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郑永年：中美之间的外交哲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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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规矩，404伺候。

我一直觉得，未来将是基于东亚文明的现代朝贡体系和基于西方文明的新霸权主义的互动影响的世界，双方的外交哲学指导思想大不一样，对此加以思考是相当有必要的。
当然我们不能影响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理解的世界来影响自己和利益相关方不是吗？

以下原文：

中国外交哲学vs美国外交哲学

分析近些年的国际事务案例，中国并非一定要在重要国际场合，避免讨论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实际上，今天中国越来越不回避在国际场合上讨论国家间所存在的冲突，即使在南海问题也是如此。不过，中国的确一直克制自己，在一些场合不谈或者少谈这些问题。中国担心一旦国家间的冲突占据国际场合的主导地位，国家间的合作就成为问题甚至被忽视。中国历来秉持求同存异的外交哲学。这种哲学承认国家间既有共同利益，也有利益冲突，相信如果国家间的共同利益做大了，冲突方面就会减少，分歧方面就可以得到管控，甚至最终解决；但如果冲突方面增大，合作方面减少，最终必然导致国家间的冲突。

这与美国（和西方）的冲突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美国也是要寻求合作的，但其经常的做法是张扬冲突面，希望通过直面冲突而解决冲突。这实际上也是西方近代主权国家之间“国际关系”所秉持的原则。所谓的“国际”就是列强们走在一起，讨论和解决纠纷的一个舞台。无论是解决列强之间的纠纷，还是它们瓜分世界其他地方利益，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不过，国际关系历史表明，张扬冲突往往走向最终的冲突。欧洲国家之间的一战、二战是最明显的案例。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世界所面临的很多冲突，是美国冲突哲学的现实体现。中东的乱局一直没有停止过，随着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失败，没有人相信在可预见的将来，这个地区会出现一个稳定的秩序。中东秩序的失败也导致了今天欧洲的难民潮。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是难民潮的主要根源，欧洲各国现在却要承担后果。欧洲也并没有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出现稳定的秩序，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各种危机（例如乌克兰危机）随时都可以爆发出来。美国尽管对中国和其邻国的关系给予高度的关切，但美国和其拉美邻居的关系从来就没有顺畅过，和古巴的关系经历了数十年的对峙之后，直到最近才有改善，和拉美其他一些国家（例如委内瑞拉等）的关系经常陷入危机。

无中生有的冲突

更为严重的是，“国家间有无冲突”的定义权在美国。即使没有冲突，为了其国家利益（或者一些特殊利益），美国也可以“定义”（实际上是“寻找”）冲突。这些年里，美国到处制造的“颜色革命”就是明显的例子。在美国各种力量制造“颜色革命”的地方，实际上和美国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冲突，很多地方被美国“颜色革命”，只是因为当地的政治体系和美国的不同罢了。

回到今天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人们不难发现，实际上这个地区面临着中美这两种外交哲学的竞争。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里，这个地区是世界上社会经济发展最快，也是最和平安全的区域。同时，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各方也一直没有停止预测过这个地区即将来临的冲突乃至战争。在美国人看来，一个崛起的中国必然要挑战现存秩序，从而发生战争。不过，美国的预测一直是失败的。在西方，大多数人似乎期待着亚太地区发生冲突或战争，却很少有人去研究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是如何实现的，中国又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其实，研究和平是如何取得的，远较预测冲突要来得重要。

中国自己一直强调其和平外交哲学在其外交过程中的作用，也一直承诺会继续和平崛起。但很显然，中国的话语并没有引起区域内各国的兴趣。这也不难理解，区域内很多国家不知不觉地接受了西方美国的话语。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家大多接受西方教育，即使不是视西方的话语为“圣经”，也多半对西方的话语深信不疑。在政策行为层面，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和外交家，也动不动要使用西方的方法来解决区域内部问题，尽管这些方法在实际层面只会使得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

这种情况既是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亚太地区充满危险的地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经贸合作成为亚洲地区的主流话语。中国的经济改革、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东盟（亚细安）主导的区域一体化等因素，促成了这一主流话语的形成。在这个构架内，中国不仅和亚洲各国发展出了紧密的经贸关联，也化解了包括两岸关系在内的本来很难稳定下来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亚洲地区目前的稳定局面和发展势头，是这一主流话语和这一话语主导的国家政策的直接结果。

不过，这种情况在前些年美国宣布所谓的“回归亚洲”之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本区域，有关防务和军事战略的论坛越来越多，防务和军事话语也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在很多场合甚至取代了经贸话语。在东北亚，尽管中、日、韩三国的经贸关系非常紧密，不亚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但三国的关系似乎只表现为军事与安全问题，经贸合作要不被放置一边，要不被置于军事和防务的阴影下。这也不难理解，这些部门可以说是“既得利益者”，军方和外交需要预算，而媒体则需要负面的新闻。这些部门合力推波助澜，一派热闹。人们观察到近年来亚洲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不可否认，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具体的利益在背后推动着。

面临这种不利的局面，中国有责任去改变它，因为这种局面不仅不利于中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更不利于区域的和平。尽管中国和越南两国近年来也是因为南海问题而多次出现困难，但两国高层的互访并没有停止，中国并不想让南海问题影响两国其他方面的关系，因为南海问题毕竟只是两国关系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即使在南海问题上，两国之间也在寻求合作。近年来中国同菲律宾的关系回暖，表明中国外交上的合作主体哲学的现实有效性。

让合作哲学成为主流话语

在安全问题上，中国一方面在努力改变一直处于的被动局面，实际上，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已经从被动逐渐转变成为主动；但同时也再三承诺和平，不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和平发展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不会被一些所谓的民意所挟持。实际上，习近平在各个国际场合一直在作这种承诺，中国不会放弃主权，但处理主权的方法会是务实的。这也是邓小平以来的一贯传统。

不过，这样做还远远不够。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是，中国必须把其合作哲学塑造成为区域的主流话语，重新把经贸话语拉回并且成为主流话语，而不能任美国主导的防务和安全话语继续主导亚洲。目前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防务和安全话语，在深刻制约着这个区域的经贸合作；一旦社会经济出现问题，这个区域就会出现真正的安全问题。如果类似中东和欧洲难民潮那样的局面出现在亚洲，那会是亚洲的悲剧。

习近平主席曾在新加坡演讲时重新提出“亚洲价值”，这正是时候。中国之前提出了要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而“亚洲价值”正是这个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基础。“亚洲价值”在20世纪80年代由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等亚洲领袖提出，曾经是亚洲话语的集中体现。在1997年至98年金融危机之后，亚洲价值话语逐渐淡出。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亚洲价值又趋于复兴。历史上，中国是亚洲价值最重要的来源地，尽管其他国家也有贡献。今天，复兴亚洲价值更可以成为中国软力量建设的有效手段。

在亚洲，中国和美国的话语权之争既已经成为现实，又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必须具有信心。历史地看，在经济和军事之间的竞争过程中，经济必然会胜出。军事上的耀武扬威一定要有强有力的经济力量来支撑。最显然的例子就是苏联在和美国的竞争中败下阵来，因为美国当时是经济为主，军事为辅，而苏联只有军事。

中国要学习从前美国经贸为主军事为辅的政策导向，防务主要是为了国防和保卫国家核心利益，而经贸主要是为了建设区域秩序。从长远看，中国秉持的开放性经济区域主义经贸话语，必然会在和美国的防务军事话语竞争中取得优势，因为这既符合经济区域化和全球化的大趋势，更是符合本区域国家的根本利益。

（本文节选自郑永年教授的新书《郑永年论中国：中国通往海洋文明之路》-东方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