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来自寿公@持续低熵专栏的文章。

以下正文。

问：你是共存派还是清零派？

答：我是清零派。

问：你为什么是清零派？

答：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动态清零政策使中国在世界上取得了极大的相对竞争优势。这既包括挽救生命方面的优势，也包括挽救经济方面的优势，还包括由此带来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以及人民信心方面的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在挽救生命和挽救经济方面都表现比中国好的国家并不存在。如果存在，共存派早就拿出来大肆宣传了。把标准放宽一点，在这两项中有一项超过中国的，也几乎不存在（除了朝鲜有可能在挽救生命方面效果更好一点以外）。即使标准再放宽一点，在这两个方面和中国差距很小的国家，其实也很难找到。第二个原因是动态清零政策在中国始终可以成功实施，每一次疫情反弹都能打压下去。

问：虽然每次反弹都用清零政策打压下去了，但时间长了总是有可能失手的。只要有一次失败，那就意味着之前的全部清零成果都将前功尽弃，最终被迫进入共存状态。这难道不是清零派应该担心的吗？

答：清零失败被迫进入共存当然可能发生。如果这件事情发生，那后人也只能在新形势下重新适应调整。但那些反对在清零失败之前维持清零政策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是正常人在其他类似情况下都不会采取的策略。

从几百年的尺度看，恐怕核战争终究是会爆发的。从几十年的尺度看，恐怕重大经济危机终究是会到来的。从个人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必死的。但如果以此否定在核战到来之前防止核扩散和核误判的措施，

或者否定在经济危机到来之前抑制大通胀和保障就业的措施，或者否定在死亡到来之前维护身体健康的措施，试问世间有几人会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为何到了新冠防疫这件事情上就变得如此双重标准和头脑不清醒？

清零派可能失败，但在失败之前维护的好日子是实实在在的好日子。在失败之前的发展机遇期里增进的国力和提高的组织力，也为一旦清零失败之后的应对提供了雄厚的基础。 即使未来会失败，也应在失败之前尽可能延长和利用好清零政策争取来的时间。

问：如果病毒的危害性减弱了，难道不能逐步走向共存吗？

答： 如果病毒的危害减弱到相当的程度，当然可以考虑走向共存。但现在还远没有到这一步。要特别注意的是，病毒危害大为减弱的决定性证据只能来自国外而不是国内。国内对病毒始终进行着相当成功的动态清零，因此共存之后的病毒破坏力只能主要通过观察国外来获取。

我相信大多数清零派心目中都会有一定的标准，即国外共存状况好到什么程度以后自己可以接受在中国逐步走向共存。我说一下我的标准：至少有两个人口在五千万以上的国家在实施共存政策后取得巨大成功，并且这个成功已经维持至少六个月（最好不少于一年）。这里说的巨大成功，首先是在抢救生命方面的巨大成功。如果以美国这样的国家为例，把死亡数字砍掉百分之八九十应该是基本的要求。而且不仅要看新冠造成的死亡数字，还要看是否依然存在医疗挤兑问题和医疗系统接诊能力下降问题。除了挽救生命的方面，还要观察挽救经济的方面。比如说，共存政策是否使制造业的上岗率接近新冠之前的状态？最后还要看对政治和民众心理方面的影响，
特别是有没有出现共存者与不想共存者之间的激烈斗争。显然，我所说的上述标准尚远未达成。

如果有朝一日我上面所说的标准达到了，那么我会从动态清零的立场转向“清零与共存并存，以清零为主，但对共存进行积极试点，根据试点效果再考虑中国下一步政策”的立场。

问：你能解释一下你说的试点吗？

答：国内至少要选两个地方进行试点。一个地方应该是比较发达地区，一个是较不发达地区。成功效果要维持至少六个月。试点的时候不能遮遮掩掩甚至偷偷摸摸，要光明正大地和试点地区的干部群众讲清楚。并且要和他们以及全国人民讲清楚：试点如果出现了大问题全国会八方支援，包括后续的经济援助。在试点中总结正面和反面教训。

问：什么样的地区可以用来试点？

答：关于较不发达地区我认为有很多选择，心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较发达地区我首推上海。不仅仅是因为上海发达，也是因为似乎上海存在不少愿意尝试共存政策的声音。这不是我阴阳怪气。这次上海之战虽然使上海的共存派受到沉重打击，但大家不要把共存派声音视为绝对的负面因素。如果未来存在形势转化，上海有一定的共存民意基础是有用的。

问：如果先等待他国成功再自己试点，然后才在全国推开共存政策，那中国将落后于实施共存政策先行成功的国家一年到两年时间。这会让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吃大亏吧?

答：中国当然会因为慢于先行共存成功国而在竞争中吃亏，但这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兼世界中流砥柱应该具有的政治觉悟。中国出了乱子谁也救不了，还会拖累全世界。中国不应该追求收益极大但风险颇高的目标，而应该追求收益较大同时较为稳妥的目标。

中国在之前的清零政策下搞抗疫保经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相对于世界各国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经得起在未来消耗掉一部分既有优势。尤其要注意的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和印度。 其他国家哪怕在最后算总账的时候相对于中国的竞争优势有所扩大，这也是中国完全容得下的。而美国和印度在抗疫中损失尤为惨重，这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在可能的转向共存过程中观望而后发的时间余地。

问：如果长期坚持清零政策，人民群众可能会形成对清零政策难以动摇的信念，未来即使要转向共存或许在政治上也无法推行。这不令人担心吗？

答：人民群众目前对清零政策的确有压倒性的信任，但是更深层次的信任是对中国体制和中国人民力量的信任。 如果外部抗疫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采取了稳妥的试点政策，如果做好了试点中出岔子还能救回来的准备，如果在事先把这些道理给人民群众都讲清楚，我不认为大部分群众会宁可不相信中国体制与人民的力量而把“清零”视为不可动摇的教条。

现在的清零政策坚持得越好执行得越成功，中国体制和人民力量的可信任度就越高，未来一旦转向共存试点时人民群众心中的不安反倒可能越低，因为在大家看来这不是清零搞不下去的无奈之举而是依托强大的再清零能力的积极探索。 反倒是如果在外部形势没有根本性变化或者自己没有做好试点的情况下就匆忙搞共存，一旦把事情搞砸了，将来不管向什么方向走人民群众的信心都会大打折扣。

问：目前的清零政策造成的次生伤害很大，群众有很多感到不满和痛苦。请问清零派如何回应这些真实的人民群众呼声？

答：坚持清零还是选择共存，这是主要矛盾。在清零的前提下，如何提高效率减少次生伤害，这是次要矛盾。在次要矛盾方面的确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不能因此而在主要矛盾上犯颠覆性的判断错误。 我们不仅要比较防疫造成的次生灾害和新冠现在造成的直接灾害，更需要比较的是防疫造成的次生灾害与共存之后的伤害谁大谁小。这个答案从已有的所有外部案例看是不言而喻的。此外我们还要考虑到，现在即使放开共存，由于人民群众主体是希望维护清零成果的， 共存工作也很难做好。很有可能形成激烈的人民内部矛盾斗争，届时群众的不满呼声会远超现在。不管你认为共存之后有多好，如果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冒然开始共存，仅仅由于内部矛盾就几乎不可能达到你所希望的那种共存效果。

另一方面，关于提高防疫效率减少防疫伤害确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对共存有幻想的群众不妨把精力放在提合理的改进清零工作建议上。清零水平提高了，共存派的舆论支持也会弱化很多。

问：有哪些改进清零工作的建议？

答：可提的建议实在太多了。别的不说，光是现在的防疫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和统一标准等问题就值得立刻改进。我本人也提过很多改进的意见，从建立常备防疫军到建立唯一的外国航班入境机场等等。其他很多人也有很多很好的建议。

这两年，我国在提高清零工作能力时魄力不足。这是我这种清零派感到不满的。但要注意，魄力不足的原因之一恐怕正是缺乏要与新冠进行长期斗争的充足思想准备，觉得有些次生伤害反正是短期的从而是可以容忍的。而共存派的存在恰恰削弱了这种思想准备。如果准备与新冠进行长期的坚决斗争，那么很多更强有力的改进措施在推动时的障碍就会大大减少。

问：如果采取各种措施来改进防疫清零工作，会不会造成更大的经济社会负担？

答：有些事情是需要投入更多的钱，但是考虑到减少的各种损害，有可能是值得的。而且很多改进政策实施的功效远不限于防疫。比如如果我们将居民的生物信息和行动轨迹有效整合起来形成一张大信息网，不仅能更高效防疫也可以大大削减犯罪率。又比如，加强信息化监测是对发展信息产业重大的利好。再比如，如果建立常备的防疫军尤其是可以上门以零星小队包户服务的勤务军团，
那未来统一台湾后的政治和社会工作可能会好做得多。

问：如果各种防疫和相关治理政策被有效改进了，那我国不管是清零还是有序放开的能力也会大大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国外没有出现很成功的共存案例，我国是不是也可以尝试自己先行开展共存政策的试点和推进？

答：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我并不推荐这么做。原因有这么几条。第一，各种相关治理能力大大提高之后，清零政策本身的次生灾害也会大大削减，因此摆脱清零政策的需求也会削减。第二，在国外共存形势没有出现成功案例的情况下开始试点不仅存在风险大的问题也很难有效说服试点地区的群众。第三，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推行共存试点，可能造成全国范围内的干部群众思想大混乱。第四，在国外没有共存政策取得大成功的情况下，我国的竞争优势也不大可能消失。这同样会削弱我国改换政策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