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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领导智慧》 全

读书笔记:《领导智慧》 全

. 80 min read

读书笔记

第1章 对领导能力的认知

领袖不履行自己所倡导的行为则是虚伪的,而这种虚伪会减弱他们故事的有效性。

两种不同的领袖。一种是行为上的,一种是思维上的。

间接领袖的个人生活和他们的影响并不相关。严格地说,在其他科学家们看来,爱因斯坦是否爱他的妻子、有否折磨他的孩子或者是否从不和别人谈话并不重要。但是,一个间接领袖的代表性却很重要。其他物理学家们关注的是爱因斯坦著作所代表的特有的科学方法,而他对后继者们的影响除了他的结论以外,还有他提出问题的方式以及阐述、探讨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要学会讲故事。或者说,要高效的表现自己的领导力。

领袖们向追随者呈现的是动态的观念。不仅是一个标题或是一张快照,而是一部情节逐渐展开的剧目;领袖和追随者是剧中的主角和重要人物。他们一同踏上征程,去追寻某个目标。通向未来的路途中他们会遭遇障碍或抵抗,但必须一一战胜。无论领袖或听众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经历,但各人对经历的领悟还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成功地翻新某一群体的故事并将新故事传达出去的领袖才可能取得成效。这里所说的成功指的是时宜性:故事需要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对听众有意义:告诉他们来自何处,要去往哪里。

运用认知,即洞察领袖和追随者的思想结构,才是整个解惑过程的必要补充。

世界会继续快速地变化,我们期待着忘我地投入到这个变化的世界中去。对领袖和追随者们的人性的本质和局限性的思考,是任何以心理学知识为基础的关于领导能力进行讨论的基础。

第2章 人类的发展和领导能力

幼童不只认识到与其他东西相似的特定特点,而且对旧模式和旧榜样感到亲切。幼童可以完美地模仿街上的行人或是电视上的玩偶,但他们认同的是兄长或者与他们同性别的父亲或母亲,认同的程度达到了对“榜样”的突出特点进行消化与理解的水平,幼童很少对同龄人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许多未来领袖的一个“标志”是能够认同遥远的权威人物。这种认同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努力地超越这位人物;二是乐于在特定的条件下挑战他。

所以找到自我是成就领袖的第一步。

通常情况下,领袖们对他人有激励作用,部分原因是他们已经解决了自我定义的问题。

一个是方法论,一个是主观感觉。学习到的方法论一般不会退行,感觉则一直潜伏。不矛盾。

20世纪两位伟大的人类发展学家弗洛伊德和皮亚杰的理论都不完全正确,或者宽泛地说,两者都只在各自关注的问题上正确。如弗洛伊德所说,个体从来没有失去回到儿童时期的感情状态和情感纷争的路径。因此,即使赫赫有名、威慑群雄的世界级领袖也会激活他们儿时的无所不能或绝望的感觉,他们也能利用或重新点燃追随者们曾在儿时体验过的极度兴奋或愤怒。
同样地,皮亚杰正确地描述了某些“普遍”认知领域里的阶段转化。理解了液体的量不会因容器不同而改变,这个成就感不会消失;除非有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某个体将无限期地保持这些相当深奥的信仰结构。年长后他不愿承认曾经对物体和世界的形式有过不同的看法,他们也不可能像幼童一样去认识这个世界,这是个规律。

作为认知科学的学着者,作者的领导力书籍也带着强烈的个人印记。

在发展“认识世界的理论”的同时,对于日常活动,孩子也形成了连贯的观念。

心理成型和将来能形成的认知层次是两码事吧。我理解这里是性格成型,而不是认知成型。

然而,在多得令人不安的事例中可以看到,5岁儿童的心理早就成型了。他们的理论和脚本早已经固定下来,除非某种强烈的情形重复出现,成长中的个体几乎不会显示出任何变化的倾向。

暂时还不清楚这句该如何理解。

当一个领袖力求宣传一个更复杂更精妙的故事时,例如需要对一个社会群体作出一个更宽泛的定义时,他取得胜利的唯一筹码就是去教育那些未经教育的听众。

想成为成年文化中独立生存的一员涉及对某个领域的认识,他将在该领域获得专业的知识。纵观历史,大多数文化中对一件事作出决定理所当然地取决于出生年代的偶然或父母的操纵。在当代,即便经常请教知识渊博的成年人,专业的选择也更有可能是由个体决定的。当个体成为专家,他便开始能欣赏他所在领域里大师们的成就,包括一些足以改变此领域面貌的创新。他已经真正地超越了5岁儿童心理的局限性。然而在他专业以外的某些领域,或者被看成是人员繁杂、未受学校教育群体的一员时,他可能会遇到并认识到一些简单得多的信息。当代大多数个体都会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信息:来自于颇有成就的领域里那些老练的间接领袖的深奥指导;来自于大规模机构里直接领袖的针对“未经教育者”的训诫。

这不就是反社会人格嘛。

心理学家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伊[插图]曾经指出:一些领袖之所以卓越,确切的原因是他们长期唾弃、蔑视人们为达目的通常采取的固有的社会方式,因此获得了成功。因此,这些反对崇拜、抨击传统的人以其特有的知识打动了评论家们,即便他们的思想最终可能将他们的听众引向毁灭的歧途。

对直接领袖来说,必须能够与和自己层次不同的追随者达成有效沟通和实施影响,即使这是反精英的。

对于有创新意识的个体,即在划定范围的专门技术领域之内的间接领袖,这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对他不会构成什么问题。然而,直接领袖必须与同龄人脱离,同时亦与他们保持经常的联系。

把“天生的”领袖和“天生的”追随者连在一起的是他们对一个机构、一个统治框架和一项任务的共同需求,这些需求来源于灵长类动物的本能特征,而这种需求对于那些“占有或离弃”民众的人来说则毫无意义。

可是这么说的话间接型领袖需要追随者吗?他们只需要负责提出超前且正确的理论不是吗?

不言而喻的真理——没有追随者就没有领袖。需要强调的是领袖和追随者的关系是不断发展的、积极的、充满活力的。一方要向另一方学习,一方被另一方影响。在不同案例的研究中,我们能观察到各种关注、需求和思想,它们使集体中的成员们生气勃勃;同时我们能注意到领袖借此改变其思想以适应这些成员的千变万化。

不被践行的故事是没有说服力的。所以我倾向于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

领袖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实施他们的影响力:通过交流故事和信息;通过对故事的践行。有时,一个领袖会交替使用这两种途径,强调它们的重要性。

这里翻译应该错了,两个从句的位置应该调换。

如果只是为了教会我们的孩子学说话我们才去理解自然语言的本质和运用的话,恐怕我们这个物种早就消失或者至少变得沉默了。

符号体系是思考和归纳的方式,同样也是交流的载体。人类之外的灵长类动物缺少此技能,必须通过实施暴力来施加影响。与之相反,人类通过各种途径去巩固领导权。正如下文要探讨的,语言符号系统的掌握对多数直接领袖至关重要,因为领导力主要是通过创建思想来保持的。

我尤其想通过研讨从间接领导到直接领导的关系链来改变人们对领导能力这一概念的认识。通过有序的个案研究,引出一系列把米德或者奥本海默的成就与甘地或者让·莫内的成功连接起来的思想与实践

领会领导者的思维范式有助于我们增加自己的领导力。

不论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在领导力方面有什么相似之处,符号交流的重要性似乎仅限于我们人类。只有我们人类的大部分时间是穿梭于符号之中的,人类文化虽然具有不同种类的符号体系和信息内容,但被我们称为“思想”的文字串联尤被我们重视。

第3章 故事的领导力

有关故事这个说法,似乎正契合了人类大脑对一切做叙事解读的倾向。人类大脑善于从一切事物中发现意义,领导们通过提供故事跳过自我发觉阶段直接为人们提供意义。简单点说,别让人思考,直接用意义填充他的意识。

本书的研究中我所使用的“故事”一词是广义的。虽然从语言学的角度我注重描述性故事,我还收录了所有符号系统的创作性陈述,包括自然科学新颖的解释方法和舞蹈诗歌方面富有创造性的表达形式。当然,我可以给每一个故事的分支定一个单独的称谓,然而这种做法可能会适得其反,不仅会使叙述复杂化,也会使人误以为故事不可能是一个传说,不会是一段编排好的舞蹈动作,或不同于以实践、幻想和梦想来传达的信息。
我希望加强一下对比。领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他们掌握的语言学及非语言学的资料来试图与他人交流并说服他人接受某个观点、某种清醒的生活理念。“故事”一词恰恰能最好地表达出这个意思。我认为:
故事是人类基本的认知形式。故事的巧妙创编及传达构成了领袖事业的基本部分。故事吸引着人类心理的两大组成部分,即理智和情感。我还提出:正是领袖们的身世故事,即让人思考和感受他们是什么人、来自何方、去往何处的叙事锻造了领袖们独有的文化利剑。

所以到了这里之前提到的领导者面对大众的时候要像五岁儿童就明显了。直接告诉大众明确的对比,让他们直接认同我们的想法。这不就是乌合之众的意思么,当然我不得不承认独立思考的人本来就极少,所以这套手法极为有效。

儿童无论是在想象王国里还是在对日常事物的分析判断中都会保持这种简单的推理方式。5岁儿童的观点是刻板的、二元性的,是关于光明与黑暗之争的神话故事和其他的传奇。他们趋向光明,也认识到了黑暗并被之诱引。于是,孩子们若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状况,也会用对与错的二元思维来思考和分析世界的构成。

相对主义成立的前提依然是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但考虑得更前面。如果没有判断标准的将事物各方面的一切意义都承认,这就犯了庸俗化的错误,这种相对主义就会导向无意义的虚无主义,因为一切都有意义的本质就是一切都无意义。

并不是每一个青少年在思想上都能保持相对性。其中一些人的思维仍如同5岁儿童的思维一样很自我,还有一些仍无法超越10岁的传统道德观。当今社会,许多15岁的孩子对相对性有意识,但常常在几年以后退化到以前的、不稳定的理解和分析能力上。在传统的或极权的社会中,相对性趋势刚发展便会被封杀。未受教育或受较少教育的人其思想更易被掌控。

我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世界观。没有立场就别说自己有世界观了,有的不过是惰于思考的盲从观。

该世界观把两种明显相对的观点进行融合: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价值的相对性;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必须选定一个绝对的立场才更合适,至少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之下。罗马的雄辩大师和倡导人西塞罗[插图]在他最精彩的演讲中力求表达一个折中观点,但最终总还是偏向于争辩中的一方。对于这种观点,我称之为“个人融合”。

在与感性的战斗中,理性一败涂地,原因很简单,思考是痛苦的,群众讨厌进行痛苦理性思考。别想,爽就完事。

争辩有明确的也有模糊的,除了有意识的因素外,无意识的因素也会帮助引出结论。故事既吸引人的理智,也同样强烈地吸引人的情感。社会心理学家多次表明:演说家的个人威望,与听众的敌友关系以及对历史的怀念或憎恨的表示,对于改变广大听众的态度要比单纯的理性雄辩管用得多。
细细看来,当今最站得住脚的争辩一定是能在情感上引起强烈反应的,而不是在单纯的辩论上获胜。

简单的说就是在跪舔观众老爷的五岁智商的同时别忘记夹带自己的私货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一些有技巧的演讲者能巧妙地构思,能够满足对立双方听众的需求,或者可以使故事在多个发展层次上传播。一位领袖可以通过对词藻的选择、例子的选取以及一些非语言上的暗示,让持有不同观念的听众们都信服他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讲述故事时,如在讲述圣经故事时,可以使用丰富的声音组合来取悦不同年龄、不同信仰、不同阅历的人。的确,现实中一些有名的演说家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里根,谈判家让·莫内和甘地都做到了这个程度。

嗯,我的阅读理解满分。哈哈哈。

在整个人生中人们会听到许多不同的故事,然后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评价它们的好坏。较为复杂的故事总会受到青睐,特别是当它的演说者有技巧,而听众阅历丰富时。然而我的研究足以证明:大多数情况下,不够复杂的故事容易立足,即未经教育的心理会取胜。

诉诸观众的童年疑问和二元论的有力答案是正确解答。

领袖,他所追求的不是原创,而是说服力。依托业已立足的故事已被证明是通向总统或首相之路的有效途径。它能使一般的(非创新的)领袖圆满地完成任务。
试图描述所有可能的故事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将领袖所宣讲的主要话题及各种故事按年代如实记载。据我分析,这些故事中所涉及的思想与广大民众息息相关,包含了他们所关心的基本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案。大体上,这些故事最初是关于童年时期关心的问题,主要是童年时期萌生的疑问以及后来一直困扰他们的事情,如关于自我、身份、团体身份、过去与未来以及善良与邪恶。

面对的受众越多,越需要提供不加思考的故事版本。所以 go high 失败了, go low 成功了?作者是这个意思吧。

领导人所讲述的大部分故事都是为了满足广大民众希望更充分地了解自己、了解所在文化内外的团体、了解价值与意义的需要。的确,从广义上讲,所有的故事,包括记叙篇、幻想篇、梦想篇及寓意篇,只有当它们一方面为人们的心理提供营养,同时又在另一方面提供归属感和安全感时,才是最有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不管领袖的故事是何目的,复杂程度如何,它们都会重现每个年幼者在迈向社会时面对的基本问题。对于我所调查的每一个话题,听众们都会遇到复杂程度不同的故事。它们之间相互斗争,格局是:针对受较少教育人群(5岁或10岁儿童心理的)的版本并不一定会输给听众为受过较多教育的版本。

特朗普的历史地位是我有钱吗哈哈哈。

每一位成功的总统都必须呈现给世人一个“高度统一的、有力度的自白,说明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

领袖会孜孜不倦的帮助那些找不到自我的群氓,借你的力量给我吧,让我们一起组成一个巨大的元气弹,神挡杀神。给他们伟大的错觉,而实际上伟大的当然只有领袖。这本书看起来像邪教领袖指南。

尤其是在注重个人权利与义务的社会里,塑造自我对大多数人来说任重而道远。但是,公民个人不必努力成为唯我论者。帮助人们建立自我认识的领导人起了关键的作用。

生命会找到自己的路,走到死胡同的团体也会。

如果团体成员的整合无法达到令人接受的程度时情况会如何呢?好思考的人会清醒地期望领导人就此提供一系列不同的选择,包括创建新的团体的可能性。无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欧洲的惩戒使德国公民因其身份遇到不快,这一经历催生了许多的政治抉择,包括自由魏玛共和国、苏维埃式共和国政体和希特勒的纳粹党。个人的选择反映了其包容的意向,即对不同政见的容忍。

所以一个有心人可以通过满足这些需要累计巨大的影响力。

特殊情况下,即遇到危机或巨大变化时,人们迫切需要大量的指示方案。他们会格外地、有时很过分地注意那些能针对下列一些基本问题可以大致地、甚至是确切地指出解决方案的人:工作的目的、祷告的价值、奖惩如何公正分配、面对死亡及其他人们首要关心的问题时的态度。
人们还能够注意到价值观念上出现的发展趋势。

简单来说就是立足现在展望未来的价值观,如果再包含对历史的部分批判那就完美了。

对于目光远大的领袖来讲,最难以应付的挑战是给出一个故事和它的具体实践:它是建立在过去最可信的意义结合基础之上,基于需要现在要重新对其研究,为未来的事件留出空间,同时也允许内部成员对意义进行个人添加。例如,马丁·路德·金所宣传的思想之所以能如此迅疾地传播,部分原因是他一方面借助了基督教的力量,合法地表达了自己对宗教社会存在的不公平现象的关注;另一方面添加了他人的观点和呼吁。当代众多领导人如奥本海默以及马丁·路德·金等都在寻求建立一个既适应他们所处的喧嚣时代的世界观,又对处于重重危机之中的选民们有意义的世界观。

知识就是权力,掌握知识的人就掌握了权力。请参考沙特独占对古兰经的阐释权导致了什么后果。

各种不同的学科与专业研究,导致了专家群体对知识的概念化,并使此概念产生不断的变化以及新的数据、理论所带来的令人期待甚至惊奇的改善。在这些学科内,人们期盼领军人物去“解读”关于我们目前所处的宏观世界及微观世界的知识。
大部分人对自然及整个世界将来的发展进程都心存迷惑。但是学科专家所持有的观点与其余未受专门教育的人的观点存在差距,而且差距在逐渐扩大。这种情况下,直接领袖必须从中作出选择。他们必须掌握专业知识,在此过程中成为专家;或者是屈从于专家的领地,完全照搬他们的观点而不发表任何个人观点;或者是完全忽视学科内已取得明显进步的理论,拥有一个更加传统的、或更加个人化的哲学。

在跪舔公众中夹杂私货的能力,是一种艺术。

领域内专家如奥本海默或米德必须考虑如何将那些建立在学术基础上的故事向广大听众宣讲。而欲跨越领域的领导人则要一方面根植于专业知识领域,另一方面了解未受专业教育者的思维。

媒体的反智倾向。

视频媒体有一个明显的趋势,欲把口头报道的篇幅减少到内容最尖锐、最一针见血的程度,也许是想营造逼真效果。这种倾向遇到稍复杂的事件会很麻烦,除非是想嘲弄别人。不管结果如何,大部分的印刷媒介也开始仿效视频和广播媒体的做法。

劣币驱逐良币。群氓们缺乏理性思考和分辨力的唯一后果。

广大的听众们再也无法清楚地分辨出面前的领袖是否真实,是否在说真话,他们面对的只是由媒介顾问策划的代言人。不止一个领导人起初只是那些擅长形象设计和形象转变的专家的作品。渴望真实的体验——与未加修饰的领袖本人直接接触——一直都是听众们一个积极的动力。如佩罗特(H.Ross Perot)等政治家们宣布他们并没请媒体或大批的顾问为自己改变形象以赢得广泛的支持。然而即使宣称形象真实也有可能是制作出来的,因为好的演员知道如何使自己看上去比较真诚,而许多“真实”的形象坐在聚光灯下往往显得笨拙与外行。

作者明摆着告诉大家领袖要有扯淡的能力。

美国的一些领导人丝毫不被明显的矛盾所困扰,如里根在忠诚地发誓要永远保证预算稳定的同时,却能面带微笑地在赤字增加的账单上签字。

所以民主的基石在哪里呢?

达成了一致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成功。许多人,甚至是大多数人更乐意听到有吸引力的故事,不愿被任意两个不一致的故事所烦扰。许多听众只要发现每个故事都动听,便乐于忽视不一致的行为表现。

领袖创编的最基本的故事是关于个人与团体身份的,那些计划为全民带来重大改变的领袖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人们思索“他们到底是谁?”等类似的问题。由此看来,描述故事的特征会引发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

故事不仅总反映着说者与众听者之间的互动,而且许多有经验的领导人还会利用故事面对的这种众口难调的复杂局面,希冀某个信息的传达会给广大的听众带来预期的、因人而异的效果。马丁·路德·金所做的重要演讲当然是“量身定做”的,无数的听众包括同情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投身民权运动的人、投资者及中庸的理想主义政治家。作为分析者,我们决不能忽视目标与意义的多重性,而要尽力地去理解。同时,我个人则有着一个明确的、绝非后现代主义的结论:如果我们无法定义那些脱离了语言或者信息的环境的意义,定位于人文学科范畴的学识就会逐渐停止增长。

说白了就是必须把公众当傻逼,尊重公众的认知层次就会曲高和寡,对于民主社会就等于失败。

故事以很多种方式传播,在许多层面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彼此竞争。按照某一标准发展的成熟过程是一个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大多数情形下并没有决定作用。对于专家听众来说,故事越成熟,就越有盛行的可能。一旦专家跳出自己的专业领域,或变成异类团体的一员,他的专业知识便失效了。领袖们除了要有大量的动机去诱使人们接受某个故事或摒弃某个故事以外,还必须注意这样一个有力的事实:那些未受教育的心理拥有持久的力量。结果就是:那些较成熟地描述身份故事的领袖常常败给讲述简单甚至单调的故事的领袖。

第4章 玛格丽特·米德:多元文化的观察者和自我文化的教育者

在写作的过程中,米德展示了主要的创造者和领袖们的特性:甘愿冒险和敢于挑战权威。米德在攻击盛行的人类学观点时,没有显示出丝毫的犹豫。

一个人只有通过间接的领导能力在其领域内获取名望,才能成为这个领域的直接领袖。但是,如果有人与包含证据的研究基础偏离过远,或威胁到所在领域的核心价值观时,他就得承担在这个领域内失去信度的风险。

交流和强有力交流的必要性成了米德的座右铭。她通过其著作实现了间接领导,而通过她和大大小小的群体面对面的接触进行着直接领导。

一种单一的人性,无论其局限性是什么,都能派生出多种文化。没有哪一个人能垄断智慧,也没有哪一个人在所有方面都比别人优越。所以我们应该向其他社会学习,就像其他社会向我们学习一样。米德乐观地声称:结果将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相互理解会帮助减少冲突。

领袖的部分职责在于设立一个目标,并创立一个机构或组织来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

第5章 罗伯特·奥本海默:物理的教导和政治的教诲

对人来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容易。对机器来说正好相反。

阻碍奥本海默成就一位不朽的纯粹科学家唯一的、最大的障碍就是他缺少科学神经——选择冒险或者接受有争议的观点时抱有矛盾心态,这最终累及他领导能力的培养。简单地说,他更擅长谈话、翻译、教学和理解他人的想法,而不是在自己建设的理论框架中探索得更远。这个曾经孤立的人正日渐成为一个社会动物。他更乐意提出问题,而不愿将一生,甚至搭上整个事业,去努力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

奥本海默经历了一个有效的转变,从一个狭窄(但很关键)的物理领域的间接领袖,转变成了一个庞大、人员繁杂的科学工程的直接领袖。在科学领域,他和专家打交道,和他们讨论关于核物理的各种复杂的科学问题。然而,同时作为老老少少们的直接领袖,他也呈献了一个更简单的身份故事:我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被赋予了特别的知识和技能;作为爱国主义者,我们必须一起有效地工作,力求无私,要制造出能够帮助同盟军赢得战争的武器。很多迹象都说明奥本海默完全相信这个故事的正确性,而且用行为给予了印证。领导这项高风险的科学任务时,很难想象还有比他更有效的领袖。

人如果不能改变社会,又要融入社会,那唯一的可能就是被社会改变。

为了维持自己在权力走廊中的影响,他常常不得不摒弃个人信仰,以使自己和众多的军事人员保持一致。同核弹的紧密联系使他产生的罪恶感、对于安全规定采取的妥协立场给他带来的无可适从、对至高权力无法否认又很矛盾的渴求,都让他饱受自责,他更像年轻时代的自己,不再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那个自信的领袖了。

他能够帮助物理学家看到“更宏观的画面”——一个物理问题或领域是如何同另一个联系起来的,物理如何同其他科学相联系,如何同其他领域的知识相联系,以及如何同个人选择的领域相联系。他认识到科学家中存在强有力的纽带,这纽带就是科学家们自己;在这种亲密的关系中他看到了构建更加理性的世界的基础,在这个理性世界里人们追求知识、分享知识,并向积极的目标努力。

他对于知识的本质和跨领域的无知的本质有很浓的兴趣。他喜欢苦苦思索心理和宇宙的神秘,他不仅从提出一些宏观的问题中获得很多乐趣,如“人类的道德如何在DNA基因链上被编码”,也同样从思索学术界同事做出的答案中获得乐趣。

奥本海默努力从物质本质的学科问题转到关于人性和人的身份这些最基本的宏观问题。我们还可以看出他从简单的、以军事为基础的、排除异己的政治世界(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观点向涉及所有人类的包容性观点的转变。

人是社会的工具还是社会的目的?

我们逐渐强烈地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说真话要比我们想象的更难。甚至很难直言不讳,除非这个人对话题有着广泛的经验和知识。在政界,最伟大的行为和最伟大的人是那些能够揭示出表面看上去既不相容又不相关的论点、概论以及理想之间存在着关联与和谐的人。这对今天解决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问题的确很必要——即个人是社会的工具还是社会的目的。人类的灵魂需要拯救,人类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两点都不可忽略。没有意识到两者之间的互补就很难考虑这两个概念。我们在科学道路上的经历已经使我们意识到了这种两重性的重要性。

大家都很无知,但有的人比其他人更无知。

人将无知不是其错误所致,而是本性使然,人人如此。

简单的说,奥本海默对受众的定位不够low,要传递的观点对学识的要求太高,不足以让普通人理解。

物理学家和其他学者愿意理解、甚或支持奥本海默试图将物理世界的矛盾体延伸到当代令人费解的生活现象中去。然而,他的讲解不是未受教育者的大脑所能轻易把握的:它们更像是对物理或文化相对论的深思冥想,或者试图做一个高超的个人融合,而不是直接地解释对错。我们很容易就想象得到奥本海默的那些包括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观点,非专家学者听众们对于奥本海默想要传达的复杂问题会感到多么迷惑、惊异和遥不可及。

傻逼会把你拉到跟他一样的层次然后用他丰富的经验打败你。这说法很正确。所以我们要么避免与傻逼打交道,一旦无法避免,就要迅速投入傻逼的思维层次。当然别忘记阶段性胜利后脱离傻逼认知。

他是一个能够解决超级理论难题的超人;而且他要显示出自己可以临危不惧,特别是当他确定这个事业是正义的时候。他的跟斗栽在和普通人交流的能力方面,这些人没有敏感的头脑,只知道分清事物的黑与白,毫不了解黑和白之间还有更多层次的灰色区域。正如曾经与奥本海默在高等研究所共过事的历史学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所说:“奥本海默是令人称奇的科学家、学者和审美家的混合体,他对于那种官僚主义场面上的斗争根本毫无防备。”

我以为肯定是优越感。一个天才跟群氓沟通时,需要多么强大的控制能力才能忽视对方的愚蠢呢?奥本海默毫无疑问部分欠缺这种能力。

奥本海默的个性中有一些东西和来自其狭隘的圈子之外的人自然地支持相违背,可能是一种强大的控制欲或是内在的与众不同、优越感、甚至自卑感。

如果与他人交谈没有利益获得,为什么要付出成本呢?所以任何人在受到温柔对待的时候不妨先问问自己值得如此吗?

我一直担心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已经大大失去了同他人谈话的能力。在获得深远发现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在传统上彼此分道扬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分化了语言。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技巧、更不愿去告诉他人我们学到的知识。我们既不去听、也听不到,更不欢迎去丰富共同的文化和相互的理解。我们渴求的是贵族风范:用少言、少为让简单等同于真理。

学而优则仕,与为仕而学的人之间的鸿沟。

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领导能力标尺的一端,即无意提供直接领导力的孤独的学者或者艺术家。在他们转而假设能在学科内担当更完全的领导角色,甚或向学科外的领域进行探索时,米德和奥本海默体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从间接到直接形式的领导,从一个领域的领导到更广泛的未受教育者群体的领袖。然而,他们仍然和位于领导标尺另外一端的那些政治领袖们有着相当的距离,也就是与那些在国际会议上,比如在寓言般的德黑兰会议上为国家代言的那些人来说还有巨大的差距。

第6章 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将高等教育带到美国

校长则不同,他必须有能力说服一群难于驾驭的个人,这些人代表着不同的学科,不同的信仰,追求着不同的教学目标,而且通常都有些桀骜不驯。虽然他们是受过专业教育的专家,但只是各自特定学科里的专家。当涉及更为普遍的教育问题时,他们可能反而不如其他人那么可信、有学识。

如果是这样的话,布鲁姆的《美国精神的封闭》与哈钦斯一脉相承。

纯粹哲学作为一门最高的科学指引着古希腊的思想界,正如神学指挥着中世纪一样……没有了神学或者纯粹哲学,一个大学就不能成为完整的大学

要么多元的,相对的,导向虚无主义;要么壹元的,绝对的,导向威权主义。站在中美中间,我想说,真的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吗?好像还真没有……

杜威自己也加入到这场争论当中:
我不愿暗示作者(指哈钦斯)认同法西斯的统治。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他对于选修合适课程的看法就像是对自由的不信任,最终是为了吸引某些当政的、稳固的权威。在我看来,哈钦斯校长已经完全回避了谁来确定构建等级制度所需的绝对真理这一问题。

哈钦斯是在批评大学系统(为此能够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定义教育应该是什么(却惹来了许多人的蔑视)。他充分意识到了竞争的存在,于是努力使自己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军人物。

哈钦斯对同事和更广泛的团体讲述的革新故事中,他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已迷失了方向。我们抱错了佛脚——被高高供奉在上的体育、职业性、快餐式的选修课虽然会带来短暂的成功,但最终只会塑造出一个个空壳。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严肃的、新的观点——或者是一个回归经典的观点,即教育要目标明确,相互连贯。哈钦斯对教育的举荐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教育应当注重思想的生命力。他认为阅读和讨论经典著作是教育的最佳途径,并认为这种坚定的通识教育观念可以培养出来奥柏林式(Oberlin-style)的有识公民,他们能够担当起公众赋予的重任。

所以是一般人蠢,没办法才支持杜威的观点么。精英毫无疑问都支持哈钦斯。

哈钦斯的观点似乎更为直接,它对正确的、重要的、值得追寻的东西有着明确的界定。杜威的进步理论呼吁对知识的认识要有多元性和相对性。然而,在实践上,哈钦斯理论的实施,因其高深的学术内容和深奥的辩解,对老师和学生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相反,杜威的理论完全有借口应用于宽松的氛围,借以摆脱标准的限制,因施行过于简单,所以无法贯彻。事实上,这两种观点各自代表着复杂和简单的两极特性,或许这就是它们会持续辩论数十年而没有决出胜负的原因。

那么他是一个政客而非政治家吧。

那个在耶鲁大学积极、欢快的改革家同后来那个保守的实验主义者,时常显示出天壤之别。他的举止有时和他的言辞不符。到最后我也没有看到他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教育哲学家,没有为了坚守自己的思想不惜面对一片反对声。相反,我认为他是一个实用派的理想主义者,喜欢推出一个强大的立场,并以此立场行事;他本来还能为更多的观点辩护。

哈钦斯将讨论教育的目的列为学校的中心问题;在这里年轻人受到认真的教育;即使没有达到哈钦斯和阿德勒所期望的那种程度,这里至少有一个殿堂可以拜读经典著作、学习跨学科课程和纯粹的哲学。在哈钦斯任期内,人们认为芝加哥大学是一所特别的学校,这里有着一群独特的教职员工和学生群体,他们认真、敬业而且对思想感兴趣。

想法很重要,但落地更重要。

哈钦斯不是一个创办和建造学术机构的合适人选。他在创造惊喜和说服人们方面拥有才能,但是他和玛格丽特·米德一样缺少耐心,总想马上就开始下一项计划和想法。或许是他的成功实在太过迅速,他还没有掌握将想法转换成现实需要走的每一步。

第一种情况减少了思想传递的阻力,第二种情况增加了思想的说服力。领导力和思想的传递必须考虑这些情况。

他的领导才能在两种情况下最为有效:第一,当面对乐于接受他的理念的听众时,通常情况下这些人是受中等教育的公民,而不是那些学识超人和过于批判的哈钦斯的教职员工;第二种情况是当他传达的理论同自己的行为和日常表现相吻合的时候。

精英有什么问题吗?这社会本来就是披着民主外衣的精英统治的社会。我说的当然是西方国家哈哈。

他自己游离在这些事情之外,是一个披着民主外衣的精英。

换句话说,就是要有足够感染力和正面的O,然后对具体落地提出指导性的KR。OKR无处不在。缺了任何一项都不能完成愿景。

在在任的黄金期,他们需要实现两个重要的、不一定重合的使命:首先,要创编一个对学校各方面人员都有意义的故事,涉及的人员既包括脾气暴躁的董事,也包括有影响力的、有见解的学生;其次,要给任职人员足够的指引和支持,以使学校的每一天、每一年的运转有效地进行。第一个任务需要有一个公开的形象和良好的口才;第二个任务需要把任职人员留在后台,必要时提供奖励和认可,培养对学校、甚至是对校长的长期的忠诚。

第7章 小艾尔弗雷德·斯隆:创造美国的商业

你得把自己的想法伪装成别人自己想到的或想要的,这才是关键。

在我担任总裁时从没削减过我的管理权力。我只是更加慎重地执行这一权力;让别人都希望得到我的想法要比告诉别人该做什么更好。

有限度的民主,或者说有目标的民主。

斯隆避免了企业由于有委员会制度造成的瘫痪,他仔细地制定委员会的目标,分配给他们特定的任务,监督他们的进步,并在特定时候指导他们作出决定。

斯隆向数以千计的员工传达了一个明确的身份故事。故事的一部分有着概括性,每个通用的员工都是美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另一部分是具体的:通用不只是一家公司,公司的员工和管理者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发展前景和最有影响力的组织中的一员。公司需要每位员工的参与,不论其地位有多么低微,这样才能保证产品优越的品质。通用公司就是一个大家庭,而斯隆则是和蔼的家长。他通过自己不懈的工作来体现公司的美德,并希望他的继承者也能如此。

当资本不将利润率作为唯一的目标时是可以做到这些的。但是现在则不可能了。

斯隆和他的同事则向公众表明商业能够被合理组织,有责任地经营,承担社会责任,并在危急时刻占据领导地位保证全国劳动人民的富裕生活。

斯隆首次,可能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商业,也就是通过民族化和国际化的大型企业诠释了一个国家。

当处于增长社会时确实可以同时做到,但在一个停滞或下降的社会,零和博弈让这种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资本的收益必然带来人民的损失。

一个允许和鼓励非凡的人才把天才和勤奋进行资本化的过程难道不值得追求或与大众的利益相悖吗?

经济繁荣时期,似乎每个人都能从中获利;但经济发展处于困境时,个人或公司的成功便很可能建立在其他人的损失之上。

斯隆的年代,通用公司的管理方式和军队、政府的管理模式相似:大量的信息经过无数的检查和协调在企业上下传输;决不允许一个领导像福特或爱迪生那样,俨然以一个企业家的派头高高在上。

第8章 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优秀军人的化身

对于错误决定以及将由此带来的后果的厌恶让马歇尔不得不站出来发言。

当马歇尔掌握了事实时,当他由衷地相信他是正确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当没有其他人能够或者愿意说出他为之辩护的立场观点时,他才会表明他的看法。在每一种类似的情况中,马歇尔都能设想出指挥官多么博学,他本应该能够做出合理计划,然而计划却被错误地实施了。如果没有人提出异议,他就可能会沿着这个错误的路线继续下去。因此,马歇尔冒险地估计:若把自己的观点准确地陈述,加上事实和数据的支持,可能会影响所作的决定,或至少可以在充分把握形势的基础上再作决定。可以说马歇尔是出于个人的兴趣而发言,也可以说是因为缺乏某种兴趣而发言——或者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情况的对立面应该为人所知。

真正的领导者会在不在位时就体现出领导者的能力。

从自我考虑的角度说,他是在暗示:他认为自己能够胜任领导的职位——他用他的言语和行动体现着这种领导能力。同时,他让上司们吸收他这个“未请自入”者。

表达的有效性与稀缺性成反比,当你不断抱怨时别人接受到的抱怨的力度是很小的,反之亦然。

当马歇尔公开大胆而又确切地说出一些事实时,他赢得了尊敬,因为其他人了解或者能感觉到他平素是一个自制的人。正因为他平时是一个如此自制的人,可以推知当他说出自己的观点时,他必定深深感到有必要这样做,并且如果他没有掌握当时事情的状况,如果他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话的时候,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要跨越如此多阶层,影响如此多人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想象一下然后颤抖吧。

领袖通过传达理念和身体力行的方式来施加他们的影响。马歇尔的这些理念都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或者至少没有什么特别惊人的原创性。他向军队和全国人民解释调派军队参加战争的必要性。在陆军中,他告诉他的士兵他们必须作为毫无偏见的职业军人行事,而不是作为政客行事,他们必须为可能发生的任何军事行动作好准备。对于其他的美国人,马歇尔向他们解释在20世纪的民主国家中军队的作用,并强调军队必须以和国家的民主价值观一致的方式求得胜利。
所有这些理念人们并不感到陌生,但是这每一个理念都必须和那些简单而且被证明是引起了不同听众共鸣的反面陈述相抗衡。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将欧洲的战争描述为很遥远、和美国的利益无关的事情;从他们的角度看,让欧洲国家(随后的亚洲国家)相互打杀是合理的。很多军人都感觉如果要他们冒生命的危险,他们就有权参与政治,有权反对那些和他们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而一旦战争爆发,很多市民和政客都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求得胜利。仅仅是因为他用精妙而又有说服力的方式传达思想,仅仅是因为这些思想是如此透明地体现在他自己的一生中,马歇尔成功地影响着美国公众的观点。

相当难做到的事。

马歇尔知道如何将那些骄傲的国会成员看作和自己平等的人,知道如何同他们讲话,从不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姿态,总是严肃地对待他们的顾虑,但是又会坚持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他以国会成员认可的一个真正的领袖所应有的方式看事情、谈论问题。

他因一个机构中的职位而获得权力,但是他用自己行使权力的方式帮助重新定义了这个机构。根据不同的人群,他所发布的信息会有些许的不同。但是他的人格魅力,特别是作为一个正直和无党派之见的个体使他能应对很多不同种类的听众。马歇尔同样具备间接领导的能力,比如他的书面总结被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正是作为一个能直截了当说话的人(通常是以劝说的方式,有时候是以和人对抗的方式),他所说的话才显得与众不同。

第9章 埃莉诺·罗斯福:平凡与卓越的完美统一

对于很多女性(我也是当中的一分子)来说,去关注一个问题,使它能引起别人的不同看法或者反感情绪是很困难的,但是我所得出的结论是:有时我们必须这么做,这样我们才能证明我们的力量,才能要求别人尊重我们的愿望。

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好人。但是,这个社会好人通常不得好死,难办呀。

一个人不必拥有特殊的权力而去激励他人;一个人应该履行其既定的社会义务,并且维持自己的想法和立场;一个人应该也必须从他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从他所在的群体的狭隘性中吸取教训;那些幸运的人必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

第10章 马丁·路德·金:瞬息万变中的领袖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老是分不清马丁路德金和马丁路德这两个人……

他的父亲从1934年的欧洲之旅和中东之行归来后,把自己和儿子的名字都改为马丁·路德·金。

演讲的才能让他得以发挥领导力。

金按部就班地工作着,但他的演讲才能却使他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公众人物。在第一次政治演讲后的短短几分钟里,他心底里涌出一股与陌生人交流的强烈愿望,尽管这些陌生人对他如同对所有先知一样既爱又恨。

被推入到了一个领导的职位,不论他是否情愿。因此他不得不观察他的观众,看他的哪一句话或是哪个动作产生了效果,哪些则没有。

产生或者说描述一个让人人认同的有关身份的故事,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力。

从金的讲话中看出,最初的关于身份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金归纳出观众头脑里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种族、暴力、教堂、经济状况——把它们综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连贯的表述。在每一个情势下都有各种各样的人提出的问题和与之对立的思想:黑人能够被视为一个团结的群体吗?教堂能改变它的特有的角色吗?非暴力和暴力的代价会是什么?金直切主题,对直面他的听众和一些暂时的听众所关心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而没有忽略或否定它们。

所谓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当然,不带贬义的。看菜下碟是政治人物必须会的技能。

金用许许多多的方法把这些元素收集到一起,综合起来。对于某一种情况,什么方式适合就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能够调动和激励演讲的听众他就用什么方法,什么方式能让彼此产生共鸣并达到高潮并形成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叙述就用什么方式。他可以由基督教的角度引入一个话题,然后从美国历史或当代事件的角度恰当地折射出这个主题。他是一个越来越雄辩的演讲家,他能感召各种各样的观众的情绪;同样他自己也对听众的反应比较敏感,经常受到他们的影响。

顺势而为。智慧还是狡猾?

他知道什么时候需要倾听,什么时候需要折中,什么时候需要坚守立场。

他需要一个互补的副手。

金不擅长组织事务,也不喜欢领导管理事务。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内部有许多为争夺权利的斗争,以及由于资金人员分配而导致的困难局面,并且这种情况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金在黑人问题上与其他组织和领袖从未停止过斗争。

马尔科姆 X,和马丁路德金,这两人分别是X Men里面的万磁王和教授的原型。

金同样要和一些黑人领导人周旋,如马尔科姆·艾克斯和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他们认为金过于保守,“太仁慈”,太多“顺从”,他们更愿意采取直接暴力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作者一直在回避金的核心思想,也就是要求根据能力而不是肤色来受到对待,因为金的思想被无耻的窃取和扭曲了。现在的平权和AA运动恰恰是因为肤色而不是能力对有色人种进行了区别对待(带着歧视和施舍的优待)。现在的BLM运动和黑人的主流思潮应该感到羞愧,当然这应该责怪背后扭曲金的思想的人,而不能光怪受害者。

金的演讲从一开始就获得了人们的欢迎,其中他把此次活动称之为“我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为争取自由的示威活动”。只有到正式评论的最后金才开始放下讲稿,情绪达到高潮。从8年前在蒙哥马利市公众前第一次自由展现开始,他的声音现在对于每一个收看每晚新闻的美国人来说都非常熟悉。就是用这种声音金向世界宣告:“我有一个梦想[插图]。”这个梦想“深深地扎根于美国梦之中”,这个梦想出自圣经和那些感动整个国家所有宗教的人们的先知预言。

金死后变成了被消费的形象,而他的思想被刻意的遗忘了。

金死后,他被人们尊称为美国英雄,一个致力于愈合这个国家种族创伤的温和派人物。他那最后激进的几个月确实被人们遗忘了。

联邦调查局颇有中国人抹黑敌人的风度,从下三路开始。

金是谦逊的,但他也居功自傲,把自己归类于过去那些最杰出的宗教领袖。他也有一些冒险的、不值得任何一位宗教领袖所为的事情。他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是抄袭的。联邦调查局不遗余力地毁掉金的声誉,他们的证据显示金与许多女人有关系。

当金死后,他的主张就被恶意的无视了。奥巴马可能是最近的一次可以让黑人境况得到根本改善的时候,可惜他是个伪君子,懦夫,比金差十万八千里。

美国人更加清醒地意识到黑人的作用,对20世纪作为一名黑人意味着什么,有了一个更加可行的定义,金为此作出了贡献。但是这个定义在他死后并没有维持下来。他的信念主要存在于他的个人之中而没有保留在一个持久的组织之中。

我看难。现在黑人早就没有那种时候的力量了。组织能力也被刻意削弱了。可怜还是可恨随缘了。

金的传奇经历的核心就是一个要成长的天才和寻找自我定义的群体这两种需求的结合点。反思他所处的时代,金为黑人和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从更广义的角度说,提供了归属感。他的信念超越了我们所熟悉的、未受过教育的人的智力范围:像埃莉诺·罗斯福一样,他呼吁美国公民摒弃通常的群体分类,即摒弃群体间的冲突以更加包容的态度来看待他们的社会,努力改善那些较为不幸的人的命运。金没能建立一个在他去世后可以持续下去的组织或是选区,所以始终有必要重新发起他的事业,寻找新的领袖和群体。

第11章 超越民族界限的领导能力

看看英国脱欧,你会发现戴高乐是对的。英国人就是搅屎棍,让他回到自己的岛上自得其乐好了。好比中国也不可能让日本加入,性价比太低,保持碾压对方的国力就行。

戴高乐削弱和延缓了英国的数个发展计划,例如他反对英国在崭新的共同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非常的和谐,难怪殖民政府欢迎他的理论。

甘地不采用暴力而采用一种新的对抗方式。最终以“非暴力不抵抗”而闻名的方式,是指一些受歧视的人们宁愿以非暴力形式拒绝遵守非公平法律,并愿意接受任何后果去坐牢或死亡。

天真或者说超前的产物。这种想法起码两百年内落不了地。

人类是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分裂开来的。

我想美洲和澳洲的原住民一定想呵呵甘地一脸。

如果能有直接面对的机会,他们应当用非暴力的方式消除不和,使双方都有仁爱之心,都得到更多的仁慈。

我知道违和感在哪里了。甘地这种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女性化,通过共情寻找妥协和退让的点,但实际上主要矛盾很大可能只是被回避或掩盖,等到后期将会更猛烈的爆发。
逃避矛盾解决寄希望于妥协,叫啥来着,哦,右倾投降主义。
我以为实事求是的找到和解决主要矛盾,才是根本解决办法。

甘地用这件事情来试图找到解决的办法,包括他个人的绝食,以此使双方进行建设性的谈判。这次及后来一系列的行为都旨在达成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双方利益得到尊重,又让双方的力量在经过严密组织计划但又具规律性的冲突中得到加强。

甘地的解决办法寄托在外界压力上,让他面对纳粹或日本鬼子的屠刀看看?他也就是运气好遇到英国人缩卵期。

现代化的新闻报道快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地。随着英国对反抗者的镇压,其对印度的道德统治因此永久地动摇了。

这是个错误的信息,大概也就素食主义者因为缺乏睾酮才会愿意遵循吧。

他向全世界传达了这样的讯息:以光明正大的、不还击的方式来抵制不公正是可行的,甚至还可以激发所有的人强盛起来。

爱因斯坦还是研究科学去吧。这种理论在政治学里面跟幼儿园没什么区别。

爱因斯坦评价道:
甘地证实了:人类汇聚的大军不仅可以通过玩弄惯用的政治伎俩和手段来形成,而且能够依靠树立高尚的行为典范来促成。在道德衰败的今天,他是政治界唯一代表了高等人际关系的真正的政治家。未来的后人们会很难相信曾经有这样一位有血有肉的生灵在地球上驻留过。

作者为啥不写这种生活包括每晚跟不同的裸女睡觉呢?原因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以抗拒欲望,至于抗拒的成功与否,呵呵。

甘地公开地拥抱了一个极其朴素、简单的生活。

那么你们先跟穆斯林说清楚这件事吧。

所有这些话被从前伟大的宗教领袖们无数次地讲过,他们当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耶稣。

所以这难道不能证明他只是个幸运的傻逼吗?

甘地的见解是建立在对抗中的人们具有博爱之心这一基础上的。他错误地相信如果受迫害的犹太人和平地、骄傲地走向死亡,希特勒对他们的憎恨便可以被化解。

简单总结,莫内就是幕后狗头军师的角色。

莫内的领导是间接的,但和本书其他章节谈到的间接领导意义不同。早年米德是通过创造象征性的产品来施加影响的,如通过音乐作品、科学品文、人类学、杂文等。莫内也是通过媒体来工作的,即其他身为直接领袖的人。理论上说莫内很有可能只把思想写下来,他的思想被领袖学到手后也许还被修改了一番。在和政客们合作的过程当中,他不仅会口头上传达他的理念,让政客们舒舒服服地接收,还会助其把理念成形,然后辅佐他们获得威信。

领导者最主要的工作应该是让组织可以在离开自己之后继续贯彻领导者的方针政策。

他也明白人们之间正在建立的信任才是使任何合约可行的前提。同时他知道任何条约都要超越个人。他曾严肃地宣告:“无人不可成事,无组织不可长事。”的确,他感到那些根深蒂固的习惯在一个组织机构新生之际往往最容易修改。他强烈地要求建立秩序,并在本人生活和工作的各个层面强制执行。但他也逐渐认识到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如果没有反秩序的现象可能无法促成进步”。也许正是体现了他的背景和时代,他非常珍视几个大国领袖所起的独特作用。

相比人类放弃国家走向大同(大同之后依然需要世界政府不是吗),我认为更靠谱的是一个国家统治全球,同样也是走向大同。前者虚无缥缈后者至少还有可能性。

只有当莫内和甘地的才识与感性被这个世界广为接纳方能持久发展。无论如何,我们都需要把莫内对理智的信念和甘地精神境界里理智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

第12章 过去的教训与未来的启示

人的影响力被自己的圈子限制,所以欲要实现大乘,必须自小乘起,先度自己,再度周围,再扩大圈子继续度人。小乘的圈子扩大到极致就是大乘,另一条路是先谋取最大影响力的权势,再开始度人。

不管“模领”最终的愿望是什么,他是按照自己的轨道开始建立人际关系的,从家庭到邻居,到社区的其他居民,此种圈子逐渐扩大,是未来成就领袖的标志。一个有野心的领袖,到成年时会和成百上千的人交往,而不是十几或几十个,而这些成百上千的人也许就是他思想的践行者,或许他们是来自一系列不同的领域。未来的领袖正是要保持与这些不同对象的联系。

邪教领袖指南无疑了。

领域、机构或选区的定义越模糊,“模领”就越有必要创造他自己的生活来体现生活的寓意,然后和他人共同见证已见分晓的故事,这些有意义的故事随环境的不同而相异。“模领”还要随时准备扩充他的故事,反驳相悖的论调,预知未来的故事和相反的故事,甚至创编全新的故事。他须形成自己的立场,其故事可能是包容的,或是排外的;是传统的,也可能是新型的;是文字贯穿的,也可以是通过其他象征系统或表现形式。当掌控了故事的有效性时,“模领”需要记住未受教育者接受的范围和限度。

政治家为了伟大目标而妥协,政客为了权势而妥协。

“模领”必须灵活,又不至于停止对任何事情的拥护。尤其值得尊敬的是,他能够随环境的改变而调整他的行动,同时仍然坚持基本的原则和保持一个坚定的形象。

领导必须有务虚的时间和成果,单纯务实很容易走入死胡同。

反思的力量如此强大,主要是因为像“模领”这样的领导者必须有能力综观全局:常有的特性和变化。无论同僚如何能干,但是指望他们拥有典范领导人的优势是不明智的。因为对形势了如指掌,他和观众有特殊关系,所以已经达到了特殊的地位。

领袖人物必须具有中心思想或主旨。该思想如果能直接讲给没文化的人听,即那些小时候自然成长、未接受正规教育的人,那么就会在一个大而纷杂的人群中更显有效。这些思想应该能唤醒个人意识或集体意识,即“我们”和“他们”,使思想可以扩展意识或限制意识。不仅应该为众人提供背景,还应为将来树立框架。比较新颖或变革性的思想在极少数情况下能有成功的说服力,即使听众来自不同的领域。这样的思想如果能变成领袖人物的中心使命,如果能长期得以广泛流传,如果有机会遇到风调雨顺的好年景,则成功率更大。战争或经济萧条的危机要求领袖具有反应迅速的大脑,也往往以过于简单的思想告终。领袖人物要具有在已知的基础上构筑思想的能力,比如从宗教、历史或已经流传在一个机构中的思想里获得源泉,还要有把它们重新组合的能力,就像小马丁·路德·金那样。

近之则逊,远之则怨。

包容性的思想反对自以为久负盛名的群体获得任何特殊地位。这些群体早晚会来反对领袖和他的包容思想,因为对他们来说过于“包容”了。

对领袖最大的挑战是给一个庞大而又人员复杂的团体带来重大、长久的变化。他不仅会用不变的语言使理论成熟起来,还能从未受教育者开始给没有专业知识的人讲解。

只有组织才能对抗组织。考虑到当权者对新组织的严防死守,特洛伊木马很可能是不错的选择。

一个组织内被公认的领袖人物只凭借高高在上得到人们初步的注视时,并不意味着对成员们作出了重大指示就可以永保生命力。尤其对于非当权党派的领袖来说,如果没有组织,一定要建立一个上述的组织并加以指导。20世纪极权主义领袖们如果没有组建起强大的政治组织并认真管制的话,根本无法想象他们能够有所成就;像戴高乐和丘吉尔那样的非极权主义领袖们在危机减少并巩固了影响力以后,却发现指挥棒不稳健了。诸如学术规范的传统领域中的领袖人物不太依靠绝对有别于他人的组织。一方面,这些领域常常自动组织起来,不需要太多的干涉;另一方面,思想的真正力量和标志着发展方向的工作可以不靠领域的形态产生效力。一旦领袖希望去引导他所打造的天下的命运时,领导能力的直接形式便成为必要。

实践之事提出了一个真实性的问题。正如人们会问一个故事是否真实一样,人们也想知道你是否真的去实践你的宣讲内容。没有一台准确无误的测谎仪,无法推断某个人的实践是否名副其实。骗子毕竟大有人在。再者,当今世风日下,不少人通过帮助领袖使其看起来可靠、可信而得到相当的酬劳。任何魔法都无法解决此类现象。和亚伯拉罕·林肯一样,我坚信,人不可能被欺骗一辈子。如果一个领导人不实践其宣传的理论,他最终会被发现,默默无闻的生活典范却会得到最后的认可。

直接的领导更加复杂、更具冒险性,但是短期内效果更好,效率也更高。然而,那些不再花费时间思考,不再“撤退到山顶”去辨明“全貌”的领袖们却常常处于不利的局面,难以作出明智的决定。间接的领袖们有更多的时间思考和修正自己。如果说他们的影响来得慢一些,却能持续更长的时间。找到一个“混合型”的人物是可行的,比如让·莫内。他是凭借已有的政治领导能力达到其政治目的,而不是亲自搭建和占领一个直接的平台。如果最初以两种形式共存的状态是一场自发的运动的话,那么最终总是从间接领导过渡到直接领导。我的研究一般都证明了当直接和间接的领导以及实践相对来说很相似时,过渡最容易奏效。

管理与专业的矛盾永远存在。

参与的直接领导越多,保持技术知识就越困难。最后以通俗化和非专业化的形象被严格的宪法专家及同事们所摒弃。当然,大部分职业政客都缺乏传统领域的专业技能,尽管掌握了政治程序和组织的深奥学问。因此自相矛盾:直接领袖缺乏直接知识,间接领袖在直接知识的基础上往往能够进步。如何获得并保持专业技能对任何觊觎直接领导能力的人都是个尖锐的问题,尤其对于那些希望从最适合的领域获取最佳的快捷信息从而能引领一个纷杂人群的人更是如此。

伟人无法脱离历史力量单独成事,但历史力量不遇到对应的伟人也很可能失败。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我也不在意对领导能力的整体合法性进行质疑的评判,这些评判或有多个解释或具后现代性。我不赞同那些反对“伟人”论而呼唤“历史力量”代替伟人的腔调。对历史任何严肃的研究除了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还要把人的因素考虑进去

领导者不断的将认知推送的追随者中或转变更多的追随者,并根据时势调整认知的范畴和内容。动态的过程,无法偷懒。

我的定义中强调领导能力是一个认知的事业,是领袖和追随者内部和两者之间反复出现的过程,这样的概念几乎没有先例。当然,认为领袖要传播思想的见解不算陌生,但是,多种对立的主张,按照达尔文理论来说,虽是相互竞争的,却探索着崭新而不乏争议的天空。通过创造象征性产品所实现的间接领导与通过传播思想和亲身实践所实现的直接领导,对这两者进行区分也是新事物。我一直渴望在创造性人物所产生的影响与传统组织性或民族性领袖人物所发挥的威力之间搭建一座桥梁。

这不正是作者描述的通过传达故事增加领导力的办法吗哈哈哈。

渠道越多,意味着有更多低级、虚假和华而不实的信息;只传达易于理解的政治演说,这一方式无时无刻不在自然而然地诱惑着任何探索过未受教育者能力的人们。如此缺乏加工的、过于简单化的信息泛滥使头脑清醒、综观全局地把握信息难上加难。

进入公共领域要付出的代价。

观众因为重新认识了自己的领袖便逐渐减少了对他们的尊敬,而许多能者也不再考虑公共服务领域的任何事业了,哪怕是一件定量活计。

因为这些原始信仰在蛊惑未受教育者的道路上已经磨炼了上千年。

原教旨主义领袖在号召人们信奉历史悠久的宗教、政治和社会真理时直接对话同一论调的人群。而要反对这些顽固的信仰,调动未受教育者的力量绝非易事。

被压缩后的信息,被接受的结果很可能和未压缩的信息南辕北辙,所以这是一个高度要求相关能力的场景。

知道如何掌握如此多的专业知识,判断它的重要性,把它转达给非专业的领袖,然后再传达给普通民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压力是显然的。一方面,人们要得到最好的信息,希望它得以完整的消化、明智的审读后再面世;另一方面,无论领袖本人还是观众都不具备如此处理信息的本领。如果要他们把信息以简化的方法表达,使之被乐于理解和传达给他人,他们也会因此背负巨大压力的,其结果也往往是背道而驰。

主要是群众太蠢了哈哈哈。别说最新研究结果了,你说个几百年前的微积分瞬间就能击倒99%的听众。

伴随对专业技术日益增大的需求,专家们与社会人群的关系却日渐疏远。专家们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专注于他们的专业领域,于是没有精力为众人谋利。许多专家日益缺少为更大社会服务的责任感,甚至减少了对自身专业的技术领域和领域外职业的责任心。当代专家的身份意识没能在他们的社区或国内扎根,更别说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了。似乎还和一个世纪前一样,身份意识也没有呼应向法律界、医学界、学院派或者教士们发出的带有道德色彩的呼声。尤其因为专家们流动性很大,工作所在的机构也常变化,他们主要和一个超级有限范围内的极少数了解他们的人,以及和他们所处的一个超级狭窄的选区内的其他人保持关系。

这里有个现成的:咪蒙!

一方面与专业知识相通;另一方面具有和非专业人士相交流的能力

划重点,中心思想。

任何希望成功的领袖必须承认、也愿意现实地对待有关领导能力的永恒特性。虽然领袖因野心的大小、观众的多少和思想的独特程度而各有不同,但他们都必须面对这6个恒久的特性。只要一个领袖能够创立令人信服的交流、清晰而有说服力的思想;能欣赏观众们的本质,包括本质的可变性;在创立和维持一个组织时能开发自身或引导他人的能量;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主体思想;要么能提供直接的领导,要么通过间接的渠道施展影响;最后,能有效理解和使用日益发展的专业技术,而不是被之打败,他便有可能获得成功。

今日的领袖必须直接面对即刻的或逐渐的世界毁灭的可能性;新型的、即时性的、大量的和常常过于简化的信息;任何隐私的实质性消失殆尽;扩散的经济实体和超越民族界限的商业;以强化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形式所可能采取的、针对这些不定局面的反击行动;封闭知识的日益增长;令人不安的、似乎陪伴着专家那狂乱的、不安定生活的更广泛作为的匮乏;因上述原因,领袖须筛选出讲给绝对非专业观众听的内容,这一任务大大地复杂化了。这些趋向势必会在特定的领域内突出地表现出来,因此,所有渴求成功的领袖需要对它们加以认识。在高等教育之前,即我最了解的阶段,领袖们该考虑上述的每一个因素,尽管在一一衡量时与商业领袖、军事领袖都有所不同。

关心未来领导能力质量的人们必须设计新的、教导领袖和公民——即观众的方法。此教育不仅要考虑领导能力的恒定性和可变性,还需考虑使领导能力复杂化的紧张形势,而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弱化领袖的作用。只有我们广泛地引起对有效领导能力中主要问题的重视,才能使未来领袖的智囊团真正得以加强。

我把关于领袖的问题和矛盾的知识定义为意识。那些较为了解领导能力现象的人们——我希望本书的读者属于这类人——能认真仔细地意识到一定的问题和矛盾:对需要缜密思考的专业知识的需求与必须掌握广泛交流的技巧以接触“未受教育者”之间有矛盾;对能够传达给更多的人并帮助他们成就满意度和认知度的思想的需求;如此思想的两种潜在趋势:扩展共同体意识,或分裂之;意识到更多的综合知识会更好地在团体的成员中传达,而应付一位单独的、被授权的领袖却更容易;了解到所有的领袖所能完成的事都是有限的,所有的领袖不仅会经历成功,也会经历失败,几乎所有的领袖都会遭遇到无法逾越的障碍;数种可能之一:被领袖操纵的观众,影响领袖的观众,和领袖一起合作铸造思想的观众;帮助领袖或分担负重的必要,而非试图利用和削弱领袖的权力;两者之间的选择:要么成为直接的领袖(领袖与观众直接对话)或间接的领袖(领袖通过标志性的产品或通过对政治领袖的教育获得效果),要么可能会以协作的方式合并直接和间接两股力量;理性的途径和建立在精神基础之上的途径,与合并两个途径的愿望之间存在紧张关系。

结论

★★★★
毫不夸张本书可以作为邪教领袖或传销指南予以学习。相当部分篇幅在阐述领袖该如何通过故事构建身份认同和影响力,以及如何针对不同认知层次的受众该诉诸何种故事。

虽然对于研究的领袖人物不算十分认同,但是我觉得本书作者的研究和结论并没有什么问题,抛开其中天真和自由主义的部分。

由于作者是认知科学的奠基学者之一,所以本书也有很多部分是用认知科学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领导力,令人耳目一新。

对于致力于领导力的打造的读者而言还是相当值得阅读的,当然最好能够有认知科学的知识背景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