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林毅夫：我来大陆这40年》
洞见未来的经济学家。
这场危机跟过去的危机有本质差异。在危机前全球有七八年的繁荣期，但繁荣的背后有很多泡沫的成份。现在泡沫破灭了，需求突然下降，产能过剩。过去这种情形发生在一个国家，可以靠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靠外需拉动来度过危机。而这次是发达国家同时爆发危机，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只会带来其它国家的竞争性贬值，这就决定了这场危机的影响会持久而深远。
事实证明，这场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带来了严寒，并且蔓延到了世界经济的各个角落。2009年，针对严重的金融危机，我提出了自己的解决设想——新马歇尔计划。我建议，由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储备货币国和中国这样的“高储蓄国”及石油出口国，在未来5年中向低收入国家提供2万亿美元，主要投资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瓶颈项目和绿色经济，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度过难关，并且帮助发达国家创造出口需求，恢复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对发达国家来说其效用等同于过去的货币贬值。而且，比增发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发失业救济有效。
当时，由于普遍的看法是这场危机是短期的，主要的解决思路是帮助金融机构度过难关、发失业救济维持社会稳定，对我的建议响应者寥寥。但10年过去了，发达国家一直无法从危机中完全复苏，我的倡议也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赞同。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年度《世界经济展望》中还特地以此为专题，提出在经济下滑时是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机。
但是经济学并不能解决市场失效或政府无为的现实情况。知道容易但做起来难，或者说阻碍巨大才是真实情况。
新结构经济学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同质化，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剖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产业、技术以及市场特性上的差异，试图通过政府的作用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企业治理提升到发达国家的同等水平；另一方面，不同于传统结构主义将不同发达程度国家的结构差异视为外生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这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的差异。
高渊：在这其中，政府和市场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林毅夫：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经济结构，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最优方式，是按照该国每一时点给定的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所要发展的产业和所要采用的技术。而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会自发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但前提是要素相对价格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这样的相对价格只能存在于充分竞争的市场。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有效市场”。
不过，经济发展不是静态的资源最优配置，而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及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不断完善的结构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对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先行者给予外部性的补偿，并协调完善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这些工作只能由政府来做。因此，还必须有一个“有为政府”。
新结构经济学始终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制度前提。
说的没错。新自由主义简直是狗屎，根本脱离现实不顾各国差异的空想。
在我国，由于没有推行过新自由主义，有些人很容易一看到经济中出现问题，就认为是没有完全让市场发挥作用所导致的。对新结构经济学来说，更重要的不是这个理论是否被接受，而是这个理论是否可以比原来的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带来更好的发展绩效。
西方有很多优势也有很多固有劣势，真正的学者才能分辨清楚而不是叫嚣什么全盘xx。后者都是收了黑钱的坏种。
1988年以前，我和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都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认为发达国家之所以成功，一定有其道理，把这些理论学会了，就可以拿回来推动自己国家发展。其实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
但从1988年起，我开始抛弃现有的西方主流理论。面对我国发展转型中的诸多现象，以“常无”的心态，想清楚现象背后谁是主要决策者，决策者所要达到的目标，可动员的资源，面临的约束条件，可选择的方案，达成目标的最优选择等，来分析总结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利用这个方法，我研究了许多发生在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和问题，提出的解释一以贯之，积累起来成了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体系。
凯恩斯就是西方版本的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个工具本身没有好坏，只看使用方法和执行落实才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苏联工贼的计划经济是最傻的那种，当然不够好。
去印度之前，我一直以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属性造成的，但印度是一个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国家，并非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会搞计划经济？当时，我突然有个顿悟。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想在一穷二白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大工业，但这些企业在开放经济的市场中没有生存能力，那就只能靠政府保护补贴，但因为保护补贴的需求量太大，财政负担不起，只能用压低各种投入要素价格的方式，来扶持这些企业。价格扭曲以后，必然会造成供不应求，就必须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
那次印度之行让我明白，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必然带来各种扭曲。
张维迎就是不顾现实的新自由主义鼓吹手，要么蠢要么坏，教授蠢我是不信的，所以……
维迎的观点则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国家中得到了实践。他们中的大多数国家都按现代企业理论的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了，但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
除了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低价甩卖国有资产，造成分配不均和寡头垄断外，大型企业的情形就像我和维迎争论时所预测的那样，由于政策性负担的存在，没有保护补贴活不了，而国家出于社会稳定和国防安全的考虑又不能让这些企业倒闭，只能继续给予补贴，和国企厂长经理相比，私营企业的所有者有更高的积极性去向国家要补贴。
现在如我当初预测的那样，这些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从国家拿到的补贴比在国有时期只多不少，效率必然只低不高。而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白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
张维迎的愚蠢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愚蠢显然不是看不到这些现实条件，而是故意为之。
对他秉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批评。主要有两点，一是新自由主义经常把目标当手段，忽视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只看到转型中国家政府对市场的各种干预和扭曲，以为取消这些扭曲，经济就会更好地发展。其次，新自由主义只重视市场的作用，而忽视了政府的作用，经济转型要取得成功，市场和政府两者不能偏废，这也就是为何我提出“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原因。
维迎一直强调，未来是看不清的。我同意未来确实难以预先料定，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有追赶目标的，有许多信息可以参考，并非完全无知。对发达国家来说，他们的技术和产业已经处在最前沿，只能自己发明，那就必须依靠基础科研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开发成功的新技术新产品可以申请专利，企业家有积极性，但基础科研风险大、投入多，成果是一篇论文，属于公共产品，企业家没有积极性去做。但如果不从事基础科研，新技术新产品开发就会是无源之水，为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国家必须支持基础科研。而国家可以用来支持基础科研的钱是有限的，只能根据基础科研对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可能带来的作用研判来决定资金配置，这种配置就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
产业升级是一种创新，既然是创新总会有失败。虽然大多数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不用产业政策而维持领先的发达国家。作为经济学家，不能一概反对或无条件支持一切产业政策，而是要研究清楚产业政策成功和失败的原因，来帮助政府在制定实施产业政策时，降低失败的可能，提高成功的概率。
同意。
按照维迎讲的产业政策都是错的，那怎么来理解中国政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制定过更多的产业政策，为什么中国是唯一没有发生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经济又发展得最快？如果我国的产业政策都是错的，为什么美国那么关心咱们的“中国制造2025”，要处处打压？
当然，我不是说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都对，这里面要思考的是，怎么让政府错得少一点。维迎常讲，只有企业家才了解产业和市场。但是我们知道，总体上看，并不是私人老板的投资都成功，而政府投资都失败，其实就像风投，私人老板的投资也大多数是失败的。
西方也不傻，目的就是要让中国掉沟里。幸好中国更不傻。
当年，在开始探索中国转型问题时，西方主流经济学界以“不能分两步跨过一个沟坎”的比喻，倡导转型国家采取激进的休克疗法一步转型到位。其实，现实世界中的沟坎并非都能一步跨过，特别是面对一个过宽过深的沟坎，采用一步跨过的策略必然掉入沟底。更为安全的做法是，逐渐填平后迈过沟坎。
改革到现在不改革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需要有为政府真正有为起来，而不是作威作福不干正事。
改革应该与时俱进，把渐进双轨制所遗留下来的扭曲取消掉，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于极少数还需保护的国防安全产业，可以像发达国家那样由财政直接拨款给予支持。这正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议的主要内容。
如果中国能够沿着这个方向推进改革，就能消除各种双轨制遗留下来的扭曲，建立起一个具有“有效市场”的体系，并在“有为政府”的因势利导下，随着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将可在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后继续前进，进而创造中华民族由衰至盛的历史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