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许倬云说历史:这个世界病了吗?》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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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笔记

推荐序 创造现代文明新秩序

以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大型共同体的主权国家体制,以及科技发展和与其相关的工业生产方式作为论述的重点。相应于这三个基础制度,他又指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是建立在个人主义、主权国家、民主政治、资本主义经济及工业生产和科学发展等五个支柱之上的。

英雄所见略同。

许倬云先生认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石,如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主权为本的国家体制,乃至民主政治、个人主义,无不已经变质、异化、松弛、败坏了。他指出,资本主义已堕化为无“诚信”原则、“以钱博钱”的金钱游戏,造成结构性的贫富悬殊与财富世袭化;民主政治的理念在实践中已狭化为选举,而选举又为金钱所腐蚀;民间社会摇摇欲坠,再难有制衡国家机器的社会力量;政客则假借公权力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民选贵族,人权自由已无所保障,民主愈来愈空洞化与恶质化。至于对西方现代文明最有表征性的个人主义,他的感喟更多。他指出,个人自觉带来的个人主义,原赖基督教神恩之眷顾,神恩因科学之起而失,因而个人之自主性已无所着落,个人竟转变为只顾到自己而自私。更有甚者,自私导致的自我封闭,遂使人际疏离,亲情淡薄,家庭破碎,社会解体。许倬云先生认为西方现代文明已出现人之失落、社会之失落,而呈现生命意义与存在意义之危机。这不啻是说这个文明的整个精神世界正在崩塌之中。

同意。

中国的现代文明之构建,固然不能不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体(应该指出,自由、民主、人权等现代人的价值,虽然在西方历史实践中已变质异化而空洞化,但这些价值的原始理念仍具有普世意义),但绝不能依样画葫芦,盲目模仿。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西方文明始终都要挣扎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以五百年时间建立的“现代文明”,是迄今世界上唯一完成式的现代型文明,但唯一却不等同于具有典范地位。许倬云先生此书更清楚地阐明了“西方现代文明”已不具“现代文明”典范的正当性。

自序

注意韦伯的欧洲中心史观,不要被毒害。

宗教革命和启蒙运动。欧洲人终于摆脱了天主教会长期以来的神权统治,开始寻找自己。在启蒙时代,人找到了个人的自觉,这一自觉带来的是个人主义。于是,按照马克斯 •韦伯的理论,个人必须要有所表现,才能印证上帝的神恩——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工作积极性。个人向政府争回自己的权利,国家只是许多公民合约的共同体。科学的追寻则是在摆脱了神意的束缚后,以自己的理性追寻对于一切事物的解释。这几个方向的发展,乃是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

凭借无耻以及不把他者当人。

现代文明起于欧洲,扩及于美洲,这一族群积极进取,经过三四百年,取得了整个美洲新大陆,又取得了印度洋、太平洋等广大地区的殖民地。欧洲人占领土地、掠夺资源、奴役劳力,凭借如此庞大的力量,主宰世界达四百年之久。

人变成了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再是人,是资本运作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

20世纪以来,科学研究迅速发展,加上全球化以后人类文化的多元,犹太教、基督教的神恩不再能约束个人主义的脱缰而去。于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压过了个人主义对自己的约束,一变而无所不用其极。在国家层面,共同体组织复杂、事务繁重,公权力的压力也压倒了个人的自由。

我认为理由是倒过来的,是既得利益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蓄意推动人的原子化和家庭的分化,以及将各种组织追求目标变的庸俗化和直接弱化组织能力,这样才能提前减少可能出现的反抗。

在人类本身解散为无数游离的个人时,占尽资源的强者和富者以暴力垄断资源,权利和权力之间不再有公平和互惠。

前言 从兴盛到衰颓

现代文明从开始至今,已经有五百多年。第一阶段是从教廷神权和封建制度的欧洲秩序中解放出来,这一阶段就是宗教革命和启蒙时代。第二阶段则是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都市化现象。第三阶段应当是从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恐慌以后,美国逐渐恢复活力,而欧洲陷入战争,从那时开始美国崛起,成为现代世界霸主。

现代文明的支柱之一——资本主义——因为经济不断地扩张,世代之间已经无法衔接;同时,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的上层人物已经背离了社会,造成上下隔绝的局面。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金融资本超越了实业资本,资本不再需要服务于人,而是变成数字游戏。

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是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可现在,交换的媒介——货币——却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下的主体。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出现,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是其最要紧的因素;可是最近,资本主义的运作却逐渐呈现为以钱博钱的虚象。经济体制中,主要的运作从业人员却是经常投机欺骗、博取短利,这也造成了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均。

从17世纪以来,主权国家成为世界大型共同体的主要形式。这种体制可以结合全国的人力、物力,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场中为国家获得利益。而根据国家共同体的结合方式,国家拥有的财富又以公权力重新分配,使得贫者、弱者都不至于无人照顾。然而,由于官僚系统的扩张,国家体制代表的公权力最终还是脱不开尾大不掉的僵化。其中,“权”与“钱”的结合,更是官僚政治的严重病灶。

在现代文明系统中,科学与信仰之间存在许多必须厘清的紧张关系。

将世界其他文明的经验整合在另一阶段的现代文明。也许我们可称之为“后现代文明”,所有的中国人都无法摆脱参与缔造这一新文明的重大使命。

第一章 现代西方主流文明的困境

西方主流文明是从西欧的启蒙运动开始的。在那个关节上,欧洲国家摆脱了宗教桎梏,发展了自由思想。在自由思想的基础上,开展了科学和技术改进。这两者逐渐互相支持,终于汇为巨流,到今天,科技发展的潜力还在增长不已。

通过技术改进,西方步入工业革命,将过去的农业生产和作坊手工业一改为大规模的集体生产。这一生产模式又必然牵扯到如何取得大量的资源以及如何开拓巨大的市场这两个问题。于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也就应运而生。在这个制度下,技术、劳力和资金三合一的结构,不断将人类的生产力一波一波地推向新的高峰,财富的累积也随之不断地增长。

任何国家的背后都有一个民族的观念,而且民族又隐含着种族或血缘的意义。无论是种族还是血缘,乃是有预设定义的团体。于是,民族国家不免成为预设的不容置疑的共同体,竟与国民合约建立的共同体之间,有难以克服的困难。究竟国家大于国民,还是国民大于国家?身为共同体合约签署者的国民,是必须接受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还是有权加以改变?如果改变的过程激烈,说不定又会影响共同体本身的稳定,甚至颠覆和消灭这个国家共同体。

个人发展的自由空间和国家公权力作为保障公平、公义的机制之间,关系如何处理?公权力是否能够,或者是否应当约束那些因为累积财富而拥有巨大社会权力的企业单位或个人?理论上,既然每个人都应当享有在法律范围内充分发挥其能力的机会和权利,谁还可以约束这些有发展能力的单位和个人,限制他们发展的空间?今天美国两党政治对抗中很重要的一个争议,就是国家公权力应否干涉个人发展的自由。可是,在今天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财富累积可以达到难以置信的地步:雇主因为掌握了巨大的财富,可以“一钱压死人”,使被雇者没有反抗的余地。财富所代表的权力,在今天往往足以挑战国家的公权力。

所以国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而不是为国民服务的。全世界都一样,民主也没有卵用。

每个人的权利,都不应当被另外一个人侵犯和剥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现代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才有立足之处。然而,如前文所说,一个民主国家是由许多公民合议,通过合约的方式共同组成的,这个公权力本身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在比较抽象而一般性的共同意志下,单独的个人该如何维护其具体而特殊的权利?也如前面所说,金钱代表力量,巨大的财富累积使某些个人具有巨大的权力。他们足以影响政策,甚至于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通过金钱的作用,长期地影响选举,影响立法,因此垄断国家的公权力。在财富面前,个别的小人物具体而特殊的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社会的公义和公平在以金钱代表的权力下已经无法伸张。

孤独不一定寂寞,一个内心强大的人,即使孤独也很自足,无需渴望他人的精神,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当然肉体的孤独带来的无助是没有办法,但是也许未来可以通过机器人技术缓解。

个人确实是拥挤人群中的孤独者,相呴以湿、相濡以沫在今天已经成为奢侈的幻想。人不仅是孤独的,也是寂寞而无助的。

人具有语言和想象的能力,因此能结集想象的共同体,这才是人类强大的本质原因。没有想象力的智慧是没有意义的。

人能通过语言和思考结合成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结合能力使得人类能够从动物世界中脱颖而出,统治这个世界

平等本来就是妄想,人哪里平等了,是一样漂亮还是一样高矮了?不是克隆人就别指望平等。

从启蒙时代到今天,人类在这三百多年中逐渐发展取得的成绩,从生产的能力和生活的舒适程度来说,都远远超越了过去千万年加起来的总和。人类因此自信,也因此骄傲。但今天,这三百多年的发展也让我们看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在这个方向上人走得愈远、愈快,大多数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都不再得到保障。人有了自由,却不再平等;有了安全,却不再有慰藉。

第二章 资本主义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作为最高权力群体的关系。这两者之间互为因果,使作为国家主体的人民——尤其是个人——沦为孤独无助的个体。

中国春秋时期的国与国的关系,作为和约被固定了。欧洲从此再也没有进入统一的机会。当世界只有欧洲的时候相比互相征伐这是进步,当世界远大于欧洲的时候,相比其他政体欧洲这是自宫。

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承认列国的制度是基本的国际体制。从此以后,再没有超越国家的教廷组织,也没有真正笼罩全欧的大帝国。

罗马的失败,就在于没有改土归流。

在泛希腊化时代,希腊的霸权代表着以核心国家为主体建立的超国家群体。罗马帝国不仅是霸权,还是一个核心国家建立的庞大统治体。雅典的霸权笼罩了地中海东端、爱琴海外围和小亚细亚等陆地地区,但这些地区其实并没有长期附属希腊霸权之下。罗马城邦的霸权却是笼罩了整个地中海外围。罗马的统治形态,可以说是开了后世西方殖民帝国的先河。

一个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强权,其国家掌有的权力十分巨大。也正因为有如此强大的实力,这些强权的政治中心才能以实力投入原料的取得和市场的开拓。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代表的财富增长,是与国家力量的扩大同胎的双胞胎。

近代资本主义在远洋贸易之外更重要的发展园地,则是工业革命以后的大规模生产。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互相依扶的。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需要先有资金,才能置办工厂设备和取得原料。这些原料又往往不能仅仅依赖当地的资源,而必须从远处运来。大量生产的成品也不能单单依靠当地的市场,而必须运送到远处开拓更大的市场。于是,不仅预筹的资金必须有一定的规模,取得原料和开拓市场的努力也必须依赖国家力量作为后盾。所以,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工业化必须和国家的资源力量配套,才能有开展的实力和余地。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正是这种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的面貌将西方经济力量扩张到全球,西方的文化也因此成为世界现代文化的主流。

在民主政治已经有坚实基础的英国和美国,政权和两党政治中保守的一派还是常常以保护公民的自由权为理由,尽力阻挡公权力做种种政策上的矫正。以匡正上述弊病为主要诉求的另一端政治力量,或者自称自由主义者,或者自称进步主义者,或者自称工党运动者,却是不断希望通过民主政治选举和议会政治的立法,约束财富对政治的干预

必须用民主的自决权对本来促进生产的动力有所约束,以避免其因为生产能力的扩大和成长成为噬人的怪兽。

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贫富的悬殊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以美国而论,财富分配金字塔顶端百分之一的富翁,拥有全国财富的百分之四十,而底层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口却是室无余粮。这种倾斜如果不加以匡正,只会一天比一天更严重,到了某一天,世界上将只有一小撮富人和一大批穷人。社会主义的理想曾经给过大家一个美梦,然而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理想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说是“病理学的诊断”,本身却不是医疗的良方。将来,我们如何能将这已经高度倾斜的不公,拉回到可以忍受的差异分配,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地思考。

第三章 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与矫正

经济理论应当只是工具,不能当作铁则。因为经济形态变化多种多样,有许多外在的条件也影响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方向。既然人类社会如此复杂,世界上没有一种永远不变甚至只是长期不变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我们如何能够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解释种种变化的经济理论呢?

所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都是傻逼。

世界第一次经济恐慌,严重地考验了古典经济理论。供求之间的平衡到了一定的偏差时,那只“看不见的手”似乎已无法挽回颓势。德国矫正自己的经济恐慌是用国家的公权力,依仗“日耳曼精神”所支持的全民共同建国意志,居然重新建立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在这一基础上,希特勒终于发展了可以挑战英、美的军力基础。在德国重建的过程中,主权国家的威权体制乃是以全国力量支援经济发展的基础。国家给予许多政策上的优惠和鼓励,才使得生产可以在废墟上重建起来。这种国家干预的力量,绝对不是“看不见的手”。

就不能承认双方都对都有局限性吗?单独靠市场会有盲点,单独靠政府也不行,要互相配合互相扬长避短才是对的。

“新政”的措施依据的不是古典经济学理论,而是凯恩斯的发展理论。到今天,凯恩斯理论和古典经济学理论之间还是互争雄长,互不相让。凯恩斯理论的基础是提高消费能力,以此创造更多的市场容量,再以此刺激生产。继续增长的生产力又可以吸收劳力,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失业人数愈少,就业人数愈多,经济力量愈大,发展的潜力也就愈加强大。国家一时投入资金刺激发展和长期以国家财力支持社会福利的策略,从根本上说都是为了维持一般人民的生活,使他们具备一定的消费能力。

美联储是私人掌握的,看起来经济危机还是照样发生,没什么了不起的。

政府掌握了控制水龙头开关的权力。放出多少货币量,容许多大的经济增长率,都掌握在公权力手上。这种做法使公权力主导了经济,对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古典经济学理论来说,却剥夺了一般人民从竞争中求取发展的基本自由。

哈耶克这理论是空想。一方面人民有自由,政府不能干预,另一方面政府要保证公平必须干预,自相矛盾。不干预的唯一后果就是马太效应,然后等到不平等到极限就等着革命吧。

哈耶克的理论则另辟蹊径:一方面坚持人民有发展的自由,任何政府干预最后都会导致权力的倾斜,人民最终会沦为国家的奴隶;另一方面,哈耶克坚持民主政治,主张以法律来保证民主政治的顺畅运作和人民的基本权利。

公权力的正确性不能保证,所以这条路也错了。当然在避免危机方面二战前的苏联比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在经济危机面前的表现好几条街,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偷师学习计划经济。

社会主义的革命论——经过革命取得政权,再以公权力完全支配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

第四章 资本主义经济最近发生的问题

集权主义的缺点在于没有有效解决自下而上的反馈问题,不能形成一个闭合的反馈环,也就不能对自己的错误产生觉察和纠偏。所以一旦做出错误的决定就会越来越极端化。

集权主义在经济发展上的弱点:权力太集中了,一切决定都由一个中央做出,中央独揽大权。执政团体内部的权力集中,使得这个庞大团体的各部分除了听命以外,没有因应变化而调节的能力。

所以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和中产收入、地位、数量的下降均从里根时代开始。古典经济学不管新旧都是毒瘤,只为资本服务而不是为国家和人民。

在里根当政时期,美国的政策是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制定的。

股票市场上的短线操作也代替了投资利润,成为股票经营者的主要操纵点。

没有信用的人你给它信用,自然就产生了泡沫。泡沫未破灭之前都是有利润的,所以资本主义的自毁倾向不可避免。

资本主义的积极运作,本来就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之上。所谓“信用”,就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承诺,是要具体兑现的。在上述两种现象发生时,“信用”成了幌子。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由于“信用”的泛滥,时时面临崩盘的危机。

《国富论》时代的经济是以“国”为单位的。一个国家的主权之内,可以用关税保护自己的产业,也可以通过货币发行量调节自己的通货。于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国民可以共享;国家也有权力征取税收,将经济增长的利润分配给弱势国民。

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再建立在个人的自由权上,而是建立在各种投机取巧的操作上。现代主流文明的重要支柱之一,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现在看来,这一支柱已经变成一个吞噬金钱的怪兽。这一制度的变质,将是对现代主流文明的一个巨大伤害。

第五章 西欧和美国民主化的历史过程

精英民主。

究其实际,希腊的城邦,例如雅典,固然是一种民主制度,但其民主实际上仅限于征服族群的内部。

希腊哲人关于自由和人权的讨论,与民主城邦的背景有相当的关系。不过,他们讨论的人权,基本上属于当权阶层中有限人口的权利。

只有组织才能对抗组织。

原来的族群都保持着相当凝聚的实力,他们可以接受诺曼人为君主,但君主不能随意向他们要求朝贡纳税。诺曼君主为了在欧洲大陆上争取地位或是参加战争,每一次要兵要粮都必须取得这些原居大族的同意。

1645年,克伦威尔领导的国会军击败了王室军队;1688年经过议会下议院的审判,英王詹姆士二世被处死,英国成为议会统治的国家——是为“光荣革命”

民主是靠实力的。没有实力别扯淡。

以实力决定了英国的民主体制

英国政府将殖民地当作英国领土,也向当地人征税。但每次分配税额,都会遭到他们的抗拒。累积的矛盾终于因为印花税的问题,激化为当地殖民者的全面反抗。

民主一开始就不是普惠的。

投票者以有纳税能力的资产者为主,并不是全民投票,甚至妇女也没有投票权。

新古典经济学的必然结果。小政府的必然后果,就是既得利益者可以为所欲为。既然承认人有私心,那就不应该放任既得利益者自由发展。美国走出了被政府统治的狼穴,但又掉进了被资本控制虎口,说明了自由平等这套体制的固有缺陷。

过去国会的结构中,其成员没有显著的世袭现象,而在今天的国会里,传袭两三代的家族已经不是少数。

这不是民主精神恶质化,而是民主精神根本是错的,太超前了不符合社会现实。现实是很多人不配拥有选票,可是没有人敢承认这一点。民主只有当人人都有资格的时候才是对的。否则就是民粹。

金权与政权的互相渗透,已经是今天美国政治的普遍现象,相应地也将民主精神恶质化了。原本选民人数增加,民主的基础应当更为坚实。然而,一个堪称吊诡的现象已经出现:选民的人数越来越庞大,相伴而至的则是选民本身的质量相对降低。

两百年来,从第一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不断地修正。到今天,法国的政治局面还是常常不安定。今天的法国议会是由许多小党选出的议员组成的,没有长期执政的大党。于是,在组织联合政府的过程中,政治人物彼此讨价还价,以获得短期的执政权。这些现象使得政客有可乘之机,将金权与政权彼此勾结。今天法国政府官员的操守,在欧洲被列入下乘。法国新宪法下的总统拥有庞大的权力,足以挟持总理,却又不必向国会负责,于是政局不稳,又可能开启强人政治,夺取权柄。

这正说明了民主本身的假设是错误的,执行再怎么调整也不能纠正。

这三个国家的民主化过程,原本的构想乃是尽力防范政府侵犯人民的权利,防范国家侵犯地方社区的自主。而到今天,这几个民主政体国家都逐渐出现结构上的弊病,导致民主政治的衰坏。

第六章 现代国家的形式与运作(上)

近代以前的西欧历史上,有两个庞大的秩序笼罩在国家共同体上:一个是天主教廷的超越秩序;另一个是在古代罗马帝国记忆上重建的封建秩序,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在这两大权威秩序之下,任何地方政权和各个国家的权威都打了折扣,国家也并不是我们今天认识的这种共同体。

根据族群先设的共同体意识,同一族群的人组织为一个国家。这个共同体之内,理论上所有成员都属于同一族群,已经长久地结合为一体,只是在前述两大秩序之下,民众不能完全自行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国家也不是全族群唯一效忠的对象。这一类国家就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具有主权、领土和人民等要素,人民归属的原因是族群的“类血缘”,因此社会和国家基本上是二位一体。

公民经过革命或协议共同决定一个政体,国家与人民之间乃是合议的结合,这就是今天所谓的“民主政体”。经过宗教革命之后,若干国家解除了教廷的超国家结构,也将世俗权力和神权分开。至于国家民主化的过程,经过上一章所谈的几次大革命后产生的新的国家体制,也就是今天世界各处最常见的代议政体,还正在继续演化之中。这个演化过程不会终止,之所以发生演化,是因为有许多问题出现,必须时时加以调整。

“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落实在历史过程中,则是英、美、法三次大革命。

议会实质上统治英国,英王只是国家权力的一个象征

新的国家在一片空白上,平地建构了一个新的体制,甚至可说是人类第一次在完全没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行自己组织国家的大实验。美国的政治体制,是总统制与议会制的结合。

三权鼎立的政府体制后来也在各国出现,成为内阁制之外另一种常见的民主政体。

瑞士的政治制度在1848年以后才具体落实,其中可能抄袭了英、美两国的制度,综合成为新的联邦制。这个合议的民主政体,可谓现今世界上最接近直接民主制度的体制。因为每一个邦的人口都不多,疆域也不大,每一邦的公民不过数十万人,人民直接参与政务的程度其实不低。

很多国家对民主政体的抄袭不过是一个形式,并没有真正落实。例如,印度完全抄袭了英国的体制,但是印度的政体至今没有形成公平有效的民主体制:有钱有势的精英实质上垄断了政权;长期存在的种姓制度,也使得印度下层社会的公民几乎完全没有发言权。另一个模仿英国制度的国家是新加坡。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枝独秀,使少数党的出现变得非常困难。该党在李光耀的领导下确实做得不错,但是人民并没有言论自由,更不具备其他国家人民运用自由意志选择政权的条件。

政治集团过去都有贪渎、无能的劣绩,可是他们垄断了权力,无论政权如何转移,都不过是在他们手中轮流而已。美国政治制度中的三权制衡和内外平衡,在菲律宾都看不见——中南美许多所谓的“香蕉共和国”,也同样是变质的民主。

所以没有万世一系的帝国。美国只不过因为太年轻了所以时间上没资格失败,但是现在很明显已经开始衰败了。

政治体制的结构是一回事,运作是另外一回事。从历史来看,无论多么美好的设计,也不一定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它们可能随着时间衰败、变质,直到将原来期盼的好制度败落到必须改革的地步。

第七章 现代国家的形式与运作(下)

罗马这群傻逼,放弃了文化的侵略性,所以被灭绝了。睿智。

罗马帝国理解这些“蛮族”的特殊背景,因此尊重他们的习惯法,用所谓“日耳曼法”而非罗马法治理他们。

就是七个曹操。

选帝侯

这一种国家秩序显然不是全民平等,而是阶层性的结构。其性质与上一章所说的合约性的国家有显著的差别。卢梭“社会契约论”所指的国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双方约定的,但在普鲁士这种结构之内却是预设的。本章第一节开始提出的民族国家在近代世界历史上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预设的认同和归属一方面在国家内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既然国民无所逃于国家的权威,民主和自由也就往往屈服于爱国的情绪之下,为了国家的利益需要,往往会要求人民对国家忠诚,在个人自由和国家的发展安定之间,国家居于更高的位阶。

容克垄断了知识和教育的必然后果,并不代表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

德国的政体完全符合民主合议,然而其总理的权威却不是英国总理能够相比的。而且,两个世纪以来,德国的“容克”——相当于中国的缙绅——始终是德国的文化与政治精英,相对于大众化的庶民,容克的优秀传统也确实为德国的安定和发展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法国人的自大狂从他们的标致汽车设计可见一斑。有种莫名其妙的自命不凡和高贵的感觉,实际上经济和政治地位一塌糊涂,没有自知。

对法兰克王国的记忆,使法国人始终觉得自己是欧洲地位最优越的国家。路易十四时代,法国的武力和文化盛极一时,也使得法国人忘不掉当年的光荣。

法国的政体是总统制与内阁制的混合,如果总统和内阁都来自一个政党,总统就是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如果总统和内阁的多数党不属于同一个政党,总统与内阁之间权力的界划就是严重的问题,总统的权力可以极大。法国民主制度的特点,决定了常常会有许多不同的政党选出代表参政,许多小党之中难得会有一个大党出现。因此,法国不容易产生稳定的议会。

俄罗斯其实是多民族、多文化的混合体,很难有一个共同的归属和文化认同。只是这个强国的地位,却构成了俄罗斯核心的强固性。

1917年,俄国发生共产主义的大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由列宁领导组织了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政体,号称人民专政,实际上“人民”的定义是由革命者决定的。这个号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政权,如众所周知的一样,经过列宁和斯大林的强力统治,原本以建立世界革命的基地为号召,实际上则是俄罗斯帝国的延续。

日本在庞大中国的影响之下,常常不甘于第二的位置,力争上游,时时想要取得至少和中国平等的地位。他们在东亚大陆边缘屡次求发展,屡次被中国打下来。而大陆上的帝国对于海外的岛国却经常视而不见。这种被人轻视和忽略的感觉,激发了日本人强烈的反感,也激发了他们不断求发展的积极性。

日本的贵族和军人在“二战”以前始终拥有特殊的权力,明治以来的君主不是虚君,乃是军人支持的国体象征。在君主的默许下,1936年前后军人杀害了民主制度选出来的内阁总理和部长,日本沦为军人专政。

就是财阀政治,类似中国的东晋时期。早就被证明是失败的死胡同。

最近二十年来的日本政府结构,十余任总理就是那几个大家族的子弟轮流出任。而现在的日本天皇确实是虚君,没有约束内阁的权力。日本的议会在最近又呈现群龙无首的多党体制。只是这些党派的领导者转来转去,还是那几个大家族的成员。

德国和日本也发展的不错,民主那么多也没几个好的。所以体制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的素质和文化。

民族主义立国容易陷入集权政治,并不利于民主政治的实践。

第八章 现代科技的发展(上)

第一,现代科学的探讨是基于理论的假设和实验的核对,有一定的思考方法,才能将一个个观念联系成为科学理论。这与古代文明中科学的最大差别,是古代科学家大多从形而上学的方法或者直接的观察,得出一些对自然现象的解释。这种哲学的探讨方式没有经过实验的过程,无法走到现代科学发展的坦途。第二,科学与技术发展之间有密切的关联性,在演绎的程序上理论先于实践,也是现代科学早期发展的现象。然而,从20世纪开始,市场需求带动了技术的发展,而寻求技术的过程又启发了纯科学思考的课题。

第九章 现代科技的发展(下)

城市化是国家发展的发动机。

新城镇的出现,又带动了衣食住行所需的各项用品的生产业和批发零售业。这一波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不仅在美国,而且在欧洲甚至亚非两洲的新都市如上海、东京、新德里等地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20世纪前半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国家的财力和支持通过各种国家研究单位的渠道,启动了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和研究单位的参与,人类开始探索生命的奥秘以及如何改善自己的生理结构。今天,实用的医疗和纯理论的基因染色体探讨,在各个层次的研究和应用之间彼此拉拔,已经很难有明确的区划——何者为纯研究,何者为应用研究。

科学家和企业界已经无法各自独立,知识也不能完全是纯学术的,知识受到应用的牵引,愈来愈含有实用性的目的。

针无两头利,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这是世界运作的规律,谁也不能违反,否则必遭反噬。

资本主义的求利动机与国家公权力结合,延缓科技进步的步伐。这些现象——国家的支持和产业的配合,正说明了“国家”与“资本主义”之间有了密不可分的合作关系。这两大外力的侵入,无疑提升了学术的能量,可是也剥夺了学术心智发展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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