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邹波： 难以启齿的正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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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转发的是道德底线，今天转发正直，大家可以从更多角度了解社会。
为什么要了解社会？因为我们已经不可能脱离社会单独生活，我们是社会人，所以需要了解社会，就是这么直白。

以下原文：

关于“正直”的话题，在我们的公共生活里最难寻觅，寻遍各种语言类综艺节目（包括相声节目和歌唱类节目）、新闻节目、法制节目、生活节目、养生节目甚至急诊室节目，人们更多谈论的是“善良”、“公平公正公开”、“平等”、“关怀”、“慈善”、“接地气儿”、“走心”、“人间自有真情在”等等，当然，谈的最多的是“爱”，但极难听见人们谈论正直。

终于，在近期的《十三邀》节目里，我听见大提琴家王健谈到了正直，他大致是说艺术家必须内心正直，才能成为艺术家。这个问题在如今的公众舆论气氛里，无论是在公德还是私德领域，听起来都非常隐私，甚至有点难以启齿。谈“正直”的人，肯定是发自肺腑、如鲠在喉地觉得“正直对艺术是必要的。”

王健在《十三邀》节目中说

这个问题的确应该问许多其他人，比如其他的艺术家、演员、基因科学家等等，但我们没有问，我们已有了自己的美学口味的管辖，或是在准备访问的时候就担心自己作为提问者被当成“白莲花”，仿佛以如今社会演进到后现代的艺术观、美学观、科学观来看，问一个艺术家“你是否正直”，就是在破坏艺术，而如果一个艺术家承认正直对艺术的必要，恐怕就等于承认自己的艺术是粗糙的，而如果问一个基因科学家“你是否正直”、“正直对科学是否必要”，他可能会有至少两种心理活动，一是开始捍卫科学无界以及爱科研无罪等等，二是觉得自己站在更深刻的正直上，在下一盘更大的“正直”。而当他真的把事儿干下了，等我们追问、补问伦理的时候，我们作为质疑者，将又不得不反复犹豫，好像是在担心——他会不会真的成了布鲁诺、哥白尼？万一呢？

细细一想，同以前的简单粗暴相比，公众舆论已经开始学会接受更复杂的现实，尤其近年开始深入人心的“大反转”范式，客观来说也是一种社会复杂性的普及教育，人们看问题变得更细腻，这种细腻至少向两个方向延伸着能力：一是人们不再容易被糊弄，前几年公共知识分子的式微，并不能全怪“反智主义”，其部分合理性在于，中国文科知识分子的确在客观上素来缺乏实证能力，抒情大于了公允，绝对的话说得过多，用完了话语权，可惜得很，他们的“正直”充满了各种证据软肋、理性漏洞，“正先生”需要的同样是“赛先生”。

另外，第二点我想说，这种细腻却也导致了一种乖觉，人们更懂得了哪些问题应该问哪些人，哪些问题不应该问，这是对秩序感更深层的领会，甚至是对等级更深层的领会，结果常态变成，轻易不要去触动他人的神经，更不要去触动社会的神经，因为每个人的第一要务是捍卫自己或主动或被动得到的特有的生活态度，包括特有的社会角色，特有的社会阶层，活在自己的角色里已经够辛苦了，于是哪怕戾气、路怒基本也是可以体谅的，正如我以前说过的，如果一切赞美已经只是在体谅，又何必追问正直。当然，这也和亘古不变的闲言碎语不同，闲言碎语虽然显得像冒犯，攻击他人，却是想把你拉回到规矩里来，所以闲言碎语里你更听不见人们讨论正直，所谓“被人背后戳脊梁骨”的原因可能已经大大降级了。

王健

但毕竟，同以前节目“以重大而莽撞的口吻，谈无关痛痒的话题”相比，《十三邀》终于似乎谈及“正直不正直？”，而音乐家似乎终于认可了问题并回答“不正直就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这是很好很有效的交流。当然，我遗憾的是，怎么没有问姚晨“正直”，没有问搞区块链的那哥们儿“正直”，也没有问姜文、张艺谋、李诞、李宇春“正直”？我们不能用想象预设效果，但也许会碰撞出任何方向的火花。

不过，既然这个问题问的是音乐家，我马上就想到音乐如何能表现“正直”，很自然，我们想起耳熟能详的贝多芬，更深层我们想起肖斯塔科维奇，想起拉赫玛尼诺夫，在这个层次里我还散漫地听见许多庄严的老音乐，巴洛克，一些宗教音乐，一些受难曲，人类听之如在宇宙面前洒泪的巴赫等等，洛杉矶奥运会的那些主题非常意外地“正直”，最不济是描绘青春如曙光揭开的纯真的《乡村骑士》间奏，这些可以概括为正直的无词歌，更接近有词的状态，还有《马赛曲》，吹着口哨也感觉正直，等等。

这里我想到近来耳帝评论刘欢的法语歌：“一首法语歌，但听起来像是苏联审美的产物，这首歌在俄罗斯等东欧国家的普及与影响比在法国更大，所以这首歌有别于大众印象中的法国香颂，不是浪漫、文艺而深情的，而是庄重、宏大而悲情的”。我想耳帝也许是在近乎说“正直”（尽管在艺评领域还是难以启齿），或者他指的是抒情诗那种本质正直的声音，因为，反推，刘欢唱的如果本就是苏联歌，当这种特质变成内衣外穿的炫耀，耳帝一定不会这样说，因为，这种歌多少就成了标榜正直，自我标榜的抒情也败坏了自己。

真的，更进一步，就该是那些被词填实的音乐了——当“正直”的内容开始以歌词的形式出现，我们进入了另一个领域，语言艺术——诗歌，小说，是的，文学。

但我发现，一进入语言艺术，我们突然就真的根本不问是否“正直”了，以至于，我长期觉得，中国作家只从魔幻现实主义里学到了“魔幻”，甚至很多年都没有学到现实主义，这就像交流电普及之前，人们拿着仅有的直流电技术，发明了各种权宜之计的玩意，甚至大量无用的玩意，变成蒸汽朋克的垃圾，变成文化里的废话、某些可有可无的纯文学。

“正直”对文学的重要，在于这是你张口说话的窗口模式，你的灵魂一望便知，以至于，我如今的文学评论，简化到只看这个作家这个诗人正直不正直，而把其他的方法派、天赋派、诗歌本体论、阅读享受派的评论留给其他人。

与音乐的确不同，一到文字领域，人们至少更能一下嗅出这个灵魂正直不正直，或者换个更能接受的词，是“良知”，实际上，“正直”和“良知”在文学里，反而并不是“最浅薄的政治化思维”，这个问题的确曾困扰我多年，也即，长期进行公共思维，一天到晚思考正直、正义（就像罗尔斯那样仿佛务虚的自由主义者），文字是否就会特别枯燥，意象是否更是会枯竭，于是，是否我的艺术就降格了。

更早更早，诗人于坚终于忍不住说“拒绝隐喻”，这话有两个可能性，一种是他准备更直接了，一种是干脆就不干了，投身云南的大山大河审美，回到诗歌本体，但那种审美再大也是小确幸，学院里的诗人晚年，是安静地走入良夜，是不能怒斥光明的消失。那个年月这样也还好，尤其，只是到了现在这个年代，若是谁又在叫嚷“回到写作”，我却不免开始怀疑他的用心。

我的阅读经验是，真正能启发我的意识的作品，永远是那些具有勇敢的公共思维的作品，只有这种作家，对读者才是可靠的，能更可靠地引领和拓展人类的意识，人类毕竟总是这一团，写什么都是写这团人，正直一词在英文里更直白，是一致，性格里到处一致，不能写足球就慷慨悲歌，写别的就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动机一定仍然是深刻的，忍辱负重的。

我也很想冒天下文艺青年之大不韪地，带着“正直与否”的询问，去读《洛丽塔》，但我没有你想象的浅薄，也没有落入“白莲花”的窠臼，我实际会问的是：到底为什么少女中的“性感少女”会让老男人迷恋? 纳博科夫像普通意淫者一样，词穷于“女学生一般的大腿”，甚至没能像荣格那样，对这个问题——少女中的“性感少女”到底为什么让亨伯特迷恋——真正认真追究，当然，这也许不是小说的义务，但也正是当“女学生一般的大腿”开始重复出现的时候，我看见了他精神方面的懈怠，纳博科夫开始失去了我的信赖，唯美之后，文本之后，我们最终还是选择清醒的作家，我多么想换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写《洛丽塔》，同样语言丰富的前提下，至少会出现一个更像抒情诗的内核，这里就回到了音乐的正直，歌唱的正直，西塞罗为什么开口就被自己的腔调弄正直，不仅仅是耳帝感到的抒情的正直，我也曾写过，抒情诗是一切文体共同的良心，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可能你是被虚假弄怕了，我理解你，但你也该在骂我之前，稍微理解一点我，我并非陈腐，也不是怀念徐志摩，我们也许谁也说不过谁，但我们恰好是在拷问彼此的正直。平心而论，《洛丽塔》的魅力更多借助读者天然的感受，仿佛靠不言自明的公理写了一次书，做法非常轻灵讨巧，在一个可靠的欲望脚本上，舒舒服服地释放他的词语，但确实不怎么深刻。在我看来，纳博科夫和木心是在同一个语境，适合做一种语言游戏开脑洞行酒令的酒肉朋友。但我自始至终也没有问出口，“你正直不正直”，这还是难以启齿。

电影《洛丽塔》剧照

还好，音乐家不用这么麻烦，不用陷入豆瓣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文艺争吵，音乐家不用去进一步解释，因为他的言论和他的作品永远存在合法鸿沟，简直是一种生理性鸿沟。

事实上，一个大提琴家所说的“必要的正直”，在他的演奏和音乐作品里如何表现的，这还真就有点难说，也许他在访谈里用语言说出了关于正直的某种正直的愿望，我们难以对他的作品真正求全责备，或许，好的耳朵能听在他的音乐里听出“正直”，这反而增添了艺术的神秘，我也看到一个奇妙的结构，音乐家的言论越实，他作品的神秘感反而会增强，所以，音乐家谈论正直，既让正直有了机会被谈论，又对自己的艺术确立价值有帮助，又整体不会因为语言投向现实而出格，是三赢，我不由得不开始赞叹策划节目者的良苦用心。

哪怕像犹太音乐家伯恩斯坦谈论大屠杀，至少既是一种艺术家参与世界的正直，又安全提升了自己的艺术形象，犹如西方美学推崇的——由很个人很具象的原始念头，成就深不可测的艺术品，就像印第安纳琼斯探险只为了救父，拯救世界只为大兵瑞恩，就像波洛克的所有作品都可以起名叫“混沌”，或“江湖”。那些取名“无题”或者画什么就叫什么的画家（比如透纳），也许反而是相对老实的，而一件艺术品越具象的题目，越能增加一个抽象的艺术品的魅力，二者之间的距离，显示作者漫长而诡谲的变形过程。

但，我们这个社会的视觉艺术就更不一样喽，如今稍微流露一点批判现实风格的画家，要么在展览馆里被视为吃什么拉什么，要么在展览的文字预告阶段就被及时预警、否定，如今甚至可能连方力钧都不会出，幸好他和那些面孔在过去就出现了。

这里并没有讨论艺术难度高下，也没有讨论艺术天赋，在充满眼睛的社会我们这里只讨论一种艺术是否显眼，音乐家不用真正对诗歌和语言的正直负责，他不用更明确，所以他也最有可能最有机会在负责，在正直，这也是为什么前苏联时期还是出现了很多堪称正直的艺术品。

音乐，直指感情，却永远可以不明说，文学——正如乔治·奥威尔所说的，文学的正直不是要求每个作家政治化，而是永远要保持个人诚实、清醒，当然，关于什么是真诚实，真清醒，真正直，我们又会陷入争论，但这就对了，哪怕不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做爱时看见窗外的穷人，哪怕无法明辨，总得心里咯噔一下，而且，如果老不去追究“正直”，到头来你只能去模糊地反对戾气（就像明末的王夫之们那样），反对争吵，反对冲突，我们一味避谈“正直”，你会感到一代人的生命和情感正被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