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四）

接上文继续讲中国革命的独特性。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十一中国革命者开创了和不同类型人群打交道的新型复合战略。

之前已经讲过，既然选择了最困难而漫长的发动最广大人民起来干革命的路线，就必须团结和动员群众。但这里有两个严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群众内部从来都是不团结的，而且由于生存资源稀缺和分配严重不公，中国内部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这样的话如何团结群众？

第二个问题。革命者可以选择广大群众，但广大群众凭什么选择革命者？普通群众的觉悟肯定是不如革命者的，你和他做思想工作的时候能不能说“跟亿万民众起来干革命是唯一有可能取得彻底革命胜利的路线，所以跟我一起干革命吧”？这种思想工作能做动多少普通群众？

中国的革命者开创了三循环的复合型战略，一举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

首先是认识到中国人内部的矛盾非常激烈这件事本身就是发动群众的有利因素。既然生存资源稀缺而又分配高度不公，

如果能从既得利益者那里挤出大量的利益交给普通群众，就能在短时间内调动群众的极大积极性。这个时候再配合上坚定理想和钢铁纪律下的共产党人的带头奉献乃至牺牲的榜样力量，群众就可能会觉得这帮人不是常人，重新分配的事或许真能做成。
那么革命之火就是可能被点燃的。
而尝到了甜头并看到了希望的广大群众被动员起来之后，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斗争力量又会大大增强，从而使斗争更加得心应手。 如此则容易建立起动员群众与斗争敌人的循环。有了这个循环，革命之火就有机会烧大。

但到这一步还远远不够，因为中国社会还存在着广泛复杂的中间人群。如果不能控制好循环的力度，斗争就可能过激从而导致革命工作的严重损失。这个时候就需要搭配上统战工作以形成三循环。

统战的对象是什么？就是不能动员而又不该作为打击对象的人。
不该作为打击对象好理解，不能动员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就是不能融入我前面提过的军政动员体系。当然了，很多时候统战人员与被斗争的敌人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比如经常会以斗争促转化，
把他们转化为可统战的人员甚至是可动员的群众（想想对国民党俘虏的转化）。关于统战下文还会再分析。

三循环的机制是什么？就是在动员群众与斗争敌人这两个环节间循环的基础上再加入统战工作这个既能催化又能抑制还能被催化的第三个环节。
中间的统战工作做好了，打击一小撮敌人的力度会更大，更有利于实现从打击一小撮敌人中获得动员群众所需的红利
（这是统战环节在催化循环）；统战工作划出一部分人列为朋友，则循环的激烈程度就能控制住不会太高（这是统战环节在抑制循环）；
打击一小撮敌人的工作做好了，则容易诱发一部分反动立场不坚定的前反动人员转化为可以统战的人群（这是统战环节自身被催化）；发动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很多被统战的中间派会觉得革命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也可能被转化为可动员的群众（这是统战环节从另一个方向在催化循环同时自己也被催化），等等。

当动员群众，统战工作，斗争敌人的三循环实现以后，革命之火就可能呈现可控的燎原之势。

要实现这种三循环，首先在思想观念上要破除简单思维尤其是分类时的简单思维（比如正邪二分法）。你要分清什么是敌，什么是同志，什么是友（有待统战的中间人士）。再稍微复杂一点，这三个类型相邻之间还夹杂着两个过渡类型。如果对中间类型再根据转化难度分为易转化，极难转化和通过斗争可以转化的亚型，那类型又大大增多了。

上面的道理不难理解，但在现实中要贯彻却很难。比如大家能明显发现一些西方国家常常陷入到了极为死板的正邪二分法中，或者可以多分类型但不容易接受类型的转化。这是他们脑子笨吗？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这种死板情况反映的是群体策略而不是个体策略。

个体当然是可以很灵活的，但是群体要具备复杂的集体性分析和行动能力那就难了。如果阵营类型搞复杂了再加上剧烈的时变性，不要说对外博弈，自己内部可能就先搞乱了。

中国革命者能够让群体思维变得如此丰富有层次有灵活性，我认为本质上是因为有革命精英的领导。这件事很大程度上要靠顶层设计基础上的（根据实验效果）不断调整，本质上是一种科学家或工程师思维。要从顶层确立这样的思维方式并带动集体遵循这样的逻辑，过程也是曲折的，中间为了纠正各种简单思维人士（包括基于阶级立场的和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拖累也是付出了很多艰辛努力的。

动员群众，统战工作，斗争敌人组成的复合性战略一直到现在也常被使用。当然了，由于环境变化，具体措施也不一样了。比如在动员方面有时只需要动员一部分党组织和群众舆论，在打击方面往往不搞肉体消灭而且优先考虑以斗争促转化，等等。但内核思想是一样的，比如被打击者被打击之时总是一小撮（虽然曾经一度看起来很强大），比如一边打击一边强力统战，等等。大家可以体会一下。

中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之十二中国革命者具有极为优秀的统战工作能力

前面已经讲了统战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做好统战工作可不容易。这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棘手问题。第一个方面是统战范围划分的宽严。范围太宽则统战的对象太多太乱，可能会导致干扰你决策或者渗透影响你核心队伍的成分；范围划分太严了，统战的对象太少，统战的目的又达不到。另一个方面是政策上的稳与变。统战对象的性质是可能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发展的。如果你统战的政策变化过快，那统战对象不容易安心被你统战；但如果你统战的政策变化过于迟缓，那有可能又跟不上环境变化导致的统战对象性质的变化。

我们看一下中国近代革命的情况。
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共产党的统战工作还是不错的，他们统战到了国民党，搞起了国共合作，反对军阀的事业欣欣向荣。但很快共产党人就受到了血淋淋的教育。
这一次统战工作显然没有搞好，低估了不可统战者的凶残程度，而自己一方的表现在关键时刻是太松太软了。另一方面，在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又存在很多斗争过于激烈甚至对自家同志都手段过激的问题。统战工作搞得过紧过严了。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很多革命同志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对阶级敌人的高度不信任和憎恨，
但这么走下去对革命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

经过一次过宽一次过严的统战失误之后，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革命者的统战工作大体上就步入正轨了。那么这一套统战战略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是三个要素：强大的刚性内核，广阔的统战外围，毫不动摇地围绕主要矛盾搞统战。

强大的刚性内核，指的是要先把革命的核心力量即共产党这个先锋队打造成一个正确思想指导的有铁的纪律和严格政治规矩的团体，这样才能使得外围的各种渗透性腐蚀性的力量难以损害你的内核或者误导你的决策。 而有了强大的刚性内核后你就有了相当大的扩充统战范围的余地。 即使范围广一点也不容易产生颠覆性的错误。“毫不动摇地围绕主要矛盾搞统战” 则保证了根据局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统战政策或者保持其长期稳定。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一个强大的内核，在需要长期怀柔时能统一内部认识维持战略定力，在需要急剧调整时又能快速转向。

我们还是看一下革命者的经历。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一件就是共产党队伍的整合达到空前高度，标志为整风运动和毛泽东思想的确立，这个就是打造刚性内核。而与此同时党的统战范围之广力度之大也是之前罕见的。以前视为阶级敌人的地主也是统战的对象，
有抗日之心的土匪，有马列之心的日本兵，有中立之意的军阀也可以统战进来。
甚至一开始脱下红军帽与和自己有血海深仇的国民党搞合作，这本身也是一次让很多红军想不通的统战。
这两件事情要同时推进，任何一条偏废则工作都很难做好。

“毫不动摇地围绕主要矛盾搞统战”又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就以地主为例。抗日战争期间他们不是斗争的对象但一到解放战争就很快转化为斗争对象，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在不同阶段的性质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比如西藏工作就是这样。一开始的统战，从革命理想乃至普通人的道德角度看都是很难令人接受的，因为你统战的是残暴的奴隶主啊。
但那个时候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面临的极为严峻的边疆民族问题。先解决这个问题再考虑其他，因此这时使用了极为柔性的统战策略。
但等到国内的政治经济安全大局已经巩固，等到青藏川藏新藏公路已经修好，等到军政人员已经入藏好几年摸清了很多情况，等到解放军在藏人普通百姓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威望，
那就可以迅速改变统战政策搞土地和民主改革了。

以这三要素为核心的统战原则一直被传承至今并广泛使用，这是中国统战水平独步全球的根源。

中国革命的主要成就

在分析完了中国革命的困难性和革命胜利之路的特殊性后，下面分析一下中国革命的主要成就。

（一）中国革命的第一项成就中国人民自救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

自救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词。仔细考虑的话，它主要分为下面几个目标。

一，建立强大的政治组织和稳定的社会秩序，这是一切和平发展工作的基础。

二，为中国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铺平道路。既包括能够领导这件事的政治组织的建立，也包括一定的初步经济工作经验，还包括全社会进行必要的文化革新。

三，获得国家的政治独立。

四，解决自身的国防安全问题。

五，在解决好前四个目标的前提下，尽量使自己付出的代价不要太高以至于影响发展的后劲。如果这个过程中领土损失太多，或者死的人口比例太高，或者内部的族群关系搞坏了留下长远的仇恨，那么即使前面四个目标实现了，也会存在长期的隐患或者后劲不足的问题。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到了中国革命终点的1953年这些目标实现得怎么样？

第一条和第二条目标显然实现，不用再多说了。关于独立的第三个目标，在1949年以后，中国已经废除了西方列强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并着手彻底收缴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产，可以说把列强100多年来在中国的投资一扫而空（个别特殊窗口如香港除外）。但这里还有一个例外，就是看上去中苏关系好像依然是不平等的。西方的观察者是高度怀疑北京相对于莫斯科的独立性的，搞不好莫斯科也有一些人是类似立场。但经过惊人的朝鲜战争之后，头脑清醒的人都能看出来中国取得彻底的独立以及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棋手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随后苏联在中国的特权遗存很快消失了，而几年之后中国也以中苏分裂的最极端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绝对独立性。

关于国防安全的第四方面。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起点，仅仅从军事工业极为薄弱的角度看，要求在革命胜利之时就解决国防安全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是共和国作为统一大国的建立本身就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自卫能力。在此基础上又打出了震惊世界的朝鲜战争，并且正确地选择了至少短期内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将中国的国防安全程度再提高一个档次。最重要的是中国赢得了可能不少于一代人的时间来追赶落后太多的军事技术。后来的事情大家知道，中国也确实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在最具威慑的两弹一星领域取得了跨越性的突破，没有辜负革命者在近代史上打下的基础。

现在看第五方面。
中国的主要领土损失为外蒙古。可以说有遗憾但总体损失还可以接受。
不过即使是外蒙的这一相对较小的损失也在60-70年代给中国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可以想见，如果不是中国革命后期极为快速和低代价地解决边疆问题，后面的麻烦会有多大。在人口损失方面，抗日战争期间损失是比较多的，但考虑到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共的力量，说实话这件事共产党也无能为力。
还好解放战争不仅短，而且人口损失比例颇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有重要工商业资产的大城市在这个过程中破坏程度也比较低，
这对保留发展后劲是十分重要的。国内族群方面，如上文曾经分析，既解决了边疆问题又没有酿成严重民族冲突，而政治的地域性也很大程度上被抹平。此外在49年到53年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采取了既惩办首恶又不扩大打击面的正确措施。到了1953年，中国的各民族之间各阶层之间各地区之间团结程度已经较之民国时期有飞跃性的提高。综上所述，可以说在第五方面中国革命者也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我们不妨再做一下横向比较。近代以来的很多国家也进行了革命和内战或者是至少力度很大的变革，但他们能够把上面的几个目标同时处理好吗？英法这些太古早的就不说了。日本和俄国在19世纪走了捷径，搞不消灭皇权的革新，国力有很大增长，令很多中国人感到十分羡慕。但是他们革命之不彻底导致国家存在着严重的带病运行问题，
特别是政治问题很大。而这些毛病终于在20世纪上半叶最激烈的工业化总体战中爆发出来。
最突出的是沙皇在一战后期的各种崩溃表现以及日本在二战前和二战中匪夷所思的下克上乱象。最终这两个政权都以惨败告终。

苏联崛起很快，成就也很惊人。

但由于它夺权的速度太快，根基是很不牢靠的。虽然通过惊人的治理能力稳住了局面并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但带来的副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包括但不限于加盟共和国的体制设计缺陷，斯大林的大清洗和一些民族压迫政策的深远伤害等。
此外它运气不好遇上了极为凶残的德国法西斯，在二战中青壮年损失太多，也严重影响了发展的后劲。

美国看起来是中国近代史这一历史时间段内地球上最大的赢家。

但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拉长一点，拉到从19世纪中期到现在的尺度上，我们同样会看到美国南北战争斗争不彻底以及避开了亚欧大陆最激烈博弈的后果是它在国内政治体制和族群关系方面存在着极为严重的缺陷。

政治方面存在着集权能力不足和常态内耗太多的问题，其实这种体制是和世界霸主身份不匹配的。当然了二战后其硬实力优势实在太大，因此这套不太行的体系也能让他撑下去。而族群关系的缺陷则更加令人遗憾。它曾有在南北战争解放黑奴的进步表现，但那之后大约100年都没有解决严重的种族主义问题，在法理平权的很多方面比苏联中国还迟，到60年代外部压力很大的时候再来解决种族问题其实已经有些晚了。

当你把日、苏、美等中国曾经视为老师的国家的表现和中国革命的成就来比较，你就会意识到中国革命者的成功是何等伟大。

（二）中国革命的第二项成就造就了一个异常强大的体制

近代革命锻造出来的共产党这个组织在体制上有很多罕见的优点。 我讲讲我认为最突出的两点。

特点之一党组织可以长期保持低成本高效率的动员能力

这件事的体制保障我在前文特别是关于军政关系的部分和经济的部分已经分析了，这里不再重复。我以前在键政文中将其称之为军政体制。

注意这里有三个关键词：长期保持、低成本、高效率。很多国家根本谈不上高效率，有些国家高效率和低成本无法兼得。有个别的既能低成本又能高效率，但由于副作用太大而难以长期保持。最后这个例子我心中想的是苏联。
苏联已经很厉害了，从内战到工业化到卫国战争的动员也是惊人的，但缺点就是副作用太大。这个和它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非常扎实的党军关系，军政关系以及党和农村关系等几对关键关系是分不开的。
最后的结果我们也看到了，从赫鲁晓夫开始苏联逐渐丧失了低成本高效率动员的能力，到了勃列日涅夫晚期以后，苏联工人的懒散垮恐怕已经不亚于西方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这套组织体系在共和国历史上是受到过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挑战的，但好在最终没有被动摇。究其原因，我觉得归根到底还是因为革命阶段扎下的根扎得太深。为什么我觉得原因要追溯到革命年代？因为不管是来自左还是来自右的挑战，最后都是老同志出手来稳住大局的，而这些老同志都是经历过革命年代打造和运行这套组织体系的人。

再多说一句，革命年代的上述成就还只是动员力组织力发展的第一阶段。后来在和平年代特别是温饱解决后的年代，中国又有重大突破，开创了常态运行和非常态动员交替出现一张一弛的模式，我在其他键政文有论述。军政体制与交替模式配合之下的中国在政治和社会动员力上已经和世界其他国家拉开档次具有代差了。

特点之二党组织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而同时又没有脱离人民

党领导一切，全党服从中央，中央来自干部团。军政风格的干部团培养机制是：从年轻时候就投身，一旦离开很难重返，半路加入很难高升（除非有大功）。任劳任怨，高度服从。要往高处走则各种考验和问责压力颇高，工作履历往往要求比较复杂。
考核要看部门和基层意见但提拔完全决定于上级党委。做干部和发财不可兼得。做高级干部则全家都受到相当程度约束。

上面这一套机制保证党不需要以任何特定利益集团作为权力“基本盘”或者资源提供者。所以，任何利益集团都不是党的对手。

用经济手段渗透控制也基本不行，腐蚀一些人是可能的但夺权不行。腐败者在这一套体制中是身处险境之中的，这和很多西方国家的政经利益勾结合法化有天壤之别。此外，西方体制中只要体制不颠覆，政经勾结（中国人理解的“腐败”）越大则往往越安全，因为这意味着权力也越大；而中国的这套体制中腐败越大就越危险，因为这意味着对权力的威胁也越大从而越发容易招致政治权力的打击。

上面分析的早已为事实反复证明。我认为这也是对”腐败可能亡党亡国”的正确理解。即，在党的组织体制存在的情况下，从长期看，特定的腐败是难以维持和坐大的（虽然新兴的腐败可能会不断滋生）；如果腐败要获得根本安全，只有寻求亡党。所以腐败的主要威胁不是危害经济秩序或者政治清明，而是会走向反党反革命。反过来想，党组织的这套体制在，靠腐败维持利益格局的想法就没有前途。

到这一步已经厉害了，但还不够。历史上有一些权力小团体也可以短期内做到这一步。共产党和他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党的干部团是对全体人民开放的。

如果你不对人民开放，基本上就是三种结果。
第一是由于圈子过小而权力过大导致处于不稳定状态（这类例子太多），第二是退化为利益集团共治（这类例子也多），第三是你能用强大的手段有力地长期维护了这个压倒其他一切利益集团的权力小团体的地位但付出的代价是全社会的活力受到较大影响（由于对执政者水平要求很高这类例子倒是不多，乾隆时代算一个）。当然也有介于上述状态之间的，比如普京俄国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状态。

共产党通过对人民群众彻底开放上升通道而避开了上述三种结果。于是不代表任何特定利益集团就成了可持续的并且是健康的。 西方政治体制的稳定基于分权制衡和责任分散转移（比如将很多政治责任通过选举轮换转移给选民），中国体制的稳定基于严苛的政治规矩（上述军政风格的机制）加上群众基础最广泛的干部来源。西方体制建立起来相对容易维持也容易。中国体制建立很难但一旦建立了维持起来其实也不难，组织自身会自我复制延续的。

所以要理解中国的政治组织模式就离不开理解特殊的革命历程如何导致其能够被建立。 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有两个。第一是之前说过的中国革命的路线选择问题。先有革命先进分子主动选择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然后人民才选择了共产党。第二个就是中国革命遭受的两次严重挫败使得大量早期的同志牺牲，能够活到革命胜利的只占革命队伍的极少一部分。
这两条决定了：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不可能是精英化程度比较高的。
所以对人民群众彻底开放上升通道便不难理解。第二，党的队伍在残酷斗争中不可能不建立非同寻常的高标准政治规矩。上面提到的军政风格的干部团培养机制里固然有些方面是建国后逐渐稳定下来的，但这些看似要求极高在西方人看来甚至不近情理的规矩能被接受，很大程度上就是老一辈的经历塑造了第一代经受极高标准考验的干部，从而为后来维持和发展高标准军政风格的机制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