浪费。立法权本来代表选民的意志直接监督政府,然而,选出来的代议士却通常不是熟悉政务的专家。行政权要能够充分发挥其功能,又必须有真正能办事的干员,并设计和执行必要的政策。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冲突,后果往往是外行的代议士领导内行的专家。但是,如果“一条鞭”由行政权直上直下执行政策,立法权又该如何监督?这也是一个大麻烦事。以议会为主的内阁制——如英国的制度——稍微能够补救这个缺陷,因为由多数党制定政策的议会,其多数党的成员也是负责执行政策的人,可是这些选出来的代议士,又有多少是专家?能够在地方上当选的人物,往往有地方实力的基础,当选的代议士——日本的议员甚至首相——几乎都出自有限的几个门阀和派系。美国南方各州的议员和州政的主持者,也往往由当地的大家族世世代代垄断。行政权强大的国家,如果也由一群家族和集团垄断政权,则政权朝代化的现象更为显著。国家政务,理论上是经由人民的委托,替全国公民造福利。《礼记·礼运·大同》篇中描述的理想社会是:全国所有的儿童能顺利长大,成人有工作,老者安养余年,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有人照护。这个原则相当程度上依赖的是由国家机器掌握若干财富的分配权。这直接导致了一个问题,有些占有优势的人士,手上累积的财富远大于他应有的那一份,却以保障人权自由为理由,反对国家机器干预财富分配。他们主张的是有发展的自由,却不负社会的责任。社会福利实行到了一定程度,又往往会导致一些得福利之益的人失去斗志,一心一意地依靠社会福利而不求上进,徒然授人以柄,作为攻击社会福利制度的借口。上述情况的两难处,将来如何解决?这也是一个大问题。

但是同样的这些大法官也可以一手掌握释法权。美联储的专家们又如何自证自己的观点是出于公心还是有利益输送的考虑?

如何将专业人员的知识适当地放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上,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问题。例如,美国司法权的行使,是由一群高度专业的法律专家,组成一个大法官会议解释宪法。这也是解释人权的本质,以防止国家的权力侵犯人民的基本人权。又例如,美国的货币并不经由中央银行管理,而是由一些专家组成联邦储备委员会,纯粹按照经济理论和经济信息,判断国家货币的发行量和流通量。这个委员会完全不经过民选,而他们的权力却直接影响到每一个老百姓财产的总价值,也指导着全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资本主义实行三百年来,我们知道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是没有人操纵的。最近二十年来,美国两次经济危机中都揭露了大财团操纵市场的实况。为了保护一般公民生活上的需求不受投资者的剥削,那些有关公众利益的事业——能源、铁路交通、公众用水、大规模的水利——都不应交给私人经营。这些事业一方面假借公众共有的资产,另一方面具有独占市场的性质,一般人民无法以竞争的条件躲开他们的独断。这一类事业应当由国家或各级地方政府分别拥有和管理,但是也要经过人民的直接监督,以避免有人假借公产图利。

这是社会主义普遍服务的理念,资本主义才不会理你。

在盈利与消费之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乃是一切考虑的第一要件。

在盈利与消费之间,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乃是一切考虑的第一要件。

既然神恩观念因为宗教信仰多元化面临了困难,我们就必须从人的自觉、从人的现象推己及人,直至延伸到全人类共同的福祉。

国家刻意的阻碍了不受控制的组织的存在。

社会逐渐解体,社群和社区首先解散,个人成为流散的孤独者。于是,个人除了向国家代表的公权力完全屈服以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

需要大智慧和大勇气,面对大挑战和大问题。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就看看不说话。

在一个现代文明正在转型的关口,我们不能认为现代文明代表的一些组织形态,就是人类最后的选择。今天呈现弊病的许多制度和观念,我们必须有勇气加以检讨,并设法找出新的设计,以满足人类作为共同体的需求。此处我并不想描述任何乌托邦或者理想国,我只是指出我们目前的路上危机重重,寻找新出路是必需的工作。尤其是不在西方文明原来覆盖范围的其他文化系统,其有识者更当抛开一切模仿西方现代文明的旧习,重新思考对未来人类的存在和发展更为适合的新途径。有些新途径是旧瓶装新酒,也更应该有崭新的观念和崭新的设计。

结论

★★★★☆
许倬云的大历史观的展现。
如果你没有相关知识肯定是有看没有懂。比如豆瓣那群打低分的沙雕。
可以说全方位全视角的剖析了现代文明的由来以及我们的现状和困境,最后提出了一个不成熟的设想,当然在我看来这个设想犹如隔靴搔痒不够纯粹。
限于篇幅和许老的身体情况,本书的展开并不多但是深度却足够,只是需要读者自行具备相关知识和思考的能力。
回过头来,看本书的体验却相当不错,篇幅不大但是颇有酣畅淋漓之感。
建议有能力者阅读,看不懂的就别看了。
四点五颗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