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讨论中国革命的成就。

（三）中国革命的第三项成就   留下了若干伟大的传统

制度很重要，传统也很重要。传统的价值主要在于两个方面。第一是传统可以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第二是传统可以为后人提供巨大的勇气。有的事情，前人没有做成功过后人便不敢做甚至不敢想。

中国胜利的革命之路留下的伟大传统很多，很多其实已经包含在我对特殊性的分析之中，就不重复了。下面我只讲几条我认为最重要的而且之前讨论不充分的。

中国革命的伟大传统之一   确保党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的传统

这包含很多方面。党要密切联系群众，党要为群众服务，党要虚心向群众学习与此同时也要坚决教育和引导群众，党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办大事，做斗争时要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对付极少数敌人，要兑现对群众的承诺，等等。

这些内容大家都耳熟能详，他们在历史上的来源大家也很清楚，我就不再多说了。但我想从反面补充几句。上面说的是“要如何”，下面几句是“不要如何”。

不要老琢磨如何分化群众， 不要蓄意愚民，不要迎合群众中的反智倾向，不要对处理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感到烦躁，不要对群众一时的误解和抱怨惴惴不安，不要怀疑群众有和自己共克时艰的觉悟，等等。这些内容在近代革命史上也是有很深历史根源的。

如果横向比较， 能建立这样丰富深厚的血肉联系的政治组织在当今世界可能也只有这一家了。

建立执政团体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难在何处？我认为主要难于建立长期互信。 互信问题又可以分为四个方面： 执政团体对人民能力的信任，执政团体对人民忠诚度的信任，人民对执政团体能力的信任，人民对执政团体忠诚度的信任。这里最难的是对忠诚度的两个信任。

下面分析一下对忠诚度的信任问题。

自古以来，人类积累了大量分化和愚化群众的统治术。而到了现代，世界流行的西方选举和政党竞争的体制在制度层面上固化了对执政者内部和民众内部的强力政治分化。 这种情况下没有办法维持忠诚度互信。
比如对某个执政党而言，对立政党的基本盘群众基本上就是政敌，而大量中间摇摆选民则是反复无常的。
又如流行文化乃至普及教育中普遍认为对政府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是“不蒙昧”和“不被洗脑”的基本表现。其实也不好太责怪当代各国人，
毕竟执政党和民众超乎寻常的结合在他们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执政者欺骗民众则有太多的先例。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 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是中国革命选择了极其困难而漫长的路线所造就的。正因为极其困难，所以必须同人民群众建立血肉联系。正因为漫长，这种联系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生存本身的常态。 读者把刚刚讲的西方体制下国家的情况和上文中的几句“要如何”与“不要如何”比对一下就不难看出，在双向忠诚度互信问题基本解决的基础上，中国执政党的精神面貌是不同的，中国民众的心态也是不同的。 而忠诚度互信问题之解决就是在革命年代完成的，后来人在政治格局上的起点已经很高了，只要维护好传统就可以了。

从大历史角度看，我认为：
1 在古典时代执政者与民众难以建立互信是很大程度上不得已的，是技术和生产力低下决定的；
2 在技术和生产力发展到了可以改变这种状态的时代，由于人类政治文明的发育滞后，不仅没有出现执政者和民众互信度高的局面， 反倒出现了使用更精巧的制度设计来固化甚至加强互不信任的情况；
3 中国在人类历史上率先打破了这一信任困局， 这是可以与建立大规模世俗社会而非神权或巫权社会相提并论的基本文明突破。

中国革命的伟大传统之二   正确对待错误的优秀传统

中国革命的历程表明，党是会犯错误的，中央也会。看上去是真理的东西也是可能不接地气的。 认识到这些并不难，因为血淋淋的现实就摆在面前。 难的是如何对待错误。

革命斗争长期的经验教训是：不必盲从上级和教条理论，但不能因为党犯了错误就不要党的领导，也不能因为中央犯了错误就不要中央的领导。在出现严重错误的时候，要有坚韧的意志挺过去并且积极创造改正错误的环境。而修正了错误之后，不能沉迷于翻旧账和大清算，而应该团结一致向前看。

上面说的东西不是宣传某种愚忠，而是基于下面的大道理。

第一条大道理。 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型系统中，建立具有高组织力高动员力的体系是非常困难的。如果因为党或者中央犯了错误就背离或者破坏这个体系，很有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如果没有党组织，不仅纠错的能力几乎肯定会丧失，而且很可能会滑向更大的错误。

第二条大道理。 共产党和中国具有巨大的战略耐错和试错纵深。这个纵深是时间意义上的，也是空间意义上的。党是非常顽强的组织，即使在艰苦环境下，即使犯了严重错误，也能长期生存下去，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这就是时间方向的巨大纵深。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众多，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很强，因此在某个地区某一批人犯了大错，不代表其他地区其他人或者其他地区同一批人不能在第二次第三次实验中获得成功。这就是空间方向的巨大纵深。

中国革命的历程有力验证了这两条大道理。我们回想一下。

两次党的重大失误都导致了党的严重损失。 而最后成功的是面对错误具有极大战略耐心并愿意积极尝试探索改进的同志， 是对党忠诚尊重中央权威即使自己遭受不公正待遇也不叛党裂党脱党的同志。
毛泽东在江西取得了如此好的工作业绩之后居然被夺走了领导权却不气馁不放弃的韧性；周恩来等主动让贤于毛泽东的高风亮节； 领导集体在拨乱反正纠正各种左倾错误之后不过多纠缠于翻旧账清洗而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出重要的“历史决议”的群体智慧；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榜样。

顺便再说一下， 苏联后期到俄罗斯的这段历史就是典型的对待党的错误方面的反面经验。

中国革命的伟大传统之三   强大的改革传统

现在说改革大家往往想起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但仔细想想，其实整个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一直都在进行力度很大的改革。 而且彼时的改革比后来的改革形势还要紧迫，那时候改不好或者不改革是真的会死很多人。

中国革命阶段关于改革的传统可谈的很多，我最看重的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下文在“中国革命的第四项成就”中将讨论的关于改革的精神力量。 另一部分是处理改革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下面我就解释一下。

中国革命中处理改革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经验，我认为主要是这么三条。 第一，改革必须打破旧有意识形态的束缚。第二，改革必须依靠旧有意识形态。第三，要在实践中推动形成新的意识形态或者意识形态的新阶段。

先看第一条。

这乍看起来是显然的道理，不打破束缚怎么改革呢？但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大家只要想一想，今日西方世界各种弊端展露充分上上下下十分焦躁，但依然有那么多的意识形态枷锁无法打破。为什么改革的时候很难破除意识形态枷锁呢？我觉得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掌权者长期浸淫在旧意识形态之中；二是很多明智的掌权者即使知道意识形态成了障碍也不敢贸然反对，因为他不知道失去意识形态正统地位之后的社会会发生什么变化。

关于第二条（改革必须依靠旧有意识形态），乍看起来和第一条是矛盾的，但其实不然。有人认为，要打破旧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之前改革者就难免要抛开意识形态走投机主义之路， 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个人或者小团体可以如此， 甚至某些船特别小特别好调头的小国小地区也可以，但是大国不行。道理很简单， 就是我上一自然段里提到的，如果不依赖于旧有意识形态进行保驾护航而是贸然把它掀翻，那大系统失去思想支撑的风险恐怕就太大太不可控。

关于第三条。如果改革不能形成新的意识形态成果，就会为人亡政息埋下伏笔，同时也不利于总结经验规划下一阶段任务。而要形成新的意识形态， 在需要打破旧意识形态束缚的前提下，唯一合理的途径就是诉诸于实践。 要确立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路线，用实践成果说话以服众，从实践中总结经验以免走偏。

中国共产党近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改革就是主导权从国际派转到本土派手中。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军队与政权关系的改革，但我认为这更接近于建制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改革。

我们来看看主导权从国际派转到本土派这件事。

在这次改革中，上述的第一条（打破旧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第三条（在实践中形成新的意识形态），都体现得很明显。我在前面的篇章（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九）里已经讲过了很多，不再复述。我只补充一点。之前提过，很多改革者难以打破旧意识形态是因为他们长期浸淫在旧意识形态之中，而中国革命中主导改革的那些人正好不是这样的。他们不是从小就学马克思主义的，而是经过了青年时代复杂的思考后才接受的。因此他们的信仰根基是高度理性的，而不是基于早年灌输或者潜移默化。

关于第二条（改革必须依靠旧有意识形态）要多讲几句。 不要忘记从毛泽东同志失势到重新获得领导权的这段时间内， 我党是不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作为指导的，而那段时间正好也是共产党最危险的时间段（从反围剿失败到长征前期）。在遭受到如此严重的损失之时，是什么意识形态撑住了革命者的理想信念？只能是正需要改造发展但此时还没被改造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遭受了那么大的失败，很明显现成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接中国地气的，但如果你对惨败的红军宣称马克思主义行不通，人心队伍恐怕就散了。 这就是既要改造旧有意识形态又要依靠其保驾护航的道理。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第一次惨遭挫折的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叛党脱党的人比第二次大挫折（反围剿失败）之后要多。原因可能是经过第一次大挫折还愿意干革命的人本来就是经过筛选信仰很坚定的人，
因此他们对主义的坚定信仰可以支撑他们挺过第二次， 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明白这个主义迫切需要改革。

熟悉共和国历史的读者不难看出我上面分析的处理改革与意识形态关系的优秀传统在共和国历史上被有效继承并重演了一番。

中国革命的伟大传统之四   高超的对外博弈传统

我曾经在键政文中总结过共和国对外博弈的几个突出特点。这里引用一下。

第一，极为重视战略主动性。受意识形态限制程度很低，受短期内部政治压力较低，灵活性很强。

第二，极为强调时机的把握。既可以长期蛰伏忍受常人难忍之事，又极为善于利用机遇窗口突然大爆发。

第三，善于付出小代价办大事。

第四，斗争中善于平衡多目标需求，经常搞一石多鸟的事。

第五， 擅长主动用对外斗争加强斗争主导者的国内地位，又反过来保证对外斗争的力量能增强，这样就形成可以长期持续的良性循环。

第六，关键人物心理抗压能力极强，而且善于给对手领导人造成极大心理影响。

这些博弈特点都可以追溯到中国近代的革命历程。我在上面篇章（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十）里已经罗列了很多对外博弈实例了。 限于篇幅，我在这里不对革命时期的案例进行具体分析。不过我写过很多共和国时期案例的分析，大家可以细细体会。

中国革命阶段的这个传统能够有效地传承下去，我认为应该是明暗两条线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线就是我党一直十分重视历史教育。不仅教育党的干部党员，而且是对全民都积极进行历史教育。很多爱上外网的朋友都有“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的经验：
我国议政人士脑子里装着的斗争经验比外国的人士要丰富得多。这和党的长年教育是分不开的。
虽然这些人士绝大多数是没有实操机会的，但是整个社会文化舆论环境的斗争经验丰富度上升对于决策者水平的提升也是很有好处的。另一方面，历史已经不断证实，如果群众缺智反智得厉害，时间长了政治家也很难逃被降智的命运。

另一条暗线我认为存在但无法证实。 我估计在某些层级某些部门里有一些圈子内的经验可以代代相传。 由于涉及到一些不能公布的东西所以不为外界所知。为什么我怀疑存在这条暗线？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是我很难想象能力这么优秀的前辈不去有意安排斗争经验代代传的工作。 第二就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和主要竞争对手的政治体制比，客观上非常有利于使用上述的经验传承暗线。比如不需要迎合民粹，比如不搞下一任推翻上一任外交政策，又如不让履历严重不全的人获得高位。

（四） 中国革命的第四项成就   创造了一个集大成的新型文明并为这个新文明提供了深远的精神力量

共和国人是古代中国人的后裔，但中华传统文明只是共和国文明的一部分，后者比前者广阔得多。

我以前总结过共和国这个新型文明的主要政治思想渊源：

1. 华夏传统的秦政+儒家+科举+官山海传统

2. 大清的多种文明治理体系

3. 苏联的列宁主义组织建设和暴力斗争模式

4. 欧洲大陆系的马克思主义左派作为道德高地和彼岸远景

5. 美英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柔性控制民众心理的传统

6. 日本和四小龙的利用全球化后发攀升的经验

7. 党自身艰苦卓绝的生存发展经验

这是对当下的总结，但其中主要的部分（七条中的五条）在近代革命胜利后都已经具备了。居于枢纽地位的是第七条， 因为其他各条能融合起来不是系统设计的结果而是长期艰苦卓绝的生存发展斗争历程造就的。

创造这一新型文明的近代中国革命阶段，就是共和国文明的“道统”之源。而这意味着近代革命阶段的历史必然对共和国新型文明产生极为深远影响。 这里我指的不是后世发展建立在这段历史之上（这是正确的废话），我指的是这段历史会被后来人不断运用于协助解决彼时的重大问题。 协助方式不是提供具体方案而是影响深层心理。

我详细解释一下。

古往今来，欲作大变革之人往往有托古说事和托洋说事两套办法。托古说事就是用自己政治文化中的先贤或者奠基者来说事以获取政治力量。比如美国现在还经常引用开国之父群体。 比如很多在近代转型中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文明地区（如印度和伊斯兰地区）甚至会引用更为古老的宗教传统（虽然很多其实可能是近代的发明）。再如俄罗斯在苏联的实验失败之后现在也不得不常常引用沙俄时期的政治资源比如东正教什么的。 而中国在“托古”这件事情上基本上只需要推到革命时代就可以了。再往前的东西虽然也有人说，但他们的影响力和上面几个国家和文明中“托古”涉及的上述那些“古”的影响力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这意味着共和国从根子上讲是世界上历史思想包袱最轻的主要国家从而也是最利于变革以适应新环境的。这一点或许有些反直觉，毕竟很多人爱说中国的历史悠久因此历史积淀很深。这不矛盾。 传统文明的积淀是真的深，但传统文明的羁绊能力也是真的弱（和其它各国横向比较一下便知）。 可以说共和国是古老的智慧配上年轻的心态，这就是集大成的涅槃重生的感觉。这感觉太棒了。

托洋说事中国人也是再熟悉不过了。靠托洋来说事并最终改制是有利有弊的，其弊端就在于不易维持平衡，容易沦为外来思想的附庸，也容易与本土思想冲突之后难以收拾。 但中国革命成功改造共产主义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这一伟大创举保证了后来人在面对其他可能的外来优秀思想时可以有自信稳健的心态。

改革开放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思想在中国一度具有极强的全方位渗透力影响力，很多人都担心中国会被以新的方式西化并丧失政治思想独立性，但现在看来是不会发生了。人们多半把原因归功于这几十年的成功发展。
这当然是主要原因，但是我始终认为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深层心理因素：
对国家命运负有最大责任的关键群体中的人从中国革命阶段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汲取了强大精神力量---“对付这一波思想冲击的难度不会超过当年主席他们面对过并成功处理过的”。

总之， 我认为中国革命史就是中国人未来面对可能的重大不确定性乃至挫折时的精神意志底牌。现在中国人春风得意高歌猛进不需要掏底牌，但共和国文明祖源会一直在那里默默等待着需要它从历史深处发出巨力的日子。。。

全文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