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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就是权力，福柯说的。
那么，地图的权力是什么呢？

以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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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建构世界，而非复制世界：将地图置于一个比制图学更为广泛的领域；它将会坚持要有一种地图社会学。
——《地图的作用在于替利益服务》

摊开一张地图，我们是不是看见了真实的地球，我们是不是获得了自然的知识？我们是不是得到了客观的世界？上面有标注、比例、有文字，但是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地图里，在被各种投影法制作的地图册里，何处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点，何处是我们立足的“此在”？

一样的疑问在丹尼斯·伍德那里，桌上打开的是《时代地图集》，第86幅地图，是一张苏伊士运河的连贯图，上面有以色列，有约旦，有连串的紫色点与折线构成的疆界。当丹尼尔·伍德面对这幅地图的时候，他既没有站在这张图所标注的某个点上，也不是在这些疆界标注的时间里：1949年停战线和1967年6月停火线，都距离他非常遥远。所以当面对一张不在此时此地的地图时，伍德所要获得的是什么？或者说，地图在他手上的作用是什么？“这些点所代表的线的位置不是重点，每个人都同意它们在那里。重要的不是经度和纬度，不是可以想象的测量得到的精密程度，而是所有权：这也正是绘制在地图上的东西，是这场战役的缘由。”

一张地图似乎对“每个人”都有意义，在更重要意义上标注的是历史，呈现的是和战役有关的知识，但是当伍德成为“每个人”中的一员，并非是将他排除在地图之外，他所摊开，他所观察，他所获得，即使不在此时此刻，也具有某种意义，而这也正是地图具有的力量。伍德把地图的力量称作是“在做事情”——“在做事情”是一种和现实有关的动作，是和当下有关的过程，那么地图做什么事情？伍德用两个词说明地图做的事情：“它们呈现并再现过去累积的思想与劳动，以及我们生活其间、同时又共同努力维持其存在的环境。”

呈现和再现是两个关键词，这是动作的两种状态，也是过程的两个对象，呈现指向的是知识，也就是将过去“累积的思想与劳动”、把现在存在的环境在地图上反映出来，这是一种从过去抵达现在的知识累积过程，“地图之所以有效力，是因为它有选择地将过去带临现在。”这是地图所具有的力量之一。从最初的地图到现在的地图，期间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在地图构筑的历史中，知识不断得到累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图呈现的作用就是让我们“知道”：“地图并没有让我们看见任何事物，但它的确让我们知道其他人曾经看见的、发现的与发展的事物，这些人有的还活着，但更多的已经亡故。他们所了解的事物层层堆砌，因而即使只是研究看起来最简单的图像，也要管窥过去经年累月的文化知识。”

所以在知识呈现的层面上，地图使过去与未来现行，使使用者可以掌握已知的知识，而“非仅是眼见的事物的能力”，掌握可以理解的事物，而非只凭感觉的事物，并透过地图，与一个更广大的系统联系起来，通过符码、律法、索引、协议、保证、承诺等，从过去带到当前，“并具体呈现在其中”。所以，伍德认为，“连结领域与随之而来的各项事物的能力，正是地图长久以来令许多人感到珍贵之处。”但是，这并非是地图的重点，呈现之后的“再现”才是地图所具有的真正力量，“没错，这正是地图的重点，它并不是呈现我们能见到的世界，而是指向一个我们所能知道的世界。”

编号：H53·2031126·0688
作者：（美）丹尼斯·伍德
出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版本：2000年5月第一版
定价：5.00元
页数：313页

为什么地图不仅仅是呈现从过去带临现在甚至指向未来的知识？因为地图做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替利益服务”，从知识积累起来，利益便从知识的巨型仓库中选取它所要再现的东西，也就是说，利益是“以呈现火缺漏的方式蕴涵在地图里”——它是分布于整个社会系统的利益，它是使整个社会得以再生产的力量，它是“提出有关世界的陈述的有力方式”。为什么其中要有利益？为什么可以再生产？为什么陈述世界？这就是地图赋予我们的现实：“这个现实，基本上是地图赋予我们的现实，超出我们的视界、我们的掌握、我们的时间，那是一种我们别无他法可以获得的现实。”

这是再现的现实，在地图赋予我们的李良忠，我们可以描绘看不见、达不到的事物，我们可以描绘未来并将地图赠与我们的“礼物”转换成真实的：“地图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可能：也许看起来像是寻找方向，或是对地产采取法律行动，或是分析癌症成因，但无论如何，它都是将过去发生的活动，编纳进了此时此地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地图这一只眼睛，“选择性地把社会建构的世界呈现出来”。虽然还是呈现，但已经不是关于知识累积之后的看见，而是一种再现性的建构，所以伍德认为，地图不是复制了世界，而是建构世界，地图不是简单的制图学，而是一种地图社会学。

不是复制而是建构，这里便有了某种困难，那就是在选择性面前，我们如何信赖地图，又对地图提出怀疑？看上去地图知识所呈现的世界是客观的，是真实的，是世界之所是，但其实，地图知识一扇玻璃窗，它只是伪装成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所以镜子和玻璃，对应的客观和精确，甚至透明，都需要某种怀疑，而打破这样一种怀疑就需要建构：地图永远是关于某物的，永远有个主体，永远有一个作者，“地图，所有的地图，势必如此地、不可避免地必然呈现了作者的成见、偏见与徇私”，那些制图者可能的艺术、好奇心、优雅、焦点、细心、想象力、注意力、聪明与学识都可能是一张地图呈现“另一张地图”，所以我们会怀疑地图，怀疑它的精确性，怀疑它的现在和过去的连接，怀疑它的真正用途，甚至可能会怀疑我们自己的偏差和不完整。

所以在信赖与怀疑之间，在呈现和再现之间，伍德提出的一个思路是：“我们必须在地图的世界里，走出自己的路来。”而这种走自己的路的选择性行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地图必须建构世界，必须为利益服务，必须从知识走向符号——用结构主义的观点来说，历史的偶然性，符号的组合型、利益的选择性构成了地图社会学的一种理念，“地图从自身指涉出去到另一张地图，指涉世界，指涉它所不是的自然。”

地图如何从知识层面走向符号层面？地图是知识的累积，在这个过程中，包含着成长与衰败，发展和挫折，地图只有在“绘图”的世界里才会成长和发展，从而开始描绘世界，开始与他人沟通，并在转变过程中成为一种知识，所以知识过程也是一个替利益服务的过程，“我们这个不断成长的制作地图的社会，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被夺取与利用的。”而其实，从制图意义来说，地图的成长和发展首先就是一个编码的过程。《国家地理杂志》在1990年11月首次刊登了“地球肖像图”，这是“第一次从太空拍摄到的肖像图”，而其实，这是这是地球的人造卫星合成图，是依据国家海洋暨大气管理局的人造卫星自1986年至1989年拍摄的可见光和红外线资料制作而成，它其实是摄影，但是当它成为“地球的肖像图”，在引起争议之外，的确也为地图的符码化引出了一条道路，“切碎，无尽地符码化：图像迈向地球的方式，有如经过数学上所谓的转换一般。”

在地图的制图历史上，不管是蓝勃特方位等面积投影法，还是墨卡托投影法，或是彼得斯投影法，其实都制造了某种扭曲，甚至成为“欺骗南半球”的一种方法，但是正如制图规则本身的组合意义一样，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托普勒说：“无数种各不相同的投影是可能的。”罗宾逊等人说：“无数的地图投影是可能的。”《古代世界地图集》的编辑说：“有无数种可能的地图投影。”可能性正是编码的一种选择，运用巴特的说法，利用欺骗的效果、人物及物件的配置、上镜头的人物，以及美学和排列顺序或相片组合的效果，所形成的修辞运用，最后都变成了一种建构的“文本”，“图像不再阐明文字；现在，就结构而言，是文字寄生在图像上。”

这是一个起点，当建构的文本出现，修辞产生，它甚至在可能性符码化意义上取消了作者，也就是巴特所认为的“不消说”，伍德也认为，正是那个制图的作者消失，或者不易被察觉，“地图奋力要呈现的真实世界才能够物质化”。作者不是真正消失，而是以一种不在场的方式分散在各个社会层级里，它以漫无目的的方式渗透在地图的利益中，而使用者的问题从“这张地图合一愚弄我”变成了“为何我一开始就如此容易全心全意地相信它”——地图所服务的利益隐而不显，地图自身保持了沉默，从而变成了大型的国家绘制地图计划、数以千计的教室墙壁挂图、汽油公司经常提供的道路图、地图集里的图版、新闻周刊与教科中的插画和图表的一部分。

地图自身的沉默，其实创造了一种符号的神话，“地图隐藏了使它们得以存在的利益；这使得我们比较容易将它们所说的事，当成是未曾言明的，或者当成是空话。这就是地图所做的事。”这个符号体系是如何建立的？看一幅地图，其实就是使用者用自身解读的符号来编码，无论是那些标记，还是文字，无论是图例还是图像，都变成了和使用者相关的符号系统：一方面是符征，它是各种标记，另一方面则是符旨，它是各种对应的字句，符征和符旨变成了符号，“这些符号构成了图例，但这又是伸展出去的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一个符征。”从文字到图例，符号的挪用变成了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在解码和编码过程中就变成了一种“事实”，借用巴特的理论：“在他眼里，符征和符旨之间有自然的关系。这种混淆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任何符号系统都是一个价值系统；神话的消费者现在将表意作用当成事实的系统：神话被读成一个事实系统，而其实它只是一个符号系统。”

在地图的运用中，符号系统就构成了一种结构，“没有自我解释的符号；没有符号能够如此像它们的指涉物，因而可以自明地指涉之。它们一定是任意的，无可避免地揭示价值。”无论是图形、语言、构造、时间和呈现相关的内部表意符码，还是主题、地理、历史、修辞和利用相关的外部符码，就组合成了一张符号系统的地图，它指涉自身，它解释自我，如此，它“制作了地图”，即使是盗取了地图，扭曲了地图，也“翻转成为它自己的意义”。

但是，这只不过是地图的一种解码、编码的神话过程，只不过是符号系统中的一种结构主义：

当然，这是一种幻觉：关于地图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它是一个文化产物，是在选择之中从事选择的累积，其中每一个选择都揭示了价值：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切片；不是自然，而是对自然的一种观点；不是纯真无邪，而是承载了意图和目的；不是直接的，而是穿透了玻璃；不是坦直的，而是由字词与其他符号做中介；简言之，不是如它所是的东西，而是在符码之中。

所以要让地图具有力量，必须再现，必须替利益服务，也就是让每个人都成为地图的建构者，每个人都创造地图的历史，每个人都掺入文化的因素，每个人都成为社会化结构中的一员，所以，伍德从山丘符号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提出了文化的力量：“既然结构主义的模型可以描述个体（多半是成人）真正发生性的行为，那么保守的传递模型最有力地描述了正在社会化的个体（以孩童最为典型）的行为。

个体的社会化，构建地图，也构建地图的历史，而这又成为一种呈现的知识，它的意义就是让地图真正成为替利益服务的工具，作为资料处理的工具，作为量化信息之推论的工具，成为具有说服力之论证的工具，“每个人都可以制作地图”，而且地图借此发挥作用而被赋予了权力，也正是这一点，地图开始“挣脱了眼睛的宰制”，回归到用来制作地图的手，用地图来推论的心智，借地图说话的口，“不再是拿来看的东西，它变成了某种你可以制作的东西。如此就能够使地图为你，为我们工作。”作为知识的工具，又具有了再现的能力，所以地图就是在知识和符号、呈现和再现的两种互逆的“地图的力量”中转变，最后达到了地图社会学意义上的多样性构建，就如伍德所赞叹的：“如此众多的地图制图者，他们的多样性令人眩惑：这是个地图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