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为什么中国近现代化的过程如此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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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的全对吗？不一定。但是他说的会不会让你思考一些之前没有思考过的内容？如果有，胖达的转载目的就达到了。
以下原文。
这个问题用“其他国家也痛苦”或者“工业化本身就痛苦”来回答，笔者认为不太合适。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仔细考察中国和西欧沙俄以及日本，在公元11世纪到公元18世纪之间，到底各自发生了什么变化。否则都会抓不住重点。同时中国近代化的痛苦，同样离不开日本，沙俄等新兴列强在19-20世纪对我国的围堵和打压，这同样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需要仔细弄清楚宋元明清到底失误在什么地方，到底吃亏在什么地方，到底懒惰在什么地方，到底迷失在什么地方。以及同时期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甚至宋之后相比之前的汉唐南北朝，又发生了哪些癌变，同样需要注意。没有古今中外的纵向和横向对比，这个问题是分析不透的。
中西的分流点到底在哪里被拉开，在何时被扩大，宋以后的王朝在战略和组织上是何等的孱弱低能，这些孱弱低能造成了哪些极为深刻而不容易看到的恶劣影响，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被仔细弄清楚的。
先从五代和宋朝开始吧。
五代的恶劣风气
五代到北宋，流行的是”千年田八百主“，流行的是”为子孙计“，流行的是”谋田宅“。这是直接把个人谋取私利放在嘴边的时代，这是彻底解构国家的组织能力和社会的基层体系的时代，这是一个纯粹的自私时代。
五代的那些军阀们和汉末的曹操孙坚刘备，是两个物种，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
五代的时候根本没有三国的那种”正气“，那种要重新建构社会，重新建立组织，重新匡扶意识形态的意识。一个个都想着赚钱发财，贪生怕死。反抗不公和重建社会的意识长期被埋没。
而宋朝对此并未做出真正的改变，而是被这种趋势裹挟，随波逐流，最终造成了社会的极度分裂化和碎片化。
碎片化的宋朝社会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变迁引发的农民阶层分化，导致宋代乡村从一元化、均质化向多元化、异质化发展，使得乡村社会利益矛盾不断出现，王安石认为这种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兼并积蓄富厚，皆蚕食细民所得”。
然而，面对这种冲突，当时的乡村社会管理体制表现得较为迟钝，对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缺乏及时的回应性，这种陈旧的社会管理体制，远远滞后于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化，从而形成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并且日益严重。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社会上的多余资源几乎全部来自于土地所产生的农业剩余，国家不可能开辟新的资源聚集的渠道，只能依靠农业剩余来保障政府的运转，这就决定了国家的资源来源只有从农村中汲取。土地成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基于此，历史上封建王朝都一直采取抑制土地兼并和对农民直接授田两手措施来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直接控制，体现国家威权在乡村社会的存在。到了宋初，虽然统治者也曾提出过限制占田的政策，但由于推行不力，效果不好，很快就不了了之。
主观上的追求和意愿，加上客观上自身在乡村的影响力和实力，都使得富民阶层成为国家间接控制乡村力量的不二人选。宋人留下的许多文字资料中都有着富人出任乡村里正和甲长的记载，宋初：“循旧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户长、耆书手，以课督赋税；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以奔走驱使。在县曹司至押录，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揀搯等人，各以乡户等第差充。”从中可以看出，充当衙前、里正的人基本都是当地的富民，甚至一些地位较低的“杂职、虞侯、揀搯”也是按照户等来充任的。
宋代大规模的土地的流转，改变了乡村中农民各阶层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使得富民阶层与国家之间由于利益的趋同性而导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兼业阶层和无地阶层逐渐被边缘化，从而对宋代政府的认同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都对宋代乡村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宋代的乡村社会已不再是一个运转有序、功能完备的整体，而是成为一个碎片化的联合体。
宋朝的畸变与英国衰落的相似之处
如同 @范二真人的回答所说的：
唐宋变革以来国内庄园制被租佃制取代，大地产衰落，土地集约化程度降低，难以大规模发展畜牧业；农业技术的发展促使人口增加需要更多耕地，难以大规模发展畜牧业；畜牧业的衰落导致整个社会的畜力缺乏，进而导致国家在对外作战时后勤转运能力孱弱，而国内的交通运输都大打折扣，使国家对下层控制力以及整体动员能力都大为衰减。宋朝对西夏作战要搞筑垒浅攻而无法直接大军远征犁庭扫穴，正是汉地畜牧业衰落导致后勤转运能力、国家动员能力和军事机动能力衰减的结果。
作者：范二真人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197647/answer/1337647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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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似的是，19世纪后期的英国，同样面临着社会碎片化的问题，由此导致了英国逐渐落后于美德等国。
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长期的军事竞争机制被削弱，个人、团体、组织和政府在长期强烈威胁感知下形成的合作机制以及凝聚力也随之分散，取而代之的是经济上的自由化、政治干预最小化，最终导致政府资本动员和政治动员效应的不足。这种动员的不足尤其表现在维多利亚时代，不管英国经济地位是多么出，它比英国以往各个时代都更少地为冲突进行动员。另一方面，正如格申克龙所说，工业化的资本大多来源于小企业主和家庭，无法实现有效的广泛组织，这使得19世纪70年代爆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无法组织起广泛的资本，继而导致英国国力开始下滑。
畸形的宋朝商业
当然，宋朝的问题依然不止于此，其”繁荣的商业“背后同样畸形。
马端临是一位宋末元初的学者，他对宋朝畸形的商业现象有着很本质而深刻的看法。他在《文献通考》中说，"前人之立法，恶商贾之利而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
而宋朝的海外贸易，只是从外面拿到一些供上层人享受的奢侈品而已，相反其他周边国家却从宋朝拿到了宝贵的生产资料，并且铜钱大量外流严重损害了宋朝经济。
《宋史》志第一百三十三 记载：“患在于钱之荒，而不在于钱之积。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蕃舶巨艘，形若山岳，乘风驾浪，深入遐陬。贩于中国者皆浮靡无用之异物，而泄于外夷者乃国家富贵之操柄。所得几何，所失者不可胜计矣。”
也就是说，宋朝的贸易量越大，反而越赔本，这和近代欧洲列强的殖民贸易以及工商业资本主义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直接决定经济运作的模式。
从宋朝开始的社会结构倒退
如同答主 @沧溟宗 所说，宋朝之后的华夏，表面去贵族化的同时，士人借助科举崛起，农民沦为佃户乃至奴隶制的人身依附关系。这就倒回去西周至春秋时代的国野之别，国人经常出城去，监督野人为他们种地，但国人至少还承担国家的军事义务。
士人有佃户给他们种地，却大多为了利益集团站队，去结党营私和争权夺利，却又不承担军事义务。而战国时代打破国野之别，全民都是国家的国人，各国都在改革提高国民的组织能力和军事能力，能动员出数十万的战士，而国民军事能力提升，又加强遭遇利益侵害时的自卫能力。这就是战国至西汉的组织能力看上去远大于宋明的原因。
宋元王朝的全面崩溃，和罗马帝国晚期的全面崩溃非常类似，都是绝大部分社会中下层都被地产关系束缚在了他们的土地上，乡间自由农很少。后来女真蒙古入侵时，都没有再发生举族结坞堡自保的情况，有些汉军世侯，但那和南北朝的豪强也已经相去甚远了。
农村的地权碎裂化萌芽于晚唐和五代，成型于宋朝。
正是这一过程，使得我国的乡村和农村的自组织力迅速下降，所有资源全部被抽到了中心，这样地方的权贵和精英喜欢聚到中心，乡间就没有人组织了，所以这就导致农村的组织力迅速弱化。
汉唐与宋的巨大差异
而汉唐并不是这样的。
汉唐对乡村的掌控非常深入，而且汉唐还有很多的乡党，这些乡党类似于战斗组织和政治组织，其实能提供很强的组织能力。
包括南北朝时期，我国中原地区的乡村，还有相当的组织能力。
南北朝邬堡对新制度探索的必要性
这也就确保了，南北朝时期，胡族的势力十分有限，并且往往是聚集到一块，对地方缺乏控制力。乡村依然被汉人豪族邬堡掌握，从而使得唐朝的出现成为可能。
北朝新坞堡组织形成的过程，其实比较像我党在30-40年代建立的根据地，里面的制度和领导已经是新一波人了。原来的很多豪强已经南迁了。正是这新一波经过刀尖舔血历练出来的新团体，构成了后来隋唐地方的根基。
魏晋北朝的坞堡内部，可以进行很多制度建设和探索，这种小集团的探索才为后面的民族融合和新制度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乡村的组织力弱化主要发生在宋朝，这个过程的恶果十分明显，导致基层逐渐失控和塌方。这也是我国后来积贫积弱的根源。
战国时代日本与南北朝和春秋战国的相似性
战国时代的日本，反而类似战国后期和南北朝后期的华夏。
武士类似于国人，农民和商人类似于野人。日本的战国时代，同样是一个逐渐打破国野之别，夷夏之别，上下之别的时代。
这种社会结构和同时代的明清相比，看起来简单，但“质胜于文”，由此组织力保存相对完好，幕府晚期兴亡之际能快速转向，与此关系甚为密切。
因此，明治维新并不是单纯的“革命”过程，而是一个相对自然和平滑的转型过程。和“革命”类似的过程，其实在战国时代和之前便已经发生过了。如果用中国的历史来类似，那么明治维新基本相当于汉武帝的集权制改革，只是前面的“文景之治”时间稍微长了一些。
与宋元同时期的欧洲变化
从中世纪中期（也就是大概13-14世纪）开始，欧洲就很重视机械和工具的使用。当时欧洲就已经有很多专门的工匠，开始发明各种器具，并且做各种技术改进，节省了大量的人力。
在哥白尼的时代以前，甚至更早。欧洲就开始了广泛的修建天文台的活动，造的天文台质量越来越高，也提供了大量的观测数据，这才为后来的欧洲天文学革命，甚至科学革命，真正做好了铺垫。
而且有记载显示，其实在那个时期，西北欧的人力成本就比同期的宋元明要高了。
这背后，恰恰是农奴市民对于封建领主和地主的反抗与斗争，就是不愿意陷入这种“低水平苦力劳动”之中，就是不愿意吃不必要的苦。所以西北欧才能在13-14世纪完成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历史性转变。自由民也越来越多，农民和市民越来越有博弈的话语权和主动权。
人的独立和自由意志，才有施展的空间。后面的文艺复兴才可能普及开来。
事实上，英国在18世纪登顶之前，国内至少经历过两轮大的变化，分别是12-15世纪的转型，以及16-17世纪的原工业化和近代国家体系的建构。
英国货币体系的重整及其重要意义
早在13世纪末，英王爱德华一世就采取了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措施，保证和维护了英格兰货币流通的良好声誉，进而促进了英格兰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并为其军事征服和司法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
由于英格兰新铸造的货币有着较高的纯度和良好的稳定性，很受欧洲大陆诸国的欢迎，因此欧洲大陆的商人带着本国的货币和商品抵达英格兰进行贸易，这样就使得英格兰的货币出现外流的现象。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爱德华一世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从1291年开始,任何人不准携带被削剪过的货币和伪币进入英格兰,更不允许在英格兰国内贸易中使用。
为了改善当时的货币状况，1299年，爱德华一世颁布“斯特普尼法规”(Statute of Stepney)，禁止货币的输出和金银餐具的出口，并规定外国商人只有把本国货币兑换成英格兰的货币时才能进行贸易。从1300年4月10日开始禁止外国货币在英格兰流通，并进行货币重铸。
这次重铸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英格兰的货币状况，为英格兰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国王对苏格兰的征服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持。此外，由于英格兰货币的良好声誉，西欧诸国在国际贸易中也开始使用英格兰的货币，英格兰也因此成为整个西北欧的货币供给者。
良好的经济贸易环境，恰恰需要稳定的货币体系。维持了英格兰货币的稳定性是爱德华一世时期最主要的成就之一。
由此可见，中世纪的英国，并不是对贸易”放任自流“，而是要保障国内的硬通货供应，限制货币流出，并且同时扶植国内的毛纺织业。这是一种拥有较高效执行力的体制。
欧洲的中世纪转型与扩大内需的过程
我们以率先进入所谓“近代化”的英国为例。
英国恰恰是改善了生活质量，向外开拓，才培育出消费市场，最终导出工业革命的。没有普遍充足的内需，就根本不可能有工业革命。
而这又离不开英国在16-17世纪开展的“原工业化”，也就是从荷兰和法国德国挖一批工厂和工程师过来，这个过程类似我国和前苏联的工业化过程。
而“原工业化”，也是一个扩大内需和提高生活水平的过程。
在“原工业化”之前，英国还有中世纪的几百年转型升级的过程。这几百年让英国国内有了比较成型的市场。
英国的中世纪转型
中世纪转型的过程也很复杂，简单来说就是乡村的富农逐渐崛起，但这个富农和宋明的地主有本质区别，因为中世纪英国的体制相对强势完善，所以英国的国王经常让富农和小领主出兵出力出物资。这个过程里面，英国有很多人逐渐接触到了国际市场，逐渐懂得了怎么和意大利人德国人尼德兰人打交道，也知道该怎么掌握商路，赚取高额利润。经过这样的过程，英国的国内市场和基本的经济政治体制在13-15世纪逐渐搭起来了。这几百年的博弈经验，对于英国后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和弥足珍贵的。包括英法百年战争，虽然法国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英国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得到了历练，在不断的军事和贸易对抗中，一次次升级自己的发展模式。
同时，由于爱德华一世采取了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和措施，保证和维护了英格兰货币流通的良好声誉，进而促进了英格兰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并为其军事征服和司法改革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
西北欧在11-15世纪这几百年之间发生的社会的巨大变化才是后来欧洲崛起的根本。这一点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来了，包括麦克法兰和侯建新等名家都支持这一观点。
这期间当然有生产力的进步，但这是农民，市民，领主，国王，行会等势力相互博弈的结果和产物。
同时，对于英国来说，中世纪的社会转型同样离不开外向型的海军建设。
中世纪的英国海军的建设及其对国内的影响
至少在金雀花王朝建立之后（13-14世纪），英国就逐渐形成了海军-商人-海盗一体的群体和传统。
当然，这离不开对抗维京人反复入侵的经历。
每次金雀花王朝的国王打仗，就召集很多平民的渔船出海作战，当然国王自己也建一些大船，此时英国的主要作战敌人是法国和北欧的国家。
一开始，英国的君主们手里的钱少，于是就征调平民的渔船出海作战，这对平民来说其实是一个负担。但之后经过一段时间，平民也学精了，知道出海作战的时候也顺便打个草谷，从敌人那捞点油水。
而征调各种小渔船的行动，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小渔船的主人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生产资料，那就是一条船，尽管小，也是自己的空间，也是一个根据地。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后来英国资本主义形成的根源之一。（当然，此系笔者个人观点，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指出）。
而被雇佣的人，包括工人，包括欧陆其他国家的“大陆军”，包括江南的纺织工人，实际上都没有生产资料，就算工资再高，也并没有自己可以倚仗的根据地，这是十分致命的。
这个过程发生在百年战争之前，实际上百年战争就是这个模式的成熟期，后来英国又把这种军-商-匪复合的模式用在了大西洋和印度洋航道上。
在这几百年里，英国经历了反复的磨炼，逐渐形成了成熟的“军-商-匪”一体的海军模式，之后又把这种模式用到对付西班牙和葡萄牙上面。
甚至可以说，英国在海军上面，玩的比西班牙还早，只是早年一直被困在北海附近（因为北欧和法国的海军在当时更猛，英国在反复和他们周旋）。而西葡两国占了一定的时代窗口期，使得其更早地向大西洋方向开拓。
”小而灵“的海军
与英国相似，欧洲各国的水师，开始建立的时候，都是以小船为主，因为英法的君主在中世纪的时候也没有钱，因此根本没法建设像元明一样的所谓”大海军“。这种小船在一开始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但恰恰是这种状态，激发出了英法小而灵的海军体系，君主开始和社会各阶层各群体接触，结合各种力量建设海军，无意中反而极大增强了国家能力，也重塑了整个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况且，这种小而灵的海军，反而更清楚海盗的作战特点，打击起来也更加灵活有效。
在小而灵的体系打造结束后，英法构建了新型的军-工-商体系，这样逐渐积累钱搞了大海军，但这一切都是有积累的，是从小到大做起的。
欧洲与英国的社会博弈的重要性
12-13世纪两百年间，恰恰是农民和市民有组织的斗争和博弈，才使得西欧由实物地租转向货币地租，才使得个人意识得以萌芽，公民权利得到有效的扩大，代议制民主初步形成，欧洲的国际博弈经验越来越多。
如果没有这两百年的斗争和博弈，那西北欧根本不可能开启现代社会。
英国在12世纪中期金雀花王朝建立以后，就逐渐走上了政治上的正轨，国家能力开始逐渐伸展，同时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开始重塑，国王带头进行扩张，带动地方的群体参与进来，当然很多时候由于国王比较蠢，所以英国也干过很多亏本的事，但基本上到了14世纪，英国在国际博弈和战争方面，就有了充足的经验积累，知道该怎么应对欧洲的局面。英国也在发展自己的毛纺织业的过程中，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和发展商贸的经验。
欧洲与日本的贵族变化
咱们再看一下12-13世纪欧洲贵族的变化。
“因为地租的增涨不是按照生活费用增涨的比例的，贵族越来越变为贫困化了。他们被迫抵押出他们的庄园；当他们未能付出利息的时候，抵押品的赎回权被取消而他们就丧失了土地。十二世纪的欧洲在不太尖锐的程度上已感受到世界从1918 年以来所感受到的；就是，那些依靠固定收入过活的人们的痛苦。商人、手艺工人或自由农民的进款，是有伸缩性的；如果他们克勤克俭，他们的进款会增加而不会减少。但那些依靠从长期租赁所得的固定地租而生活的地主，则不然。当生活费用上升的时候，他们一年比一年更加穷苦。”
咱们再看14-15世纪英国发生的变化。
14-15世纪英国的变化，自耕农和大地主的演变
15世纪的萧条和经济变化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方式也不同。受雇的劳工和农民还能够挺住，因为工资仍然很高而物价不变。而在约克郡西区、东盎格里亚、西部地区土地较少的农民会通过纺织来增加收入，而更有进取心的农民会通过租得领主的土地来增加收入。这些年，耕种自己土地并且饲养羊、母鸡、猪、牛和蜜蜂的这些公簿持有农比种植谷物的大土地主更成功。这一时期也见证了自耕农阶层的兴起。“自耕农”最初是指那些自由持有农，但是现在它可以指所有富裕起来的农民，不管他们持有土地的形式是自由持有，还是公簿持有，或者是租约持有。
这一时期，大地主遭受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一些最大的家族通过联姻积聚更多的土地以生存下去，但仍有不少曾经繁盛的贵族家族衰落了下去。有一些家族通过将女儿嫁于富商或者从事能创造财富的贸易的人而免于破产。然而并非所有商人都富了起来。15世纪英国许多城镇的人口和财富都出现了下降。另一些地方繁荣起来，如布里斯托尔与爱尔兰和西班牙进行贸易，并拥有西部地区布料工业的腹地；南安普敦则是意大利远洋商船的停靠港口，这些商船运来了丝绸、缎子、毛大衣、香料、糖和宝石以换取羊毛、布、兽皮和金属。但是最繁荣的城市是伦敦，当地的商人控制了农村的织布业并且控制了商人冒险者公司。1334年，伦敦应纳税非教会财产只占英国的百分之二，到1515年已达到百分之九，但不是所有伦敦人都富起来了。织工师傅成了被雇佣者，行会成员也因垄断商人团体包括布料商(从事纺织品贸易的那些人)、杂货商的出现而失去了许多权力。成功的商人是那些繁荣起来、并且用不断增长的财富来建造教区教堂和栋木梁住宅的人。
注意，这与我们印象中的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也是从12-13世纪开始），“地主愈富，农民愈贫”的现象是截然相反的。
中世纪欧洲贵族的衰落，和日本的武士贫困化是一回事，两者都属于只擅长军事斗争而对日常生活和经济层面知之甚少。而商人，自由农民和手工业者，因为在长期的博弈中，逐渐积累了经验，因此在较为完善的机制中，得以越来越富裕。如此一来，日本的内需市场，就渐渐成熟起来。
英国乡绅与宋明地主的本质差异
相比于宋代之后的乡绅，英国形成了能征善战，纵横捭阖，积极扩张的新生力量，并配合以荷兰的国债股票运作经验，锻造出了讲求实用，执行高效，进步飞快的国家体制。因此可以充分利用乡村的劳动力。而且乡村的劳动力，也知道去争取自己的权益，和利益集团进行反复的博弈和争夺，英国在这种反复的磨合中，不断改革，不断前进。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16-17世纪的英国精英阶层，经历了中世纪几百年血与火的磨炼，本身已经成为了拥有极强的战略能力和外交能力，凶狠残暴的军事能力，敏锐的经商和把控市场的能力的一个群体，其和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土地主，有着本质的能力差别。
因此，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土地兼并，往往导致产生大量的流民，而且精英阶级本身就缺乏组织性，对此不管不顾，就算管，也只是局部的，零散的管，很难做到全国范围内的有力的资源调配和组织，也根本看不到向海外，尤其是向东南亚地区开拓的潜力和可能，因此自然就控制不住局面。
由此形成的英国工业化和扩张的潜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在圈地运动中的精英阶层，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国际博弈和市场竞争中刀锋舔血活下来的，且和国王普遍具有密切的关系，以及相对独立的法人地位，这样的话，他们自然知道，遇到大量的流民，该如何利用外部资源处理，该向哪里去开拓，哪里有拓展空间的可能，哪里有解决问题的机会。虽然不少农民失去了土地，但精英阶层同样可以将这些农民组织成士兵，组织成殖民团体，组织成工匠群体。
只要有一定的目标和较强的组织性，那么这些原来的农民，也可以把握住一些机会，创造出相当的财富，并且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中（不仅包括经济竞争，还包括军事战争，抢地盘的战争，贸易上的劫掠行为）战胜对手，赢得更加充足的资源。
而英国的战争经验，国际博弈经验，经济建设经验和商贸经验，才使得英国在16世纪大航海的过程中脱颖而出，一骑绝尘。
而这些变化远远早于工业革命，甚至这才是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发源在西北欧的根源。
另外，西欧历史上的革命和起义并不少。而且西欧不仅有战争和剧烈的革命，包括宗教革命，还有平常散布于各地各村落各农庄法庭的”小型斗地主“运动，相当于把土地革命分散到了平常的生活和打官司里面。这一点在侯建新的《资本主义起源新论》里有详细的论述。
这之后才是原工业化。
与之相比，绝大多数国家，缺的东西还不仅仅是“原工业化”，而是这几百年的中世纪转型都没有，所以过渡到“工业时代”，其实很艰难，本身就处于断档的风险中。
低水平重复和内卷化的畸形社会
相比欧洲来说，宋朝以后的中国，才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内卷化的泥潭。完全是低水平的重复，配合上政治思想上的PUA。导致将近一千年，社会经济几乎停滞，甚至倒退了。而欧洲则一直在琢磨机械，技术，节省人力。
宋末元初杰出的史学家马端临，有一段话说的切中要害：“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益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以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以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伙，……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官既无借于民之材，而徒欲多为之法以征其身，户调口赋，日增月益，上之人厌弃贱薄不倚民为重，而民益穷苦憔悴积以身为累矣。”
这段话说的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如果缺乏外向开拓型的战略视野，只能看到眼前一亩三分地的东西，眼界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那必然会导致思维的单一化，最终必然内卷。
实际上，社会的总需求是很多的，但这些需求大多数却无法被满足，因为很多需求被忽视了，忽视的原因恰恰是思维的单一化。
宋明以来的国家建构缺陷
宋朝以后的华夏，面临的重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上层的高流动性，缺乏足够的积累。
二，是基层的僵化性，造成宗族盘踞。
高流动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到处捞钱的流官，这种人物从宋以后越来越多，明后期到清最为典型。
这样的状态就是整个国家事实上处于被流官管理的松散流沙状态，在战略政治军事上缺乏显著的积累，而且容易导致关键时刻无人负责。
借用 @明天 答主的想法。
很难不让人怀疑明廷上至万历皇帝本人，下至满朝文武官员，全患了重度拖延症，就知道扯皮党争，能苟延残喘一天是一天，对于大多数警报，最终不了了之。
清醒的人能清晰地看到一堆问题，但却无能为力。就像身体被打了麻药动弹不得，但大脑却非常清晰，眼睁睁地看着全身肢体被一刀刀地慢慢肢解
基层僵化性的突出表现就是南宋以后的地方宗族膨胀，到明后期和清，问题就更加恶化，造成基层完全被愚弄，进而更加愚昧化和贫困化。使得国家的基层陷入死亡螺旋。
所以即使宋明一开始比较富裕，但因为这种能力不行，所以后来就陷入了落后的局面。而且反而被边疆的蛮族吃掉，这时候欧洲的势力还没有大规模介入。
这和战国汉唐的历史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很多观点认为，“中国的农业经济使得中国落后”，但农业时代也不是铁板一块。
博弈能力和战略思维，才决定是否落后，是否挨打。
博弈能力和组织力弱化在学术上造成的影响
同样的，这种问题可不仅仅出在商业领域，军事领域和政治领域。政治军事上的失能和无组织状态，必然会影响到学术本身。
在宋元明时期，我国的数学和技术有很大的发展，也涌现出了像秦九韶这样的数学大家以及水利机械等工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数学越来越局限于民间数学和商业数学，机械技术的推广也逐渐停滞。
这背后并不是中国”自古就没有科学思维“，而是宋元明没有及时整合各领域的知识，并充分运用数学！导致各种资源和思想全部都是分立的，孤立的，隔绝的。
背后的问题，南宋的学者马端临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光岳既分，风气日漓，民生其间，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于文墨而授之以介胄则惭；农安于犁锄而问之以刀笔则废。以至九流百工释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伙，……于是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
这就是典型的社会各群体之间完全没有沟通，完全孤立的情形，背后是欠缺有效的组织，再背后则是欠缺适当的博弈和扩张的动力。最终必然使得所有领域日益内卷化，也日益小圈子化，狭隘化。
欧洲的学术博弈与整合
相比宋元明清，欧洲在13-18世纪的做法值得仔细分析。中世纪的大学，开设了各种辩论术的课程，学生相互辩驳，甚至相互争斗的热情很高，这恰恰在无意间促进了各领域和各学科的相互交融和整合，也促进了各种社会资源的相互博弈与最终的有效整合！恰如教员所说，”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适当的争斗和博弈，才能带来后来的高效整合。
这就是欧洲的活力被有效地释放出来的体现。但同时期的华夏，许多有激情有活力的年轻人，其活力却被道德保守主义抑制住了。
道德保守主义的桎梏
宋王朝关闭了改革之门，任何略带变革色彩的建议，一切机构改革都遭受到『背离儒家』的责难，新政权无意于进行机构改革；相反，它坚信道德高尚的官员会自然而然地改善这一切，把帝国巩固的希望寄托在具有崇高道德标准的新观念上面。（多么像今天的美国！怪不得欧美如今陷入了科技与经济的停滞局面）
更为灾难性的后果还在于， 在道德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下，知识份子注重内省、修身，而无意涉足并整合其他知识领域，国家也不能从保守的意识形态迷恋中抽身而出，关注商业和改革。一种来自道德保守主义传统的巨大惯性，导致此后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中固守其樊篱，从而造成了这个国家政治文化的相对稳定以及后来的停滞。
实际上，宋明理学是一种思维上的内卷，这种内倾保守的倾向使得后来的士子大多钻在一些看似”精微“，实则逃避的东西里，反而是非常不利于社会的。
而宋明理学表现出来的”禁欲“特点，恰恰是这种内倾保守的思维方式落实到社会治理体系上的结果和体现，因此后来人对其的批判并不是无中生有的。
这种道德保守主义在十三世纪之获得「胜利」与中国在十九世纪对近代契机的拒绝，两者之间埋伏着千丝万缕的因果联系。虽说早在十一世纪，手工业生产、商贸、城市化、市民阶层等近代因素已经出现，然而这一切却为日趋保守、内省的意识形态正统所排斥和压挤，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之后，国门洞开，西风东渐，近代因素风生水起，但意识形态上的自足与自负还是导致帝国与近代契机一再失之交臂。
朱元璋的无奈
北宋灭亡以后，南宋的士人们很快转向了皇帝的独裁和保守内倾的理学思维。
到了元朝，这些既得利益群体一方面不愿意吸收外来的新鲜技术和组织，另一方面又要打压基层的活力，使得元朝的起义军缺乏真正重新建构社会的意识形态。
当然，起义军取得了成功，但关键是成功之后怎么办，成功以后应该走怎样的道路？
这些问题，从五代到宋元，没多少人真的用心思考过。
这就使得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事实上缺乏重建社会的抓手和积淀，因此很快又再次转向内倾保守的处理方式。
15-17世纪的重要性和明朝的过失
15-17世纪的战争和社会博弈，对于欧洲以及日本的近代化，是至关重要的。
欧洲在1450年-1660年这200多年，属于早期近代，这是民族国家形成的时期，各种新的制度体系，新的战略扩张方式，新的法律，新的思想，对于海外殖民模式的探索，都在这一段时间集中涌现出来。
这200年也是欧洲的战争最频繁的200年，这背后是新生力量通过不断的反抗和博弈，驱赶旧力量，并逐渐登上前台。
清朝的制度改革最多也就是入关前那一段。还有康熙后期和雍正朝，但雍正的改革最多是财政改革，而不是全方位的战略军事政治转型，和15-17世纪的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建构存在本质性的差别。
少了这几百年的磨炼，清朝在后来根本就不可能改的动。
因此，几百年的战国时期，对后来明治维新的成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隋唐的新制度探索，同样需要200-300年的时间来孕育。如果没有十六国的邬堡历练，如果没有北魏的一系列改革，没有对草原-中原地缘博弈关系的重新认知，没有北周北齐对于法律和新军事扩张模式的探索，那么隋唐的出现根本就不可能。
隋唐的成功，离不开十六国时遍地邬堡对于新制度和新扩张模式的探索，离不开南北朝时关陇地区新体制的搭建。
东北地区对新制度探索的必要性
而处在蒙古-女真-朝鲜边缘等混杂区域的东北地区，恰恰可以用来作为新制度的探索试验田，毕竟这里可以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多主体博弈的试验场，其意义并不亚于南北朝后期的关陇地区。
南北朝的主要制度在邬堡里面逐渐萌芽和发育。
而明朝时期，明朝朝廷本身做了一部分制度探索，包括一条鞭法等。
但此时，充当南北朝”邬堡“作用的，反而是辽东地区的海西、建州女真。他们都修建了城寨，开始从事农耕开发。更重要的是，他们开始从事贸易和狩猎，并且和战争的攻伐相互配合，逐渐摸索出了一种新的组织模式和进攻思路。
东北地区探索出的新模式及其与英荷的相似性
需要说明的是，建州女真并不是单纯的渔猎民族，而是一个混合体。它本身类似于军事-贸易-劫掠的部族，和当时西欧的军工商国家，如英国荷兰比较像。
这些国家的重点都是军事和贸易，但这种贸易伴随着抢劫和掠夺，可不是单纯的“做买卖”。
而这种新型的军事-贸易模式，在16世纪的辽东开始逐渐萌芽，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后逐渐成型，并最终在皇太极手上正式确立。这个过程非常类似于从北朝的邬堡之中逐渐孕育出新的制度，并在北魏北周时期逐渐完善，最终在关陇集团的推动下登堂入室。
并且1400-1600年，恰恰是早期近代时期，是欧洲民族国家逐渐形成的时期，是商业资本主义萌芽和成长的时期，是日本纷争的战国时期，是人类开启大航海的时期，是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前夜期。这二百年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错过了这一窗口期，后面想再赶上就太难了。
明朝对东北忽视造成的缺憾
东北其实有丰富的森林和渔业资源，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这些资源都可以被开发利用，而且收益比单纯的种地高多了。女真崛起的时候，其实靠的就是抢到明朝的售卖许可证，向明朝权贵销售人身毛皮的，其实和英国中世纪很像。这其实是很赚钱的，可惜赚钱的通道全部被别人握在手里，辽东的汉人却受到限制。
建州女真和中世纪英国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出产各种毛皮，它们就用这种毛皮来换明朝的重要生产资料，如此一来，只有明朝权贵得到了毛皮，而明朝百姓没有任何收获。但女真和英国却拿到了很多种子和器械，这都是十分宝贵的战略资源。可见这种“交换”都是充满心机的，是不对等的，明朝从头被糊弄到尾。
然而，明朝对东北情况的漠视，使得本来可以在东北进行新一轮的“邬堡新制度探索”没有成功，结果女真们却结成城寨，在城寨里面逐渐摸索新的制度和新的扩张模式。最后摸出了东北版的“军商盗模式”，和17世纪英荷的军-商-海盗模式惊人的相似。
可惜的是，这种力量最终未被有效利用和转化，反而刀刃向内，刺向了古老的华夏。
200多年的漠视，200多年的懒政，200多年的保守，200多年的退缩，200多年的颓废，都迎来了最惨烈的结局。
其结果是可悲的，无论是东北的组织探索，还是中原江南的制度探索，最终都因为满清八旗的入关，而使得其提前终结。毕竟，凭空抢掠了那么多财富，还要什么改革？
因此满清的入关，实际上类似于西班牙发现了新大陆，却失去了发展国内工商业的契机。
坐地起价就行，还发展什么工商业？
华夏大地再一次失去了新模式孕育的窗口。
明朝不仅对东北漠视，对海洋也同样漠视。
海洋和草原的相似性，英国与汉唐的相似性
古代的海洋，从来都是一个无国际政府状态下的多主体博弈环境，这种环境最能锻炼一个群体，最能历练一个国家的战略能力，开拓能力，执行能力。
和海洋相似的是草原，同样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博弈环境，同样能够打磨一个国家的综合能力，汉唐正是借助这种环境，主动接触，介入，最终主导了草原的局势和商路，实现了国家的崛起。
某种程度上来说，英国在中世纪几百年的博弈过程，很像北周隋唐和周边的博弈交往，是一种比较外向的开拓方式。英法的战争和汉匈战争也比较像。所以早期的英国并不是很特殊，同样可以在华夏的历史里找到类似的模式。而因为世界其他地区文明普遍退化，所以自然显得英国比较厉害。
同样的，英国的崛起，从头到尾都离不开海外贸易和掠夺，而且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锻造了新型的军-工-商一体模式。海外贸易和海军以及武器军工制造这些行业彻底结合在了一起，成功助推英荷西法等国的腾飞。英荷法西的崛起模式，其实就是近代版的汉唐。只不过，舞台从草原变成海洋。
然而，面对着海洋的博弈，宋明再次输的惨淡至极。
明朝海外贸易的弱组织问题
缺乏明确的对外战略，以及不愿增强对海外移民的组织能力的后果，在南洋的一次次商战，一次次交锋中暴露殆尽。
在去东南亚的海船上，商人们之间是没什么合作的，彼此并不清楚别人准备的货物是什么。而到了目的地后，在外商的有意安排下（故意按资产来安排座位），明朝商人还存在彼此竞争关系。
也就是说，从组织严密程度，以及资本量来说，明朝商人都是散户，而外商才是大鳄。
当时的明朝商人完全是分散的，是互相孤立甚至信息隔绝的，没人来牵头组织，没有国家背后的强力支持，怎么可能是欧洲的西班牙和英国的对手？更不用说，这些老手都是从中世纪的腥风血雨中拼杀出来的，早就锻炼了系统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国家能力，对于战略局势的变化更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性，这样的对手，可比倭寇还要难对付的多。
最终的结果，就是1603年，吕宋的华人发动大规模起义，结果遭到四百多西班牙军队的镇压，四万人被杀。因为战略的失误和组织力的衰退，炎黄子孙的血白白地流在了异国他乡。
当然，同样的问题又一次出现在了辽东的局势里，这回面对的是有组织的女真八旗，但结局就更加不妙。
朝贡体系的问题
有赖于朱元璋和朱棣强大的个人能力，明初确实有几十个国家给明朝朝贡。但这些国家基本都出于从明朝套好处的需要，并不是真的愿意给明朝打下手。
这些从南洋到朝鲜的附属国从明朝获得了宝贵的生产资料，比如粮食的种子和冶炼的工艺，但明朝只从这些附属国拿到一些奢侈品，只能让官老爷享受享受。
明朝也并未真正把这些“附属国”收拾好，从南洋到西域，明朝的战略据点几乎在宣德之后就一路后撤。同时期的欧洲势力范围则一步一步扩大，从佛得角开始，一路沿着非洲西岸扩展，到了16世纪的时候，已经摸到了印度和南洋。
国内的土地兼并问题越来越严重，结果农民被压抑被打压，也根本不会利用外部资源解决内部的问题。朝贡体系更是变成了朝鲜等小国刺探中国情报和商业技术机密的渠道，朝廷啥情况，基层啥情况，朝鲜人都知道的很清楚，更不用说日本和其他有野心的国家了。
18世纪以来英国的变化
1688年的变化以后，英国开始建立国债金融体系，正式将对外的战争和开拓内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战争塑造国家，但战争的作用机制是如何与国家的成长相互作用的，欧洲国家如何利用战争促进国内发展的，为什么有些战争会使国家强大，其他的战争却会使国家衰落？
这些问题都比单纯的”欧洲崛起是因为战争的刺激“更值得深思。
笔者认为，破局这些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战争是否真正满足了国内的需求。
当然，这里面的”需求“不是说单纯的”赚钱“或”牟利“，而是是否扩大了国内的内需，是否扩大了国内的信息流，是否从外部开拓了更多的物质资源，是否让国内更多的群体的目标得到实现。
后面的几条因素，看似和”赚钱“重合，实则有巨大的差别。这也就是为何，五代式的”为了钱打仗“不可能迭代出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
其实欧洲自中世纪以来的混战，在16-17世纪之前，虽然也能刺激国内的成长和发展，但这种刺激是比较偶然随机的，是松散而不成体系的。
而在16-17世纪之后，尤其是英荷等国，建立了国债金融体系，将国内更多的群体（包括商人群体，包括手工业者）纳入到考虑和参与决策的范围后，这种”战争刺激国内成长，利用对外的扩张满足国内的需求，实现各个群体的目标“的模式，变成了一种常态的，规律性的模式。
这里面的区别，就和街头的斗殴，与成熟的军队训练演习之间的差别一样。
英国与清朝的”gdp“比较
拿英国和清朝比GDP的意义并不大，因为1688年以后，英国确立了新型的金融和国债体系，战争调动的金融资源可以是自己财政收入的十几倍，并且英国在18世纪迅速发展起了金融业，其可以吸收来自欧陆的大量融资。
英国人能够利用的资金和资源则不一定是清朝能比的，其社会的整体金融流动性显著增强，货币运用的效率快的多，领域也广的多，而清朝的货币不仅流通效率低，而且投资领域也比较单一，因此清朝和英国的gdp比较是一回事，但实际的生活水平差距恐怕就是另一回事了。
18世纪清朝与西欧的彻底分野
清朝僵化封闭压抑的结构，使得欧洲对华夏的技术超越，最终在清朝完成，而清朝对此却完全被动，产业上被欧洲挤掉，自己却不想想怎么挤掉英法荷的产业，保守内倾的战略思维，最终使得华夏陷入深渊。
瓷器
从17世纪初开始，欧洲便仿制中国瓷器。
在奥古斯都二世的大力支持下，德国终于在1708年烧制出类似中国的白质瓷，开启了欧洲瓷器独立发展的历史。
真正将中国制瓷技术传到欧洲是法国传教士殷弘绪，他通过十多年在中国景德镇的观察和学习，在1712年和1721年给欧洲耶稣会信中详细介绍了景德镇瓷器生产方法，引发了整个欧洲寻找高岭土的狂潮，并最终烧制成功瓷器。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瓷器不再被追捧，而中国文化也慢慢不被欧洲人所接受。
更具威胁的是，机器制造业在欧洲铺开，瓷器生产进入大机器时代，瓷器装饰工艺也由手绘变成了贴花。同中国传统瓷器相比，欧洲日用瓷瓷质更白，画面工整划一，瓷器也鲜少瑕疵。
除了欧洲制瓷业，日本的制瓷业也迅速崛起，尤其是明治维新之后引进欧洲技术，并把陶瓷列入近代工业发展行列。
18世纪末，中国瓷器最重要的海外市场———欧洲和日本相继丧失，中国逐渐沦为瓷器进口大国。
纺织业
英国用殖民地棉花确实打开了一部分清朝市场，棉花也确实是中国市场的刚虚，但是好景不长。中国本身就是棉花种植大国，而且棉纺织品技艺精湛。印度的棉花确实在中国市场上，受制于中国棉花市场的变化，如果当年中国棉花收成很差，那么缺口就需要印度棉花填补，反过来，就卖不动了。
所以英国用来扭转逆差的印度棉花基本上也失败了。
最终英国人还是发现只有印度产的鸦片才能解决问题。
茶叶
除了鸦片以外，英国人为了彻底打败中国，在发动对华战争的同时，也积极进行产业报复。英国人派遣诸多商业间谍从中国盗取茶种和茶叶种植技术，在印度和斯里兰卡大量种植。由于气候的不同，中国茶到了那里经过变性，形成了独特的口感，特别是印度红茶，口味浓烈，非常适于加糖、加奶，比较适合欧洲人的口味。
本国的优势产业被打垮，技术被偷窃。清朝却依然保守内卷，不知去争夺国外的先进机械产业，反而愈发没落，这样的做法和思维，难道不应该彻底反思吗。
近代以来革命者面临的困境
到了近代，华夏不仅缺乏15-17世纪近代早期的国家博弈过程，甚至也缺乏12-14世纪的中世纪转型过程。因此很多问题不是仅仅在明清才出现的，而是宋朝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了明清，并越来越恶化。
因此，近代的革命者们，面对的难题，远不止是工业化，还有缺乏中世纪转型和早期原工业化和近代国家治理博弈经验的问题。这比日本沙俄普鲁士，要难上至少两个档次。
同时，中国还要面临在19世纪新崛起的日本，沙俄，美国的打压和围堵。
中国近代化的历程艰难，更离不开野心小强国的坑害和新兴列强的绞杀
真正的威胁反而并不一定来自第一强国，而是来自小强中强和后起的国家，他们下起手来往往更狠更毒更绝。
近代史，是被英国在1840年敲开的。然而此时的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反而逐渐陷入衰颓，后来真正对华夏有威胁的，反而是日本，沙俄，美国这些后起的强国。
沙俄乘机割让华夏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本的侵华战争造成我国几千万人死亡。
这些后起的国家对中华造成的伤害，远比英国大得多。
对于各种观点的回应和辨析
欧洲崛起是因为”战争的刺激“吗？
单纯认为“战争刺激了科技的需求，使得欧洲崛起”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之前也是这种看法，但随着思考越来越深入，进行的历史比较越来越多，便发现这种说法很难具有解释力。
战争当然可以充当催化剂的作用，但却很难作为“根本动力”。
革命的成功，离不开战争。但只要不断打仗，就自然会诞生出教员这样的人吗？
难道革命的根本动力，是由于战争产生的吗？不是，是内心的觉醒和反抗。
教员从小就开始反抗家里父亲的权威，这给他埋下了最深刻的种子，这颗种子最终成长为革命的参天大树。
同样的，欧洲崛起，也离不开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对现实的反抗。
只有拥有了这种心态，才能有高质量的战争。
只有拥有了这种心态，才能让战争真正促进发展。
只有拥有了这种心态，才能最终在战争中击败敌手。
只有战争的双方，甚至多方，都拥有这种心态，才能让一个大洲整体性崛起。
而这种“反抗的心态”，不一定纯粹是在战争中取得的。当然，外敌的入侵会加速反抗心态的形成。
但如果像宋朝一样，总是对外卑躬屈膝，抑制本国的反抗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便难以被有效运用。
真正高质量的“多主体博弈”，便难以形成。
只有觉出来“不对劲”了，觉得“日子不应该是这样”，觉出来“他们就是在欺负我”，并且坚决，彻底，勇敢，激烈地反抗到底，拼命到底，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自主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自主的团体，才能真正成为一个自主的国家。
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反抗的过程，是极为艰难的。这个艰难的过程，会筛掉不少人。
教员小时候对父亲的反抗，就非常不容易，有的时候，甚至要离家出走，坚决地与其斗争到底。结果成功使得父亲改变了自己恶劣的态度。
欧洲的崛起是因为”资本积累“吗？
笔者认为，纯粹的“资本积累”并不能推动经济发展。
改进创新了技术以后，财富有了大增长，但此时必须要及时把财富转化出去，像踢足球一样，这样整个社会才能成功运转起来，并且能可持续发展。
否则，再多的钱，再多的粮，再多的金子，都会造成滞胀，使得社会停滞，甚至倒退。
英国在取得种植技术的突破后，及时商品化，把粮食又转化为了商品，这样就获得了能运转的钱，进入了某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古希腊的”科学“和后来的欧洲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
古希腊的科学，当然有其奠基之功，但值得注意的是，16-17世纪欧洲的变化才是科学产生的真正因素。
相比16-17世纪的后辈们，亚里士多德是被动的，对自然照单全收，就像一个学生背诵所有老师的东西一样。同样的，当时的希腊文明早已逐渐日薄西山。而后来的托勒密天文体系，也是一样的道理，托勒密本身生长于古典文明全面衰落的时期，其思维不可避免带有对自然的“过拟合”。
这种“过拟合”实际上就是以“仿照自然科学的现象为主”，而不是进一步去开拓和思考。
后来的地中海地区和阿拉伯地区的所谓“科学”也是这样。
没有高效的组织和独立自主的个体性，自然科学很难真正诞生。
而伽利略笛卡尔，则是主动的，像一个法官一样，要求自然回答自己提出的问题。这背后体现出一种极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
”分裂“就能促进发展吗？
分散和封建状态，并不代表“有效和高质量的博弈”。
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各城邦之间也有很激烈的竞争，但其实大部分城邦，内外的动力和活力已经淡漠消失，因此这种竞争本身也无法促进发展，只是单纯的互相拆台而已。
而意大利城邦陷入活力衰退的过程，从13世纪开始就已经发生了，这背后是意大利式的”自由主义民主“难逃民粹暴政的结局，最终只能逐渐转向寡头僭主制度的结果。
这个阶段的意大利，何尝不是另一个版本的“封建社会”呢？只不过这不是人身依附，而是资产和土地依附。和宋元明清那种形态的社会很类似。和罗马崩溃以后的欧洲也很像。
”中央集权“导致华夏衰落吗？
关于认为“中央过于集权，导致朝代衰落”的观点，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应该说恰恰是中央的孱弱，导致无法有效了解各地的情况，无法有效团结各个团体和各地的群众，进而确立真正有效的战略目标，再结合全国各地的资源，共同完成，在做事的过程中进一步凝聚民心，改革体制，建设新的国家体系。
这么说确实显得有些官腔，但事实的确如此。
土地集约利用--近代英国与战国汉唐的相似之处
其实从秦国和汉唐，都有大规模对土地的集约利用，这与后来近代早期英国对土地的集约利用是一样的。
而其他的群众，则被组织起来，用于对外开拓。
对于美国来说，因为继承自英国，所以企业家群体在一开始保持了一定的自觉，而且同样有竞争和博弈的积极意识，这样的话，虽然美国早期看起来私有化也比较”严重“，但组织力却是不差的。就算有人想独吞，那么也会有其他群体对其进行反复的博弈，从而促使资金流向能够充分利用的地方，形成良性循环。
这才是资本主义成功的根源。而不是单纯的”土地兼并“，关键要看后招。
同样的，春秋战国和南北朝，是一个阶级，一个集团式的群体性上升。这和近代英国约曼农的崛起，城市工商业群体的崛起，是一样的，都是成系统，有组织的。这样的话，会促进团结，反过来团结又会促进干成大事，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而宋以后的”人踩人“社会，就算上去了，也不会稳定，社会就陷入了一个互相戕害的环境中，必然会造成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动荡。
解决问题的思路
如果北宋末年的起义军在陕北一带建立根据地，那么此时北宋西军和西夏的势力互相牵制，辽国如果干预，还可以策动蒙古草原的势力共同抵制辽国。那么这样就形成了，起义军-北宋-西夏-辽-蒙古 的五主体博弈，从而使得起义军群体可以长期存在下去。
即使是后来的金国推翻辽朝，攻打宋朝。但金国依然受到蒙古草原的牵制，而金国和西夏的战争又不可能稳操胜券，只能求和局，因此金国事实上也无力干预这一带的复杂形势。
如此就在陕北，逐渐立稳了脚跟。也为华夏，保留了一份火种。
如此，则陕北版的“关陇集团”，或许就有出现的可能，这样既可以牵制金国，又可以抑制蒙古和西夏。这种复杂的结构恰恰提供了由弱图强的保障。
而北宋的起义军没有完成的，最终的历史演进和无数次的试错迭代，依然选择了陕北。
组织力的必要性
只有强大的组织力才能有效利用各种资源，才能充分发挥各种资源的优势，充分发挥所有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从而更好地利用生产力本身。
生产力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空有“生产力”而无“组织力”，则必然像羔羊一样任人欺负。有了强大的“组织力”，那么“先进的生产力”反而可以获得，可以有效利用。
即使是西方列强自身，在崛起的时候，难道一开始欧洲的生产力就“远远领先于全世界”吗？
并不是的，他们同样是依靠强大有效的组织力来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整合的，包括现代金融手段，借贷和股份制的发明，不就是在利用别人的“生产力”实现自身的目标吗？18世纪的时候，英国通过有效利用国债，可以利用比本国税收多数倍的资金，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这同样是先进组织力的功效。
与法德俄的对比
相对于英美的近代化历程，法德俄的近代化历程波澜更多。经常有人拿德国俄罗斯法国的近代化历程和中国进行对比，但这其实几乎毫无可比性，中国的革命难度和改造社会的难度远远超过德国俄罗斯法国。
法国
大革命前面的法国，是欧陆第一列强，有深厚的大陆军基础和雄厚的科学技术积淀以及人才培养的梯队，想想18世纪法国出了多少大数学家就知道了。法国的国际博弈手段，自黎塞留以来就长袖善舞，就算法国君主制衰落，这些前期的积淀也不会白费的，即使没有拿破仑，也会有类似的人物出现。
德国
希特勒接手前的德国，则更是有自中世纪以来的雄厚积累，有普鲁士的军事组织力量和超强的作战能力，有巴伐利亚地区的经济基础，有1870年以来的各种科技成就和哥廷根数不清的人才储备。
沙俄
斯大林接手前的俄罗斯，同样有自彼得沙皇以来的雄厚积累，有学习欧洲几百年的军事组织力量和作战能力，有英法投资的经济基础，有1870年以来的各种科技成就，艺术成就和大量的人才储备。沙俄的外交更是有一手，四面出击，扩充领土凌厉狠辣。想想门捷列夫，切比雪夫，巴甫洛夫，罗巴切夫斯基这些声震寰宇的名字就知道当年俄罗斯的积淀有多强。
另外，借助 @扬云飞 答主对于沙俄历史的回答。
而从伊万雷帝开始，俄国面临的问题是大中小贵族们被分封了土地，但是没人耕种，后来贵族们就开闹：打仗拼死拼活的就分封了一些不毛之地？所以从那时开始沙皇的主要封赏就是分给人口。一直到叶卡捷琳娜时代还是封给人口，包括外国使节医生什么的，报酬都是分人头而不是给钱。
但是给钱有可能被偷，给了人口没准会跑，尤其是大贵族经常会提供一些更好的条件吸引小贵族领土上的领民途迁到自己的地方来。后来就出台了禁止途迁法令，尤里日禁令，当然这事的具体日期和内容至今有争论。
作者：扬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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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反应的东西很有意思，也就是说16-17世纪的时候沙俄的领民迁移性还是比较强的，其实这和13-15世纪西欧的领民在不同领主之间来回迁移，大领主开出更优厚的条件吸引其他的领民到自己的土地上，是相同的过程，因此沙俄的近代化历程，虽然比西欧落后一些，但总归在16-17世纪走上了道。这和宋以后的华夏社会是截然不同的。
因此，法德俄和tg出现前，毫无国际博弈经验，在19世纪被欧洲日本沙俄多次坑害，几乎没有任何科技积累和人才培养梯队，重工业基础几乎为零，思想僵化，组织腐朽，政治涣散，军阀割据，军事能力极其低下，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