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美国精神的封闭》 全

写在前面

我靠这本书终于看完了，累死胖达了。
胖达在25号开始决定在输入的同时做输出，没想到是我太天真！
整整五天时间我都是在与本书奋斗。如果说《人类学通史》是我看得最慢的一本书，这就是我看得最累的一本书，但是主要还是怪胖达自己。
两个原因，一个是本书确实有很多观点信息量很多很密集，但是其实以我的阅读速度根本不用花这么久的时间，那就是因为第二个原因：我太放飞自我了，一不小心就在输出端走得太远。
整本书在平板上看才400多页我就做了400多个笔记，平均每页一个还多一点，全部笔记加引用约十万字！！！
整个看书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划线、写评论，甚至写评论的时间比看书的时间多好几倍！
我靠，就算只有三成是我写的那也超过三万字了，何况我看我写的部分不止三成。
可写死我了。
不急，我慢慢的放出来，反正放的太快你们也不会仔细看，我还不如慢慢放当成连续剧哈哈哈。
这本书有毒，我是认真的，没有对应的知识储备和坚韧的三观千万别看，肯定会中毒的。

导言：我们的美德

答案显然是不能。欧洲移民危机可见一斑。

如果没有公共利益的共同目标或观念，社会契约还能存在吗？

所以古兰经和沙利亚法应该滚粗。

按他们的思路，对不宽容不应当给予宽容。

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一视同仁就没有恶，自然也就没有善。此言大善。

罗尔斯简直就是这种趋势的应声虫，他为了说服别人而写下的东西蔚为大观，他提出一种政体方案，促请人们不要蔑视任何人。

就是圣母白左呗。哈哈，原来美国还是有明白人，可是现代大学已经被自由主义左派完全占领了，可见作者失败了。

它们把立国原则视为障碍，并且试图推翻我们的另一种政治遗产——多数原则，鼓吹一个由遵循自己的信仰和意愿的少数派和族群组成的国家。具体说来，知识界的少数派期望提高自身地位，把自己视为其他所有人的卫士和代言人。

这叫掩耳盗铃

为了保护少数，连“多数”——现在被理解为私利——这个概念也被取消了。这打破了宪政思想中多数与少数之间的微妙平衡。

黑人运动被故意带歪了啊。马丁路德金的运动原意是人因为能力而无关肤色而受尊重，可是有人把他杀了然后歪曲他的思想为应该尊重黑人。马丁路德金从没说过这种话。谁杀的，谁带歪的，你猜？

宪法并没有允诺尊重黑人、白人、黄种人、天主教徒、新教徒或犹太人。它所保证的是对个人权利给予保护。

相对主义就是癌症。这世界必须有确定的标准，否则一切都是相对的那就没有任何追求可言。

开放曾经是使我们能够运用理性去寻求善的美德，现在却意味着接受一切，否认理性的力量。毫无节制、不加思考地追求开放，无视开放作为一种自然目标所固有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问题，使开放变得毫无意义。文化相对主义同时摧毁了一己之善和至善。

作者痛心疾首跃然纸上。

理性享有不受限制的自由——不是不加区别地给予一切事情自由，而是只给予理性。它是使其他自由具有正当性的本质自由，只有以它为基础，并且为了它，许多越轨行为才可以容忍。否认理性特权的开放切断了维持这种政体的机制不断运转的源流。这种政体与所有对立的主张截然相反，是为克服民族中心论而建立的，它全然不是社会科学的新发现。

对食人族来说吃人也是正义，难道这就给了他们吃人的自由？哈哈哈。

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有着不同的善恶观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这些善恶观没有真伪之分、高下之别。

笑死我了，现在中国也有人在鼓吹不要学外语不要学数学，一丘之貉啊。

我经常听到，废除学习外语、哲学和科学的规定被誉为开放性的进步。

按照三十多年后的现实看，作者你失败了，很遗憾。

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让这些现象复苏，这样我们才能重新拥有一个世界，我们可以向它提出我们的问题，能够进行哲学思考。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教育面对的挑战。

卷一 大学生

对中国大学生来说，这些知识也是历久弥新而且没有被教授过的，当然我们和美国的理由不一样……

可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这些大作家的著作却能够成为一片艳阳高照的高地，他们从那儿可以发现外部世界，发现我在这本书中所祈求的真正解放。对美国大学生来说，这些老货色也很新鲜，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一切重要的古老见解都是历久弥新的。

在中国这种教育同样是缺失的。所以我特么的现在才看到人家三十年前写的东西。

需要一种通识教育，以便为这些学生提供检验其生活、考察其潜能的手段。而这是大学不具备和不愿意提供的东西。学生漫无目的和难以驾驭的精力最后找到了一个政治出口。

在奶头乐统治精神消费市场的今天，再看这些担心更让人感叹。也许，精英和凡人之间的鸿沟不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和无法跨越也没有区别，因为他们自己放弃了。

在最坏的情况下，我担心人的精神散漫或心中沸腾的热血会被蒸发掉。尼采认为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构成了他全部思想的核心。他认为，人类的精神之弦日益松弛，而且有着再也绷不紧的危险。他相信，精神的活力源自文化，文化的衰落不仅意味着文化中人的衰落，而且意味着人本身的衰落。这就是他要毅然面对的危机：人作为人、作为崇高生物的存在，取决于他，取决于像他一样的众人——他就是这样想的。也许他并不正确，但他的立场看上去总是强有力的。

幸好我们对宗教这种精神鸦片没什么感觉。

没有哪个国家像法国那样，在世俗和宗教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不可调和的争辩，双方在这个国家找不到共同的基础，住在这同一片国土上的公民对人生的意义有十分不同的体会。

文学是给弱者看的二手理念。真男人就看教科书和学术专著，看毛的文学哈哈哈。

法国人是由文学传统造就的情感动物，美国人则是讲究理性原则的人。

恰恰相反，美国人看上去可以看全世界的知识，实际上却根本不会去看。也就是说本国作家这部分就是完全缺失了，没有任何益处。

作为读者的美国人而言，全世界是他们的书架；他们不像其他国家的民众那样，有着一种必须熟知本国作家著作的深切感受。

可惜从里根开始，美国就走上了自由平等的反面，不断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固化。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挂了美国没有压力了哈哈哈。

美国讲述着这样一个故事：自由平等在连续不断、不可抗拒地取得进展。自美国的第一批定居者和政治建国开始，我们对自由平等是正义的本质这一点就毫无异议，没有哪个严肃或重要的人物置身于这个共识之外。

原来解构英雄比如岳飞和邱少云等不是中国人的专利哈哈哈。这股逆流值得思考，到底是为什么可以在全球出现同样的思潮呢？

然后是查尔斯·比尔德的马克思主义揭露，试图证明在开国元勋身上不存在公共精神，只有对财产的私人关切，结果削弱了我们对美国原则的真实性和优越性以及对我们的英雄的信心

道德和宗教有毛必然关系。作者的局限性。

实际上，道德教诲就是宗教教诲。不存在抽象的教条。人们应当做的事情，自己有世人的支持和不服从就会受罚的意识，都在《圣经》故事中有形象生动的说明。

这一点我倒觉得没问题，社会总是进步的。历史的三观会部分落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也不要无视传统中那些永恒的闪光点。光靠父母完成这么艰难的任务有点困难啊。

父母不再具有他们在欧洲曾经享有的法律或道德权威。作为孩子的教育者，他们缺乏自信，他们宽怀大度地认为，孩子不但会比父母过得好，而且在德智体方面也会比父母更优秀。对进步一直存在着一种多少具有开放性的信念，这意味着往昔看上去可怜而可卑。尚无定论的未来不能由父母规定，它使父母所了解的过去黯然失色。

所以作者是打算再来一次文艺复兴？

他们的家庭在精神上是富足的，因为家中所做的一切——不只是特定的仪式——都能在《圣经》的训诫中找到源头，在《圣经》故事及其相关评论中找到解释，而且在垂范后人的无数英雄的行为中都有想象中的一一对应的表现。我的祖父母从这些严肃的作品中寻找他们家庭的存在和履行自己责任的理由，他们根据伟大的和高贵的过去，解释自己经受的具体苦难。他们朴素的信仰和举止把他们同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在处理同样的材料时，不是从外部或异域的观点出发，而是一如既往地深信不疑，同时深入领会以提供指导。

中国没有美国这种烦恼，中国的传统文化关于善恶等的思考只会太多绝不会找不到哈哈。

学校里突然冒出来的“澄清价值观”的课程，是为了给父母提供一个样板，它让孩子们谈论堕胎、性别歧视或军备竞赛这样一些他们不可能理解的重大问题。这样的教育无异于宣传，而且是毫无用处的宣传，因为塞给孩子的各种意见或价值是飘忽不定、不着边际的，缺少作为道德推理依据的经验或情感基础。舆论一变，这种“价值”也难免随之而变。这种新的道德教育完全不具备塑造道德本能或曰第二天性——它不但是性格也是思想的先决条件——的资格。

典籍

不，跟大学生无关，全社会都是这样，沉迷与朋友圈和时间线，还有几个人愿意看书？我说的不是看文学书，是看非虚构性严肃出版物。环顾四周，呵呵。

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我们的大学生已经丧失了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他们没有学会如何阅读，也不想从阅读中得到乐趣或提高。与前几代大学生相比，他们既没有多少文化上的自负，也拒绝对高雅文化表现出礼节性的虚伪恭敬，就此而言，他们活得“很真实”。

安兰德是个傻缺，精致的利己主义，呸。不值一驳。

总会有某个女孩提到安·兰德的《源泉》，这本书几乎算不上文学，但它有些不伦不类的尼采式主张，刺激着一些偏激青年追求新的生活方式。

不同意。不需要文学也能分辨，不要神话文学，文学不过是作者的二手三观加上情节的表达，绝大部分情况信息量极低。

如果没有把《安娜·卡列尼娜》和《红与黑》作为自己观察世界的手段，一个人就不会感到生活中还缺些什么，不会感受到真实的呈现与拔高意识的表演、无聊的伤感与高尚情操之间的区别。

这话没错，但是好书恰恰相反不应该是文学，而是思想专著。

因此，不读好书，既削弱了洞察力，也助长了我们最致命的倾向——以为此时此地就是一切。

我倒是觉得作者要求太高，现在的学生才经历过什么就想让人家有人生目标？起码三四十再说吧，孔子都是三十而立。大学里的目标都是肤浅虚假的，没啥好自豪的。

民主的相对主义还同一种对理想主义的政治恶果心有余悸的保守主义支脉结合在一起。这些保守派想让年轻人明白，这个俗丽的旧世界无法对他们追求完美的要求做出回应。假如武断地区分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那么明智的人在它们之间做出选择时，要么选择两者，要么都不选择。但是，不妨暂且接受我所反对的这种区分，理想主义应当在教育中占据首位，这是人所公认的，因为人肯定想尽可能完美地选择自己的方向。以可能出现弊端为由，试图压抑这种最自然的倾向，无异于把洗澡水和婴儿一起倒掉。柏拉图早就教导我们说，乌托邦思想是我们必须要玩的一把火，因为它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唯一途径。我们需要批判对乌托邦的种种错误理解，但现实主义提供的方便出路是死路一条。现如今，学生对什么是完美的肉体有着深刻印象，而且趋之若鹜。但是由于被剥夺了文学的指引，他们不再有完美心灵的任何印象，所以也不再渴望拥有它了。他们甚至不能想象还有这种东西。

很明显是全球化的跨国资产阶级。再不找到办法人类的未来一片黑暗，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未来通过金钱和生物技术在超人和凡人间人造的生殖隔离了。

你认为谁是恶魔？

音乐

提醒一下，不考虑保护听力的话很多音乐爱好者会未老先聋，不开玩笑。

这些新乐迷的音乐却是不分阶级、不分民族的。不管在什么地方，它一天二十四小时唾手可得。家里和车上都有立体声音响；有各种音乐会；有音乐录像带，有无休无止地播放这种东西的专业电视台；还有随身听，以致任何地方——即使是公交工具和图书馆——也挡不住学生私下享用缪斯的声音，甚至在学习时也一样。

没什么好讳言的，喜欢摇滚乐就像喜欢通俗文学一样，不加思考的享受没有什么太多意义，非虚构性的严肃出版物显而易见秒杀通俗文学。但是，古典乐也分三六九等，不加分辨的欣赏只会暴露自己的无知哈哈哈。

摇滚乐就像大学生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不容质疑，而哪怕多少了解一点儿古典音乐的人却少之又少。这种现象不断让我感到惊讶。在我同自己十分了解的好学生的关系中出现的一件怪事是，我经常向他们介绍莫扎特。

我对大学生几乎不报期望。看看知乎的氛围就知道了，两个字，呵呵。

愤怒是灵魂为免受自我怀疑之害而进行的防御；它重构世界秩序，以便为愤怒找到正当的理由。它使处死苏格拉底有了正当性。心灵的见识就是认清愤怒的本来面目，因而它是一种比研究数学更加哲学化的体验。

但在我看来，需要激情的心灵似乎是不够成熟的表现。如果一个人不能从自己的行为中收获最高的精神快乐，却要从别人的音乐中获得，唯一的可能性就是他根本没有活在践行人生信念的道路上。一个不能自我满足的心灵是弱小的。

在柏拉图和尼采看来，音乐的历史是试图把形式和美赋予心灵中黑暗、混乱和原始力量的一系列尝试——使它们服务于更高的目的，服务于给人以充实的责任感的理想。巴赫作品中的宗教意向和贝多芬作品中的革命和人道意向，就是非常明显的例证。心灵的陶冶需要激情，在使激情升华和赋予它们艺术统一性的同时，也使它们得到了满足。人的最高尚的行为是有音乐相伴的，音乐在表现这些行为的同时，为人们提供了从最低级的肉体愉悦到最高级的精神快乐，这样的人才是完整的人，而且在他身上不存在享乐和善之间的紧张。

这听起来像是ISFP，而不是INTJ的想法。

尤其是尼采，他力求再次引出非理性的生命之源，用野性的源泉补充我们干涸的精神溪流，所以他鼓励酒神精神和源于这种精神的音乐。

人都要经历这个过程。回过头来看，就觉得这玩意非常之艳俗。

高贵、崇高、深刻、雅致、品味哪怕只是得体，在这里都绝对找不到容身之地，只有紧张、变幻、粗野和直来直去——这是托克维尔警告过我们的民主艺术的特征；而且还结合着怪异、自大和自满——这就是托克维尔绝对无法想象的了。

摇滚通常与叛逆和反叛精神联系在一起，实际上真正的反叛精神根本不是这么肤浅就能完成的。真正的反叛不妨自经济独立开始。

摇滚产业是完美的资本主义，它提供所需之物，帮助创造需求。它的尊容与麻醉品交易毫无二致，但它是一种全新的现象，太出人意料，所以没有人想过得去管管它，时至今日，则为时晚矣。

现代社会能找到各种各样的例子。比如语言的弱化，让我们的语言激烈程度不断极化，good等于不好，现在必须说awesome才是好。比如感情的弱化，以前拉个手就可以开心许久，现在小学生都开始破处了。刺激的易得提升了一切阈值，是我们的世界价值观不断变得极化和浅薄。当然，还有互联网造成的回音室和茧房效应，放大了这一切。

摇滚乐为不成熟的人提供迷狂，在这方面它与和它沆瀣一气的毒品一样。它人为地诱发狂喜，而这原本是属于人们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实现的情感——例如正义战争的胜利、圆满的爱情、艺术创造、宗教献身以及真理的发现。无需努力，无需才华，无需美德，无需能力的发挥，三教九流都有平等的权利享受它们的成果。根据我的经验，那些曾经深陷毒品——和已经摆脱毒瘾——的学生发现，他们无法怀有热情或远大理想。仿佛他们的生活已经失去缤纷的色彩，他们只看到一个黑白世界。他们当初经历的快感太强烈，以致他们最后不再寻求快感或不再把快感作为目的了。他们可以做到尽职尽责，但只是干巴巴地照章办事。他们的精力已经枯竭，他们不指望自己今生今世的活动能带来什么，只是得过且过而已。

关系

自我中心

现代媒体已经让人根本不关注真正值得关注的事情了。一千个伊拉克人和一个修自行车的人被杀死了，人们关心的是为啥要杀修自行车的。当事件变成文字和媒体，它就失去了事件本身的价值。更何况人们已经被奶头乐填满了所有精神的空隙，早就失去了严肃思考的能力。

埃塞俄比亚的饥荒，柬埔寨的大屠杀和核战争，都是值得关注的真正灾难，但这些问题跟大学生的生活没有直接和有机的联系。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很少以某种方式跟公共问题发生关联，使国事和私事能在人们的思想中融为一体。人们不但享有参与或不参与的自由，况且也没有参与的需要，而且一切事情都在阻碍人们这样做。托克维尔认为，没有家庭土地或家庭传统，从而不必承担延续之责的人，很难避免个人主义，把自己看作过去和未来不可或缺的一员而不只是不断变化的连续体中的一个无名小卒，他这只是描绘了发达的平等主义的冰山一角。私心带来公益的现代经济原则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似乎没有理由再去担当公共生活中自觉的一员了。

美国当然曾经有集体主义，独立战争内森黑尔的名言“我唯一的遗憾，是我只有一次生命献给我的祖国”，这就是集体主义。For the greater good，这也是集体主义。甚至川普的MAGA，依然是美国集体主义。认为美国没有集体主义，这才是被媒体洗脑的典型后遗症。

人们不觉得美国是一项共同的事业，它只是个框架，里边的人民全是孑然一身的个体。

美国人是不愿意思考，中国人是不让你思考，结果殊途同归，两大帝国合二为一哈哈哈。

如果要求这一代大学生有所作为，把自己当作世界历史的强大推动者，他们的诚实只会让他们莞尔一笑。他们知道托克维尔所言不虚：“在民主社会里，每个公民习惯性地忙于思考一个渺小的对象，这就是他自己。”由于对历史的冷漠态度和失去了对民族未来的眼光，这种思考如今变得更加严重。

美国政府当然是故意将核心家庭打散的，这样失去组织性的家庭对抗有组织性的其他力量就是以卵击石。相反你看美国顶层，全是家族式的，布什家族，洛克菲勒家族，罗斯柴尔德家族，肯尼迪家族，顶级家族才会明白自己的价值和需要捍卫的所在。国家的力量没有办法拆散这种家族，只有政治斗争失败者的家族才会被对手撕碎。

这种前程未卜或结局不定的未来，这种不受既往约束的情况，意味着年轻人的心灵就像自然状态下的初民一样——精神上一片空白，无牵无挂，孤立无依，与任何事或任何人都没有继承下来的或无条件的关联。他们可以想怎样就怎样，但不管他们想怎样，都没有特定的理由。他们不仅可以自由选择居所，而且可以自由决定是信上帝还是做个无神论者，或者暂时把选择放在一边，先做个不可知论者再说；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走正道还是混日子，或是继续不去管它；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维持婚姻，要不要孩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生活中没有必然，没有道德，没有社会压力，不必做出牺牲，因而也不会妨碍青年人走向某个方向或脱离某个方向，但又存在着指向每一个方向的欲望，并伴随着相互矛盾的理由。

事实上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移民导致主体民族认同圈被迫不断扩大，否则就不存在主体民族了。以前是WASP，然后是西欧裔白人，然后是全体白人，现在的趋势是连拉丁这种半白人也算主体民族。当然不论任何时候亚洲人和黑人都是不算的。话说如果有一天当主体民族覆盖世界全部族群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全球化政治体制实现的一天，当然我想象不到如何实现，要不中国兼并美国吧，照我看这是唯一办法哈哈哈。

今天，他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孙子也许希望重新彰显意大利人的特色——他的父亲极力想要摆脱的社会劣势，但他的朋友仍会是他喜欢的那些个体；不管怎样，这不是因为他是意大利裔，而是美国生活的共同特点造成的结果。他对异性的吸引力，乃至他的婚姻，都不会受他的族裔或天主教传统的影响。这不是因为他也迷恋对方，或是他想加入既有体制，而仅仅是因为今天人们已不拿它们当回事，即使有人还想努力拿它们当回事。没有哪个社交圈会因为他的婚姻不合规矩而给他吃闭门羹，甚至极力反对的父母也不会这样做。同辈人不会特别在意他是意大利裔。即便学生进了那些在宗教信仰、其实是在种族上实行隔离的教区学校，共同文化也占有优势，当他们进入大学时，几乎立刻就会发现自己主要是与从前的圈外人交往。他们轻松地丢掉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包袱。我在孩提时代所知道的那种跨信仰或跨种族聚会的庄严感已经荡然无存了

可惜美国大学招生拼爹的事实无情的扇了作者的耳光。

大学向所有的人敞开大门，名牌大学逐渐放弃了优待校友子女和拒绝圈外人、尤其是犹太人的做法。

种族

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啊，一开始就错了，降低标准的唯一结果就是这样。想增加黑人大学生，那就要从黑人小学生教育抓起，治标不治本光增加黑人大学生录取率有屁用吗？美国教育人士都是装糊涂，不去做真正要做的事情，假装自己努力了但是没有结果，我呸。

优待黑人的做法把种族隔离最坏的方面制度化了。在名牌大学里，黑人学生的平均成绩比不上白人学生的平均成绩，这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另一个事实是，黑人学生的大学文凭也受到玷污，雇主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些文凭，或是成为容忍不合格学生的帮凶。最糟糕的事情是，黑人学生中的多数人贪婪地支持这种制度，但又是他们痛恨它的结果。许多受益于特殊优待的黑人学生形成了一种既羞又恼的心态，他们不喜欢白人在帮助他们这种说法，他们觉得大家都在怀疑他们的表现和他们取得同样成绩的能力，他们的成功在自己眼里也成了问题。好学生害怕被等同于不好的学生，害怕他们好不容易拿到的文凭得不到信任。他们成了成见的牺牲品，而这种成见是黑人运动的领袖选择的。成绩不好的学生享有与成绩好的学生同样的有利条件，他们想保住自己的地位，但又不时觉得自己不配。这使他们极力避免跟白人有密切交往，因为这些人比他们更合格，可能瞧不起他们。

性

现在的女权似乎追求一种不承认自己是女性的成功，比如惊奇队长。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对成功的定义一直被男权所把持造成我们已经不能想象如何实现女性化的成功，比如一个情绪化的CEO怎么成功？也许女权应该先修改成功的定义而不是急于宣布女性也能成功。在男权的定义里不论是像男人一样成功还是不像女人那样成功，都是反女权的。

妇女运动不是以自然为基础。虽然女权运动把妇女的地位看作是培养而不是自然的结果，但它的关键内容是，生理现象不应当是命运，生理现象本应是自然现象。妇女的角色总是受到人类的支配关系的决定，就像决定着奴隶制的支配关系一样，这种观点并非不证自明，虽然它可能是正确的。这种观点需要解释和讨论，不像性革命那样能够得到相关各方的肉欲的证实。而且，人们不时断言，科学征服自然——表现为避孕药丸和各种节省劳动的装置——使妇女摆脱家务事成为可能。可以肯定，女权运动是一个不屈不挠地唤醒意识和改造意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始于人们的一种倾向，它也许是永恒的，但肯定是现代的——对不受限制和不受约束的渴望。就像许多寻求抽象正义的现代运动一样，女权运动的目标也是忘掉自然，为确保这种正义而大力改造人类。

美国的单亲家庭和离异家庭已经比正常家庭更多了。总觉得这样肯定会对国民性造成影响，拭目以待吧。

毕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孩子一直更多地属于母亲。九成以上父母离异的孩子跟母亲住在一起，孩子对她们利害攸关，这点因为女权主义者的要求和很容易证明男性不负责任而得到加强。于是我们有了无家庭生殖——如果家庭是指存在着履行一定职能的男人的话。女权主义者把回归母性作为理想，这只是因为女权运动战胜了过去人们心目中的家庭，女性的自由不再受它的限制才成为可能。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家庭价值观念的回归，甚至也不预示着家庭作为一种制度有着特别好的前景，虽然它确实意味着女性可以更自由地同她们的复杂处境打交道。

一个老古板的痛心疾首，哈哈哈哈。当然不怕性病这个……

这些大学生对一切性选择都了然于心，而且很早就知道这一切，他们认为，凡是不会伤害别人的性行为都是正当的，他们不认为应该对性有负罪感或羞耻感。他们在学校里接受过性教育，那无非是一些“选择和取向”或“一种生物现象，让其自行决定价值”之类的说辞。他们生活在一个周围充斥着关于性的最露骨的讨论和描述的世界。他们一点也不怕性病。从青春期开始，就有各种避孕措施和简便的堕胎手段供他们使用。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进入大学之前性交就是他们生活中的正常内容，根本不怕名声不好，甚至不怕家长的过多反对。女孩在同男孩交往时受到的监督少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她们肯定不是没信仰的人，但她们轻易与别人的肉体亲近，也没有多少禁忌约束她们把自己的身体用于广泛的性爱目的。不存在有关自己的或性伙伴的贞操的特殊价值观。

分离

也就是说人生价值是体现在自己身上还是体现在家庭身上，面对冲突的时候显然只能选一个放弃另一个。

这样说来，至少根据霍布斯和洛克这类思想家的理论，必须把客观天性的必然因素、把自爱和自我保护的要求放在首位。也可以把性视为整个生命法则的直接组成部分，自我保护是第二位的，而爱、婚姻和养育孩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两者不可得兼。

原来哲学还有这种用处，受教了。

卢梭激励了小说和诗歌创作的一大流派，其热度历经百年而不衰，与把两性等量齐观的边沁派和密尔派的著作并存。

舔狗终将一无所有的美国版？

卢梭、托克维尔和所有其他思想家现在只有历史意义，充其量只能给我们提供一个分析我们处境的严肃的不同视角。浪漫爱情如今就像骑士风度一样，与我们格格不入，今天的青年男子不喜欢奉承女人，就像不可能再穿上盔甲一样，这不仅是因为这样做不合适，而且因为这有可能得罪女人。

现代社会人是不能避免孤独的，孤独不是负面的，享受孤独是成功者必备的品质。如果你做不到，你就不可能成功。此处可参考马斯洛的研究结果。高处不胜寒，不孤独的人只是资格不够而已。

我们荒漠上的沙子在不停地流动——远走他乡，告别故人，脱离信仰——这造成了一种精神上的自然状态，谨慎和怯懦是它的普遍倾向。我们是社会化的孤独者。

离婚

现代美国的很多问题，恰恰是这个离婚的里根任期里埋下的根源，难道真的有关联？哈哈哈。

同时，五十年来首次当选总统的保守派是个离过婚的男人，他的卫生和福利部部长——与家庭事务关系最密切的政府官员——在自己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离婚过程中说，她从总统的榜样中获得了勇气。

一味尊重别人的权利和决定等于没有自己的权利和决定。实现自己的价值的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让其他人主动为你实现这个价值，怎么做到就不能说了。

他们不像其他学生那样愿意认真学习哲学和文学。我揣测这是因为他们不太热心于探究自己的人生意义，或是不愿冒险动摇自己原有的看法。为了应付他们经历过的混乱，他们倾向于接受一些有关是与非和应该怎样生活的僵硬框架。他们满脑子不可救药的陈词滥调，什么自决呀，尊重别人的权利和决定呀，努力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担当呀，如此等等。这一切不过是遮掩愤怒、怀疑和恐惧海洋的一层薄纱。

大学生就不要谈三观坚定了，自己或至亲没有接近过死亡谈什么三观。年轻人谈三观，老年人都在笑。不到三十就别以为自己看破红尘，就算三十有资格这么说的人也是凤毛麟角。

年轻人往往因为一时兴起就抛弃自己信仰的习惯。他们没有多少可以失去的东西。这其实算不上人生哲学，但是正因为他们不知深浅，所以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对非传统的东西进行试验，由此获得更深刻的信仰习惯和陪伴他们一生的学识。

爱

这种婚姻非常的糟糕……没有想好的后果就是不可能得到满意的果实。

当婚姻出现时，它通常好像不是承担责任的决心和自觉的意愿导致的结果。两人一起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经过一个几乎察觉不到的过程，才意识到自己结婚了，其中权宜的原因和欲望的原因差不多，消极被动和积极进取的因素不相上下（他们并不真正期待过得更好，因为环顾四周就能看到，一切似乎都不怎么完美）。

男性的娘化难道是这个理由？但是现在很明显东亚男性的娘化比美国程度严重的多，所以我还是赞同阴谋论的观点，不能排除这是为了阉割东亚未来的可能性。

为使女人摆脱男人的支配，必须摧毁男人的灵魂——他们野心勃勃、好战、保护欲和占有欲强的性格。男子气概——这是对男性特征或男人勇气的颇有争议的描述，在古人心目中它是男人灵魂中居于核心位置的自然激情：奉献和忠诚的激情——正是祸端，是两性差别的渊薮。女权主义者不过是在完成一项由霍布斯开始的工作，按他的构想驯化灵魂中残酷的成分。随着男子气概声名扫地，正面的任务是让男人体贴温存，乃至有教养，以适应重构的家庭。因此，男人必须根据抽象的计划接受再教育，他们必须接受自己本性中的“女性成分”。一群霍夫曼和斯特里普式的人物拥入了学校、大众心理学、电视和电影，使这项计划倍受尊重。男人为了避免背上歧视女性的骂名，为了跟妻子或女友相安无事，一般都会认真接受再教育，虽然有点儿郁闷。

终于看懂作者的担忧了，女性从家庭解放出来之后家庭的核心存在理由就不见了，既然女性不再需要男性那么家庭就没有必要了，男性更不会主动让女性来依靠。而不健全的家庭会影响下一代乃至全社会。不得不说作者的担忧是对的！美国的非婚生子女已经超过了婚生子女，更不用说还有离婚的父母了。但是这种现象将如何影响社会意识和构建我还需要其他知识来帮助我判断。

现在，最强烈、最古老的婚姻动机之一已经不管用了，如今的男人很容易享受到以前只能在婚姻中享受的性。奇怪得很，过去的父母劝告女儿的那些令人生厌、愚蠢透顶的陈词滥调——“你把他想要的东西轻易给了他，他就会不尊重你，不娶你”——竟然成了对目前状况最真实、最透彻的分析。女人可以说，我们不在乎，她们既可以要求男人有正确的动机，也可以不需要他有任何动机，但是人人都清楚，并且她们自己最清楚，她们对自己顶多只做到了一半的诚实。

当性的意义被解构，爱就没有存在的基石。作者大概是这个意思。性爱这个概念被弱化分解为性和爱，但实际上原本的性爱的深刻和范畴都要远大于被解耦的性和爱之和。怎么说，我认为这是成长的必然吧，既有的神圣概念不断被解构和虚无化，这就是后现代。当然这样的后果一般来说都不太好，性爱的解构毫无疑问也是这样。当我们觉得没有意义的那一刻，它就真的没有意义了。

渴望完整性就是渴望教育，对完整性的研究就是教育。苏格拉底对无知的认识与他对性爱的完美认识是一样的，他用自己的对话影响他的同伴，在他死后这种影响更加强烈，并且持续了千百年，人们对他的谈话的渴望证明他是爱他人的人中最贫穷、最贪婪的情人，也是被人爱的人中最富有、最慷慨的情人。我们大学生的性生活以及他们对这种生活的想法，消除了这种渴望的力量，使其不为他们所理解。渴望的减弱夺去了性爱的神秘力量。学生们不信任性爱，所以也不再尊重自己。在自己从性教育中学到的东西和柏拉图的《会饮篇》之间，他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关系。

我靠，绝倒，作者这个结论哪里来的……

人似乎是为了自己的性欲而学习。这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人为学习付出的精力显然来自他的性欲。

看起来作者似乎是叔本华的忠实拥护者？

这意味着人的性欲的动物性因素是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与人的灵魂的更高境界纠结在一起，灵魂必须以其洞察力告诫欲望；这也意味着教育最微妙的内容就是使两者保持和谐。

我觉得教师会打你哦，作者。

老鸨和接生婆可以用来恰如其分地形容教师。

我喜欢这个比喻，笑死我了，哈哈哈哈。

人文学者就像在图书馆上班的老处女。

弗洛伊德这个逗逼，用奥地利充满性压抑的神经不正常贵族的精神世界来解释世界一切现象，手里有锤子看一切都是钉子，简直智障。

亚里士多德说，人有两种伴随着强烈快感的高峰：性交和思考。人的心灵就像椭圆或双曲线，心灵现象分布于两个焦点之间，表现出喻义的多变和模糊。弗洛伊德只看到了心灵的一个焦点，也就是和兽类相同的一点，他只好用社会压抑或印度神仙索之类的观点来解释一切高级的心理现象。其实他并不相信有心灵，而是相信肉体以及它的消极的意识工具——理智。这阻碍了他对高级现象的观察，这在他对艺术和哲学的武断观察中暴露无遗。

把弗洛伊德当真的人都是傻子吧。

。弗洛伊德心理学已经成了一个大产业，进入了公众生活的主流，其地位与工程学和金融业相当。但它一点也不比它们具有更多的精神吸引力。我们必须到别的地方寻找自我。

卷二 虚无主义，美国的风格

价值观的冲突尚可调和，善恶的对立就不能无视。但是，美国有脸自称善的代表吗？这可以算把自己忽悠瘸了的典型了。

里根总统使用的“邪恶”一词让当代人听着刺耳的原因是，这是一种文化炫耀，是在假定只有里根和美国知道什么是善；这是在否定其他生活方式的尊严，暗含着对不同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轻蔑。政治上的必然结果便是他拒绝谈判。善与恶的对立是不能用谈判来解决的，它是导致战争的原因。

所以才出现了存在主义。既然活着是没有意义的，那活着本身就变成了活着的意义。我们如何活着，就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但是这种意义和某种至高至善的存在比当然是low爆了，哈哈哈。

价值不是由理性发现的，寻求价值、发现真理或善的人生是徒劳的。始于奥德赛的探索三千年来延绵不绝，最终得出的看法却是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当尼采在一百年前说出“上帝死了”的时候，他便是宣布了这个所谓的事实。这时善与恶第一次表现为价值，它千奇百怪，从理性或客观的角度说没有哪一种价值优于另一种价值，善与恶确实存在的美好幻觉被彻底驱散了。对尼采来说，这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它意味着文化的解体和人类志向的丧失。像苏格拉底那样“检省”生活既不可能，也不可取了。人生本身是未经检省的，如果未来还有人类生活的任何可能，那也必须从过一种返璞归真、不加检省的生活的能力开始。哲学化的生活方式简直是毒药。简言之，尼采向现代人郑重宣布，他们是虚无主义深渊的自由落体。

可怜的尼采，被各种消费。

现代民主派和平等派的最新模式在尼采对事物的理解中找到了很有吸引力的内容。如今尼采更知名了，对左翼的影响更超过了对右翼的影响，这恰恰标志着平等的威力和尼采在与它对抗时的失败。

我想，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找不到自我，更不用说做到自我实现，体现自我价值了。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有能力超脱这个定义的个体，才有资格自称为超人。

伍迪·艾伦扑朔迷离的喜剧诊断出了我们的病根来自价值相对主义，其治疗方法是价值定位。他的强大力量在于他刻画了一个有自我意识的角色扮演者，从未对自己扮演的角色感到自在；他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他竭力想模仿别人，而这些人因为不清楚自己的空虚而十分可笑。

如果对尼采的理解只是导向了喜欢自己，那就太让我失望了。嘛，对普通人来说不能做任何要求。

这是一种有着快乐结局的虚无主义。

作者和我一样对尼采的本意比较推崇，但是对大众的肤浅理解嗤之以鼻。问题在于，掌握话语权的是谁，起码不是我哈哈哈。

思想影响着历史，就像尼采所言，“最伟大的行动是思想”，“世界围绕着新价值观的发明者旋转，默默地旋转。”尼采就是这样一个发明者，我们现在依然在围绕着他旋转，虽然转起来吱吱作响，不很滑顺。这就是我们的境况，令人费解之处在于，他的观点是怎样被那些渴望用借来的华丽服饰装扮自己的民主派弄得琐碎浅薄，民主又是怎样被外来的观点和品味弄得腐化变质。

既然上帝已经死了，那么纯粹的理性是不存在的。人类自以为的理性，实质到底为何？人类以理性判断的这许多事物，正确性到底有几分？消解一切价值的结果，如何确定果实不被不怀好意者窃取？一切都没有答案。

政治中的理性导致不人道的官僚体制。韦伯发现，选择理性的政治而不选择非理性的信念的政治是不可能的；他相信理性和科学本身就是价值担当，像其他价值担当一样，它们没有能力肯定自身的善，从而失去了自己最有特色的东西。政治需要危险而难以控制的、半宗教式的价值定位，韦伯目睹诸神为控制人和社会而战，其结局不可预料。没有塑造和维护社会的价值，精于计算的理性到头来将对事物进行刻板、冷酷和卑鄙的支配；感情将导致私心在浅薄享乐中的放纵；政治担当有可能助长狂热，而人类是否还有足够的价值定位能力是令人生疑的。一切都飘乎不定，难以捉摸，人的劳作没有了神的支撑。像德国深受尼采影响的其他许多人一样，韦伯看到，我们所关心的一切都受到尼采观点的威胁，我们没有支配人类结局的知识和道德资源。我们需要价值观，而价值观又需要人类非凡的创造精神，这种精神正在枯竭，而且没有任何普遍力量的支持。科学分析本身在消解人们赖以做出价值判断的保护性的思想界限，同时也得出了理性软弱无力的结论。

德国的思想产生了法西斯主义是毋庸置疑的，关键不是怎么产生以及为什么会，而是如何保证美国不加分辨的吸收了德国思想之后保证自己不会。实际情况我们都看到了，贸易战，MAGA，川普墙。看上去似乎不太妙啊。但是责怪德国显然是不对的，美国人自己缺乏本土文化来消化和吸收德国思想才是问题的根源。自由平等也算美国文化？那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嘛哈哈哈。

社会科学否认思想、尤其是严肃的思想，即便是根深蒂固的思想，与希特勒的成功有任何联系。但是在魏玛共和国——它的左翼观点如此吸引美国人——有很多知识分子至少一开始是受到法西斯主义吸引的，其原因跟激励着左翼意识形态分子的原因差不多，即对自主精神和价值创造的反思。人一旦堕入深渊，是否能在彼岸找到平等、民主或社会主义，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即便在最佳情况下，自决也是不确定的。但是价值创造的条件，尤其是它的威权主义的、宗教的或克里斯玛式的特点，似乎会跟民主的理性精神发生对抗。共同体的神圣基础与个人权利和自由主义的宽容精神是对立的。与共同体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新宗教精神影响着那些从创造的角度看待事物的人，使他们倒向右翼。左翼一方只有一种论断，即马克思在他的革命之后会把尼采的承诺准确地变为现实，而在右翼一方，是有关我们对创造的条件知道些什么的沉思。

虚无主义病毒早就蔓延到全世界了，消解一切，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毫无疑问是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存在主义对虚无主义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但是在作者看来这远远不够啊。

虚无主义及其伴随的生存绝望，在美国人看来几乎仅仅是一种姿态，但是随着来自虚无主义的语言成为他们教育的一部分，并且日渐渗入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开始利用由这种语言所决定的方式追逐幸福。有一大堆术语可以用来谈论虚无——关切、自我实现、扩张意识，诸如此类，简直无穷无尽。虚无是确定的，虚无是有所指的，就像我们在艾伦和里斯曼那里看到的一样。人们按捺不住要说点儿什么，要追寻自己清楚自己拥有的内在世界（inwardness），但它依然是个无果之因。内在世界似乎与外在世界毫无关系。外在世界被消解了，在内在世界看来遁于无形，而内在世界就像鬼火或纯粹的虚空。难怪只有存在主义者的“虚无”和黑格尔信徒的“否定”能让当代人竖起耳朵。美国人的虚无主义是一种情绪，一种喜怒无常的情绪，一种不知所以然的焦虑。这是一种没有深渊的虚无主义。

简单来说美国年轻人就是一帮无知的自大狂，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但并不真正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很好，和现实中美国人的表现完美吻合，作者的分析对了。作者痛心疾首的是一切本可以有其他可能性，但是美国年轻人所缺乏的现代精神基石让最坏的后果发生了。我倒是觉得中国年轻人还可以挽救一下，至少我们的文化作为现代精神基石还是够格的。

人们希望的优势则是现代精神呈现出的丰富与张力有可能成为综合性新世界观的基石，它将严肃地接纳那些过去被当作精神垃圾丢弃的东西。按尼采的说法，这种丰富性主要来自于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继承、现在仍未得到满足的虔诚渴望。但是，就年轻的美国人而言，这种可能的优势根本不存在，因为贫乏的教育使他们缺少抱负，他们几乎不能领悟尼采所思考并且由他本人所代表的伟大历史。他们现在的作为不过是在各种平庸的激情中胡打乱闹，就像一个颜色单一的万花筒。他们是一群自我主义者，但说不上邪恶，因为他们不是明知什么是善、正义和高尚却自私地拒绝它们的那号人。他们成了自我主义者，是因为在当代理论中，在传授给他们的课程中，自我无所不在。

两次革命和两种自然状态

美国人显然抱着来者不拒的态度。多元嘛，多元就意味着没有主体思想，主体思想意味着要被打倒的传统。咦，怎么莫名有点像打倒孔家店哈哈哈。

当美国人能够像享用欧陆美食一样纵情享受欧陆文学盛筵时，我们不能不怀疑，他们是否真有这样的胃口，又如何消化这些美味佳肴。

所以我讨厌虚无主义。虚无主义者应该自杀，反正没有意义可言。民主什么都解决不了，除了让流毒更猛烈的传播。

虚无主义却在其最为明显的意义上意味着资产者的胜利，意味着未来、一切可预见的未来都属于他们，一切高于或低于他们的境界都是虚幻的，以这种境界为基础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这实际上是在宣告，所有另辟蹊径或修正的措施——譬如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没戏。另一方面，美国人普遍相信，现代民主制度正在他们的国家得到实现，它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得到实现，而且这种民主制度是完美无缺的。

是的，这是个普遍存在的盲点。

美国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对资产阶级的痛恨右翼至少和左翼是一样的。

实际上当然不是。希特勒和资产阶级没啥亲密关系。

为使仇恨的火焰永不熄灭，许多文学家把希特勒解释成一种资产阶级现象，他们凭借不断重复的力量，把这种解释变成了自己手中的一根大棒。

法国革命当然是失败的，虽然提出了很多问题，但是很明显解答得一塌糊涂，否则就不会连续失败连续复辟了。光提出问题谁都能做的，重要的是解决问题。

在欧洲大陆的知识分子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而且是最有影响的人，则认为法国革命是一场失败，不是因为它未能成功地建立自由民主制度，而是因为它在造就自由民主的典型人物——资产者——并赋予他所属的资产阶级以社会权力上取得了太大的成功。

美国人对这些疑问全部无视了，简单的自由平等就完事。至于平等需要伴以何种社会组织形式和分配方式，对不起木有。简单粗暴的美国人，或者说浅薄的美国文化。话说，真的有美国文化这种东西吗？美国文化在欧洲看来毫无疑问就是暴发户的没文化的代名词。

平等真的仅仅意味着禀赋不平等的人拥有获取财富的平等机会吗？难道锱铢必较的精明应该比美德得到更多的奖赏？既然连柏拉图都要求在平等者之间实行共产主义，私有财产能够与平等安然共处吗？在美国，共产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罢，在反对私有财产受到的尊重方面都没有真正取得多大进展。洛克对财产的定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一向十分符合我们美国人的口味，而卢梭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在这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迹，虽然它在欧洲一向很有威力。自由对我们来说仅仅意味着随心所欲的行动，只受社会生活最低限度的要求的限制。我们没充分理解在为自己制定法律时真正需要的东西，也没有超越仅仅满足原始冲动的纯粹消极的自由。至于宗教，已被驯化的教会在美国保留着基督教的迷信，而战胜它也许才是人类解放的关键。好的制度应该信奉无神论，还是应该有一种公民宗教？最后，在这个世界上，对于拿破仑现象——野心勃勃，崇尚武力——我们除了不予理睬或拆穿其骗局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

自由平等的原始社会可是没有私有制的。私有制是伴随着不平等出现的。所以自由平等和私有制之间根本上是矛盾的，资本主义更不用说想解决这个矛盾了。无视和逃避就完事。

人人相信自由和平等以及源自它们的权利。这些东西无论如何是从自然状态带入政治社会的；由于缺乏别的依据，它们就像不可靠的旅行者讲述的自然状态神话一样神秘。

为了避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所以我们同意度让一部分权力给政府，这就是霍布斯的利维坦。

脆弱的人类必须寻找自我维持的手段。既然这是每个人的真正需要之所在，因此无论什么安排，只要它有助于他们得到衣食、居所和健康，以及最重要的，有助于保护他们——假如他们受到适当的教育——免于彼此伤害，就会赢得他们的赞同和信赖。

由于这种利益首先建立在尊重自己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只可能是自由主义的。而且，由于强调的是权利，因此义务被弱化了。

权利不是与谬误相对，而是与义务相对。它是自由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自由的本质。它源于人类对生活、对痛苦最少的生活的深切期望。对普遍的需求及其同整个自然的关系的分析，表明这种欲望不仅是一种空想。当一个人充分意识到自己需要什么，认识到自己正受到别人的威胁，而别人也正受到他的威胁时，这种意识即可被称为权利，并且可以被转化为一个与政治相关的术语。使社会机器运转起来的发条就是这种认识，它导致了这样的算计：只要他同意尊重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对此他不会有天生的尊重），就会诱导别人也给予他相应的尊重。这就是权利的基石，一种牢固建立在个人利益之上的新道德观。

卢梭认为自然人和公民是对立的。因为人自己的欲望和别人的欲望是冲突的。所以要么完全做自己，要么做社会人，没有中间态。只要你压抑自己的欲望，就不可能做完全的自然人了。但是，我认为从直立人至今，自有自我意识开始，从来就不存在不压抑欲望的自然人或自然猿，即使大猩猩也是有社会形式的。完全不压抑欲望的人是兽性的人，不等长大就被父母掐死了好不好。妄图挑战首领的大猩猩实力不够一样会被摁死，光有欲望没有对应的实力都是空想扯淡。卢梭在此绝对了自然人和自我欲望，因此并不能描述现实更不用说指导现实了。只想实现自己欲望的自然人是巨婴，根本算不上一个完整的人好不好。

卢梭十分崇敬洛克，他的批判就是从他在根本上赞同洛克所说的人之动物性开始的：人天生是个孤立的动物，他只关注自我保存和舒适。卢梭进一步认为，人为了自我保存，通过契约建构了政治社会。他不同意洛克的地方是，无论怎样理解私利，它同社会的需要可以自动地协调一致。如果卢梭是对的，那么人类的理性在计算其最大利益时，不会导致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好公民，一个守法的公民。他要么希望成为他自己，要么希望成为一个公民，他若是想同时做到这两者，他就会一样也做不到。换言之，启蒙不足以建构社会，甚至有可能瓦解社会。

不要再神化狩猎采集原始社会了，那么愉悦的话原始社会人口怎么没有大爆炸，可见绝大多数时间都是物质匮乏饿的快死的状态。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即使物产丰富也会迅速陷入人口危机。生产力跟不上，哪里有那么多愉悦，都是意淫。

悠闲的野蛮人能够享受这种愉悦感，忙碌的资产者则不能，他要辛苦劳作，他要为身外之物而操心。

回到过去做什么？做肉体的奴隶吗？身而为人不逆天而行超越原始肉体欲望，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人要么无奈地屈从于现实，要么借助这样那样的方式尝试回到过去，或是寻求把自然和社会这两极的创造性地综合起来。

自我和自然有那么值得追求吗？我是说低级的原始状态，根本是垃圾好吗？如果要自然原始，那就应该抱着盐罐子、糖罐子、油罐子吃成肥猪，然后沉迷于黄赌毒的快感到死，这才是人的原始欲望的最强满足方法。如果做不到超脱这个肉体那就太弱了，哈哈哈。

自我对社会适应不良的第一反应，它对自我保存和财产的合理性的抵抗，是试图恢复自我的原始状态，按照它的本能倾向生活，“抓住情感”，过一种自然纯朴，没有人为的社会欲望，也没有依附和虚伪的生活。卢梭思想的这一面唤起了人们对自然的怀乡病，在传入美国的初期也表现在梭罗的生活和作品中。近年来，它伴随着其他思潮日益兴盛，广为流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无政府主义便反映着这种渴望，每当政治和法律被视为压抑人性时，它就会勃然兴起；这种压抑也许是必要的，然而它毕竟是对我们本能倾向的压抑，而不是实现它们或满足它们的模式。

美国人没有自己的文化的缺陷暴露无遗。中国人就不会有这种困惑，中国人的问题是被美国人的拜金主义思潮和消费主义垃圾影响过多，造成中国文化的式微，但不代表中国文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洛克的学说要对我们的制度负责，他为我们接受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提供了辩护，并且给了我们权利意识。卢梭的学说是关于什么是生活以及如何治愈我们的创伤的大多数观点的基础。前者教导说，对文明社会的适应几乎是自然发生的过程；后者则认为，这种适应其实非常困难，在适应与丧失的天性之间需要各种媒介。我们今天的两类杰出知识分子分别代表了这两种学说。果断、进取、讲效率、不说废话的经济学家都是洛克派；深沉、凝思、郁郁寡欢的心理分析学家都是卢梭派。从原则上说，他们的立场水火不相容，但是只图舒服的美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暂时妥协的环境。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如何赚钱，精神病学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花钱的场所。

自我

如果按尼采的方法重估一切价值，用理性定义自我也没什么不行啊。单方面宣布自我是感性，让我这种理工男怎么办哈哈哈。

自我更多地是一种感觉而不是理性，而且首先被定义为其他人的对立面。“做你自己”。

我的感受一定是我应该怎么样反杀，我是怎么样陷入这个困境的，语言能不能帮助我，军体拳能不能帮助我。这种时候还陷入感情的睿智只有被打死的份，行动就算不能保证不被打死但至少机会不是零。理性，才是一切，感性，除了自我感动毛都不是，而自我感动连毛都不如。

具体而言，当有人拿枪顶住你的太阳穴并威胁要把你打死时，你应该想象到自己的感受。所有的自我就会集中到一点上，告诉我们什么才是重要的。

我就不渴望完美啊。完美就代表没有追求了，多无趣。不完美才有进步的空间，进步，才是唯一值得追求的幸福。完美，没有幸福可言。完美代表悲观，因为任何改变都是向下的，怎么会有人追求完美，傻B么。

原则上，据说人是渴望完美的，他渴望摆脱肉体欲望的束缚。完美是幸福的，但那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世是不可能的。

纯粹的欲望不就是野兽吗，哲学家到底在想啥呢？想吃就吃想日就日，这种生活好个屁啊，人类花了几百万年进化出想象和语言能力不是为了当低级动物的。

然而纯粹的欲望是可能的。

死亡有什么好恐惧的呢？弱者才恐惧死亡，强者笑着面对死亡，因为他知道他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活过，留下或未留下自己的印记，但是死亡不能剥夺他任何东西。他做过的事，留下的成果和思想，都是死亡不能剥夺的。肉体，会被剥夺，但是肉体本身不代表什么，肉体所做的事才能代表自己。只有不畏惧死亡的人才是真正活过的人，否则不过是历史的尘埃。

死亡的恐惧是一种直接的、无法抵抗的自我主观体验，其重要性超过一切，随之而来的是避免死亡的迫切要求，这一切都为新的自然哲学所证实，它从自然中只看到运动中的物体，依照惯性规律盲目保持守恒运动的物体。

能够纠正一切错误的制度必然是低效到不能接受的制度。如果学过编码学，就会知道纠错率是以牺牲编码效率为代价的，这是不能避免的。如果不能纠正一切错误，那么谁来划这条线，谁来判断错误，谁来判断纠正的正确与否呢？群众？别逗哈哈哈。
话说回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曙光确实出现了，那就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算法来判断。但是随之而来的自然是黑客帝国般的恐惧，算法的安全由谁来保证呢？
一切都是trade-off，哪有什么两全其美，都是骗人的童话，啦啦啦。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好政体有献身于公益的统治者，坏政体则有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统治者。对洛克和孟德斯鸠来说不存在这种区分。好政体拥有适当的制度架构，既能满足又能制约创建它的自私的人，坏政体则无法做到这一点。

你们想做哪个呢？苏格拉底还是卢梭？我想做自己，他们两个我谁都不做。

苏格拉底跟两个年轻人讨论什么是最佳政体，而卢梭则仰卧于木筏，漂浮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感觉自己的存在，拿这两个形象做一比较，他们之间的差别就一目了然了。

创造力

中国话就是人定胜天吗？

一种更加富丽堂皇的自由，即人可以为自己和自然立法，因此无须自然的引导。

这么说岂不是很容易达到？好吧，我是艺术家，我是我自己的创造者，我的作品就是我自己，很合理的逻辑。不过一般人不能掌握自己，而是被社会所塑造。

一个能够形成引导生活的宇宙观和理想的人是天才，是一种神秘的、魔鬼般的存在。这种人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就是他自己。

所谓科学的创造力不是说在研究科学的创造力吧，而是说研究方法或是使用方法上具有创造力，而不是说创造科学。科学本身，依然是要发现而不是创造。我是这么理解的。

科学家推崇创造力的观点，并不是科学或严肃地思考科学的结果。他们仅仅是顺应民主大众的观点，这种观点不自觉地受到了鼓吹人人都是创造者这种浪漫派观念的迷惑。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成了令人敬仰的人类楷模；科学意识到自己必须与那种楷模同化才能保住它的可敬地位。

原来如此，后现代艺术就是这么回事……所谓的“泉”，本质不还是小便池么。我也讨厌行为艺术这种概念。艺术就是艺术作品。我是古典主义者，哦也。

民主的本质在于否认美好事物不可企及。如果这些事物确实不是人人都能企及，就会出现否认事实的倾向——例如，干脆把不是艺术的东西称为艺术。

这就是语言的弱化，进而造成世界的弱化，和生命意义的弱化。解构和后现代的把戏就是干这个的。

现在这些术语属于每一个人，所以无论在大众用语中，还是在把它们作为概念使用的社会科学中，它们不能用来表达任何事情。它们没有特别的内容，只是麻醉公众的精神鸦片。

没错。真正的艺术家不在意观众和消费者的看法，只想表达自己想表达的。而那些在意消费者和观众看法的二流艺术家却会受到追捧和鼓吹，就像公众号里面媚俗的自媒体打败了严肃媒体一样。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朋友。

真正的艺术家不需要这种支持，相反，他会因此而受到贬损。会赚钱的人并不是最有品味的人，但他更乐于附庸风雅。

再加上多元文化，画面太美不敢看啊。
美国现在已经不敢说别人胖和丑了，可是没有胖和丑，那有哪来的漂亮和美呢？
什么都是文化，结果就是失去了真正的文化。空洞的思想和虚无的精神世界，留下一片荒芜。

况且创造性的源泉——文化本身——也已成了空洞无物的谈资，它原有的含糊不清已经达到了病态的地步。人类文化学家不能界定文化，虽然他们确信存在着这种东西。艺术家不具备崇高的观念，但他们知道文化（即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权得到文明社会的尊敬和支持。社会学家及其观点的传播者，即无所不谈的新闻记者，把一切都称为文化——吸毒文化，摇滚文化，街头文化，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且不分高下。实际上，文化的失败现在也成了文化。

文化

爱情这种东西真正形成观念也就是你们欧洲人干的，现代社会以前家庭本身只是责任和私有产权的结果，根本就不存在爱情这种事。中国古人有条件的那个不养小妾，家庭和大妇是政治是社会，小妾是自我是欲望，没逻辑矛盾。自己把爱情塑造出来然后自己当靶子打，厉害厉害，佩服佩服。但是就别扯什么原始自然好吗，原始社会哪有爱情？只有荷尔蒙。

从前使人分裂、束缚着人的爱情、家庭和政治，现在能够以实现和强化自然欲望的方式秩序化，并得到意志毫不含糊的肯定。

我也这么认为，这是全世界除美国外的共识了吧。

因此，像戴高乐和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认为美国仅仅是个人的堆积，是一个其他地方废弃物的垃圾场，人们一味消费；简言之，没有文化。

在文化里面谈政治似乎是一种禁忌。不过，中国文化向来就和中国政治紧密不可分割。所以，那也只是你们西方的禁忌。谈儒家和法家不谈国是是不可想象的。当然，现在让不让你谈是另外一回事。

实际上，伯里克利根本没有谈及我们想到的诸神或诗歌、历史、雕塑或哲学。他赞扬雅典的政体，在它的政治成就中发现了美——它的政体，尤其是它用专制手段维持的帝国。雅典人是远胜于荷马时代政治家的政治英雄，艺术则被含蓄地理解为是在摹写和装点这种英雄主义。我们却只找到了我们想要寻找的东西，对其中的内涵一无所知。这样来解释伯里克利，对我们来说太肤浅了。

这可以说是文化主义了，我同意这一点。每种文化都有其特质，比如中国文化就造就了中国不断追求统一和构建现代国家（按照韦伯的定义，但实际上我们的国家构建早在两千年前就完成了）的历史，而非洲文化根本没有国家的概念，所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几乎没有不挣扎在原始部落价值观中的。我是中国人，我以中国文化自豪。不管是沙文还是社达，中国文化作为唯一留下正宗传人的古文化，就是碉堡了。

人是文化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人从自然得到的东西根本无法与他从文化中得到的东西相比。一种文化，就像伴随和表现它的语言一样，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组合，它累积成决定着人的本质的统一的意义。

当市场变成全球化后，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国家、文化、价值观不是全球化的，人的社会也不是全球化的。这算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脱节了么？但是不论如何，单市场和资本的全球化带来了无数的问题，并且很多问题必须要一个全球化的共同体才能真正解决，我们可能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也许我们快要看到人类大同的曙光，也许我们快要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谁知道呢。

一种观点对我们说，人们共有的东西才是重要的，另一种观点则主张，人们共有的东西是次要的，他们是从不同的文化中获得了自身的深度和利益。这两种观点都认为，生命、自由、追求财富，即健康和维持生存的利益，是人类所共有的。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赋予法国人或中国人、犹太教徒或天主教徒以不同的分量，或特定文化在同肉体的自然需求的关系中的等级次序。一种观点倡导世界大同，与人权密切相关，另一种则强调特殊性，尊重各种文化。有时人们指责美国没有促进人权，有时又指责美国不尊重其他民族，要把“美国生活方式”强加给它们。如果美国干的是后一件事，它常常打着符合全人类福祉的不言自明的真理旗号。但是批评者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真理，它不过是美国文化的偏见。

刻奇的民俗表演不过是被扭曲的残渣，就好像美国的PandaExpress和真正的中餐之间的区别。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认为PandaExpress能够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但是老美就不会这么想。老干妈要靠谱的多，不论是代表文化方面还是好吃这个方面。

充满活力的原则，差异的灵魂，已经从差异中消失了。各个种族的节日庆典不过是流于形式地展示源于故土的服饰、舞蹈和食物。只有对灿烂的“文化”史一无所知的人，才会被这些索然无味的民俗表演（顺便提一下，它把文化的双重意义——民族和艺术——结合到了一起）打动或吸引。

价值

但是我认为，任何批评都应该认真的思考，而不是直接讨厌。对任何事都说是，尼采说的哈哈哈。韦伯虽然是欧洲中心论者，但这次没有说错。

韦伯的论述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同别人一样或更多地使我们接触到欧洲大陆对自由民主制度最深刻的批判，他介于尼采和我们美国人之间，而尼采是美国人最讨厌的人，这或许是因为他把我们说成最糟糕、最没有希望的人，所以我们不愿用那面镜子照照自己。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毫无疑问的这本书非常片面的赞扬新教伦理，视世界其他地方如无物，充满着欧洲中心论那腐朽而令人恶心的观点。

韦伯的科学是以这种轻蔑感为前提的，而我们把它称为主观的。他从尼采的思想中看到这种轻蔑感后，他在学术生涯中花更多的精力研究宗教，以期理解那些不可轻蔑的人，那些有所尊重有所敬畏，因此从不自满的人，那些拥有价值，或换言之，信奉诸神的人，尤其是那些创造诸神或创立宗教的人。他从尼采的思想中认识到，宗教或神圣的信仰是最重要的人类现象，他对这种现象的深入研究，是以尼采的非正统观点为基础的。

但没有强制性下坚持的部分才更有力量不是吗？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那么强迫性的信仰难道是真的信仰吗？只有上帝死了之后的信仰才可以说是真的信仰。当然，这是对真正明白上帝死了的人而言，对不明白这件事的人来说，信仰依旧是强制性的，所以依旧是无意义的。

人们在马克思那里发现的解放的欢愉，最终变成了失去保护的恐惧。诚实迫使严肃的人们在检讨自己的良心时承认，传统信仰不再具有强制性了。

只不过因为中了宗教的毒太深而已。上帝死了，那就自己做自己的上帝，有什么大不了的。当然绝大多数人根本没资格做自己的上帝，但那是另外一件事。非要拧巴的看这件事，难怪疯了。

渴望信仰，却又顽固地拒绝满足这种渴望，便是对我们整个精神状况的深刻写照。

那是因为西方的没落是一个事实性描述。西方窃取了东方的王位五百年，风水轮流转而已，别怕，五百年前的西方还是西方，如果你们害怕东方对你们做什么，那只不过是因为你们害怕报应而已，我只有一个字，呸。

尼采之后，描绘我们历史的典型公式是“西方的没落”。

放你妈的屁，中国人就是在信仰祖先和自己的情况下建设文化的，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一样跪在神脚下。神和天，是拿来逆的。蠢材。

但是，理性也清楚地看到，以往所有的文化都是由神祇、在神祇或信仰神祇的基础上建立的。

扯几把蛋。

必须有宗教，因为理性不能创建宗教。

那是因为宗教到了要被祛魅，要被淘汰的年代了。宗教，不是必须的。真善美的追求，不是只有宗教一种形式。文化，当然是可取的，文化是高于宗教的，而不是宗教的替代品。当然，东方人和西方人永远在这件事上鸡同鸭讲。我们有大禹和孙悟空，他们只有俄狄浦斯和希绪弗斯。不过换个角度，如果西方彻底摆脱了宗教的束缚，会再度迸发出文艺复兴般的光芒吗？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潜力依然存在。

文化这个观念，实际上就是维持某种类似于宗教的东西而又不谈论宗教的一种方式。文化是理性和宗教的综合物，它试图隐藏这两极之间的尖锐对立。

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实事求是和就事论事，将一切泛政治化了。并不是理论有问题，而是实践出了偏差。理论在实践中是应该不断修正的，比如说中特社，手动狗头哈哈哈。

众所周知，苏联停滞不前的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的虚幻和陈腐。

说到底尼采还是觉得只有他自己才能做到，不相信其他人可以做到。所以他努力想带给大家恐惧和动力，结果失败的疯了。但实际上没有他想的那么难，因为东方文化根本不需要上帝的指引，我们一直都是靠自己的。这么说，中国人才是尼采的真正传人，哈哈哈。

他想给人们指出他们的危险所在，他们面对的保护和强化人性的艰巨任务。照他的理解，如果人们相信上帝、自然或提供价值的历史，他们在目前的衰退中就可以做到从容不迫。只要人的客体化的创造物依然崇高，依然富有生气，这样的信仰就是有益的。但是随着传统价值在当下时代的衰竭，为了使人们意识到对自己命运的责任，必须把他们带向深渊，使他们对自己的危险感到恐惧，对自己可能变成什么产生厌恶。为了创造价值，他们必须反求诸己，重建他们进行创造活动的条件。

动不动圣经上帝，烦死了，你们不写宗教不写这些就不会思考了对吧。卑微的奴才思想。

我们从《圣经》中知道，与战争不同，混乱世界是孕育创造力的温床，但它必须受创造者的掌控。自我必须用欲望制造箭。这属于人的弓箭能向苍穹发射引导人的星斗。必须挣脱有关价值的梦幻，所以尼采根据我们的处境认为，必须打破一切误导人们的对舒适或安慰的希望，赋予少数创造者以威严，使他们意识到一切都依赖于他们。

既然知道是虚无还把整个文化建设在虚无上面，睿智啊。创造性，是人，是人自己干的，不是上帝不是宗教，所以自己做自己的上帝根本不难，这本书看的真憋屈。

神话的基础是虚无，不是实体，也没有原因。对价值成因的探求，无论它是对善恶知识的理性探索，还是对其经济决定因素的探究，都不能对其得出正确的解释。只有进入创造性的心理现象，才能有所澄清

作者认为之前高高在上的自然和艺术，被袪魅之后变得人人可得，但也失去了之前的地位。现在我们自以为我们找到了自我，实际上只不过是以前真善美最高意识的碎片，我们在中间发现了自己的倒影，并欣喜的以此为基础构建现代社会和相互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永远达不到前现代的那种追求了。

死于暴力的恐惧和对舒适的自我保护的渴望，是向堕落迈出的第一步。人人都清楚这种恐惧和渴望，我们据此可以相互辨认。第二步是存在带来的甜蜜感情，这种感情对文明社会的人来说不再能够直接理解，但是他能够加以恢复。在它的魔力之下，我们可以肯定地对自己说，“这才是真正的我，这才是我的人生目标”，并且可以进一步确信别人肯定也是如此。它与一种模糊而笼统的同情心结合在一起，使我们成为同一个物种，并且能够成为我们的向导。迈出这第二步，就再也没有驻足之处了，下降的过程令人触目惊心。

我想东方人做到这点比西方人容易的多，因为我们的泛神论和无神论以及祖先崇拜。一神教是邪恶的。剥夺了人思考的动机。

只有极个别的人能够找到自己的落脚点，能够从这里推动世界。他们是真正造诣深厚的人。

人和人之间的平等只是部分意义上的，比如法律面前或选票面前。但实际上人和人之间不可能是平等的，或者换句话说不可能是一样的，必然有的人更突出一些，用286的话说要允许一部分人更先进一点，然后先进带动后进。不论是富裕还是美德，其实道理都是这样，不可能人人一样。

它们并不是平等的。尼采以及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接受其思想的严肃的人认为，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已被如下事实所证明：不存在原则上人人都能理解的共同体验。像真实与不真实、深刻与肤浅、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之间的区别，取代了对与错的区别。这样一来，某个人的个人价值，就成了那些自身经验无法提供向导的人的北斗星。这些极罕见的人便是创造者，所有其他的人都需要他，并追随着他。

靠，佛陀什么时候轮到中国文化的唯一缔造者了，作者此处瞎扯，大家不要理他。

摩西、耶稣、荷马、佛陀：他们是创造者，是构筑视野的人，是犹太文化、基督教文化、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缔造者。

尼采显然是不相信平等的，否则他就不会自认上帝，也没有超人哲学了。左翼是相信平等的，所以坐席推崇尼采说明左翼的核心要么没有认识到这个矛盾，要么确实觉得自己和群众是不平等的哈哈。

尼采的全部思想都是对理性平等主义的抨击，它揭示了现在人们惯常谈论的价值是多么无聊——左翼对尼采的推崇又是多么令人吃惊。
既然价值是非理性的，而且不是以它们的遵从者的天性为基础，那它们一定是被强加的。它们必须打败对立的价值。理性的劝说不能使人相信它们，所以斗争是必然的。产生价值和相信价值是意志的行为。

人成为上帝之后，就得为自己立法。就像萨特所言，人必须对自己的选择负一切责任，哪怕不做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就是被我们历史上的全部选择所缔造的人生。发现和面对这一点，脱离凡人的精神境界。担当精神，就是责任感。对自己的责任感，区分了超人和凡人。

担当精神是一种美德，因为它表明了行动者的严肃性。当活着的上帝被自我提供的价值标准取而代之时，担当精神就成了信仰的同义词。这是帕斯卡的赌注，这赌注不再押在上帝的存在上，而是押在相信自我的能力和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上。担当精神评价各种价值，使价值成为价值。不是对真理的爱，而是理智的真诚，是精神处于适宜状态的特征。既然价值中没有真理，生活中存在的什么真理也就不那么可爱了，真实自我的特点是尊重个人的神谕，同时直面真实的自我和它所体验到的一切。决断，而不是慎思，是行为的原动力。人无法预知未来，也不能设计未来。人必须用意志力争取未来。

人人平等的现实应该被摧毁，只有这样才能有自由发挥的创造力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有进步的空间和目标。人人高矮胖瘦不一样，承认精神有差别就跟被挖了祖坟一样，这是虚伪。也许有进步的空间并且终点也许是一样的，但是在没进步之前，现实就是不一样。不能拿潜力当实力。

伟大的革命者必须摧毁过去，开辟能让创造力自由发挥的未来。政治是革命的政治；但不同于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或俄国革命，新的革命应该是非程序化的。它们是由思想真诚、具有担当精神、意志坚强、富于创造力的人完成的。

所以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根基在这里，但是亨廷顿毫无理由的认为东亚和伊斯兰文明会携手对抗西方，这就是高看西方了。东亚文明的先进性岂是你们两个弱鸡一神教可以抗衡的。之所以极弱只不过是因为我们不像欧洲一样有整个美洲可供敲骨吸髓，我们只能靠自己对抗全世界。但是杀不死我们的终将使我们变得更强大，东亚文明下浸淫的人数，是我们获胜的根基。主体民族百分比和文化共识下的人数，决定一切。

自由民主国家不会相互开战，因为它们理解适用于一切地方和一切人的相同的人性和相同的权利。各种文化之间兵戎相见，它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只有战胜别的价值，而不是说理劝导，价值才能得到确立和维护。各种文化有不同的感悟，它决定着世界的面貌。文化之间不可能达成和解，因为最高的事物之间是无法沟通的。

所以，西方国家明知道基督教不正确，但是根基选择了这种虚无已无退路，只能将文化建立在反智的基础之上。美国依然有一半以上的人不相信演化论。当然，伊斯兰更糟得多。这是个比烂的世界，东亚文化很明显是最不烂的那个哈哈哈。

所以，文化相对论者必须更关注文化而不是真理，即便知道自己的文化不正确，也要为它而战。

一个被困在基督教和演化论科学中的人的信仰是可疑的，不坚定的。

普通的政治或道德文化相对主义者注定是没有文化的。文化相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完全相反，它在削弱信仰的同时又教导需要信仰。

种族主义是不对的，因为人本身的物质基础，这个肉体并没有生殖隔离。但是文化主义的基础，文化的区别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本身只能皈依一种文化，哪怕他表现成多么多元，但根本逻辑只有一个。所以文化主义定义了我们的区别，基于文化主义的区别对待当然就是正确的。意大利的文化和WASP的新教文化的区别，让意大利成为一滩烂泥。不要假装整个西方只有一种文化了。宗教之为文化的根基的缺点表露无遗，分裂太他么的容易了。新教、天主教、东正教；什叶派、逊尼派；小乘、大乘、藏传。欧盟要建立牢固的共同体，首先要建立牢固的共同文化，否则都是纸牌屋而已。

有多少种文化就有多少种人，不存在任何视角可以谈论单数的人。不仅人的习惯、风俗、礼仪、时尚是如此，人的精神更是如此。因此，有多少不同的文化，就一定会有多少不同类型的精神。

文化的共识根基之所在。

共有的神圣感是识别文化最可靠的方式，是理解文化及其各种表现的关键。

这只是说明你们短暂的通过精神上吸收希腊文化和物质上吸收美洲财富所造成的繁荣开始进入回归原本位置的通道了。

伟大的二元论崩溃了；艺术、创造力和自由都被决定论和狭隘的利己主义吞噬了。

因为既然这世上本来就没有神，那么造神就意味着欺骗，不论你想造什么神。而在现代信息社会下，可以欺骗所有人一段时间，也可以欺骗一部分人所有时间，但是妄图欺骗所有人所有时间的成本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未来没有神，只有自己做自己的神。因为欺骗自己总是能做到的，灭哈哈。

因为他们知道过去有过诸神和英雄，这些人是诗意的想象力的产物——这意味着诗意的想象力能让他们再生；然而他们没有勇气或决心去创造诸神和英雄，所以他们是毫无希望的。只有他们仍然能够渴望；然而他们是基督教的上帝或至少是基督教世界观的秘密信奉者，却不相信真正的新宗教。

但人的个性很明显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三观从小到老一直都可以变（自愿僵化的怪不了别人），那么这个命中注定到底还是不是注定，就值得商榷了。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这命运就是我们的个性，但我们必须解释，必须与人沟通。

尼采对我们现代文化的影响之大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尼采开拓了一个供现代艺术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探索的巨大领域，从最黑暗的无意识或最黑暗的非洲的深层寻求重振我们衰竭的文化。尼采的断言并非全都可信，但它的魅力是不可否认的。他走到了卢梭思想的尽头，并超越了他。

所以尼采最终没有保持住自己的理性，疯了吗？但是如果人的一切根基只由感性决定，显然和我们现代社会的现实是不一致的。即使冷冰冰，但终究是理性影响现实，而不是感性。即使感性是根源，也要通过理性来实现。更何况只将感性和无意识作为人的中心，最终很容易变成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还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比较重要。

尼采使心理学作为最重要的研究再次成为可能；上个世纪在心理学中一切有意义的发展，不仅心理分析，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是发生在他发现的这片精神大陆的疆域之内。不过，由于理性地位的变化，自我与灵魂之间的差别依然是巨大的。在尼采的思想中，对人的重构要求牺牲理性，而启蒙运动无论有什么失误，一直维持着理性的中心地位。就尼采的全部魅力以及他那些打动热爱灵魂的人的全部言论来说，他在这个关键方面对柏拉图的背离远远超过了笛卡尔或洛克。

创造神话其实也就罢了，关键在这里，创造什么样的神话，体现谁的意志，谁来掌握解释权和修改的权力，换句话说，新神话下的教会掌握在谁手上？最后无非是换一种愚民的方式和组织，有什么根本区别吗？

传统模式的哲学做着去除神话和非神秘化的工作。它没有神圣感；它为世界除魅，它使人失去根基，从而走向虚空。哲学在求索的尽头发现了虚无状态，这个启示使新哲学家明白，为了创造一个世界，他必须把制造神话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新教伦理确实是韦伯的发明，通过这种概念的构建，无形中自说自话的独占了这些品质，让WASP的文化优越主义找到了根基，无理由的歧视其他非新教伦理。而实际上所谓的新教伦理精神并没有任何超凡脱俗的地方，在所有文化中既不突出也不落后。

把社会和政治经验中关于宗教神话制造和价值定位的理论灌输到美国人血液中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着马克斯·韦伯的语言的影响。我很想说，他在这里的成功简直是个奇迹。他的发明——“新教伦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克里斯玛，即Charisma。

韦伯说，正是加尔文的克里斯玛以及与之相关的、被他的追随者常规化的世界观，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决定作用。

韦伯一方面否定马克思的思想，历史本身是非理性的，另一方面否定新教伦理，新教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是非理性的。左右逢源，不，左右开弓，妙啊。

另一方面，韦伯否认加尔文教派所规定的“价值”的合理性；它们是“决断”，而不是“慎思”，是由强有力的人格、“世界观”或“对世界的解释”强加给混乱无序的世界，除了新教徒的自我，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基础。那些价值给新教徒建构了一个他们的世界，它们首先是意志行为的表现，同时建构了自我和世界。这样的行为必定是非理性的，没有任何基础。在混沌无序的宇宙之中，理性是不合理的，因为自相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当自由主义者的指导精神是基于某种伦理的时候，其实不正说明他们的不自由吗？新教伦理以某种先验的道德观作为基石，而这既不理性也不自由。

关心自由市场的人似乎真的没有认识到，当他们使用这种语言时，意味着他们承认为了使他们的“理性”体制得以运行，需要道德上的补充，而这种道德本身却不是理性的——或者就他们所理解的理性来说，至少对这种道德的选择不是理性的。

是的，当奶头乐和廉价的物质、精神快感充斥市场的时候，还有谁能够阅读严肃的哲学著作呢？但正如尼采指出的，当秩序崩塌的时候，那些坚持的人的意志之光将更为强大和耀眼。哦也。

人们不再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阅读严肃的哲学著作或把它们作为立身根本的习惯，而且他们很可能做不到这一点了。

换句话说，韦伯和萨特们承认信仰的重要性和最高体验的真实性，但是不承认有一个上帝作为根基，相反的是我们应该向自身追求这种体验，寻找自己的信仰，也就是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瞧我说什么来着，东方文化早就等着你们了。你们落后王阳明几百年。

像加尔文这样的人是价值的创造者，所以也是历史中的行动楷模。我们无法相信他们体验的根基（上帝），但那种体验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关心的不是搞清楚他们如何理解自己，而是从自我中找出他们的信仰根基的神秘替代物。我们不能拥有，也不想拥有他们所特有的幻想；但是我们需要价值和担当。这种无神论的宗教精神的结果，就是神秘主义的沉思冥想，以及韦伯和许多思想家（想想萨特吧）关于信仰和行为的言论，其巅峰之作非常不同于宗教领袖或理性政治家的言行。它融合了这两种人，但更看重前者，看重信仰以及与它相伴随的一切的必要性。

靠，作者眼中就只有欧美那个小圈子，全世界都不存在。娘希匹。

一切与价值选择有关的事情都是源自宗教。人们无需探究别的东西，因为基督教是我们的历史的必要而充分的条件。

这是个神奇的字眼，当具有这个品质，或自以为具有这个品质的领导者想要超越体制束缚的时候，这个字眼给了他们天然的权力和超越授权。我们要警惕这个字眼，只要出现，那就意味着有独裁假自由之名而横行，有威权假民主之名而肆虐。当然，不论东方还是西方，政坛上总是有人想要攫取这种至高的权力来实现至高统治。例子自己想。

在美国，克里斯玛不仅是一种描述，而且是关系到领导能力的好东西。它甚至赋予领袖超越法律的资格，因为领袖有着固有的“特殊禀赋”。韦伯在谈到克里斯玛时想到的是摩西、释迦牟尼或拿破仑之类的伟人，但黑帮头子在形式上也符合他的定义。对于那些被政治的法制规范排除在外，又要求人们给予关注的事物，韦伯力图在政治领域给它们一席之地，虽然它们不是建构在理性或同意——这是自由民主体制下唯一的统治权利——的基础上。故也难怪，那些受到我们的宪政体制约束的煽动家，要抓住一个似乎能让他们合法化、向他们献媚的字眼。况且，民主体制下的个人主义没有为领导者正式提供太多的活动空间，在这种体制下每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的主宰。克里斯玛既为领导者辩护，又为追随者开脱。这个词对煽动民心的才能和活动给予正面的肯定，而我们的宪政传统认为这种才能和活动是负面的。它含义模糊，这使它成了欺诈的工具，成为那些善于制造形象吹捧自己的人的工具。

靠，明明是理性的正当性最重要才对吧。老外什么时候能超脱圣经的束缚呢？

根据韦伯的看法，这种辩护有三种类型：传统的，理性的和克里斯玛的。有些人臣服是因为历来如此；有些人同意服从称职的公务员，是因为他们按照既定的理性规则行事；还有一些人则是被某人的克里斯玛所迷惑。三者之中，克里斯玛型的正当性最为重要。

难怪，韦伯把理性的正当性用官僚来做了弱化和自我设限，自己树靶子自己打。可是如果是哲人王，你说他的统治到底是基于克里斯玛还是理性呢？我想还是理性更多吧，否则就不是哲人王，而是艺人王了。所以我还是认为理性的正当性最重要。指望克里斯玛，和指望氪星超人有什么区别？

理性的正当性则不是由克里斯玛形成的，公务员——官僚——因此也不能做出真正的决断或承担责任。我们可以说，他们没有能力决定大政方针，或者用更古典的说法，不能建构目标。

可惜，尼采肯定不是完全正确的，否则为什么会疯呢？如果一个理论不能适应和改变现实，那么就一定是有缺陷的。所以这个信念一开始就不完全正确。地基不牢啊。

整个任务取决于一种信念，即尼采是正确的，最后的人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人，或者更一般地说，尼采对理性的批判是正确的。

所以克里斯玛其实就是神棍的代言词，换了一个名字但是本质没有改变。当我们把权力交给克里斯玛，就等于在做一个必输的赌博。当然，依然有可能这是一个真神，是一个超脱了低级趣味的人，是一个真正的不在意利益和诱惑的超人，那么，这个赌博赢的概率就不是零。问题在于，你相信这种人存在吗？

克里斯玛是极端主义和恣意妄为的法则。此外，领袖必须有追随者，所以存在着种种诱惑，使他脱离追随者所定义的角色另外采取行动。最后，真正的克里斯玛是极难判断的。要对得到神宠的克里斯玛型领袖的真实性进行令人信服的检验，显然是极难办到的。至于那种克里斯玛来自更加神秘莫测的自我的领导人，实际上不可能加以验证。

对一个超人来说，善恶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只有需要与否这个区别。善恶是为凡人而设的。理所当然的，在凡人看来这就是极端主义。问题来了，到底是极端主义还是超人的判断，怎么做出分辨才是事情的关键。

当一个人冒险进入尼采开拓的广阔天地时，要设置界限是很难的。权衡和节制与这片天地格格不入。韦伯只是许多深受尼采影响并大力宣传其思想的严肃学者之一，他们不相信极端主义，而尼采则断言这种极端主义是置身善恶之外的结果。

按照韦伯的定义，希特勒和斯大林都是克里斯玛型领袖。不做深刻的反思怎么能修正理论呢？逃避不能解决问题。

那些在这方面抛弃了韦伯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能正视韦伯所犯的错误，或者是因为他们所拥戴和宣传的思想可能有助于支持法西斯。

当我们提到价值的时候，判断标准的根基就是神圣性。否则没有标准的价值是无意义的胡言乱语。但是神圣性和宗教并没有必然联系，文化可以用来解决神圣性。作者诉诸宗教只不过因为他脑子坏掉了。

神圣性——作为自我的核心现象，不为科学意识所承认，更被丧失了宗教直觉的无知路人踩在脚下——从价值学说发端伊始，就为德国思想家所看重。那是因为他们懂得“价值”的真正含义。而在我们这里，在经历了弱化一切信念、抹去一切卓越之后，神圣性才被认为是无危险的，才获得了它的自我。

左翼的尼采化或尼采的左翼化

马克思都死了一百多年了，指望他的理论依然指导现实才是教条主义吧。马克思主义的各种修正版本对建构世界观一点问题都没有，比如法兰克福学派，或者中特社，狗头。

在那些人们与时俱进，意识形态已成定局的中心地带，马克思早就销声匿迹了。《共产党宣言》看起来很幼稚。《资本论》无法让读者相信它是有关经济学或人类的必然未来的真理，值得按它的要求付出艰苦的努力。不错，他的少数精彩文章依然魅力不减，但不足以建构一种世界观。

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哲学家的能力。奢求普通人都有这种能力是不现实的了。但是，可以通过宣传让普通人认识到哲学家的结论。唯一的问题是，哲学没有奶头乐好玩。

没有意识形态而掌握着科学的人，能够观察经济基础，认识到提倡智者统治的柏拉图政治哲学不过是对奴隶制经济中的贵族地位加以合理化；或是认识到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它宣扬自然状态下的人的自由，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人为敌的战争——从本质上说不过是在掩盖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安排。

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啊，一个思想必然为某些人张目，所以也必然有其局限性。

为了了解何为勇气——一个对我们十分重要的命题——我们不应当看柏拉图和霍布斯，而应该看看他们对勇气的定义多么适合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

马克思主义被曲解了，人们普遍通过二手三手知识认识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人去看过原典呢？当然我也没有看过。

列宁在1905年却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意识形态，这意味着它也不能主张有什么真理。还没过半个世纪，马克思的绝对论就被相对化了。人们逐渐普遍承认，这种绝对时刻论和置身历史之外的观点是不可信的（尼采在其激进的历史主义中也坚持这一点），从而把马克思送进了化石博物馆。

披着红旗反红旗么。作者对萨特的鄙视跃然纸上。

把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历史相对主义的处理，用他的方法论反对他本人，现在看来就像在宇宙的流变中断然采取某种立场，是创造者的标志，是对万物没有意义的公然挑衅——也就是说，它以这种方式看待那些被尼采咒语迷惑的人。对这种新眼光的拙劣模仿可以在萨特这个人身上找到，他对虚无、深渊、厌恶、无根基的担当有着神奇的体验——结果几乎必定是对党派路线的支持。

存在价值但没有支配的世界为什么不可能呢？真正人人平等的世界，就能实现这一点。人和人之间不可能真正平等，对，现在是不能，但不代表未来技术发达和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也不能。未来可以对不能平等的人用福利养起来，能平等的人自然就平等了。

韦伯的意思是，人类的一切社会或共同体都需要这种暴力支配——在一个除了人的创造精神以外不存在秩序力量的世界中，这是从无序中产生秩序的唯一途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朦胧地向往着一个存在价值但没有支配的世界。这就是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残留物

我尚未听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谈论神圣。所以，游戏还得继续。

当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谈论“神圣”时，这场游戏想必是要收场了。

事实是具有讽刺意义的，德国没有等来革命，等来了法西斯。所以旧秩序的覆灭并没有必然带来新秩序的兴起和合理性，这是历史的证明。所以革命的正义性被打了折扣。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部分是为了在德国掀起一场更宏大、更美好的革命，这是德国哲学完美的自然结局，如同法国哲学在法国革命中达到顶峰一样。当然，革命势必导致流血，这证明了人们爱自由胜过爱生命。但是，大量流血是不必要的，暴力本身并没有被视为好事。旧政权已摇摇欲坠，需要再给它一击；在其背后新秩序的条件已经发育成熟，这种秩序的合理性已经得到自然、理性和历史的充分证明。

是的，为了正义的目的，暴力是一种可以采取的手段，这是革命的正义性的根本。但是，如果以法的精神来看，论迹不论心，目的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暴力本身。你觉得哪个角度好呢？

当尼采说“好的战争使每一种原因都变得神圣”时，他极具煽动性地阐明了一种新思路。各种原因不分高下，皆是价值。价值定位才是要害所在。把暴力从一种手段转化为至少有了目的的性质，这有助于说明革命的暴力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混乱的终点不就是热寂吗？从物理角度说封闭系统是不可能达到和平稳定的，因为熵增不可逆。

旧式的革命家向往和平、繁荣、和谐与理性，即最后的人。而新型的革命者则向往混乱。几乎没有人全盘接受尼采的规定，但是其观点却不胫而走。

正义对他们不值一提，所以杀人犯更被关注的不是杀人，而是要给他配得上的待遇，是受了什么不公呢？白左的嘴脸令人作呕。不知道现在恐怖主义肆虐这么多年后有没有改观呢？

我曾看到一些年轻人，还有老年人，他们都是民主自由派，热爱和平，举止优雅，可是对于那些因为微不足道或冠冕堂皇的原因就以令人发指的暴力相威胁甚至动用这种暴力的人，他们在目瞪口呆的同时也报之以钦佩。他们心中暗想，自己遇上了真正有担当的好汉，这正是他们自己缺乏的。他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有担当，而不是真理。

盲目的运动和布朗运动何异？进步是有方向的，运动则不是。运动重要的是运动本身，而不是运动的结果。进步是结果导向，运动则是过程导向。

运动取代了进步。进步有着明确而美好的方向，是一股控制着人的力量。进步是传统革命所要证明的东西。运动中则没有这些幼稚的道德废话。运动而不是固定不变是我们的状态——但这种运动除了由人的意志所强加的内容和目标之外，再无其他内容。

事实上超人和阶级无关，只和意志有关。所以这是一种曲解。至于资产阶级和最后的人，我倒并不表示反对。

既然尼采分子把这一切说得惟妙惟肖，为何不干脆把他们的言论据为己有呢？于是他们接收了“最后的人”，并把他等同于马克思的资产阶级；他们接收了“超人”，并把他等同于革命成功后的无产阶级。只要你相信资本主义多多少少是“最后的人”的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会释放出新的能量，那么尼采关于人的渺小化和精神生活贫困化的无与伦比的描述，就能加强马克思的立场。

我不这么想。人民并不因解放而天然升华，但美德至少可以通过减少稀缺或者直接消灭稀缺的情况而得到促进。资本主义的弊病不是不够自由，而是太自由以至于资本吞噬了一切，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

两种强大的思想体系被捆在一起端到人们的面前。弗洛伊德的学说是这个混合体中真正有血有肉的成分。马克思则提供了普遍适用的担保：资本主义确实存在弊病，问题可以通过更多的平等和自由加以解决，获得解放的人民将拥有一切美德。

艺术家是不可能支持平等的，否则人人都是艺术家那也就不存在艺术家本身了。就好像我们都是人，所以没有一种职业叫“人”。只有和其他人不同的特质才能成就艺术家，这个本质就意味着不平等。

在他们看来，问题在于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平等都没有给天才留下位置。所以他们都是马克思的对立面。但当一个人说他憎恨资产阶级时，他多少会被视为左派的朋友。因此，当左派有了接受尼采的念头时，他们便同他一起获得了19和20世纪文学传统的全部权威。

无产阶级不代表没文化啊。不过这有点悖论，如果一个有文化的人受到社会的回报，就不至于完全无产，那么也就不会变成无产阶级。所以，无产阶级的定义到底是啥呢？尤其是当艺术家掌握了自己的全部生产资料，比如笔和纸的时候。他们算无产阶级吗？

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其实囿于对资产者的传统仇恨而裹足不前，同时怀着一种朦胧的希望：无产阶级会带来文化的复兴或更新。你从阿多诺的言论中很容易看到这一点。但你在萨特和梅洛—庞蒂那里也很容易看到，资产者是他们真正关切的对象。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仍在思考剩余价值和其他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知识分子却迷恋文化，正如柯拉克夫斯基十分恰当地指出的，他们发现自己中间没有一个无产阶级。

对，现在社会已经和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研究的遍布血汗工厂和黑心资本家的时候不一样了。资本家通过生造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将无产阶级进行了分化，同时真正的无产阶级随着社会发展也多半拥有自己的资产（流氓无产阶级除外）。现代阶级划分不像以前那样二元化，更像一个连续体。

随着社会日益繁荣，穷人也逐渐变为资产者。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并没有增强，反而日趋衰落了。人们能够预见到一个人人都成为资产者的时代，至少在发达国家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根支柱被摧毁了。问题不是出在贫富问题上，而是出在庸俗化上。

作者眼里马克思的思想被安乐死了，现在鸠占鹊巢的其实是尼采式的观点。但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批判普通人的人生是无意义的，应该批判的是资本和资本家以及对这些概念的弱化，要揭示出现代社会相对一百多年前的变化和不变的本质。当然，中国又一次被无视了。我都习惯了。

大体上，高级的马克思主义后来变成了对西方民主社会中的人生的批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它一般回避严肃地讨论苏联。有些批判见解深刻，有些则浅薄浮躁，但都不是来自马克思或某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过去和现在都是尼采式的，是我们生活方式的变种，像“最后的人”一样。如果我们回顾一下我在这一章的开头谈及的在美国有着影响深刻的心理学，我们就能明白，传统取向、依附取向和自主取向，恰好是对韦伯的三种正当性形式的轻微修正，其中依附取向（可以解读为资产者）源于受市场需要或舆论支配的经济理性或官僚理性，自主取向相当于克里斯玛型，相当于提供价值的自我。韦伯的先知被信奉社会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个人所取代。

阿多诺的文字游戏。人人平等是不可能实现的现实，同意反复。

阿多诺对威权人格和民主人格的虚张声势的类型划分，实际上与自主取向和依附取向的类型划分有着同样的来源，而且有着同样险恶的内涵。

世事永远是这么奇妙。其实世人看不到谁是正确的，只能看到谁的声音更大谁的预算更多。有钱即是正义，无论这钱是怎么来的。如果没有正义，那说明钱还不够多。

一种为了向有识之士解释我们多么差劲而提出的语言，经过我们改造以后，向世界宣布了我们是多么有意义。

我们的无知

恰恰相反，每一种选择都有巨大的收获，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这只能说明作者是个悲观论者。为什么老是在意自己没有选的那个呢？好好的经营自己选择的那个，获得最大的利益才是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老是在意失去的人会得抑郁症。

严肃的生活意味着充分了解这些选择，极其认真地思考这些选择会让人面对生与死的问题，会使他充分认识到，每一种选择都有着巨大的风险，必然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后果。

平等置于贵族的荣耀之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贵族本身不必然带来荣耀。但是将此推广到人人平等，就变成庸俗化了。人人平等的唯一后果就是社会秩序的崩塌。人人平等是个美好的理想，但是还远远到不了实现的时候。

托克维尔这一朵法国旧贵族中罕见的奇葩吧，他选择了把平等置于贵族的荣耀之上，因为他相信平等更符合正义，尽管它绝不会有利于帕斯卡之类的人，致力于沉思上帝存在的人，尽管缺少直面万物的不妥协精神会使人生变得贫乏，削弱其严肃性。这是真正的选择，但或许只对那些正视真正问题的人才是如此。

扯淡。困难的选择意味着背后隐藏的丰厚的奖赏。因为凡人没有能力也没有胆量做出困难的选择，所以这种奖赏注定只有少数人可以得到，那就是超人。

当这个字眼仍然具有一定的形式和固定的含义时，困难的选择意味着要接受困难的后果，它的表现形式是受苦、他人的不赞同、受排斥、惩罚和负罪感。

价值观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

在自然已被驯化，人也变得温顺的时刻，尼采试图运用他的价值哲学恢复人们愿意为之献身的残酷冲突，恢复人生的悲剧意义。在美国，这一价值哲学则被用于完全相反的目的——推动冲突的解决、讨价还价以及和谐关系。如果冲突只是价值观的分歧，调和就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尊重价值，但它决然不能通过和平方式取得。

怎么能这么简易的简化呢。没有做出选择的人凭什么享受尊重呢？尊重本来就不应该被平等分配，人人享有选择的能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尊严，不代表人人享有平等的尊严。价值相对主义的庸俗化是不可接受的。

康德认为，因为人具有道德选择的能力，他才享有平等的尊严。社会的职责就是为这样的选择提供条件，并给予那些完成选择的人以尊重。借助于价值相对主义这个媒介，我们可以把公式简化为：人人享有平等的尊严。我们的事业就是平等分配尊重。

解决问题的人生才有意义，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当然是承认问题和接受问题的存在，以及接受问题可能解决不了的可能性。

万万不可以为了拥有一个无问题的世界而改变人性。人不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存在，像行为主义者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而且是一个承认问题和接受问题的存在。

轻易得到的就不被珍惜，所以现代性的普及带来了爱的弱化，更何况连婚姻也逐渐被同居和独身取代。至于死亡，是不可能被杀死的，被杀死的只是我们过去面对死亡的态度。如果我们的意识可以在电子世界存在，那么我们到底算不算死亡？当然这个离题太远，不予讨论。

心理学家杀死了爱。它的位置已被性和意味深长的关系取代。这只用了大约75年的时间。所以，一门新的科学，死亡学，或曰有尊严的死，正在着手杀死死亡，也就不足为怪了。

对于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不忘却还能如何？难道像尼采学习去当疯子？当然世界上总有不能忘却这些问题的勇士存在，人类社会的进步由此产生。

有着各种精妙形式的忘却，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主要模式之一。我们正在学习与上帝、爱甚至死亡“泰然相处”。

弗洛伊德这个lowB，整天离不开性。按他的说法社会的理想状态就是一个群交party。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尼采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天性是对他这样的超人而言，对凡人来说改变天性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

弗洛伊德的升华观与尼采截然相反，他认为性欲有着固定的目标，这是一种自然现实。相应地，文明的行为是以它为基础，是次要需求的满足，所以，倘若基本需求可以得到满足，那就不值得选择前者。弗洛伊德对性欲的解释只会使细心的观察者对文明产生懊悔，渴望直接的性满足。尼采则认为，写诗能够像性交一样成为原始的情爱行为。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天性，只有不同层次的精神境界。

纪德这是脑抽吗？都超越善恶的超人了，还整天惦记着裤裆里那点事，性解放根本不需要超人也能做啊，只要你豁出去就行了。超人有这么简单么？感觉就像去纹个S在胸口一样。超人是要意志力，而不是性解放。有了意志力，还要性干什么？连肉体的欲望都不能控制，还当毛线超人？

纪德似乎认为，为了争取性解放，我们必须做个超越善恶的超人。为了削平资产者的性道德，他采用加农炮打蚊子的方式，抓住尼采的反道德主义不放。对此，尼采除了报以蔑视，大概不会有别的回应。

人人平等的谎言让人以为别人能做到自己就能做到，其实根本做不到。超人有了意志力会用于追求崇高，而凡人只会追求性。民主只是不否认你有变成超人的机会，但实际上超人之所以为超人就因为凡人基本上做不到。凡人都能做到的，就是凡人的特质。

他们关注崇高远不如关注性升华中的性。尼采旨在引导人们走向崇高境界的东西，在这里被用于为了眼前的欲望而揶揄崇高境界。用低俗方式解释崇高境界的任何做法都会出现这种倾向，在民主体制下尤其如此，这里的人对特殊要求怀有妒忌，认为人人都能达到完美境界。

弗洛伊德之所以受欢迎就因为他能把一切事情都和下三路扯上关系。凡人对此欣喜若狂，因为终于可以满足他们假装正当性的要求了。实际上心理学界弗洛伊德早就臭大街了。弗洛伊德研究的是一小撮长期处于性压抑精神不正常（精神正常的人不会去找他治病）的贵族，居然有胆子将研究结果扩展到全人类，也算胆大包天了。

他对性爱真正想要什么的解释有着坚实的基础，这对我们本土的经验主义很有吸引力。而且，我们在谈论淫秽之事时，更喜欢采用科学而不是诗意的手段。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满足我们欲望、解除我们痛苦的某种承诺，使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成了大赢家，成了欧洲所有伟人中最易于为我们接受的人。他给性在公共生活中的中心地位发放了许可证，这是我们时代的鲜明特色。

作者认为美好的艺术都是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创作的，压抑带来了反抗的欲望，带来了艺术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某种意义上说作者是对的，参考部分中国电影人的遭遇。

人们倾向于忽略卢梭的提醒，即人不会由于性饥渴得不到满足而死亡，甚至大色狼的强烈欲望也可以因为会被处以死刑而平息下来。这样一来，我们就消除了经济和性的神秘面纱，满足着它们的基本需求，取消了哲学家告诉我们的他们的创造性冲动，然后我们又抱怨自己没有文化。

文化相对主义让文化之间平等了，那么也就不存在崇高了。崇高只能从与卑微的对比之中才能得到，所以一个平等的社会是不存在卑微也不存在崇高的。崇高，已经从现代自由平等社会消失，我们只能从历史遗物中去寻找了。

被卢梭、康德、尼采和弗洛伊德赋予各种微妙意义的崇高啊，这就是它在美国的遭遇。那个小伙子的坦率让我感动，但我不能把他看作严肃的文化继承人。因为我们已经学会了把不必要的东西当成必要的，我们对必要性，无论是自然的还是文化的，已经彻底失去意识。

人不能接受自己的人生意义不存在，所以一定要想办法寻找意义，如果找不到，那就自己赋予它。人生的意义，对人来说至关重要，没有答案这种答案是不能被接受的。

把麻烦从法庭和牧师转交给医生，或是把它解释成无所谓的事情，是肯定不会使这些欲望得到满足的。人们在所有事情上都愿意接受大事化小，但是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事情除外。

当冠以生活方式这个名字的时候，似乎一切都可以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得到解释，虽然这种解释实际上就是没有解释。生活方式为一切方式提供了借口，也为文化相对主义提供了支撑。简单的用生活方式描述一切方式，就将善恶和进步等价值体系从生活中解耦了。没有价值体系的生活方式什么都不是。世界被庸俗化了。

“生活方式”为生活的任何方式提供了正当理由，就像“价值”为一切意见正名一样。它摆脱了世界的自然结构，世界不过是风格设计师灵巧双手中的原料。这种说法使所有的道德说教和自然主义在神圣基础的界线面前戛然而止，它们清楚自己的局限，并对创造力充满敬意。

反文化似乎因为带着文化两个字就能假装自己是文化的一员了。但实际上什么是反文化谁能说清楚？理论上不同的文化对应着不同的反文化，但并没有看到跟文化数量相同的反文化，所以反文化到底反了什么，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庸俗化和虚无主义主宰了一切，人们却自以为自己升华了，啊呸。

当生活方式一词最初在这里流行时，是为了描述某些人的生活并使其变得可以为人所接受，因为这些人做的一些吸引眼球的事情令社会侧目。它与反文化的意思一样。在美国人的语汇中，这两种说法都因为它们的哲学来源而披着权威的外衣，为人们随心所欲的生活提供了道德依据。当然，反文化享有文化所得到的尊严，其意思是谴责资产者为我们在身边看到的文化所提供的借口。至于反文化或生活方式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高贵的还是卑下的，则无关紧要。

此处读者应该额外参考阅读福柯的《词与物》以及《规训与惩罚》。当然因为一句话看两本书是非常痛苦的事情，嘛，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我看好你哦。

纯粹的词汇改变了一切。它也是对我们道德说教的一种评判。

我们的无知

这就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吗？中产阶级并不是崇高的人，为什么要用道德的高标准来要求中产阶级？这种要求只应该要求知识分子才对。当然，作者断言中产阶级不再繁衍后代，让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是诅咒还是描述现实呢？要说描述现实可是很明显这不是全部的现实啊。

当你看到热忱支持生育控制、堕胎、轻松离婚的中产阶级——他们还有社会关切、一本正经的自信和一大堆类似的统计数字——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想到这些事情都对他们十分有利。这不是在否认现实问题，例如穷人的孩子太多，强暴和殴打妻子的可怕后果等等，然而这些问题其实都不属于中产阶级，他们已经不再繁衍后代，也很少受到强暴或殴打。他们是自己所倡导的一切的最大受益者。假如他们的某个主张会使他们自己或本阶级的自由或享乐做出一定的牺牲，他们在道德上会更说得过去。

弗洛伊德的迷弟，没想到吧。弗洛伊德的迷惑性还是很大的，因为非常新奇，而新奇几乎可以和进步画上等号了。

托马斯·曼对弗洛伊德学说的新奇性过于着迷，所以他丝毫不怀疑是否真像这种学说所声称的那样，升华能够解释精神现象。他是个教条主义者，或者说，他相信我们比古代思想家懂得更多。

美好的东西，需要通过痛苦的选择予以升华，如果不需要选择就能做到的事情，那么就没有什么好歌颂的，就好像我们不会歌颂白米饭和自来水一样。美国人把性袪魅之后顺带的后果就是爱不存在了，所以维系家庭的纽带被大大的弱化了。当然这不只是美国的问题，欧洲有的国家也一样。

至少在曼那里，还存在着使我们振奋的传统，虽然不那么生机盎然。我们或许可以带着曼给予我们的东西踏上自己的征程，发现比阿申巴赫更有意义的战利品。然而，在托马斯·曼那里几乎已达到极限的细线，在美国却彻底断开了。我们与传统不再有任何联系。性爱是意乱神迷，但没有人去思考它，也不存在思考它的可能性，因为现在我们把对灵魂的解释当作有关灵魂的事实本身。性爱逐渐变得毫无意义，低俗不堪；凡是对人来说美好的东西，无一不是由思想充实其内容，由现实的选择加以肯定的，而这种选择意味着受深思熟虑引导的选择。

资本主义特别擅长通过词汇和文字掩盖事物的本质。除了作者的例子，还比如中产阶级，比如消费，比如人力资本。如果不能透过这些词汇看到本质，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扭曲的，尤为重要的是，是按照某些人的意志扭曲的。甚至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文化扭曲的，而是按西方的文化的视角。这就是为什么话语权很重要，掌握话语权就掌握了一切。

这些词汇是思想的载体，它们的消失将会让思想的虚空表露无遗。词汇的演练是件大好事，它可以促使人们去思考他们真正相信什么，躲藏在套话后面的是什么。可不可以不说“生活方式”而说“随心所欲的生活”？不说“价值”而说“我的观点”？不说我的“意识形态”而说“我的成见”? “煽动民心”或“单纯的神性”能否代替“克里斯玛”？

作者，你还想对凡人做出什么样不切实际的要求呢？就算知识分子，也不一定愿意随时保持思考和警觉吧。你应该诧异和可耻的是为什么一些看破和说破这些扭曲之处的人的声音根本没有被大众听到。思考，必须配合影响力和话语权才能发挥作用，否则不过是一个疯子的呓语罢了。

这些词汇由于某种神奇的力量成了我们的辩护词：虚无主义成了伦理道德。令我震惊的并非相对主义的不道德。令人诧异和可耻的是我们接受这种相对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是对我们的人生意义缺乏关切的随便态度。

福柯做的知识考古，作者你想做灵魂考古吗？不过，寻求语言背后的缘故，看起来还是和福柯的谱系学没啥区别啊。

寻求语言背后的缘由，对照其他语言的缘由权衡它们的价值，这件事本身就会使我们获得解放。我试图按照我们灵魂的本来面目，提供一个灵魂考古学的大纲。

对这段文字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搜索福柯的思想和文章。当然，我想看到这本书的人应该早就了解过福柯才对，毕竟福柯的名气比这本书大多了。

语言在我们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它的来源也无可否认，就像产生这种语言的思想无可否认一样。我们了解语言是如何传播的。

卷三 大学

中国的大学多是苏式建筑，功能大于形式，因此也少有给人这种崇高感，当然大学里发生的事更加和崇高扯不上什么关系。不过话说回来，现代美国的大学充斥着单一的自由主义思潮，同样也容不下其他自由的思想，大家五十步笑百步。

你在那里能看到一些自己周围不太可能见到的楷模，没有他们，你既不能认识自己的能力，也不会明白作为人类的一员是多么奇妙。这种对古代异邦风格的模仿，表明了人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缺少这种风格所表达的厚重，表明了人们对它的尊重。这些建筑是一个世界上最热衷于积极生活的民族，对沉思生活表达的崇敬。

理想大学的描述。在这样的大学里，有大师，有理想，有追求，有思想。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不管怎么说，伟大的思想是一个理想大学所必需的，而不是被行政管辖的蝇营狗苟之徒。任何时候，在大学里都不应该存在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力，因为大学里的思想者，永远都是少数。

一所著名的大学却代表着另一种氛围，它宣称有一些人人都应关心的问题，但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提出这些问题，也不期望有答案。它提供一种自由探索的氛围，因此排斥一切不利于或有害于这种探索的东西。它对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做出界定。它维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本身，而是因为传统提供了在独特的高层次上进行讨论的模式。它蕴含着奇迹，使在对奇迹的共同体验中产生友谊成为可能。最重要的是，这里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是存在着理论人生的鲜活证明，他们的动机不能被轻易归结到更低俗的层次上，尽管人们乐于认为那是普遍存在的。他们拥有权威，但它不是以权力、金钱或家族为基础，而是来自令人肃然起敬的自然天赋。他们相互之间以及他们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展示了一个有真正共同理想的共同体。在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国家里，大学是政体的庙堂，它致力于运用最纯粹的理性，在人们心中唤起一种敬畏，自由而平等的人类联合体当之无愧的敬畏。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中外在这件事上达成了奇妙的和谐统一。

大学的立场比我能够设想的更加暧昧，有对立的潮流来袭时，它们要比表面看上去更加脆弱。

大学是思想碰撞和去芜存菁的地方，不应该是利用权力达成目标的地方。而为了探索人类的边界，对任何奇思妙想的包容和鼓励是一个必须要做到的前提。为了达到理性，必先自混沌始，否则答案一定是片面和偏颇的。

我从未想过大学只是从属于社会的一个部门。相反，我始终认为社会是从属于大学的一个部门，我祈求这样一个社会，它能多少宽容并供养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玩耍反过来又能造福于社会。沉迷于大学的理念并不是一件荒唐事，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理念，才能了解人们能够达到的境界。没有它，理性生活的全部神奇成果都会陷入原始的泥沼之中，再也无法复活。轻浮的经济学和心理学对这种理性生活的诽谤，并不能抹煞它那无法抗拒的美。

托克维尔论民主体制下的精神生活

因为自己号称民主所以天然优越，这是一种偏见。如果以民主之名而行优越之事，那就扭曲了民主的存在，是为反民主。民主是需要付出代价来践行的信念，而不是诉诸口头的概念和定义。

托克维尔告诉我们，民主体制导致一种特殊的精神倾向，如不主动加以纠正，就会扭曲人们的精神视野。

凡人以为自己有做决定的智慧和洞察力，但现实会狠狠的给他们一记耳光。凡人就是凡人。

民主的要求是人人为自己做决定。运用自己的天赋才能为自己决定何为真假善恶，这就是美国人的哲学态度。

不是说民主不对，而是说民主对群众是有要求的，否则不是民主而是被规训和裹挟的民粹。很遗憾在绝大多数民主国家都能看到这种现象，资本通过小规模的具有极大行动力的游说集团影响和利用民意，利用了民主制度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群众非但意识不到还自以为优越。民主是一匹猛兽，驾驭不了就会被反噬。某种意义上，民主并不是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哪怕独裁群众至少也是知道要反对什么，而现代民主我们到底应该反对什么呢？

民主政体鼓励人们算计私利，只有很少的人学会了把理性运用于这件事之外的目标，所以，考虑到他们既无时间也无能力做出判断，他们在许多问题——事实上是所有的问题，因为一切事情都需要鲜活而独立的判断力——上需要帮助。甚至他们所计算的私利——各种目的——也是不确定的。

作者的意思，对于超越凡人的超人，我们应该相信这种智者的理性判断力；对于凡人，不应该相信自己的判断力而应该遵循传统利用古老的智慧，那几乎可以肯定超越一般凡人的智慧可以做出更好的判断。可惜现实是不论中外，传统都和落后联系在了一起，孩子和洗澡水一起被倒掉了。

一个人的灵魂中如果活跃着传统，他就有力量对抗转瞬即逝的东西，而只有智者才能单纯依靠自己去获得这种力量。理性解放的荒谬结果是让人更多地跟着舆论走，是对独立精神的削弱。

多数人貌似正义实则愚蠢，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不论哪个国家，不论怎么民主，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还是精英政治和代议制民主，谁敢实现直接民主现实就会啪啪打脸，请参考英国脱欧闹剧。民主虽然天然获得了权力，但是根本没有发展出对应的使用这些权力的能力，无怪乎各种利益集团将之视为肥肉分食之。民主就如小儿持金于闹市，没有好下场。就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匹配一样，民主的政治制度和现代群众的理性思考能力完全不匹配，毫无意义后者几乎等于零，民主大大的超前了。

多数人的意见必然占上风，除非有强大的理由去反对它。这就是多数暴政的真正危险的形式，它不是积极迫害少数人的暴政，而是打垮内心抵抗意志的暴政，因为人们缺少不服从原则的合格依据，也没有自己更正确的感觉。多数就是一切。多数的决定就是终审裁决。令人害怕的不是它的权力，而是它貌似正义。

理性的政体中只存在利益的代言人，不存在原则和信念的容身之处，因为那根本不理性。但我也可以说那是更高层次的理性，所以其实是政体配不上这更高层次的理性。所以现在是低层次的理性（群众）和高层次的理性（原则和信念）中夹着一个上下不靠的政体组织形式，所以现实中真正的权力既不属于群众也不属于崇高的人。属于谁，你说呢，当然是资本了。

在理性的政体中不存在以原则或正义信念为基础的、传统意义上的阶级，这使张扬的理性处境艰难。

大学必须容忍异见者的存在，因为这是异见者和现实的试金石，只有通过异见者的淬炼我们才能真正获得我们的信念所该有的坚定。否则不过是水上的浮萍。没有经过试炼的结论是不坚实的。例如清华的徐藏润事件。不能容忍异见者，也许是因为不屑于，也许是因为心虚。对异见者最好的处理方式当然是应该彻底深刻的进行交锋，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是对的，不是吗？

为了理解这种可能性的范围，克服现有政体阻碍正确评价其他重要政体形式的趋势，大学必须为不受保护且胆怯的理性提供帮助。大学是一个让探索和哲学开放精神自行其是的地方。它旨在鼓励人们对理性本身的非工具性运用，它提供一种气氛，使统治者意志的道德优势和自然优势不至于吓跑哲学上的怀疑。而且，它维护着滋养这种怀疑的伟大行为、伟大人物和伟大思想的丰富宝藏。

美国的白左毫无疑问是符合这个描述的了，对于他们来说，美国模式之外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邪恶的需要被更正的。中国人至少全都知道还有美国模式比我们更成功，虽然某种意义上说这不正确。

最成功的暴政不是用武力确保一统天下，而是使人们意识不到还有其他可能性，把还有其他道路可走当作不可思议的事情，使人们失去对外部世界的感觉。

是的，正如我刚刚所言，民主的社会你找不到反对的目标，反对什么？反对人民吗？那就失去了正当性。反对资本，但是资本却可以轻易的抹杀你的声音和努力。民主，不是银弹，远远不是。

对掌权者趋炎附势是每一种政体都存在的事实，尤其是在民主政体中，与专制政体不同，它有得到公认的正当性原则，这摧毁了人们内在的反抗意志，而且，如我所言，在民主政体中，除了人民之外不存在一种人可以依靠的合法力量。

是的，民主鼓吹者永远不愿意承认这个现实，群众是愚昧的。承认了这个现实，就否认了民主的根基和正当性。可是，现实之所以是现实，就是因为这是个无法否认的事实存在。群众的力量可以引导可以利用，却远远不能用来依靠，群众没有思考和理性的能力。如果你有，恭喜你，脱离了群众。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魅力之一就在于，它在解释人民的不公正或庸俗时，把这归咎于那些操纵人民的堕落的精英分子，以此为人民辩白。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既能批判现在，又能不让自己脱离现在和未来。几乎无人愿意正视这样一种可能性：“资产者的庸俗”其实是人民的天性，它一直就存在，而且无处不在。

这就是媚俗，比如迷蒙之流。或者跪舔，比如美国那些用福利换选票的政客。总之，既不理性，更无思考，只有利益和利用可言。

对人民阿谀奉承、无力抵制舆论是民主的恶习，尤其多见于作家、艺术家、记者等等依靠受众过日子的人。

政体最害怕的永远是那些可以直指该政体错误根源的人，正如我们对异见者的处理方式一样。民主社会对精英的污名化和庸俗化，并不能掩盖其实正是精英们在运转这个社会的现实。所以不存在纯粹的民主社会，因为不存在满足纯粹民主社会的素质要求的群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就是没有。存在的只有精英统治的伪装成民主社会的民粹社会，精英们将自己的政见包装为民意的选择，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当然群众是无法知道这些的，他们的脑子早就被奶头乐喂得饱饱的，没有多余的空间了。

贵族政体最痛恨和害怕的是煽动家，而纯粹的民主政体最痛恨和害怕的是“精英”，因为他们不公正，就是说，他们不接受民主政体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公正原则。所以说，每一种政体都贬低那些最有可能认清和纠正其政治和思想嗜好的人，赞美那些鼓励这些嗜好的人。不过我要再说一遍，由于民主政体中不存在非民主的阶级，所以这种趋势更严重。

所以说民主把一切事情庸俗化了。但是反过来说，高高在上的精英们也应该讲目光投向现实生活。所以，两种观点都有正确的地方，偏向谁，都看读者自己的屁股所在了。无论如何，追求崇高总得先摆脱现实中的稀缺才可以，所谓仓禀实知礼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一到关键时刻，从事思考的民主人总是陷入良心危机，不得不想办法用功利标准解释他们的思想努力，不然就倾向于放弃或扭曲这种努力。在平等的社会里，几乎没有人自视甚高，也没有人养成特殊的正义感或蔑视单纯的必需之事，结果使这种倾向更加严重。亚里士多德的灵魂高尚之人热爱美丽无用之物，他们不是民主类型的人。这样的人既热爱荣誉又鄙视荣誉，因为他知道自己应当得到更好的东西，而虚荣的民主人则囿于它所追求和获得的荣誉。

所以说只有尼采描述的超人才能做到这一点，而不是现代民主社会那种“精英”。真正的精英是思想境界上的超越，而不是物质世界和金钱上的富足。对超人来说不存在求不得，求本身就是得，求本身就是求的果实。不断的求知和精进，世界的一切自然在面前展开。

与那些热爱实用之物的人相比，不寻常的伟业对他来说是更加自然，他相信并尊崇被功利主义心理学否认的动机。他能把多数人为之奋斗的目标——金钱和地位——视为稀松平常之物。他是自由的，必须寻求另一类成就，除非他献身于帮助别人得到他已经拥有的一切，因为从民主的观点看这是他应该做的。他即刻就能理解，求知本身就是成就，而不是达到其他成就所必需的任务。理解与手段相对立的终极目标，与追求幸福相对立的幸福，需要贵族气质。所有这一切都有益于精神生活，却不是民主的特点。

理性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必须通过对比才能获得理性，所以激情是理性的基础，然而在理性统治的世界没有激情的存在，那么谁能知道理性是不是真正的理性呢？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丑不存在那也就不存在美，世间万物莫不如是。

因此，仅仅宣布理性统治，并不能创造理性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而且在清除它的障碍时也摧毁了它的某些支撑。理性只是灵魂机制的一部分，为了正常发挥功能它需要其他部分的制衡。

人天然不能接受有人比自己更优秀，所以出现了嫉妒。但是事实不以主观意愿为转移，这世界就是有人更优秀，如之奈何。优秀不体现在物质和肉体的层次，而体现在精神的层次，这只能让这种优秀更难被接受，因为这让人无法为自己的渺小寻找别的借口。精神境界的提升，对理论和信念的追求，让超人与凡人仿若两个不同的物种，哪怕他们的肉体其实并没有任何区别。夏虫不可以语冰，燕雀焉知鸿鹄之志。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此言大善。

托克维尔在对帕斯卡的生动阐释中，对此作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描述，他显然认为帕斯卡是最完美的人。在托克维尔看来，在民主体制中，这种类型的人——理论型的人——的生存可能是最受威胁的，要使人性不致丧失殆尽，必须给予强有力的保护。现代民主下的理论思考，大多可以被解释为是平等主义对以帕斯卡为代表的更高境界的人的怨恨，毁坏他的荣誉，扭曲他的形象，抹杀他的存在。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把他的动机贬低为人人都有的动机，历史主义否认他与永恒同在，价值理论使他的理性思考失去意义。即使他真出现了，我们也会对他的卓越视而不见，我们会对他引起的不愉快避之唯恐不及。

成功的大学能够容纳那些不被社会接纳的超脱的灵魂，让他们的思想和思考有容身之地和能够发出自己的光芒。而一个不成功的大学会打压和社会上任何不一样的意见和思想，表现成一个小社会。但社会本身并不需要任何小社会，而需要的是大学对自己的补充和裨益。蓬勃发展的社会不会拒绝从大学中的看似惊世骇俗的言论和思想中吸取养分，反之亦然。

成功的大学证明了一个社会能够致力于所有人的幸福，又不阻碍人的潜能或把人的精神禁锢在政体的目标之内。民主最大的精神弱点是缺乏理论生活的兴趣或才能。

聪明和思考没有必然的联系，多少聪明的人进行了错误的思考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并因此对社会和人民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聪明有时候是一种诅咒，路线错了越努力越反动。一个坚持自己标准的清醒思考的头脑，要好过一百个趋炎附势的聪明的头脑。崇高的标准需从历史中提取并消化升华为自己所用，同时亦应与时俱进，如此才不会发生刻舟求剑的错误。天才之所以为天才，正是因为他们能做到凡人做不到的事情。给这些天才和超人以成长的空间以及发言的舞台，正是理想的大学应该做到的。

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聪明，而在于我们是否擅长进行最广泛、最深刻的思考。我们现在比过去更需要经常提醒自己的不足。欧洲著名的大学曾经是我们的思想楷模，但是随着它们的衰落，我们得依靠自己。没有什么东西阻止我们对自己评价过高。所以必须在我们中间建立一个不随俗的学术机构，它把澄清的头脑置于物质福利和同情之上，它抵制各种强烈的欲望和诱惑，它摆脱一切趋炎附势的习气而坚持自己的标准。这些标准首先是我们可以接触到的历史精华，虽然它们必须接纳新事物，只要新事物确实与它们相符。即使新事物都与它们不相符，那也不是灾难。伟大精神繁荣兴旺的年代是不多见的，它们可以为精神比较贫乏的年代提供养分。不能从这些时代获得灵感，又没有可以替代的东西，才是灾难。这会使罕见的天才更不可能从我们中间脱颖而出。

人们普遍因自己存在于现实而小瞧历史上的天才和天才的思想，但实际上现实之所以进步和凡人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不学习不思考的凡人，有什么资格和青史留名的天才比呢？只有真正学习和思考了所有既有的智识，才有资格对这些先贤做出自己的评价和有资格化用他们留下的遗产。没有这些基础的理性，仅仅是人云亦云的偏见而已。但是，想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

我们很难像黑格尔那样，能够运用亚里士多德去把握现代性的特点。相反，我们越来越局限于此时此地的狭隘经验，变得鼠目寸光。亚里士多德的消失与他的固有特征关系不大，更多地是因为人们在政治上嫌恶他，再加上自负导致的思想修养的匮乏。理性变成了我们的偏见。

变为偏见的理性，就是盲从的理性，其实不是理性而是迷信。但是却自以为站在理性的那一面，拒绝相信任何其他可能性，这种人就废了，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唯一拯救它的可能性，亲手把救命的工具埋葬了。而大学则应该避免出现这种情况，避免偏见的唯一办法就是保持开放，遗憾的是不论是对东方还是西方，目前我都看不到多少开放的空间存在。

变为偏见的理性是最恶劣的偏见，因为理性是摆脱偏见的唯一工具。在理性时代，大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成为真正开放精神的典范，以保护理性免受理性自身的伤害。

所谓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并不是说大学必须关心社会上的一切，恰恰相反，大学必须关心社会所不关心的一切，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放置这种关切，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获得思想的碰撞。大学不应该和社会一致，正相反，大学应该和社会保持距离，保持独立自主，如此才能作为政体的最高层次的智识的后备之所在。与社会联系紧密的大学，并不是大学而是技术专科学校。大学，须有自己的风骨，是这些风骨成就了大学，此为大学的人格。

作为一项制度的大学，必须补充民主社会中个人缺乏的东西，必须鼓励其成员参与它的精神生活。作为政体自身的最高层次的智能与原则的储备库，它必须强烈地意识到它在平等个体制度之外的重要性。它必须蔑视舆论，因为它本身包含着独立自主的源泉——遵循自然，探寻和发现真理。它必须专注于哲学、神学、文学经典，专注于像牛顿、笛卡尔、莱布尼茨这样的科学家，他们有着最广阔的科学视野，并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与事物整体秩序之间的关系。这肯定有助于保存在民主社会中极易被忽略的东西。它们并不是教条主义，恰恰相反：它们是反对教条主义所必需的。大学必须抵制诱惑，不要试图事事都为了社会。大学是许多利益中独一无二的利益，它必须时时盯着这种利益，以避免与希望它更实用、更现实、更随俗的要求妥协。

现代大学痴迷于提出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理论的验证，却对历史上行之有效的经验的重视不足。这是作者认为民主大学与贵族大学相比欠缺的地方。作者认为提出理论并不代表理论的正确性，更不代表理论的实用性。有的时候，与其提出新的理论，不如对过往的经验更深入的体会来的好。理论提的过多，就简化了现实，过于关注现实中抽象和共性的部分，忽视了具体和现实的部分，而这正是贵族大学擅长的。

在贵族政体中，人们认为自己国家的经验既独特又优越，他们不倾向于普遍性思维，而是倾向于忘记人的自然共同体和思想的普遍性。但是他们确实注重自己的经验，注重被抽象的“思想倾向”同质化的社会现象的多样性。这是民主大学必须向贵族政体学习的另一件事。在光彩夺目的新学说与得到充分认知的经验之间，我们总是禁不住要选择前者。甚至我们著名的经验主义，与其说它是面向经验的开放精神，不如说是一种理论。提出理论并不是理论思维，也不是理论生活的标志。具体性而非抽象性才是哲学的标志。一切有意义的概括必定产生于对所解释的现象最丰富的了解，抽象化却导致对这些现象的简化，以便让它们更加易于处理。

现代经济学家的理性人假设，以及博弈论中对自利动机的过分强调，正是我们现实中利己主义越来越盛行的根源。实际上理性人就像真空中的球形鸡一样不存在，经济学家不得不不断的修正自己的理论，将现实中的道德感情等纳入考虑，本质上这正标明理性人假设的破产，说明现代经济理论在抽象上走过头了。更糟的是，随着这种理论的传播，人们正在越来越用这种理论来指导自己和企业的行为，结果这种理论反过来塑造了社会的现实，变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就像测不准原理那样，对事物的观测会影响到事物本身，对现实的理论概括，会通过理论反作用于现实。不论这个理论的取向如何。有时候，这真是糟透了。

倘若有人只把谋利看作人们行为的动机，那就很容易解释这些行为。只对真实的事物加以抽象即可。他马上就会只注意这种预设的动机。人们一旦开始相信这种理论，他们就不再相信自己还有其他动机了。社会政策若是建立在这种理论上，最终就会成功地造就出符合这种理论的人。

看书不光要看他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看他没写什么。学习各种理论的时候，也要看这种理论的提出，是建立在放弃了哪些解释的基础之上，很可能这些被忽视的现象，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思考。当然，对凡人而言这种要求实在是过分了一点。

对于生活在被抽象概念改变了的世界、自己也被抽象概念改变了的现代人来说，重新体验人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那些思想家的帮助去思考这些他们所没有的抽象观念，他们可以引导我们获得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难以拥有或不可能拥有的体验。

认为自己无能为力和自己能掌控一切，对于社会运转的现实来说都是错误的看法。我们不能掌控一切，但我们依然能够做出改变，我们能做出多少改变，就看我们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其中一部分就在于我们的意志有多么的强大。虽然意志要通过现实来影响现实，但是意志本身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或者说意志本身是最重要的才对。意志本身不代表一切，不代表必然成功，但是没有意志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成功（为了避免武断我加了几乎两个字）。意志从何而来？从思考而不是理性中来。意志意味着激情，强烈的意志，强烈的欲望和实现欲望的动机，而这一切都离开了理性的边界。

对于事态的起因，无论贵族还是民主的感觉都不正确。在人们认为自己软弱的民主政体中，他们太易于接受自己就是软弱的理论，这种理论让人相信不可能采取控制措施，使他们变得更加软弱。应对之策仍是古典，仍是英雄人物——荷马、普鲁塔克。乍一看，我们会觉得这些人天真得无可救药，然而正是我们世故的幼稚使我们这样想。丘吉尔从他的祖先马尔伯勒那里汲取灵感，没有这个典范人物的鼓舞，就难以想象他会对自己的行为那么自信。马尔伯勒认为莎士比亚在他的教育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莎士比亚则从普鲁塔克那里学到不少治国方略。这就是现代英雄的知识谱系。精神领域的民主革命清除了这种古老的思想传承，用决策理论取而代之，它既没有治国方略，更没有英雄。

可惜，我从未看到大学完美的发挥这一功能。大学现在仿佛只是帮助学生准备好进入社会的一个前置后勤基地，而不是为学生提供人生中最深刻最广泛思考的可能性。绝大部分大学，可以改名叫技校了。

大学的活动有一条简单的规则：它不必致力于向学生提供在民主社会中可以得到的经验。他们无论如何总会得到这样的经验。它必须向学生提供他们在民主社会中得不到的经验。托克维尔并不相信古代作家十全十美，但他相信他们能让我们明白自身的不完美，这对我们才是至关重要的。

思想与文明社会的关系

启蒙运动的本质就是认识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被有意的扭曲和蒙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现在正强烈的需要进行再一次启蒙运动，之前是城市和宗教扭曲了我们的认识，现在则是技术和资本扭曲了我们。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就是不断的同意反复，太阳底下从来就没有新鲜事。但现在和历史上不同的是，并不是政权禁止我们思考和怀疑，而是技术和资本引诱我们不去思考和怀疑，而且糟糕的是凡人面对这种诱惑完全无法抗拒。当一个人从来没有享受过学习和思考的快乐的时候，他怎么会放弃欲望和肉体的快乐，放弃媒体和娱乐的诱惑，去选择自讨苦吃的学习和思考呢？这是违反人性的吗？不，这是违反兽性的。遗憾的是绝大多数人被兽性支配着，看不到人性的光芒。现在是最好的年代，现在是最坏的年代。我们可以几乎无成本的获取知识和进行思考，可是我们几乎在技术和资本的淫威下没有任何抗拒诱惑的能力，所以不是我们不能学习和思考，而是我们做不到。更不用说做反抗这扭曲现实的英雄了。

认识万物的本质是启蒙运动的目标。过去的特点并非无知，而是虚假的观念。人们对万物总有看法，但它们是站不住脚和无法论证的。然而它们却统治着各个民族，拥有至上的权威。因此，启蒙运动的问题不仅在于发现真理，而且是真理同已经写进法律的人类信念之间的冲突。启蒙运动始于一种冲突，一方是城市和宗教迫使人们相信的东西，另一方是对科学真理的探索。过去人们知道的一切政权，都禁止人们思考和怀疑这些基本观点，更不用说提出替代的观点。这种做法被视为不忠和渎神，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那么现代启蒙运动的前提还存在吗？统治者还是可以被教育的吗？或者说现在是回到历史上更早的思想家的处事方式的时候了？只要自己摆脱黑暗走向光明就够了吗？思想家们仍然可以自由结社和自由对话，只不过这些结社和对话毫无疑问会被千万倍的其他结社和对话所淹没，甚至能不能找到对等的思想家也很难说。问题太多无法回答，死机中。

更早的思想家接受这种紧张，随遇而安地过日子。他们的知识基本上只属于他们自己，他们的私生活与公共生活大不相同。他们只想让自己摆脱黑暗，走向光明。启蒙运动则是把光明带给全人类的大胆尝试，既是为了全人类，也是为了科学的进步。这种尝试的成功取决于科学家的自由结社和自由对话。只有当统治者认为科学家不对他们构成威胁，才能赢得自由。启蒙运动不仅是——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一项科学计划，而是一项政治计划。它始于这样一个前提：统治者是可以教育的，这是一个启蒙运动的古代同行并不赞成的前提。

宗教是禁锢自由的，所以是向往自由思考的哲学家所必须反抗的。宗教就算在思考最终问题上多有建树，但是它强迫社会只能按一个固定的模式思考，所以这样的社会是偏颇和片面的，必须推翻宗教的统治才能迎来新的发展。

旧秩序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它决不会允许理性的自由运用，因为理性必然是破坏性的，不接受凌驾于它之上的任何权威。因此，争夺统治权的公开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哲学家们虽然彬彬有礼，他们至少需要有利于自己、选择了理性的统治者。思想自由的权利是一种政治权利，它要想生存，就必须有一个承认这种权利的政治秩序。

思想复辟不只是在中国出现的一股思潮，在国外也一样。似乎过往的好时光带有一种魔力，大家都自动遗忘了历史的缺点，历史本身带着莫名的吸引力让人想要重新回到过去。当然其实谁都回不到过去也没有必要回到过去。

理性几乎已经被人遗忘，反对思想自由的其他思想却大行其道。旧秩序提供根基和救赎，对这种旧秩序的怀恋则是最新思潮的标记。

现实并没有按这个走向发展下去，科学家成为了资本和权力的工具，人民根本没有理性思考的能力，当权者因为各种考虑也故意不培养人民的这种能力，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民更不会主动追求这种能力，于是一个自我堕落的反馈环形成了。科学家和思想家在这个反馈环中力量卑微，无法做出有效的反抗。

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社会需要最善于理性思考的人。科学家将取代君主和教士的位置，成为最受尊敬的人，因为他们是一切有益于生命、自由和追求财富之事的显而易见的来源。准确地说，这并不是以一种信仰取代另一种信仰，因为即便不是人人都能从事新科学，但人人都能理解它，只要他受过科学方法的训练即可，而且对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也要求他运用自己的理性。

保持开放和思考碰撞的大学，是现代政体不断自我改良和进步的引擎，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大学不断的为社会培养可以理性思考的人，并且做出社会上做不到的思考。当然很遗憾现实中大学培养的多半只是无法思考的劳动者，而不是思考哲学的未来之星。

大学的改革，尤其是大学对神学影响的摒弃，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和以它为基础的政体的建立起了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学术社团和大学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它使原则保持生机，是保持这种政体运转的知识和教育的不竭源泉。

自由的大学建设的目的，就是为了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思考者提供平台，而不是为了捍卫社会的自由而努力。但是现代大学逐渐遗忘了这一切，不再捍卫自己进行自由思考的能力，而开始捍卫社会的自由，本末倒置。

。只有自由民主政体同意把理性放在第一位，尽管人们并不认为它的公民既单纯又一贯讲究理性。它保证大学享有特殊地位，这使它不必拘泥于文明社会中的思考和言论所受到的一般道德和政治限制。大学并不是符合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思想自由的受益者。恰恰相反，在对现代社会的最初设计中，人们相信普遍的思想自由值得向往，是为了给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思想提供支持，严格来说只有他们才配得上“思想”二字。最初，首要的自由就是思想自由，这既是因为理性乃人类最出色的能力，也因为它是美好社会最需要的东西。若想拥有一种新型社会，为人类形成一种新的安排，就必须让霍布斯、笛卡尔、斯宾诺莎、培根、洛克和牛顿能够自由思考和宣传他们的学问。

自由的思考应该在大学被保护和鼓励，但不代表这些思想之间不能分出高下，大学就是为了不同思想之间进行碰撞和论高低而存在的，但是现实是大学为一切表达提供自由，这就将思考庸俗化了，不能区分高下的思考和没有思考有什么区别呢？额，这里作者还反对大学扩招，我倒是对扩招没什么负面想法，扩招本身就是为了培养劳动者，但是扩招也扩大了超人的潜在数量，根本问题是如何建设体制让这些可以做到理性思考的人和其他人能够被分辨出来并享受不同的教育。

科学的权利现在基本上跟各种说法不一的思想权利没有什么区别。言论自由让位给表达自由，据此，猥亵动作和示威演说享有同等保护。一切都很精彩；一切都享有自由，不必做出令人厌恶的区分。但是，把好事说过头，它就成了假的。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理性已被扫地出门，进入了不值得文明社会注意和支持的行列，它的影响力减少了，变得更加脆弱了。大学及其传播的知识受到左翼和右翼的半理论式的攻击，社会对大学的需求日益增长，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大学最重要的特点变得模糊不清。

大学就应该鼓励各种奇思妙想，但是要注意的是绝不以对这些思想一视同仁，应该让它们相互辩论和分个高下，然后形成自己的标准。一视同仁，就没有优劣可以区分，没有优劣，就没有理性的判断标准。

这里应当着重强调理性和专长。“思想诚实”、“担当”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与大学毫不相干，它们属于宗教和政治斗争的舞台，只会妨碍大学的活动，使它遭受不必要的怀疑和批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在理论中提出来的，是由严肃的政治改革家付诸实践的，是为了对盲从和利益统治的世界里的沉寂的理性之声给予鼓励。

多样性本身不值得保护，值得保护的是理性和理性的思考。一个不能带来理性思考的多样性或教派，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吗？这不就是反理性的吗？反理性的存在，在民主的社会为什么要保护？民主的根基是认为人人都有理性，那么一个反理性的存在当然就是反民主的，虽然不需要额外加以消灭，但是更绝不应该加以保护。

《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希望，他们的政体方案可以导致理性和理性人在美国占据优势。他们并不特别关注保护怪诞或疯狂的意见和生活方式。现在我们常常把这种保护视为建国者的中心意图，其实它只是保护理性所产生的偶然结果，只要理性遭到否定，它也会失去存在的理由。这些创始人并不尊重的众多的宗教派别，也不看重多样性本身。允许众多教派的存在，只是为了防止出现一派独大的局面。

启蒙运动的理想就是科学，或者说理性思考，以及能够做到理性思考的科学家，带领做不到这一切的普通民众，社会和谐的统一起来。但是这一追求，恰恰是反平等的，这么明显的悖论没有人看到吗？

知识就是目的；胜任的能力和理性是追求知识者必备的条件。这些学科是哲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人的科学，即能够洞察人性和政治目的的政治科学。这就是高等学府的内容。依附于它们的还有一些应用科学——尤其是工程学、医学和法学——它们的名望较低，属于知识的旁支，但能产生科学成果造福于不懂科学的人，并使他们尊重科学。这样一来，追求知识的智者和追求自身福利的无知者的利益就同时得到了满足，两者之间形成了和谐的关系。把智者和掌权者隔开的年代久远的鸿沟得以消除，智者在文明社会中的处境问题也得到了解决。

理性没有办法取得共识吗？也许是这种平等的思想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技术的界限。也许未来这一切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我们没有毁灭于世界大战的话。

理性没有能力构建它的统一体，不能决定它的内容，不能对精神劳动进行分工。

启蒙运动不只是理论学派，更重要是它是一个运动，致力于改变人类的想法，而不是停留在大学里的理论。启蒙运动的伟大之处也在这里，它真正的，确定的改变了整个人类的想法。无论现实中想法被改变成什么样，但至少启蒙运动的初心改变人类的想法这件事完成的无比漂亮。

这些启蒙运动的人物是最早的一批人，他们不是仅仅（或者主要不是）向同一层次的哲学家或潜在哲学家宣传自己的学说，他们不仅关注能够理解他们学说的人，还致力于改变整个人类的想法。启蒙运动是第一场受到哲学启示的“运动”，是一个同时具有政治力量的理论学派。启蒙运动这个词传达着这些混合因素，就像马克思主义一词一样，而柏拉图主义或伊壁鸠鲁主义严格来讲只指理论——它们可能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但本质只是一种理论。

哲学原本只是哲学家的思考，或者哲学家间流传的知识。但是启蒙运动从层次上超越了这一切，将影响现实这件事真正变成了现实。启蒙运动是哲学史上质的变化。

启蒙运动最深刻、最重大的意义在于：它在政治活动模式和程度方面是对哲学传统的自觉的根本决裂。

所以马基雅维利将哲学扩展到了政治，只有政治，才能修正理性的脆弱性，只有致力于政治效用，才能保护理性，保护自由思想。只有你能保护的，才是真正属于你的。

马基雅维利就是从理性在政治秩序中的脆弱性出发，建立了现代性的伟大哲学体系，并把纠正这种脆弱作为自己的事业。

古哲学家不能掌握权力所以只能是空想而无法改变现实。新哲学家们决心要改变这一软弱的局面，并且他们成功了。

指责古代哲学家的无能，反思知识与文明社会的关系。古人总是颂扬美德，但结果并没有使人变得更讲道德。到处都是腐朽的政权，压迫人民的暴君，剥削穷人的富人和压制平民的贵族，人们得不到法律或武器的充分保护，等等。智者看得很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但他们的智慧不能产生任何有所作为的力量。新哲学宣称发现了改革社会、保护理论生活的手段。即便这两个目的不是完全一致，人们也希望它们彼此能够相得益彰。

教会利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即为经院哲学，这是哲学家们誓言要反对的，这是基于信仰的争论，是不可调和的。而古代和现代哲学之间的争论，更多的是基于理性主义标准的争论，其实是对立的统一体。如果将这两种争论混为一谈，就说明对哲学的本质不够了解，因此将这些争论庸俗化了。

这是一场理性主义者争夺理性主义的斗争。人们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部分原因在于经院哲学——即罗马天主教会对亚里士多德的运用——是受到现代哲学猛烈攻击的旧秩序中的哲学幽灵，这种攻击更多地出于反神学的义愤，而不是因为憎恶古典哲学。古代哲学家与现代哲学家之间根本上的一致性不再明显，另一个原因是现代思想史的研究倾向于把所有意见分歧都看作“世界观”的分歧，因此混淆了基于理性的争论与基于信仰的争论之间的不同。

问题在于，新式教育不再教授哲学和理性思考，转而教授如何出卖自己的劳动，如何获得高报酬的工作。所以，我认为以目前来看，还是柏拉图赢了。除非有人能改变这一切，那么启蒙运动不是没有真正实现的可能。当然，问题是谁来实现，怎么实现。

培根和笛卡尔之类的人则认为，让人人具有理性，改变亘古不变、无处不在的陈规是可能的。启蒙就是要把光芒照进洞穴，使墙上的影子永远消失。那时就会出现人民与哲学家的统一。整个问题就变为洞穴是像柏拉图想象的那样难以驾驭，还是像17和18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所谆谆教诲的那样，可以通过新式教育加以改变。

从这点上说，启蒙运动是成功的，哲学的力量迫使王公贵族让步了。但是同样的，启蒙运动也是失败的。哲学并没有统治社会，统治社会的是资本，是强权，哲学在角落瑟瑟发抖顾影自怜。

启蒙运动希望哲学家统治，严肃看待苏格拉底的讽喻。就算哲学家没有国王的头衔，他们仍要千方百计把他们的政治计划付诸实施。但是，付诸实践不是依靠乞求王公贵族的服从，而是通过哲学产生足够的力量迫使他们让步。在坚持要求建立一种政体以保护人的各项权利时，哲学的统治也得到了承认。

苏格拉底依然有其局限性，就像我们现在也不能想象一个没有国家的地球会是什么样，苏格拉底不能想象没有神的城邦会如何。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我们正处在变革的年代，一切皆有可能。

苏格拉底不认为教会和国家能够分离。他可能把这两个词都当作人为的东西。人们相信神是所有城邦的缔造者，是它们最重要的内容。他恐怕不敢为了捍卫自己而摒弃众神。

学术自由的问题是，任何思想披着学术的外皮就可以获得自由，哪怕它是启蒙运动最大的敌人宗教和反理性。所以，不应该提倡学术自由，真正应该提倡的是理性的自由。不能带来理性的，没有资格享受自由。

启蒙思想家承担起了苏格拉底的事业，向非理性或超越理性的原动力对科学的持续威胁开战。这场不断取得胜利但从未完胜的战争，把理性的愿望变成了理性的权利，变成了学术自由。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生活以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难以忍受的方式重建，并逐渐导致宗教和非理性披着一层新的、常常是可怕的伪装重现。这是苏格拉底也会担心的事情。

苏格拉底的命运，贯穿了整个西方的思想和学术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苏格拉底的光芒照耀了整个西方。对苏格拉底本人而言，这恐怕是他最希望收获的果实了。

西方的思想和学术史可以概括为苏格拉底的命运史，它以为他辩护的柏拉图为起点，经过使他学院化的启蒙运动，以非难他的尼采告终。这个人因哲学思考而被城邦处死，2500年来对他的珍贵记忆又以文化的名义被最后一位伟大哲学家亲手处以精神极刑而结束。城邦和文化都因神圣而获得了权威。

哲学体验

当信念与共同体产生矛盾的时候，是哲学家最大的梦魇。只有理性国家，这种时候是信念取得胜利因为共同体是理性的不会和信念矛盾；或者放弃理性，也就放弃了信念，投入共同体的怀抱。换句话说，这个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是没有折中的。这是哲学家的噩梦。难道这就是艾伦 B 克鲁格自杀的原因吗？

他和另一些与法律斗争的哲学家所遇到的困难，虽然不应与社会对外来者、异己分子和不盲从者的偏见混为一谈，但它显然至少是对人的忠诚的两种最高要求——对他的共同体和他的理性的忠诚——根本对立的结果。这种对立只有在黑格尔描述的理性国家，或在尼采主张的放弃理性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克服。

智者和无知者，或者如尼采所言，超人与凡人，之间的鸿沟该如何面对？如果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真正的理性社会就永远不会到来，真正的民主就永远是空中楼阁。

我们确实像无知者一样嘲笑智者，但我们也像智者一样嘲笑无知者。最让我们嘲笑的则是无知者对智者的愤怒。

科学不能解释现实，不能改变世界的时候，就是空想和胡言乱语，因为你甚至不能分辨不同科学主张之间谁是对的。所以，科学必须通过认识和改变世界才能获取自己的地位。科学家亦然。现代民主社会不是科学家所统治，那是因为科学家改变世界的幅度不够大。如果马斯克让人去到了火星，很明显火星社会将是他统治的社会（如果他能抗住各种压力的话），那么也许火星会有真正的民主？哈哈，起码马斯克本人不是一个理想的统治者。

我们一向过于相信科学的功用，看不到科学家与君子的眼光差距有多大，也认识不到对于一个关心战争、和平、正义、自由和光荣的人来说，科学家的兴趣是多么粗鄙和琐屑。如果科学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像理论家们认为的那样，那么在务实的人看来科学就是一派胡言，而且是不道德的一派胡言。

这就是超人对社会的认识和态度。一切尽在掌握，一切因自己而变得崇高。自己的命运和幸福掌握在自己手里，吾性自足不假外求。一种近乎得道的感悟，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体会。所以，觉得超人或者智者会追求无知者或凡人在意的东西，都是对智者和超人的误解和诋毁。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他在那一刻意识到自己的思想与自然法则是一致的，他就是一个微观的宇宙。
这个时刻包含着许多成分：问题解决后的满足；施展个人才能的欢愉；因洞察和把握一切而产生的、超过任何征服者的充分自豪；无需任何权威、完全来自自身的确信；在实现个人的最高追求时不靠他人、不靠舆论、不靠因出身或选举而获得权力这种偶然事件、不依赖任何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自我满足；没有混杂着幻觉或愿望的实实在在的幸福。

世界在他面前掀开了面纱，展露了自己真实的那一面。

理论体验是解放的体验，它不仅带有否定性——让思想家摆脱对神的恐惧，而且带有积极性，即它同时也发现了最佳的生活方式。

作者有所偏颇了。就算想的事情和其他人一样，可以获得的体验却不一样。也许是欣喜也许是欢乐也许是迷惑也许是憧憬。所以，能获得同样的体验的定论是错误的。面对同样的事实，没有人可以获得一样的体验，因为人人都不一样。

人之为人，无论其民族、出身和财富，都能获得这种体验。这是人类在精神上能够共同拥有的唯一东西：来自于人本身因而对所有人都一样的科学论证。当我思考毕达哥拉斯定理时，我知道自己那一刻心里想的事情跟别人完全一样。而所有其他可以设想的共同经验，再怎么说也有暧昧性。

是的，所以我在孔子，在尼采，在王阳明，在老毛，在老邓身上都能看到这种共同之处，而不用在意他们的理论有多少区别。圣人之所以为圣，当然是有其过人之处。既然是过人之处，凡人自然无法理解。

哲学不是教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无论哲学家的学说有多大差别，他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要大大多于他们同其他人甚至同他们的追随者的共同之处。

失去自己思想的风骨的大学，就沦为了技校。保持自己思想的开放性和深度，是大学维持活力的唯一办法，而不是找什么赞助、基金会、招生。

大学逐渐成为人们从哲学家的教诲中得到启发和示范的地方。哲学及其对理性的沉思生活的演示，使学术和每一个学科成为可能，并或多或少自觉地为它们注入活力。如果这些范例失去生命力，或被没有此种体验者压倒，大学就会走向没落甚至遭到毁灭。

当我们身处消亡文明的圣地，比如埃及、巴比伦、玛雅等文明，我们能感受到什么神圣之处吗？当然不能，那里只是一个景点。神圣，因信仰而存在，当信仰消失，神圣和敬畏就不见了。

礼拜堂里供奉着先知和圣人的精神，所以它们才有别于其他场所。它们能够承担与这种精神不太相干的许多功能，但由于它们所景仰的东西，它们依然是礼拜堂，它们所做的一切都透着敬畏。倘若信仰消失了，倘若先知和圣人讲述的体验不再可信或变得无关紧要，那么即使里边继续举办各类活动，圣殿也不再是圣殿了。它会逐渐衰败，顶多成为一个古迹，闲逛至此的游客不会感悟到它的内在生命。

大学因大师的存在而得到升华。没有大师的大学是可悲的，没有精神的大学是渺小的。当然各种力量有意无意的让大学悄无声息的失去这一切，为了什么呢？因为他们恐惧大学可以做到的。遗憾的是，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大学也透着一种精神，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充分享有这种精神，即已故先贤的精神，大学必须对他们保持尊重。大学几乎可以接纳任何人，但是只有当这个人景仰大学里发生的事情，能够朦胧感悟到它的尊严，他才会真正得到接纳。大学总是处于为它注入生机的原则失去接触的危险之中，代表着某种它不再拥有的东西。由极少数人形成的这个团体应该成为对大学真正重要的因素的核心，这种大话也许听上去很不合理，但直到昨天为止它一直得到人们的承认。例如，在19世纪的德国大学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而它们正是美国大学最后的伟大楷模。无论大学多么不好，无论外部的变化对它构成多大压力，总有一条神圣的原则：一个亚里士多德或一个牛顿是它的全部价值所在。

哲学家和哲学涌入了大学，就好像在黑暗森林中点燃了火把，暴露了自己就变得脆弱了。所以哲学现在面临灭绝的危险，一切自启蒙运动始。启蒙运动意图建设理性的社会，但结果之一却是理性自己走到了最危险的地方。

作为启蒙运动成果的哲学家和哲学，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习惯和老巢，一股脑拥进了大学。在那里，他们在新的生存方式下变得很脆弱，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凡人的一大缺点就是不愿意接受现实。现实不是完美的，但是只有接受现实的不完美，接受现实中不好的那一部分，才能有改变现实，追求完美的可能性。就像人们说的，杀了信使，也阻止不了坏消息，哲学就是那个带来坏消息的信使，凡人们一心以为杀死信使就不存在坏消息了，这让他们面对现实更加的无助和脆弱。诚实，只有诚实，才能解决这种无知带来的无意义的拒绝。

先知、国王和诗人显然是全人类的恩人，为人们提供救赎、保护、繁荣、神话和娱乐。他们是文明社会的崇高卫士，而人们一向把有利于自己的行为看作善行。哲学无法提供这种实惠，恰恰相反，它是苦涩的，甚至有些凄惨，因为它剥夺了很多人们最珍爱的希望。它肯定不能抚慰痛苦的人，不能缓解他们无尽的脆弱。相反，它指出了人们毫无防卫之力，指出了自然对个人命运无动于衷。

哲学的软弱在于纯理论的空谈，而当进入运动的范畴，哲学就有了力量。所以，尼采认为权力意志才是一切，没有力量的理论是无力的代名词。

他们认识到哲学是软弱的，这恰恰是因为它是标新立异的，是不必要的，没有参与城邦的权力。它既受到威胁，也威胁着把城邦结为一体、使其他上流人物——僧侣、诗人和政治家——联合起来反对哲学的全部信仰。所以，苏格拉底的继承人才倾其全力，以充满英雄气概的壮举去拯救和保护哲学。

所以启蒙运动的第一目的，就是影响政治，直至重新定义政治。政治，是一切权力的根本之所在。话说回来，现代社会的政治，和哲学之间还有关系吗？政治，也已经变成了实证和数据的科学，意识形态这种陈词滥调，似乎都不再有人提起。

苏格拉底没有同文化、社会或经济发生冲突，而是与法律——这意味着与政治现实——发生了冲突。法律是具有强制性的。人类事务以政治需要的形式向哲学家发动了攻势。哲学家为了生存，需要的不是人类学、社会学或经济学，而是政治科学。因此，不需要提供任何复杂的理由，政治学是必须创立的处在第一位的人类科学或关于人类事务的科学，而且直到18世纪的某个时候，它一直是唯一的人类科学。

正视死亡和死亡带来的一切，是真正走向哲学的标志。就像加缪说的，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一脉相承。如果读者有兴趣，可以去看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开始认识死亡吧。我们总会死的，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的生活。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浪费时间，改不了堕落的生活习惯。

我们所关切的事情得不到广泛的支持，正视这一点是最艰巨的任务。所以苏格拉底把哲学的使命定义为“学会如何死亡。”通常伴有幻觉和神话的各种类型的忘我境界，使人能够在活着的同时不必毫不妥协地正视死亡——这意味着不断思索死亡，思索死亡对生命和生命中一切宝贵东西的意义，这正是严肃生活的特征。

没有进行哲学思考的人，会对现代社会中很多神圣的东西抱有敬畏之心。而一个哲学家，很可能对这些神圣的本质进行了思考，通过袪魅已经不再敬畏这一切。所以双方的看法通常是不可调和的，并且无知者通常视智者如敌寇。另一个方面，人类的社会很可能就是建立在这些想象的共同体之上，当哲学家们将这些共同体的基础拆解之后，与社会为敌是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哲学和哲学家既不被无知者喜爱，也被社会排斥。可怜的哲学。

不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只有当真理同自己的珍爱之物——自我、家庭、国家、名誉、爱情——不相抵触时，才热爱真理。一旦发生抵触，他们就会憎恨真理，把不关心这些崇高事物、证明它们如同过眼烟云并这样对待它们的人视为怪物。神保证了自然与多数人珍爱的习俗的统一，而哲学只会消解这种统一。因此，科学与整个人类之间的敌意并非偶然。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如果不与社会妥协，很可能连思考的自由所依托的肉身都不存在了，那么思考的自由还能获得吗？当然有人会觉得这是犬儒是逃避，但是哲学家会审慎的评判一切可能性，并根据自己的信念做出选择。没有处在同样境遇的人，没有资格发表意见。

哲学家要了解事物的真相。他热爱真理。这是一种求知的美德。但他不喜欢讲明真理。这是一种道义上的美德。大概他不愿意去行骗；但是，假如这是他生存的前提，他也不会反对。改造人类的愿望几乎总是以没有改造人类反而改变了自己的思想告终。改革家往往在行动上不妥协或走极端，但很少在思想上也不妥协，因为他们必须保持与现实的关系。然而，最容易适应社会习俗、最少与之发生争斗的人，才拥有更多的思想自由。

现代人依然鄙视吃饭和性交，这有什么问题吗？落后的肉体带来的保养需求和维护需求，以及落后的肉体带来的欲望需求，确实和动物没什么区别。人应通过超越自己的肉体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否则不过是被肉体驱使的一团肉罢了。至于宗教，那种精神鸦片有什么好说的呢？人对真善美的追求从来就不需要假宗教的名义，那只不过是宗教窃取了人类的终极追求伪装成属于自己的，我们知道真实情况不是那样的。

尼采有很好的理由说，古代的绅士鄙视吃饭和性交，因为这是他们的动物本性强加给他们的行为，他们为享有自由而自豪。虽然他们往往让人敬畏，他们也可以不让人敬畏，他们确实不像许多人那样倾向于宗教狂热，因为他们不太受恐惧的摆布。

一个超凡脱俗的人当然没有什么好感到羞耻的，其他凡人有什么资格评价他呢？羞耻是外界对主体的行为的看法，但是一个神韵内敛的智者，无视一切外界的幼稚的评论。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做一切事，但是他愿意的前提肯定是因为必要，而不是因为欲望。实际上似乎没有什么羞耻的事情是有必要去做的。如果感到羞耻，那一定是搞错了什么。智者是不需要也不会感到羞耻的存在。

亚里士多德说，具有美德的人没有什么可以感到羞耻的——这种观察符合苏格拉底对自己的看法，却不是绅士的典型观点。

因为有用而尊重是不对的，这隐含这一个前提，即科学家是为了服务大众而存在的。恰恰相反，大众是为了产生科学家而存在的。绅士们尊敬完美的哲学家，这是尊敬的正确打开方式，哲学家因为思考和理性而天然的值得尊重，而不是什么有用。对于凡人是否有用，不在超人的思考范围中。凡人妄图用自己的标准评价超人，这种做法是可笑且徒劳的。

他把它说得如同神明，使他们从不完美达到完美，而过去他们通常是通过崇拜阿基里斯、敬畏奥林匹亚山上的众神才实现了自己的完美。现在他们敬仰那些沉思有思想的神的理论家。这些绅士以这种方式理解哲学的精髓，现代人则因为科学家为其提供有用之物而尊敬他，前者是否还不如后者准确，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

理性的看待世间的一切，那么感情就不是必要的。秩序才是真正需要关注的，偶然性不需要特别在意（塔勒布肯定不同意苏格拉底哈哈）。如果以理性的眼光和价值观看待世间的一切，那么感情就是肉体对事物的反应，应被理性所摈弃。感情是低级的，理性才是高级的。

根据苏格拉底的观点，正是在这里应当诉诸理性，面对事物的必然性，提醒人们事物中存在的秩序，不去理会它们遇到的个别的偶然事件。怜悯和恐惧呼唤着满足、关注和得到认真对待。

凡人才需要共情需要被理解。如果具备理性的思考能力，没有不能接受的现实，还有什么必要诉诸感情呢？诉诸感情是弱者的需要，我未见有强者诉诸感情的。哲学与诗这种专用于表达感情的文学当然是对立的。哲学，不需要感情。哲学家，可以有感情，但其实依然是不需要的。

哲学家不需要陷入多数人的希望，或像我们这个时代的智者所说的，不需要进入历史的戏剧或介入政治。这就是苏格拉底强调哲学与诗相互对立的原因。

哲学不需要诗，但是同样的不应该让哲学的敌人利用诗来激发激情和极端从而对抗理性。更好的办法是用诗和其他方式将人们的感情调整到接受理性的程度。当然这是理想状态，实际上很难实现。

苏格拉底批评诗，是为了鼓励它成为哲学家而不是教士的同盟。

事实上这是柏拉图对苏格拉底的塑神运动，通过文学的方式将苏格拉底塑造成哲学的化身，哲学的神。通过文学的方式苏格拉底化身千万，无处不在。他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现在我们依然将苏格拉底作为哲学的起点看待。但真实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描写之间的差距只有柏拉图自己才知道了。

柏拉图阐明了对苏格拉底的需求，从而使他的读者也感觉到有这种需求。因为没有苏格拉底就会觉得自身不完美的人，绝非只有亚西比得一个。

哲学家，就是清醒的面对死亡，以及在此基础上坦率而充实的活着的人，由于真正参透了死亡，因此活着对他来说才是真正具有意义的一件事。而大部分从容赴死的人并不一定知道死亡是什么或死亡意味着什么又会失去和得到什么，只是凭着激情完成这件事。激情和理性当然是不同的，所以哲学家面对死亡是以信念和理性为基础而不是信仰和激情。哲学家，才是超脱生死的人，但是不是超脱生活的人，哲学家参悟死亡是为了更清明的活着，而不是为了逃避死亡，与某些宗教大不一样，不要混淆了。

他不能改变、也不会尝试改变的事情，是人类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旨在承受死亡、避开死亡或拒绝死亡的整个信仰上层建筑和制度。哲学家和其他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能正视死亡或他同永恒的关系。显然，他不否认有许多人果敢或从容地赴死。好好地活着相对来说不难。问题是怎样活着，只有哲人不需要那些为了忍受事物而歪曲其意义的意见。唯有他把死亡的现实——它的不可避免性，以及我们因为自己的生命渺小而对命运的依赖——融进了一切思想和行动中，因此他能在对澄明之境的追求中活着。

哲学家并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所以对一切报以讽喻的态度是不理性和不切实际的，只能显示出写这段话的人的心胸并没有够上哲学家的水平。改变他和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人是可能的，你只需要将他们也变成哲学家就可以了，这当然不容易，但是可能性依然存在。实质性的进步是可期的，当然可能不只需要宽容更需要努力。问题是哲学家很可能有其他更需要投入精力的地方，而不是在这种低概率事件上努力。但是否认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不诚实的，不是真正的哲学家所为。哲学家如果否认自己曾经不是哲学家，那就是欺骗自己，那就不是真正的哲学家。真正应该保持警惕的是这种心态才对。

改变他同他们之间这种关系的特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双方的不均衡牢固地根植于自然之中。所以他不期望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宽容，而不是权利，是他所能期望的最好的东西，而且他很清楚他本人以及哲学处境的脆弱，所以他时刻保持警惕。

没有人一开始就是政治人，同样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哲学家。哲学家学着介入和改变政治，凡人同样可以学习哲学并且思考哲学。并没有存在一个天然的鸿沟或禁令不让我们做什么，一切都是外界的规训或我们自己的懒惰所造成的障碍。跨过这个障碍，成就哲学家的超人之路。

没有人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人，因为人们可以期望从政治中得到的东西受到明确的限制，而且在追寻真理的过程中不依靠与政治有关的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人通过政治了解了灵魂，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但是不管哲学家们在理论上有多大分歧，他们的实践政治学是相同的。他们实践着一种写作技巧，向他们身处其中的政体的道德取向讨好，但也能引导一些机智的读者走出来，转向哲学家们相互对话的乐土。

除非本质变化或出现全新的东西，否则人的理性不应该有变化，不可以屈从于事件。理性是思考的产物，如果根基没有变化，理性没有理由变化。如果随意的在事件与事件之间改变观点，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理性根本还未产生。一个人思考得越多，理性的根基就越牢靠，随着时间，几乎很难有挑战他的理性的重大事件发生。如果根基不变，输入不变，那么输出自然不需要变化。精神上的自由由此而得到。如果随意的改变观点，那不叫精神上的自由，叫精神不坚定。精神自由必然和坚定的精神联系在一起，除非他还在学习以及巩固他的精神。一个成熟的哲学家的思想，不会随意的变化。

古人则认为，除非事件使人了解到某些本质上全新的东西，人绝不可以让自己屈从于事件。他们比先人和后人都更加致力于维护精神自由。这就是他们留给大学的遗产。但他们也从不让原则变成教条，除了他们自己的智慧外，他们从不指望它还有别的基础。他们始终牢记自己事业的责任和风险。

哲学家是贵族中的贵族，因为只有他们才是掌握理性的人，而理想状态下理性应该统治世界，虽然这从未发生，但无损于哲学家天然的占据精神上的贵族的地位。哲学家也是现实中的贵族，因为贵族才有知识和闲暇来思考哲学，从而服务哲学家或直接成为哲学家。到了现代社会，后一个限制不再存在，哲学家可以从全体人民中产生，而一旦产生，就是天然的精神贵族，亦即尼采所言的超人般的存在。尤其要注意的是，大家不要混淆哲学家和哲学研究者。大学里后者很多，但是就像艺术史教授和艺术家的区别一样巨大。真正的哲学家是用理性指导自己生活和行为的人，而不是空有研究哲学的知识但是无法用理性作为人生最高准则的人。

他们是贵族一词更加崇高意义上的贵族，因为他们认为理性应该统治，而只有哲学家完全献身于理性。但是哲学家从未真正统治，所以这不过是个理论观点。他们也是贵族一词庸俗意义上的贵族，赞成让拥有传统财富的人掌权，因为这些人就算不能理解哲学，也更有可能领会哲学本身作为一种目的的高贵性。

启蒙运动的转型

不要说古人了，现代依然是这样。

在古人看来，没有智慧的权力和没有权力的智慧的结合，总是以权力的加强和智慧的妥协而告终。苏格拉底说，跟权力调情的人将被迫与其同床。

前面已经详细解释过了，理性的面对死亡和基于信仰和激情慷慨赴死之间的区别。哲学家是理性的。虽然都是面对死亡，看上去似乎态度也没有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背后基于的理由非常不一样。所以阿基里斯会哀叹和抱怨，哲学家绝不会。因为哲学家过着他自己选择的生活，所以任何哀叹和抱怨都只能表示他的不成熟。这就叫凡人的智慧。

这些人和哲人分享着共同的基础，它维系着比单纯活着更重要的东西。但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牺牲提供很好的理由。阿基里斯对于自己为何必须为希腊人和朋友而死所发出的哀叹和抱怨，完全不同于苏格拉底为他们接受死亡的根据所提供的论证和推理，因为他已衰老，因为死亡不可避免，因为他几乎不必为死亡付出任何代价，而且它可能还有益于哲学。阿基里斯的特点是愤怒；苏格拉底的特点则是计算。如果不避时代错置之嫌，那就可以说，这两种人之间无论有什么共同情感，都是建立在阿基里斯对苏格拉底的误解上。

马基雅维利认为哲学作家不应该鼓吹凡人做不到的美德，这只会让人厌烦。相反应该鼓吹哲学的美德所能实现的凡人的梦想，不是与凡人对立而是转而诱惑凡人。但我觉得马基雅维利这样真他么的low，不愧是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没有误解你！

简言之，假如哲学不是作为人的传道者，而是作为人的最贪恋的梦想的合作者呈现在他面前，哲人就有可能取代教士、政治家和诗人影响民众的位置。这就是马基雅维利在谴责那些传统作家时的真正用意，他们赞成臆想中的君主国和共和国，它们忽视人们的实际生活，更看重人们应当如何生活。他奉劝这些作家要适应占主导地位的欲望，不要敦促人们去实践他们极少能够达到完美的美德；对于躬行这种美德的个人来说，它的好处是很成问题的；鼓吹这种美德会让每一个当事人生厌。总之，把哲学变成施主，它就会被当作好东西，就会享有施主有增无减的权力。

别说什么敢作敢为了，不就是厚着脸皮骗人吗？哲学家是如此诚实以至于之前没有人想过这种事，这种事是不符合哲学家的价值观的。马基雅维利揭开了这层窗户纸，告诉大家如果为了某个高尚的目的没有什么是不能牺牲的，包括哲学家的诚实美德。所以老实人不骗人，一骗起人来大家都上当了。

命运左右着权力和智慧的关系，这意味着不能指望人们会认同智者的统治，而智者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强迫人们这样做。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征服命运意味着思想和思想家能够强迫并保证人们的认同。如果这是可能的，古代哲学家的中庸看起来就成了胆怯。在政治舞台上敢作敢为成了哲学家的新品性。

通过科学和政治两方面的努力，利用了凡人对病、死的恐惧，哲学家们成功的将科学和人类的生存扯上了关系，并最终以此为切入点约束了历史上的统治者。这是哲学的胜利，科学的胜利，政治的胜利。

医生和警察由于把科学运用于他们的努力而力量倍增，能够成为一种全新的政治事业的基础。如果追求健康和安全能够吸引人，并让他们认识到维持生存同科学的关系，理论与实践之间就能形成和谐关系。经过一两百年引导公众反对王权和宗教的大力宣传，真正的统治者最终受到了臣民的约束，而且不得不通过科学家的规划。按哈维·曼斯菲尔德的说法，科学家是隐秘的统治者。政治家追求的目标和他们使用的手段是由哲学家决定的。科学家将会享有自由并获得支持，科学进步将等同于这样理解的政治进步。

所以科学没有国界，因为科学不再为统治者服务，而是为了普遍真理服务，那么也就不存在祖国和真理之间的矛盾了。因为祖国或者说统治者不会再向科学和哲学要求支持，政治的归政治，科学的归科学。

渐渐地，政治秩序不得不做出改变，以至于在理性运行的道路上再也没有特殊性，也不会产生科学家忠于祖国和忠于真理之间的矛盾。只有一种科学。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在任何地方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同样，原则上也有一种正当的政治秩序，它是由科学建构，以科学为基础，为科学而建立的。

但是随着科学或者说哲学在马基雅维利的倡导下与凡人的欲望同流合污，哲学的超脱和理性被庸俗化了，社会的终极追求从美德变成了满足人民的欲望和要求。如果苏格拉底在世，我想他不会对马基雅维利们的努力表示赞同，毕竟他是宁愿死也要坚持自己哲学底线的哲学家，而不是为了实现现实目的愿意改变自己理性思考的结论的动摇者。

文明社会就能把满足人们的生命、自由、对财富的追求作为唯一的目标，人们就会因为世俗权力反映他们的需求而同意服从它。政府变得更加稳固和可靠，因为它现在是建立在欲望而不是美德、权利而不是责任的基础上。

经济学家口中的理性人是不存在的。而人们以为科学家都是理性人这也是一个误解。真正具备理性的哲学家是很稀少的存在。

现在人们弄清了自己的目标，他们把这归功于理性人，他们在理性的基础上遵守保护他们的法律，他们尊重并要求政府也尊重科学家，因为他们能够最出色地运用理性理解和驯服不友好的自然，包括人性。政府成了科学家和人民之间的媒介。

但是大学的根本目的应该是考虑社会考虑不到的事情，作为思想自由实践的地方。为社会需求提供服务，应该是技校而不是大学。这点理解出现了偏差，导致大学的精神逐渐的矮化和消亡。

大学的繁荣是因为大学被认为能够按社会的需求服务于社会，而不是像苏格拉底那样服务于社会，或像泰勒斯那样不能服务于社会。因此，自由大学与自由民主政体之间有一种千真万确的特殊血缘关系，这不是因为教授是“制度”的走狗，而是因为它是唯一这样一种政体，它的当权者相信让教授随心所欲地从事自己的工作是一件好事。没有这个“自由的”架构，教授们为自己要求的权利就毫无意义。权利的概念最早是由自由主义的创始人诠释的，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说，它的唯一家园就是自由社会。

哲学家终于意识到自己应该教化人民，或者说应该扩大自己的基本面。天赋的特权不应该和知识扯上关系，而应该和精神境界也就是理性思考的能力挂钩。当然这种能力无法被外界判断，所以不得不用知识作为一种外在可感的指标。我们要意识到知识并不必然带来理性，哲学家不是知识的堆砌物。

这种回到人民中间的举动，可以被理解为他们意识到了健康的平等欲望，他们愿意订立不行不义的契约，得到的回报是不会遭受不义，这与为了争风头而拒绝平等、甘冒遭受不义的风险的贵族恰恰相反。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为了利用人民的权力而采取的务实策略。在这一点上，现代哲学家是在效仿古代的暴君，他们发现满足人民的愿望比满足敢于对抗的贵族更容易。除了有知识的人，谁都不享有天赋的特权地位。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左翼基础，教化人民从而增加智者的数量进而增加智者的力量并最终建设一个智者统治的社会的可行性。当然现在停留在哪一步还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没有实现到最终理想境界的。

有着要求智者享有参政权的道德和知识基础的民主政治，严格地讲是一项现代发明，是得到广泛理解的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绅士的看法是错的，因为哲学家视死亡为一种必然到来的现实，因此不需要任何英雄气概来面对，只需要淡然的接受就可以了。普通人的看法同样是错的，哲学家对死亡没有任何恐惧，避免死亡只是理性思考的产物，既然可以推迟死亡那为什么不呢？恐惧死亡从何说起，推迟死亡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实现自己的信念罢了。

绅士们认为，面对死亡的哲学式镇定，源于贵族的绅士风度或英雄气概。另一方面，普通人则认为，哲学家关于避免死亡的理性说明，是他内心对死亡的强烈恐惧的产物。

一个人怕死到一定程度就完全丧失了理性，妄图用不承认这种做法掩盖死亡存在和即将到来的事实，这种人是最不理智的，原本可以用来投入生活和做出妥善安排的时间就这样被浪费了。功利主义者认为死亡是最大的损失，是造成这一切现象的根源。但死亡不是损失，死亡不能造成任何损失，你的人生在死亡之前已经全部享受完成了，死亡没有剥夺你任何事。如果你说死亡剥夺了你本来可以享受的未来的人生，那么没有任何人和自然承诺过你可以、有权享受未来的人生不是吗？本来就不是你的，谈何剥夺？功利主义者是庸俗的价值观，吾所不取也。

在维护生命所需要的一切事情上，功利主义者表现得更为明智，但他从不考虑自己肯定会死这一事实。他做着一切能够推迟自己死亡的事情——提供保护、和平、秩序、健康和财富，然而他却极力掩盖死期必至的事实。他完全献身于避免死亡，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假如理性与理解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最终归宿有某种关系的话，就可以把他视为最不理智的人。他毫无保留地对自己最强烈的情感及其产生的愿望做出让步。

哲学家永远是理性的，因此表现为明智，而不是激情四射，更不是慷慨赴死。肉体本身是我们思考的基础，所以尽可能的延长肉体的维持时间是好的，是应该付出的成本。当然我们终归会死，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那就去死好了，逃避是没有意义的，哀叹和怨恨更加没有意义，只能暴露出此人内心的渺小。哲学家伟大的灵魂坦然面对死亡，而死亡之前他的行为和不朽的神没有区别，因为他就是自己的神，死亡与否是不能改变他行为的模式的，因为行为本身是被理性所指导的，而死亡是早就被认知到的一个条件，所以理性早就考虑过死亡了，那么死亡与否就没有任何值得修正的地方。至于资产者这种贪生怕死的玩意，嗯，哲学家选择无视他们。

哲学家在思想和行动时，总是表现得自己仿佛不朽，同时又充分意识到自己难免一死。他试图尽可能长寿，以便进行哲学思考，但又不愿意为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或思想。他表现出一种英雄永远也做不到的明智；他在永恒的伪装下看待一切事物，这是资产者绝对做不到的。因此，他无法跟这两种人打成一片。

我倒不这么想，这道鸿沟并非无法逾越，否则哲学家为什么要收学生呢？不就是因为存在这种转变的可能性吗？当然，既然绝大部分人做不到理性，那哲学家和他们的沟通就必须迁就非理性，因为凡人是无法理解完全的理性的存在的，多半会冠以“冷血”、“反社会”等名号，为了减少麻烦，伪装一下非理性是合乎理性的选择。

伟大的现代哲学家是像古人一样的哲学家。他们十分清楚使自己与别人隔开的因素是什么，也很清楚这道鸿沟无法逾越。他们懂得，他们与另一些人的联系总是以非理性为中介。

哲学家们明白要拯救全部人民，给他们以理性是不可能的，但是个体则是有可能的。

哲学和哲学家总是透过个人得救的希望去看整体，因此总是孤独的。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现代社会并没有被置于理性的统治之下，进一步说甚至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完全没有考虑过理性的可能性。哲学的政治化让理性离我们更远了。

以理性为基础的社会，是否必然对理性提出非理性的要求？或者说，它是否更接近理性，并服从理性者的管理？

现代哲学家们不再寄希望于人民的理性，相反他们降低了理性的标准来让人民看上去似乎离理性更近了。所以，这表明他们并不是乐观主义者，恰恰相反他们是悲观主义者，完全放弃了哲学的最高理想，那就是一个被理性统治的社会。

他们希望改善人的命运，但不是通过忘记人身上的罪恶，而是通过向它让步而不是对抗，是通过降低标准。他们期待大多数人都拥有的十分合格的理性，是建立在自觉鼓励最大的非理性的基础上。自私是谋求共同利益的手段，他们从未想过要在他们设计的世界里再造过去各民族辉煌的道德和艺术。

哲学家认为人本身是可以做到理性的，并且存在这种空间和可能性。大部分人本身也有追求理性的欲望和向往。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现代社会会将这种追求的精神门槛抬到多么高又将这种追求的物质条件降到多么低。所以，一切都还有可能，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无论是想理解存在，还是仅仅为了清点事物，理性都是非理性事物存在的目的，人身上看似纯然野蛮的一切，都有人的理性才能为它注入的活力——哲学家就是这样认为的。

现代社会的正当性来自于用技术满足全体人民追求的可能性上。因此，技术无比重要，不论对哪个政体而言。技术意味着生产力，意味着统治的正当性的量化指标。但我不得不指出，平等性是另一个量化指标，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

现代政体是由理性孕育的，并且依赖全体成员的理性意识。这些政体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自然科学的理性，而且对自然科学进步的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它们的政策。无论称之为自由民主社会还是资产阶级社会，是保护人权的政体还是贪婪的政体，无论技术被用于积极的方面还是消极的方面，每个人都知道，这些词汇描绘的正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核心问题。

斯威夫特的质疑

一只眼睛内审，一只眼睛关注着未来和远方，但对现实却不做过多关注，因为现实是过去的积分，已经不能改变。我们应改变的是未来，我们可以在现在努力，但是要认识到改变现在对我们来说已经太晚了，不可能做到了。

这个飞岛上的人一只眼睛盯着内心，另一只眼睛仰望苍穹。他们是十足的笛卡尔主义者——自我本位的一只眼睛内省自我，关注宇宙的另一只眼睛审视最遥远的事物。而从前是人们的关注中心、限定着自我和星宿研究模式的中间区域，却不在勒皮他人的视野之内。

科学获得了自由之后就不再为地位发愁。启蒙运动很快就只包括人文科学，希望通过人文科学为人民带来理性思考的能力和可能性。

在斯威夫特抱着厌世态度对科学的怪诞嘲讽中，包含着某种神秘的预见。自然科学很快就从启蒙运动的整个计划中撤出，只留下人文学科自己照料自己。自然规律是科学规律，但自然科学不再声称能够为人类制定法律，于是把没有理性或科学基础的政治科学冷落在了一旁。

科学放弃了让所有人理性化的不切实际的理想，转而通过强迫统治者来实现自己的自由，避免遭受历史上哲学不掌握力量的可悲处境。

早期启蒙思想家似乎相信，在被统治者的理性同意与科学自由之间存在着完美的一致性。但是科学无法让所有人都理性化，而且后来证明这也没有必要，因为它能迫使任何统治者都支持它，不干涉它。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政治的不同处境面前自然的发生了分野。自然科学也不再与政治扯上关系。

一旦统治者不是绝对信奉非理性或非科学的自然观，启蒙运动中的非人文的内容即可幸免于难。私利——现代的伟大动力原则——不再要求关心其他思想家，而现在看来完全属于自然哲学家的科学或理性，也不再为政治或道德思想家提供任何保障。简言之，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以民主的名义结成的共同阵线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

由于自然科学不被认为威胁统治，以及技术是实现统治正当性所必需的，于是自然科学的这里的存在就是被允许的，并且是只被允许的。人文科学的发展，由于被认为会影响统治或者动摇统治的根基，于是人文科学要么接受被收编被改造的命运，要么就得离开这个社会。人文科学也被证明其存在对政治统治而言不是必须的。跛脚的科学发展成为可能和现实。

苏联自然科学的状况就是斯威夫特的预言登峰造极的可怕表现。它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暴政。在所有学科中只有自然科学，在所有人中只有自然科学家，能够迫使暴君不予干涉。苏联数学家是和美国数学家一样的数学家，而苏联历史学家或政治学家必须充当骗子，充当御用文人。自然科学现在能够在苏联繁荣发展，是因为苏联的暴君终于认识到他们无条件地需要科学家。但他们不能容忍历史和政治科学家，他们也无需容忍。这些人与自然科学家不是同一类人，在自然科学家和暴君的眼中都不是。

自然科学从哲学变成了工具，工具本身不再具有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科学矮化了自己从而获得了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是哲学家所追求的，或者说竟是现代哲学家所追求的？不论如何，人文科学还是保留了自己信念，那是苏格拉底宁愿死亡也要维护的。

未来的暴君不太可能效仿希特勒的疯狂教条，他因为这种教条而把犹太科学家拱手送给敌人，这使他注定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使潜在的希特勒们变温和了——但也仅限于此。一般而言，它增强了人的力量，却没有增强人的美德，因此它既增强了人行善的力量，也增强了人作恶的力量。

卢梭的激进化与德国大学

卢梭的断言。

美德，“质朴灵魂的科学”，才是最需要的，科学则损害美德。科学倡导与其他人和文明社会保持一种松散自私的关系，它使美德原则受到怀疑，它为了自身的繁荣而要求一个奢靡散漫的社会。

当社会将思考的责任丢给大学的时候，大学和社会之间其实就已经存在区别了，那么凭什么保证大学里产生的思想就是适合社会就是可以引导社会的呢？非常有可能是脱离社会实践的空想。所以哲学家要么出世独居要么入世修行，大学却是一个两不靠的场所。两不靠可能是左右逢源也可能是左右都不沾。

假如西塞罗和培根之类的人当过教授，他们就不会成为西塞罗和培根了。只有在真实的现实生活中，而不是在人为建立和受保护的大学中，他们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人类的处境，认识它的内在紧张并承担起责任，他们不需要披上进步信念的外衣，也不会贪恋无知的社会授予其荣誉的虚名。教授们已把理性变成公众的偏见，现在他们也跟有偏见的人打成一片了。他们代表着两种能让人严肃生活的严酷训练的场所——共同体和孤独——之间令人不满的折衷位置。

人天生是孤独的这个断言前提就是错的。人天生当然不是孤独的，人天生是处于核心家庭的照顾和养育之中，人天生是有父母的，何来天生孤独一说，又不是孙猴子。正由于人天生不是孤独的，所以人天生就是需要沟通能力的，所以语言对人来说恰恰是天生的。人在婴幼儿时期主要发育的就是语言功能，在此期间人类大脑的语言模块接口开始发育，根据核心家庭教育的不同挂载了不同的语言模块，于是人就学会了不同的语言。具体的语言对人来说不是天生就会的，但是对语言的需求和语言的习得能力恰恰就是天生的。人与动物的特定差异正是理性，人并不是唯一可以进行沟通的动物，但人是唯一可以通过沟通交流抽象和概括的概念的动物，人也是唯一可以进行想象并将此想象在不同个体间沟通的动物。抽象的能力，以及通过语言交流抽象概念的能力，是人和动物最大的差别。所以这句话从头到尾都是错的，而因为这句话的错误批判启蒙运动的正当性的卢梭，不幸的攻击了一个不存在的靶子。可怜的卢梭，这不是他的错，是历史的局限性。

人天生是孤独的存在，所以语言——理性的条件——对人来说并非天生的。因此，人与其他动物的特定差异不可能是理性。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性，所谓的不可能和无根据只是因为科学的发展还没有到达足够解读这些现象的地步，就好像炮弹的时间比我们的时间慢，这对牛顿来说也是不可能和无根据的，直到爱因斯坦发表了相对论。人性和理性的差异也许并不是不可调和和不可解释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科学的进展。

自然科学所理解的自然并非包含着全部的事物。还有另一些自然科学没有掌握或无从掌握的领域，它们是真实的，它们为人性经验的真实性留出了一席之地。没有必要为了保护人性而抛弃理性，因为理性可以证明科学存在着不为它所知的局限性，可以证明被自然科学不合逻辑地加以拒绝的自由的可能性。可能性和根据成为康德的主题，因为人类已经开始表现出很多不可能和无根据的现象。

康德当然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不知道相对论，不知道测不准原理，不知道量子物理，不知道概率论。所以康德对科学和自由以及理性的限定我们不能全盘接受，或者说我们应该先验的明白这个结论一定是错的，但是康德的逻辑和判断标准是我们应该参考和借鉴的。

康德的批判哲学没有指示科学必须发现什么；它为纯粹理性的运作设定了范围。它对实践理性也设定了范围，从而把大卫·休谟对实然与应然的区分从道德推理的耻辱变为理性获得胜利和尊严的基础。它进一步肯定了人的判断能力，使人可以再次谈论目标与美。

真善美的分化并不表示现实是分离的，只是表示现代科学的分工出现了分化，但是我认为未来总有统一的一天，既然现实是统一的，那么对现实的研究就应该是统一有机的而非毫无关系的几个方面。这是宇宙的和谐所要求的，哲学亦然。

三大“批判”为三种知识（经过重新包装的真、善、美）提供了各自的领地，但它们并没有作为对唯一现实之不同侧面的知识而统一起来。亚里士多德的人学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他对人的认识与他对星宿、运动物体、人以外的动物的认识紧密相连，和谐一致。卢梭以后的人文学科已经不是这样，它们依赖于一个全然不同于自然领域的存在。它们的研究也不是自然研究的一部分，这两种形式的研究之间毫无关系。

哲学要为自然立法还是为人立法？自然科学似乎自然而然的接过了为自然立法的责任，而将后者留给了哲学和其他人文科学，但两者一定是对立的吗？人文科学与观察真实世界中的事物真的毫无关系吗？我想答案都是否定的。

哲学不再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或者已不为其需要了，它被打发进人文学科，甚至变成了另一种纯粹的历史学科。它要成为大学统治者的主张不再受到尊重。这里存在着一种没有更高统一体的共同统治权。人文知识能够为权利平等声辩，并在某种程度上正式享有这些权利，但也开始变得充满“学究气”，与观察真实世界中事物的方式毫无关系。自然科学家的形象既是智者，又是使公众受益的人；而人文学者只是个教授。

行动先于思考？对成年人来说都是思考先于行动吧，即使是直觉引发的行动，直觉也是既往经验的总和，既往经验又是既往思考的结晶。无论如何，思考都是先于行动的才对。歌德大概混淆了潜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区别，当然这是毫无疑问的，潜意识这个概念还没有出现呢！历史的局限性又坑了一位。

行动先于思考，行为先于言辞。深谙此中道理的人必须仿效这个起点。没有思想在前、不受思想控制的创造者的行为，是头等大事。这位学者用自己的理性误解了起源，因为他不具备事物秩序背后的活力。他拘泥于细节，堆砌事实，把提供活力的原理从这些事实中抽离出去。

我认为不是，只有成为凯撒才能理解他的观点。如果你理解了某一个观点，说明你在某种意义上和提出这个观点的人是一致的，否则无从理解。我说白米饭好吃，一个没吃过白米饭的人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吗？他可以理解好吃，但是也是基于他自己的经验比如面包好吃馒头好吃来理解，如果要理解白米饭好吃这句话，那么他就必须吃过白米饭才行，而如果他吃过了白米饭，那么在白米饭好吃这句话的理解上，他就成为了我这个凯撒，我们就是对等的，只有对等的双方才能达成理解，否则只有曲解和误解。一个人的观点涵盖面越多，要理解他就越需要成为他。一个没开过车的人理解交通规则总要难过司机，而一个没见过车的人那就更难了，因为他们没有成为交通规则制定者这个凯撒的能力和机遇。

认为不必成为凯撒就可以理解他的观点，与认为不必成为任何东西就可以理解一切的观点是相同的。自由王国隐含的前提是行动胜过思想。正如歌德所看到的，现代学术巨擘是个泥足巨人。就像所有科学一样，自由王国也是盲目的，因为在只有黑暗的地方它缺少认知对象。

这就是历史的螺旋上升曲线，现在又到了呼唤新文艺复兴的年代，我们需要对启蒙运动和自由平等的研究与批判，当然更重要的是超越它的思想。

由于希腊的普遍性和人性的恒久性，文艺复兴那种令人陶醉的气氛，即希腊的再生，总是有可能发生，并在一种特殊的现代思想——始于马基雅维利对希腊和罗马思想家的仔细研究与批判——中达到顶峰。这种思想能够自豪地宣称它比古代思想更胜一筹，从而在古代与现代的较量中胜出。

文化，通过文化的建立，我们和他者做出了区分，所以，文化的建立真的好吗？当我们建立文化的时候我们就拒绝了与世界融合的可能性，我们为自己划出了一片自留地，并以此为最高准则。文化之间的碰撞就像古典国家的战争一样，最终只能活下一个，而事情原本不必这样，这一切正因为我们强调我们之间的区别才发生的，但我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很可能比区别大得多，弔诡的是我们却更在意和无比坚持那些让我们不一样的存在。这是理所当然的，既然我们不一样，那么如果要一样，应该以谁的标准为基准？这是你死我活没有中间地带的战争。

他对启蒙运动与健全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的观察，导致了文化观念的产生。把希腊、斯巴达或雅典作为文化模式来研究，正是卢梭的思考所导致的结果。这种研究在可以强烈地感受卢梭影响的德国尤其繁荣，准确地说，这是因为康德和歌德占据着优势地位，其动机是理解文化，着眼点则是建立德意志的文化。德国思想家首先是从希腊和罗马的诗，其次是从历史中汲取灵感，学者们也紧随其后。

希腊哲学研究的是政治秩序如何面对不同城邦间的文化对立的分歧，但是我们现在却发现了希腊“文化”，这正说明了希腊哲学研究的不同文化之间的区别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不重要和无意义的，所以在我们看来他们被一个统一的希腊文化所代替完全没有人任何问题。焉知几百年后后人研究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的时候，会不会用一个词代替我们全世界这所有不同的文化种类呢？也许到时候就是地球文化和行星文化、星舰文化三者之间的碰撞和纠葛了，我们现代文化之间的区别将被无视而统一用地球文化来指代，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将变成历史书上的一页（或一句）。

在柏拉图的思想中，爱欲导致哲学，而哲学又导致对最佳政体，即与多种文化相对立的一种良好政治秩序的探求。可见，希腊“文化”的发现是违反希腊哲学的。而且，这种关系到最佳政体与文化对立的特殊分歧，对理性有着致命的作用。我们从韦伯的假设中能够初步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是价值而不是理性建立和维系着共同体。

唯结果论还是唯过程论呢？我们知道席勒的名字和成果，所以说明唯结果论一定正确吗？哲学家的思考模式可不会赞同这一点哦。

席勒的观点虽不真实，但能产生成果，而学者们大概都知道的真实观点却毫无成效。这也是歌德的意思。学者是客观的推理者，诗人是主观的创造者。

别逗，那时候根本还没德国，这是普鲁士文化哈哈哈。如果你能接受这一点，那么就不应该对德国文化抱有强烈的信念，因为这世界本来既不存在德国也不存在德国文化，都是被人创造和抽象后的概念。而人却要为了这些概念做生死存亡的交锋。这是对的吗？
这是不对的吗？如果接受文化对我们的影响，那么这些概念就定义了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自认为被什么概念定义以及接纳何种文化，才是最重要的关键。

德国思想经历了巅峰时刻——康德、歌德、席勒和黑格尔的时刻

两种观点的激烈碰撞，理性研究的脱离文化和历史之外的自然的一个方面，是适用于任何地点和时间的普遍真理，这当然是好的，科学的研究也因此被任何政体所需要。但是世界的真实不光是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当然还有具体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我们如果不研究或者无视这些方面，当然就不能完整的认识世界。超越历史的纯粹精神，也就是理性，是不能超越历史的，因为在它研究的范围里根本不存在历史，历史上的苹果和现在的苹果都会落地，所以不存在历史和现在的区别，这种超越历史是无视历史，并不是真正的超越历史，用这种精神来研究历史那就是南辕北辙。我们要研究历史和文化那就一定要认识到历史和文化的本质，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试图用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来指导历史的发展是错误的（此处@马克思），我们敏锐的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有了中特社，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哈哈哈。

苏格拉底是对还是错？尼采对苏格拉底的指控是，他的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推翻了作为一种崇高本能的伟大愚蠢，把它解释成毫无意义的东西。他破坏了生活的悲剧意识，而这种意识能直观地感受到人在万物中的真实处境，使抵御生存恐惧的创造性生活成为可能，这种生活是任何预先存在的形态或模式都不能赋予或引导的。先于理性、易受理性伤害的本能或命运，建构法典或价值标准，理性据此才能健康地发挥作用。处在虚空顶端的黑暗是生活和创造的条件，它被理性分析的光芒驱散了。诗人在他的创造性活动中明白这一点。科学家和学者则从来都不明白。创造性活动塑造着文化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存在苏格拉底所相信的那种超越历史的纯粹精神。这种信仰是科学的基本前提，也是它的谬误之所在。这种谬误在处理人类事务时显然是致命的。科学方法仅仅用于发现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普遍真理，而特殊的和偶然的事物才具有历史和文化意义。

所以凡人对超人的精神领域的理解是空白的，因为那超过了他的生活经验以及想象的边界。就好像一个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另一个人可以做到自律，因为自律对前者来说无比痛苦对后者来说和呼吸一样自然。我讨厌重复自己，但是夏虫不可以语冰依然是最好的形容。权力意志，只有拥有的人才能理解它，不幸的是语言不能精确的描述思想，而且即使对思想的描述也需要类似的体验才能真正理解，所以权力意志永远笼罩在迷雾之后，换句话说，同样会有很多伪装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在凡人社会肆虐。

黑格尔曾嘲笑一名典型的德国高级中学教师，因为他解释说，亚历山大大帝对权力有着病态的爱好。这名教师用亚历山大征服天下的事实来证明自己的论断。这个教师没有患上这种疾病，可以用他本人没有征服世界的事实来证明。这个故事概括了尼采对德国大学及其古典学术研究的批判。学者不能理解权力意志，不能理解是科学所无从知晓的原因使亚历山大与众不同，因为学者没有、他的方法也不允许他拥有或理解权力意志。所以，学者永远不能征服人的精神。

是的，大学需要一场新启蒙运动，挣脱旧思想带来的桎梏，比如自由和平等，比如技术和科学，比如政治和资本。

尼采对大学的进攻有两方面的影响——或是导致严肃的人抛弃大学，或是导致对大学进行改革，使其在文化创造中扮演一定的角色。对于由黑格尔这位现代亚里士多德统治的大学，必须进行重构，就像当年名誉扫地的中世纪大学被现已名誉扫地的启蒙运动大学取代一样。

我本人是皈依于存在主义的，并对谱系学没有任何兴趣。知识考古当然重要，但是我们只需要知道考古结果也就是历史就好，考古的过程和细节对我们来说一无是处，完全不需要知道也能理解考古的结论。

在哲学领域，尼采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各个学派的鼻祖，他最终在学术界赢得了尊敬。

此处描写的原因是因为海德格尔是纳粹。

奇怪的是，海德格尔的希腊精神并没有引起人们研究希腊哲学的强烈冲动，这可能与战争的影响和海德格尔的可耻行为有一定关系。

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怀疑论者，于是可以超脱一切已经提出的和尚未提出的理论，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任何理论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苏格拉底以理性的精神怀疑一切，但是我们最需要怀疑的就是，理性到底曾经存在吗？理性到底有资格判断和怀疑一切吗？理性现在还存在或者还有可能存在吗？如果怀疑论者不先怀疑自己的基石，那就不是真正的怀疑论者，只是一个批评家。

到尼采为止，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忽视和轻蔑一直是起因于一种信念：对于他们尝试做的事情，人们可以做得更好。这也是苏格拉底总是名声很好的原因。他是一个怀疑论的探索者，他要借助于孤立无援的理性手段踏上求知之路。他不受任何解决方案和体系的束缚，因此能够被人视为一个不会限制后代自由的原创者和启发者。

大学的精神始于哲学的优越性，独立于社会之外并高于社会文化。而海德格尔始，大学的精神在于服务社会，服务德国文化，献身于社会的未来，那么大学的精神就失去了它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不需要大学也能达到这种效果。这就是大学的危机，大学和大学精神都已经接近死亡，沦为技校是唯一的合理路径。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精神和风骨，并且因为此高于普遍的文化而感到得意，当大学开始媚俗，大学就死了。

大学的精神始于苏格拉底，他与雅典人民保持距离，以示轻蔑和孤傲，他拒绝接受他们的命令，拒绝停止发问“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知识？什么是神？”，因此怀疑有关这些问题的普遍看法，在他的严肃游戏（在《理想国》一书）中，他不尊重人民的“文化”，试图把哲学家的统治强加给不情愿的他们。当海德格尔加入了德国人民——尤其是人民中最年轻的部分，他说他们已经不可逆转地都献身于未来——并使哲学服务于德国文化时，大学可能已经接近死亡了。我认为海德格尔的教诲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强大的思想力量，如果我是正确的，那么有目共睹的的德国大学的危机就是所有大学的危机。

大学精神的丧失，并不是仅仅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在全世界都能看到类似的情况。问题的本质不是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或经济的，而是哲学的。当哲学失去了超然于所有其他学科的地位，变成人文科学的一部分，哲学的矮化带来了大学精神的丧失，因为大学精神原本的根基就是苏格拉底所相信的哲学是最高信念和超越一切文化和思想的追求。当哲学不再是所有学科的集合，当哲学概念退化，当我们不再认同理性主义（不是现代语境下的理性），不再认同有一个值得人追求的最高道德以及正义真理才是大学应该追求的一切，我们就失去了曾经的大学。

在最高级的智慧看来，大学的基础已经变得极其令人怀疑。我们经受的微不足道的磨难，是有着重大原因的。20世纪30年代德国大学所发生的一切，也已经或正在各地发生。问题的本质不是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或经济的，而是哲学的。对于希望了解真相的人来说，反思苏格拉底是最为紧迫的任务。确切地说，这是一项大学的任务。

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不光中国发生了荒诞的闹剧，国外也一样啊。看着作者痛心疾首，我们也感同身受。避免再发生类似的悲剧，是我们应该做到的。

教授们，我们的最优秀传统和最高级知识的代言人，正在讨好一群乌合之众；他们公开忏悔自己的罪孽，为不能理解最重要的道德问题而道歉，这是他们从民众那儿学会的恰当反应；他们表示愿意改变大学的目标和讲课内容。

大学低下了高昂的头颅，而群众们并不知道自己杀死了唯一能够拯救自己于庸俗化的机构。大学从此不再探讨真正值得探讨的最深刻的思想，而是探讨群众关心的一切。但群众能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呢？大学死了又死。

历史总是不断重复自己，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大学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大学一样，正在经历着理性探索结构瓦解的过程，它们失去了对大学崇高使命的信念，屈从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学生群氓。意识形态的内容也如出一辙——价值担当。大学放弃了研究或讲解价值的权利——对它所讲解的价值的自觉意识发生了动摇，把价值观的决定权交给了民众、时代精神（Zeitgeist）和诸如此类的东西。

大学本来最应该是和世界保持疏离感和合适的距离的机构，但政治运动使得大学认为自己与社会脱节是不对的，完全忘记了这种现象是为什么必须存在的。只有脱离狂热，我们才能冷静，脱离群众，我们才能深刻的思考。探讨正义，在现在的大学已经是做不到了。现代大学只会探讨如何实现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之下正义，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超脱于价值观和文化的正义已经无人关心。自由平等真的是正义的前提条件吗？

大学也意识到自己一无所长，无可奉献，它怀着负罪感，相信与世界保持距离使自己变得不道德。大学的每一个成员几乎都不会严肃地相信，这种距离有着某种真实而必要的基础，即自信地坚持公众意见之外的立场，它使苏格拉底能够在雅典民众要把从阿吉纽西凯旋而归的将军处死时，抵制他们那种虔诚的狂热，或是拒绝与雅典的暴君合作。苏格拉底认为，探讨正义，努力认识它的真正含义，要比他亲身落实有关正义的任何偏见更重要，即使它能激起一时的热情，使他被指控为不正义和不虔诚。

右倾和左倾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是屈从于群众和运动的道德观，而不是坚持自己的道德观。两国大学的思想是相同的，那就是没有自己的思想，以社会的思潮为准。所以中国人不要再哀叹自己的大学了，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既不落后也不特殊。

这两个国家的大学都屈从于群众运动的压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认为，那些运动拥有的道德真理优于大学所能提供的任何真理。担当被认为比科学更深刻，激情比理性、历史比自然、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深刻。实际上正如我所说，两国大学的思想是相同的。

认为学生有最进步的思想这种想法非常之危险，学生只会有最激进的思想，而激进和进步是不能划等号的，更不用说把激进和正确划等号了。年轻人的思想几乎没有理性和思考的存在，只有宣传和煽动躲在背后操控一切。历史早就证明过自己无数次了。

海德格尔本人在晚年也曾向新左派示好。他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中提出的险恶公式，稍加修改就能变成20世纪60年代与学生运动合作的美国教授的口号：“决断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德意志民族最年轻的成员已经做出了决断。”

多么天真而美好的年代啊。但是美好的东西就是用来打碎的，所以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总有人通过摧残美好而体现价值。问题是，这些正确而美好的思想为什么不能得到坚持和沿袭？

这个国家的民众（这里实际上没有民众，只有公民）处于对大学格外尊重的时刻，认为它们是美国进步的源泉，并接受这样一种观念：不应当干扰学术研究，它有可能产生各种观点，对其应该认真对待，示以宽容。全体国民并没有为伟大的变革做好准备，对于大学的各种问题，他们依然相信教授们表示相信的一切。

大学不再将自己的精神建立在超越一切科学的哲学之上，因此这种精神就失去了自己被坚持的根基，因此似乎任何改变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没有一个判断的准绳来决定改变的正确与否，没有正确与错误那就没有坚持的必要不是吗。学术自由就变成了宣传自由。没有看到这一点的人仍然以为自己的机构可以从这些打击中顽强的存活下来并坚持自己的操守，但是他们错的厉害。百炼成钢的基础是有一个能够承受锻炼的铁砧，当铁砧变成泥塑之后百炼出来的就一定不是钢而是一团谁也不知道什么玩意的可疑物体。

老师并不真正相信思想自由肯定是有益的好事情，他们怀疑它只是用来保护我们“制度”中很多非正义现象的意识形态，他们能够让人说动，友善地对待试图用暴力改变这种意识形态的尝试。海德格尔十分清楚学术自由的理论基础已被削弱，而且如我所说，他以多少有些嘲讽的态度看待他面对的群众运动。美国教授们却没有意识到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他们，居然一本正经地看待他们深陷其中的运动。

没有大学精神支撑的大学，只是技校，免得群体暴力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没有任何坚持的理由和可能性。当然，光笑话人家是不对的，我们的大学也是一样的。

凡是了解或关心大学使命的人，都不会默许这种荒唐事。所以毫不足怪，几周以后，全体教员在枪口威逼之下，以压倒多数投票赞成向学生的蛮横要求让步，而几天前他们还拒绝这些要求，紧接着便有校方大员和许多著名教员忙不迭地对集会学生表示祝贺，以博取他们的赞许。

当大学相信文化相对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的时候，它就不再能够教授学生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和道德，什么才是真正的正义。思想上的自由不代表没有评判标准，将思想自由与相对主义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根源。将一切简单化和抽象化，只关注普遍真理的科学掩盖了历史和文化背后值得我们追求的那些美好，而失去这种能力的大学生什么都做的出来。

整个社会逐渐相信了有关思想自由的自由主义观念的合理性，而欧洲对它的怀疑的第一波浪潮也在冲击着我们的海岸。确信启蒙原则对于一切有思想的人是不证自明的，再加上简单的经济学和心理学解释，使美国教授错误解释了德国的经验，使他们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对道德观的全面的理论批判，是某些公开演说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能够被人们接受的前提。

但是教授们之所以崩溃还是因为他们太弱了！如果是尼采再世，面对这些凡人的冲击表现一定和这些软弱的教授大不一样。好吧，尼采疯了，这种假设的说服力有点不足。我想说的是教授们只是一些没有自己坚持信念的墙头草，根本不是哲学家。真正的哲学家面对这种情况会像苏格拉底一样坚持自己的信念。没有坚持的人理由很简单，他们只是在工作而不是在践行自己的信念。不过大学都失去了大学精神了，还要求教授们都是哲学家这也不现实。

在教授们认为有价值的世界里，这会赢得赞许。但是仅仅为了一种抽象理念而被孤立，受到学生和同事的唾骂，这超出了他们的能力。一般而言他们不是强人，虽然他们的花言巧语使他们相信自己就是强人——唯有他们构筑起了保护文明的壁垒。他们的崩溃只是令人惋惜，虽然他们徒然的自我辩白常常变得十分恶劣。

冠冕堂皇的说法就是扯淡，给投降主义洗地。当然我们现在知道，大学精神的丧失才是投降派大行其道的原因，因为没有什么需要守护和坚持的。大学的教授是普通人，是无知者，不是哲学家，不是超人，不是智者，他们只是懂得的知识比较多，但是对人生和信念的思考远未够班。所以，现在的大学里只能教授知识，很少会教授思考的能力，更遑论有独属于大学自己的信念了。

官方只是出于对大学的特殊自治地位的尊重才未加干涉，而这种自治地位却被用于保护和鼓励侵犯学术自由和侵犯约束普通人法律的人。捍卫大学的诚实形象根本不存在风险，因为危险完全来自内部。缺乏的是一个对大学宗旨有清醒的认识并献身于这一宗旨的教授团队。这使投降派显得十分可鄙。冠冕堂皇的说法是，受到威胁的教授没有危险（因此不需要声援他们），但暴力和死亡的严峻威胁依然存在（因此需要投降）。

所以，如果是真正维护法律存在和相信社会契约论的人，会反抗一切违抗法律的人，因为这种人会降低法律的威力，让我们重新回到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斗争，为了避免这种滑坡式的灾难后果，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对违抗法律的人不做任何妥协。当然康奈尔的教授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

这证明了他根本不理解他所传授的一切，因为契约论者（美国的政体正是来源于他们的教诲）总是教导说，绝不可以破坏法律，唯有法律的力量能使我们免于陷入自然状态，所以必须为了法律而承受一定的风险和危难。一旦触犯法律却不受惩罚，人人便重新获得了权利，可以采用他认为合适或必要的手段保护自己，反对新的暴君，即破坏法律的人。

政治问题和这种思想在国外是如何被遗忘的有作者来剖析，在中国呢，呵呵。莫谈国事从何时起变成了大学和社会的信条？

政治问题和政治思想的严肃讨论几乎已被忘记；被委以这项重任的人对这种讨论也缺乏持久的关注。传统完全变成了一堆口号或是来自《常用妙语词典》的引语。对文明社会以及大学在其中的角色的思考已经衰亡了。

虚无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大行其道，社会变成了思想的黑洞，群体意识控制了一切，而这群体意识是受舆论和政治所操纵的，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没有想到最后会变成这样吧。

我们能够严肃对待的真正不同的目标和行为动机，不仅体现在思想体系中，而且体现在诗意的和现实的模式中，这种理念本身也逐渐消失了。

更加开放更加自由，但是失去了判断的标准的大学精神，不再具有大学的神圣性，因此变成了言论的菜市场，找不到任何愿意进行严肃思考的人。

单就大学而言，我看不出那个时期有任何正面影响；它对于大学是十足的灾难。我听说，好的结果是“更加开放了”，“不那么僵化了”, “摆脱了权威的束缚”等等——但是这些说法都没有实际内容，也没有表明对大学教育应当有何期望的观点。

这就是开启民智所必须的。有些东西是必须要了解的，才能做一个更好的人。不是口号，而是知识本身。知识，才能带来思考。口号，只会带来极端分子。正如现在白左意识形态充斥的美国大学。

他对我不愿放弃这些必修课表示惊讶。我解释说，这是因为它们可以不断地让人们不要忘了知识的统一性，不断地做出一点暗示，若想当个有教养的人，有些东西是你必须了解的。你总不能用白纸取代书本吧。

破而后立，但是如果没有立只有破那就是灾难，因为旧的标准失去了，新的标准却不存在，没有标准的现代还不如旧时代的标准，旧的标准问题再多也是个标准可以供大家依靠。

如果没有对新事物的期望，批判传统是没有价值的。这会让通向道德败坏的邪路变得畅通无阻。

美国人为自己传统的断裂痛心疾首……你们哪有传统可言，喂。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断裂喜闻乐见……看看人家吧，至少人家还知道传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的传统文化必须能够支持我们的理性思考，否则单纯的砸烂一切腾出的空间就会被杂草占据，例如和平演变。

假如通过大量的努力和政治斗争，或许有可能恢复过去的掌握读、写、算的学业标准，但要找回被丢弃的哲学、历史和文学知识就不那么容易了。这种知识从来不是本土植物，我们得从欧洲进口。我们的知识高峰都是欧洲的衍生物，我们完全清楚这一点，并不为此而脸红。我们步履蹒跚时，便把欧洲当作依靠，但是在这期间欧洲本身也经历了与我们相似的演化过程，我们已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到那里获得训练了。由于缺乏源于本土的新的伟大理论和艺术冲动以取代西方的遗产，所以只有传统能让我们与这些东西保持接触。你不能像坐火车那样，一会加入传统，一会又离开传统。我们与传统的纽带一旦断裂，便很难重新接上。对意义的本能意识，以及学者头脑中真正的学问储备，都已消失了。从任何意义上说，美国都不存在贵族和教士——高级知识传统的天然继承者。我们的政治原则中包含着最伟大的思想，但这从未体现在杰出人物的身上，因此也从未成为活在我们身边的思想。

现在的大学是高等技校，学的都是技术和实用知识，严肃的思考能力和理性的追求是不教的。

问题的核心：现在的大学里没有多少东西可学。

传统不代表落后，很多时候传统意味着久经考验的智慧的结晶。去芜存菁才是对传统正确的态度，而不是弃之如敝履的割裂态度。道德和艺术的完美境界，多么美好的追求。但是现世这一追求已经不再可能。

受过以康德和歌德作为灵感来源的通识教育广阔视野的熏陶，他们的思想和才华具有世界史的意义，他们在新的民主秩序中毫不妥协地盯住道德和艺术的完美境界。他们引领我们进入一种活的传统，使它渗透到整个社会的趣味和标准之中。接受这一传统的人，能感受到从传统形成之初积累起来的广博的学问，以及闪烁着灵感的先进思想。无论好坏，德国的思想自有其境界，而且现在依然如此，无论这种思想属于马克思、弗洛伊德、韦伯还是海德格尔。

战争造成了这一切损失，但是我也要说，战争带来了欧洲战后的平等社会，至少比美国要平等的多。战争消灭了贵族和资产者的大部分资产，至于无产者无物可以被消灭，所以战后的欧洲，是蓬勃向上的。

欧洲大陆大学的衰落，尤其是德国大学的毁灭，它们的思想传统的断裂，以及它们曾经拥有的内在自信和崇高使命感的丧失。

当美国独立于系统之外的时候失败无关痛痒，当整个欧陆的大学精英都云集在美国大学的时候，美国大学的失败显然是一次无法换回的灾难。

如果美国的大学在1930年彻底消失，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宝库不会受到严重破坏，尽管这对我们来说肯定不是件好事。但是，在1960年，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早已在大学里安营扎寨，美国的大学又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它们的衰落和崩溃就是一场灾难了。

后者的徒子徒孙们继续不断的斗争，但根本没有胆量（ball）反抗社会只敢找软兔子捏，都斗争不到点子上。不敢斗争阶级和财富平等，转而斗争种族平等；不敢斗争社会不公，转而斗争环境保护。不了解社会问题的根源，不了解社会运行的规则，靠脑补进行斗争。脱离群众的斗争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满足自己斗争假象的私欲，令人作呕。是为白左。

20世纪50年代还有相当一部分教授持有培根、弥尔顿、洛克和密尔提出的思想自由观点（这恰好发生在欧洲大陆对这些人的批判在美国大行其道之前）；另一部分教授则是左翼分子，他们对这些观点为他们个人提供的保护有兴趣。当前者失去信念、后者如愿以偿时，学术自由的力量便彻底衰退了。

道德是对自身的要求和朴素的概念，而不是朗朗上口的口号和要求别人的条件。哲学家对待道德的方法就是去实现它，而且从中找到幸福本身。哲学家视道德为自然而然的自我要求，不道德的事情是违反他们的人性的。

正如康德所说，善意是一个很朴素的概念，连小孩子都能理解，但道德的完成却是一种需要终生履行它所规定的简单职责的活动。这样的道德总是需要人们做出牺牲。有时它会带来危险和对抗，但它们并不是道德的本质，况且也只是偶尔出现。这样的道德为了实现自身，必须只为它自身、而不是为了它之外的结果而存在。它要求人们抵制那种因道德而沾沾自喜，为之喝彩的诱惑。

庸俗化的真善美，平等自由和平和世界大同。口号喊得震山响，实际上是个框什么都能往里装。毫无思想，没有标准是这些新道德的模式。

这些善，或者说价值，随着各种风潮而动。它们不是研究者推理或研究的产物。它们是我们这种政体固有的，构成了它的边界。这里没有任何新鲜东西。它的新颖之处在于毫无思想，全然缺乏论证或证明的需要。其他的选择除了充当稻草人以外，根本就不存在。

社会科学的成就会被服务于正确的价值，可是你们都不再讨论道德了，那么谁来定义什么是正确的价值？大家都声称自己的价值符合新的道德自由平等和谐，这有什么意义吗？没有区分度的考试是没有意义的，道德也一样。都符合道德的价值观等效于全体不道德。没有正确的价值，没有东西可以让社会科学的成就来服务了。

戴维·伊斯顿在1966年美国政治学会上那篇可耻的会长就职演说就谈到过这一切。他承认，行为主义（即建立在事实与价值之分上的社会科学，注重研究事实，轻视哲学）对道德问题不够敏感。他承诺说，在后行为主义理论中，社会科学的巨大成就会被用于服务正确的价值。

愤怒排斥理性的存在，因为理性的思考世界中也没有愤怒的存在机会。所以，大学里面不应该有愤怒，而应该存在的是逻辑、思考和辨析。

义愤可以是一种最高尚的情感，它是战斗和纠错所必不可少的。然而，在灵魂的所有体验中，它对理性是最有害的，因而也是对大学最有害的。为了保持愤怒，需要毫不动摇地相信自己是正确的。

所以其实什么道德什么善，最后都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停止征兵就让学生运动偃旗息鼓。这种思想一直流传到今天，不要怀疑，就是白左没错了。白左非左。

理查德·尼克松凭着对这种高尚道德基础准确无误的直觉，出于争取共识的高尚动机，对他的学生对手做了评估后，终止了征兵。此后，尽管战争又持续了将近三年，学生运动却奇迹般地结束了。

这种思想就是民主不现实的根源。优越无论如何都是存在的，我们不承认，就没有可能去想尽办法来减少这种情况。解决问题总是从正视问题开始。所谓的民主，不过是基于空想的逃避现实的呓语。实现民主，首先应从斩断资本的继承开始。我们可以因能力而优越，却不应以出身而优越，这才是民主真正该追求的愿景。

不管何时何地，民主的持久特征是趋向于从根本上否认优越，尤其是与统治有关的优越，从而压制一切优越主张，无论是后天的还是先天的。

他不愿意因为人民同意而统治，原因是他觉得人民没有权力评价他。他因为自己的强大权力意志而天然的具有统治的权力，而不是依靠其他人的意见和同意。心灵的强大才能做到这一切。弱者才需要被同意。

他的灵魂的强大来自于其中的某种因素，它使他恃才傲物，雄心勃勃；它追求的是不依赖他人意见或意志的独立性。

我们不赞同精英主义，但口嫌体正直，我们却无比的希望跻身精英的行列，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实际上就是精英的世界，普通人只是世界的背景板。我们不赞同精英主义，多半只是出于嫉妒以及“为什么不是我”的哀怨。

精英主义是个十分方便的名称，表达着我们对骄傲和出类拔萃欲望的不赞同。

我靠，白左的精准描述啊，作者还是厉害，比我要更理解白左的思想根源。

在美国，让自己与众不同是很困难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学生们用炫耀性怜悯取代了父母的炫耀性消费。他们专心致力于向美国和第三世界的某些人做宣传，这些人不质疑他们的优越感，而且，按他们的想象，这些人会接受他们的领导。平等主义虚荣心所产生的强烈快感，对他们来说丝毫也不陌生。

用中国的话说，这就是窃取革命果实的一群人。我们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将革命者和窃取革命果实的人分辨清楚。当然这个工作失败了哈哈哈。

他们从未参与那些研究宪法、准备法律文书的人所做的默默无闻的艰辛劳动，这些人经年累月在孤独与挫折中度日，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一项事业。

学生的欲望总是很容易被煽动和利用的。而学生运动又是最容易给自己披上正义外衣的。即使有什么错误，也可以用年幼无知来逃避责任。学生该做的，就是好好学习，而不是参与任何运动。运动的背后，都是组织者权力意志的体现，而不是参与者自己的。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明白学生运动的荒谬之处。

学生们从他们称之为服务于“这个制度”的绝对腐败的组织获得了知识和学问，才使自己的行动成为可能，才使它成为善的行动。学生们最放肆的谎言就是，他们的责任是自发产生的。

学生与大学

通识教育

这是大学成立最根本应该思考的问题。曾经这个问题有公认的答案，那就是所有科学的科学，哲学。我们要教会学生对道德和正义的追求。但现代大学这种精神已经遗失了。

我们必须思索，若想让他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他应该学习什么；我们必须思索，人类有待实现的潜能是什么。在专业课程中我们可以不做这样的推测，专业化的魅力之一就是避免这种思索。但在这里却是责无旁贷的事情。我们要教给他什么？答案也许不是一目了然，但只要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进行哲学思考，进行教育了。这种关切本身便提出了人的统一性和科学统一性的问题。

逃避问题的结果就是更大的问题。不能贯彻大学精神的教育实践，就是技校的教育，教导出的就是长于专业知识而惰于思考的工程师。当然，工程师总是需要的，但如果大学里全是工程师，那就不再成为大学。

做出选择并对选择的理由进行反思是不可避免的。大学必须代表某种事物。不愿意积极思考通识教育的内容，它的实际后果便是，一方面使大学外边的庸俗现象得以在校园内泛滥，另一方面又把更严厉、更刻板的要求——由专业学科提出的那些未经通盘考虑的、专横而堂而皇之的要求——强加给学生。

公民权的泛滥导致人民对自己该承担的责任一无所知，但是对自己的权利却了解的很清楚。于是很多国家的政府被福利和民意裹挟，其实部分也是因为资本在背后推波助澜，一个焦头烂额的政府对资本来说是一件极好的事情，因为这样的话政府对他们的压制和强迫就没有能力来完成。什么是精英以及精英该承担的责任该具备的素质变成了不能讨论的禁忌，因此实际上掐断了人民通往精英的桥梁。

这种民主其实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因为不存在获得公民权的公认规则，也不存在正当的统治资格。简言之，对受过教育的人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任何看法，也没有针锋相对的看法。这个问题消失了，因为提出这种问题会威胁到和平。既不存在科学的组织，也不存在统一有序的知识体系。混乱无序导致了无精打采，因为不可能做出合理的选择。

卓越意味着不平等，所以平等的最高表现对卓越是无能为力的。而艺术、宗教、哲学天然的要求卓越，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韦伯的思想被一再的误读或故意的曲解，一切都是一样的，这种热寂般的社会终结光想象一下就让人不寒而栗。

。在我们看来，平等的最高表现似乎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提出卓越的要求，尤其是在那些一向提出这种要求的领域——艺术、宗教和哲学。韦伯发现自己无法在某些极端对立的东西——理性与神启、佛祖与耶稣——之间做出选择，但他没有断定一切事物同样美好，尊卑贵贱之别不复存在。

对于琐碎生活的思考不是真正的思考，而是浪费精力的表现。真正值得思考的做出重大决定的是严肃的知识生活中面临的精神和“价值”选择，也就是我们的信念，这才是真正值得思考的地方。当然我们要先有严肃的知识储备才能做到这一切。

严肃的知识生活是做出重大决定的战场，这种决定都是精神或“价值”选择。

是的，大学不再教授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知识，而是教授如何在职业选择中做好准备的知识。人，作为最根本的“人”，在大学的教育中缺失了。

对于如何统筹利用大学的资源，无论在教授还是在学生中间，他都找不到现成可循的先例。因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出职业选择，然后为这种职业做好准备。针对做出这种选择的学生设计的课程，可使他们免受各种诱惑，脱离享有传统声望的知识。

教授变成了科研和生产论文的机器或者说流水线，但对自己知识的完备性追求从不加以关注。教授的职位是因为专业知识的丰富，而不是因为他/她具备理性的精神或具备追求正义的思想。

大多数教授都是专家，只关心自己的研究领域，只对自己领域的进步或只对个人的进展感兴趣，因为在这个世界里，一切回报都是基于出色的专业表现。他们完全不受大学传统结构的束缚，这种结构至少有助于表明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备的，仅仅是尚未研究、尚未发现的知识整体的一部分。

嗯，不光是你们，现在清华北大也是这样。当然，康奈尔是自己选择的，清华北大是不是自己选择变成这样我也不知道。

在对待通识教育的问题上，康奈尔的计划是压抑学生对通识教育的渴望，鼓励他们的专业精神和追求，提供大学所掌握的资金和全部声望，把就业至上论变成大学的核心任务。

好像真的是这样。所以哪怕天天逃课和娱乐，很多人也能毕业，并不是因为智商过人，而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东西要学。何况中国要学的东西就更少了，可怜的大学生们。

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一个严格保守的秘密：它的各个学院没有足够的东西传授给学生，没有足够的理由让他们在学校里待上四年，甚至三年都够呛。如果教育的核心是就业，那么除了难学的自然科学中最难学的东西以外，几乎没有一种专业在研究生学习之前需要两年以上的准备训练。其余的时间纯属浪费，或者说只是一段成熟期，使学生再老成一点，可以开始研究生的学习。即便对于许多研究生来说，真正必要的时间也少得多。故也难怪，有那么多本科生到处打听着上课，既没有计划，也没有打算提出的问题，只为填充他们的大学时光。事实上，除了少数例外，各种课程都是专业课的一部分，不是为提高人的一般修养或探索人类本身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设计的。

学生们对大学里能学到什么以及应该学什么没有任何概念，以技校的标准要求大学，于是抱着学习职业技能的态度进入了大学校园，而大学对这种思潮无能为力，表现出了失去大学精神之后大学的软弱和可笑。

当短暂的迷雾在20世纪70年代消散以后，教师们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教养不良、没有思想品味的年青人，他们不知道还有教养和品味这种事情，尚未观察生活就对干什么行当念念不忘，大学却提供不出制衡的手段和其他目标，这时反抗便出现了。

在六十年代的妥协和投降中丢失的大学精神的具象化存在，通识教育，以核心课程的名字改头换面的试图重回大学课堂，但是很遗憾这是一种失败的尝试。通识教育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所有知识都学一遍，而是指的教育的目的是一个普遍意义上更好的更有教养的“人”。简单的堆砌不同学科的初级知识没有任何意义，应该针对哲学的最高问题：道德和正义等严肃问题开展深入的教学和讨论才对。但是由于大学精神已经失去了，这种教育就没有存在的基石了，于是失败了。

这场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参与者是大学的管理者，他们在形式上负责代表自己学院教育的公众形象，有政治纲领的人或专家认为的平庸之辈，以及人文学科的真正教师，他们真正了解自己与整体的关系，并迫切希望在学生的意识中保留这份清醒的认识。
所以，就像20世纪60年代的大学致力于取消一些必修课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它们又忙于走回头路，而这是个更困难的任务。今天的说法是“核心课程”。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做得有点儿过头”，微调一下显然是非常必要的。

高层次的科学的统一性的缺失，想通过低层次的通识教育解决是不切实际的。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的教授，就没有办法把这种能力和追求传递给学生。因为整个系统都失效了，试图从底层弥补是不现实和不合理的。

通识教育应该让学生意识到，学问必须而且能够做到既提纲挈领，又严密精确。要做到这一点，研究一个很小的具体问题或许是最佳方法，如果它的结构可以在整体上展开的话。这种课程要有特定的意图，把学生引向永恒的问题，让他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在探讨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传授给他们某种能力，否则它们就会成为开心的消遣，走进死胡同——因为它与学生们可以想象的深入研究完全无关。如果这样的课程能够激发最优秀的大学生发挥才智，它们便是有益的，能够使教授和学生重新焕发正在逝去的求知激情。但是，它们很少能做到这一点，它们与最高层次的、各科系的老师所认定的真正事业是脱节的。能力决定着整个机体的生命。在高层次上无法解决的知识问题，在管理的低层也解决不了。问题在于缺少科学的统一性，并且失去了讨论这个问题的意愿或方法。高层次的病态是低层次病态的原因，真诚的通识教育者的全部善意努力，充其量只能对它起到缓解的作用。

所以说底层的努力是没有意义的。教员们没有共识，甚至教员自己都对这些思想没有兴趣的时候，完美的通识教育就是一个笑话。指导思想的缺失，注定了这一切。

完美的通识教育课程能让学生热爱真理，产生追求美好生活的激情。设置学习课程，使其适应每个大学的具体条件，激发学习者的兴趣，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困难在于如何让教员接受这些课程。

经典名著不能带来预算啊同学。

自然科学家关心的不是经典名著，而是科学的不断进步。

这说的是修昔底德陷阱吗？应该不是吧，时间对不上。

我记得有位给研究生讲授社会科学方法论入门课程的教授，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当我天真地向他提出有关修昔底德的问题时，他轻蔑而愤怒地回答说：“修昔底德是个笨蛋。”

人文精神的缺乏，让人文科学的地位下降，又反过来加强了人文精神的缺乏。完美的正反馈环。

在他们的反应中，有着专业人士的嫉妒和偏狭的强烈成分。说到底，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文科学的普遍衰退，它既是我们目前处境的症候，也是它的原因。

本书的核心思想。作者认为人文教育的地位的下降，是造成这一切的症状和原因。思想的危机，大学的危机，文明的危机。最优秀的头脑现在关注的是如何赚更多的钱，不是在IT就是在金融，还有谁会将最优秀的头脑投入人文科学呢。

通识教育的危机反映着最高层学术的危机，反映着我们解释世界的首要原则之间的不一致和不相容，反映着最普遍的思想危机，这构成了我们文明的危机。不过，确切说来，危机也许不在于原则的不一致，而在于我们没有能力去探讨它，甚至没有能力去识别它。当通识教育为有关自然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的统一观点的讨论铺平了道路，使最优秀的头脑在最高层次上交锋时，人文教育就会繁荣发展。当只有各种专业——它们的前提根本不会导致那种见识——凌驾其上时，通识教育就会衰落。最高级的智慧也是片面的智力，上下兼顾是办不到的。

大学的分裂

这就是孤立主义。美国正在走向新孤立主义。这种思想在世界各地都能观察到，这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用马丁 尼莫拉的诗回答这种思想吧：起初，纳粹抓了共产党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共产党人。/ 当他们关了社民党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社民党人。/ 当他们抓工会成员的时候，我没有抗议；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当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我沉默了；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最后当他们奔向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自然科学家跟人文学科的关系不是一家人的关系，而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关系，有点儿像我们跟全人类的关系。对适用于全人类的权利也有着形式化的祈求，但对共同的信仰和利益并不存在迫切的需要。当这种关系让人感到难受时，“没有你们我照样活”的想法就会悄悄潜入人们的心中。

这也是社会大分工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通才基本上不可能再出现了，人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涉猎完全不同的学科。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少，不过在学科的空隙之间我们可以看到交叉学科的诞生。不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缝隙之大似乎是不可逾越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自然科学家与他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同事的交谈和实践合作日渐稀少。大学失去了它过去拥有的那种类似于城邦的性质，它变得像是一只客船，乘客们只是偶然的同路人，不久就会下船各奔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只是行政性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思想内容。它们只在大学本科教育的头两年里相会，自然科学家关心的大抵是那些将来会走上他们道路的年轻学子。

所以这更像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高层次的失败，试图推诿到低层次的科学家身上。这真是大学的耻辱。

这种态度影响了康奈尔和其他大学自然科学家的行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与新的议程配合，试图通过招生和教员任命的手段实现这种或那种社会目标，结果降低了大学的水准，模糊了大学的宗旨。他们嘴上说反对精英主义，反对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在各自的领域里却默不作声地拒绝在这些问题上有所作为。他们把责任推给了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但这两者已被证明更温和，更易于受人欺负。

哈哈，这才是真正精英主义的看法和做派。当然，作者作为人文教授对于自己的专业被排除出精英的行列感到强烈的愤愤不平。但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根源是加强美国的初等教育的普及率、质量和淘汰率，而不是减少优待。美国要不是靠着移民不断的输血，就靠本土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本土人才的数量，早就不能够支撑美国的发展了。

科学家们抱着这种极不负责的态度，对各种优待措施听之任之，例如他们假定，被破格招收的少数族裔学生如在科学领域学习不佳，其它院系就应当照顾他们。科学家没有预见到这会带来真正可怕的后果，这样的学生会遭到更大的失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学生会在大学的其他领域取得成功。他们是对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日渐堕落，成绩的水分越来越大，而自然科学仍是以白人男性为主。因此，大学里的真正精英在历史洪流中始终能够站在有利位置，不必忍受任何不良后果。

这算是报应吗？

人文学科的非政治的特点，它对经典文献中的政治内容（它本应成为政治教育的一部分）习惯性的曲解和贬抑，在学生的心灵中留下了一个空白点，这使得任何政治学说，尤其是那些极其平庸、极端和流行的政治理论，都能填补这片空白。

是发现事实，还是用发现来影响公众，考验着社会学家的良心。当然更恶劣的是伪造发现的事实来影响公众，而这通常伴随着学术腐败。大学并不是真正的象牙塔。

拥有某种政治纲领，关心财产、和平或战争、平等、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每一个人，都会关心社会科学。这种关心可以是发现事实——或使事实符合他们的设想，从而影响公众。

嗯……通常来说，刚直不阿的学者的声音很难被大众听到，因为影响力是需要资本进行放大的，而刚正不阿基本上意味着拒绝资本。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拒绝资本就不能放大影响力进而坐视其他空想或错误的思想占据了自己原本可以占据的空间和地位，并因此产生或即将产生不好的后果，那么这样的刚直不阿到底是不是正义？

霍布斯说，假如二加二等于四这个事实与政治扯上了干系，就会出现否认它的派别。社会科学有太多的空想家和吹牛者，但也培养出了刚直不阿的学者，他们的工作使阴险的权术更难以得逞。

美国大学的氛围和中国某特殊时期也差不多了。两大帝国主义还真是互相学习啊。

言者无罪已成空话。在这种气氛中，超然、冷静的研究是不可能的。

任何学科，最后都不能逃脱政治，当然还有作者一直讳言的资本的侵袭。良知是否足够坚持反抗，是对科学家的拷问。

政治视野是让学术的道德统一性自然而然成为焦点、让科学良知受到检验的地方。

学科

这就是人的灵魂，或者我们称之为灵魂的东西，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它又是怎么样作用于我们本身的？如果不存在，如何解释我们自身的行为和思想？这是自然科学最后的禁忌之地，也是西方认为上帝的领域。当然，我认为也许是高维生物的游戏主机的一部分，谁知道呢，哈哈哈。

在自然科学止步之处，立刻就有了麻烦。它止步于人的面前，止步于这个超出它视野的生物面前，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止步于人的非肉体的因素或成分面前。只有根据这些因素才能领会科学家的本质，这与政治家、艺术家和先知的情形是一样的。凡是属于人性的东西，凡是让我们关切的东西，都处在自然科学之外。这本应成为自然科学的问题所在，然而却没有。我们不知道它是个什么东西，甚至找不出一个公认的名称来称呼人类的这种非肉体的、不可化约的因素，这当然是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有些不可捉摸的东西或因素，是科学、社会、文化、政治、经济、诗歌和音乐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我们知道后面这些东西，但是，倘若我们不知道它们的根源，我们能够真正把握它的状态，甚至知道它是否真正存在吗？

文人相轻哈哈哈，因为没有可以量化的可以对比的指标，所以一切都由主观决定。自然科学可以不服跑个分，人文和社会科学可咋办啊。你看跑分是解决矛盾的一大手段，可惜的是很多时候没法跑分。

社会科学研究人的社会生活，人文学科探讨人的创造性生活——伟大的艺术作品，等等。这种区分虽有一定意义，但实际上没有任何用处，这个事实以各种方式暴露出来。自然科学或多或少愿意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表示敬意，然而它们自己却相互瞧不起，社会科学贬低人文学科，说它不科学，人文学科则认为社会科学庸俗。双方说不到一块。最重要的是，它们占据着同一个研究领域。

社会科学试图为人的行为寻找规律并进行预测，而人文科学则更关注具体和特殊的地方。从研究方法看，社会科学更像用自然科学的办法来研究人文科学的领域，难怪双方互相不爽，这是价值观和理念的碰撞。

它们的分歧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事实，社会科学其实是想具有预测能力，这意味着人是可预测的，而人文科学则认为人是不可预测的。两大阵营的分工更像是停火线，而不是科学的划分。它掩盖了尚未解决的关于人的存在的古老斗争。

人本身的奥秘尚未解开，但是真的解开是一件好事吗？如果资本可以实现永生，或者资本可以实现基因的优化进而带来肉体的全面优越，对我们来说当然不是好事。可怕的是这样的苗头已经出现了。更需要担心的也许是我们解开意识的奥秘之后可以在电子世界中实现意识的永生，这将是另一种生命形式，更不用说计算机通过我们的理论产生自我意识之后也许会发生的一切了。这真是个疯狂的年代。

虽然不能公开承认，但人是需要某种自然科学无法提供的东西的，不然就无法理解他了。人就是问题所在，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去正视它。目前大学中的人类知识三大分支的奇特关系，却告诉了我们一切。

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不完整也不有机，大家都是各干各的。不过，如果广义的人类学，似乎可以包含全部社会科学。当然没可能存在一个这么广的人类学，虽然实际上研究的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行为。

它的研究领域好像至少有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它的组成部分似乎也井然有序，从心理学到经济学，再到社会学和政治学。但不幸这只是个空洞的表象。首先，它漏掉了人类学，虽然我若是不揣冒昧的话，也许能找到一种方法把它挤塞进去；其次还漏掉了历史学，它是属于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一向聚讼纷纭。最重要的是，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并不认为自己是处在这样一个相互依赖的秩序之中。它们基本上各干各的，用一种毫无希望的说法，就算它们形成了“交叉界面”，也常常是两副不相干的面孔。

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真是一团乱麻。其实大大方方的承认都是有关人和人们的科学不行吗？

社会科学的每一门学科都能声称、而且也确实声称自己是整个社会科学的起点，只有根据与它的关系才能理解其他学科——经济学主张经济和市场，心理学主张个人心理，社会学主张社会，人类学主张文化，政治学则主张政治秩序（虽然政治学对自己的主张最不肯定）。麻烦出在社会科学的基本要素是什么上，每个专业都能争辩说，严格地讲，其他专业是自己所代表的整体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每个专业都指责其他专业代表着抽象、虚构或想象的产物。

但是人本身具有的精神属性被消解了，人被简化和符号化了，最后研究的是想象中的“人”，而不是真正的人。

追求灵魂的救赎需要被归结为另一种原因，例如受到压抑的性欲；追求金钱则无需归结到这种原因。在科学研究中，探寻非精神的原因，把高级、复杂的现象简化为低级、简单的现象，是得到普遍接受的研究方法。

最后就是《21世纪资本论》中批评的那样，经济学家们醉心于提出各种假说和模型，研究各种数字的游戏，却不关心现实世界中的经济本身。

在自然科学中，通过把各种复杂现象简化为可以用数学公式来表达，使预测好像成为可能，多数社会科学家也希望同样的事情在自己的学科中发生。问题在于，沿着这一方向的种种努力，是否会造成对社会现象的歪曲，或导致那些不易用数学方法表达的现象受到忽略，只看重那些易于被数学化的现象；或是助长那些虚构的、与现实世界毫无关联的数学模型的建构。

经济学家用数字和逻辑解决一切现象，但不考虑人的因素让这种解释充满了谬误和曲解。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对现实的预测全是错的，千万不要感到惊讶。

政治学家认为，经济学分析不仅无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政治角色，反而因为系统地排除和歪曲他们的特殊动机，使得社会科学更难以把他们纳入自己的视野。从数学中讨便利的经济学家使我们不再思考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反倒给反对者（包括一小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被严格排除在这个学科——社会科学中唯一发生这种事情的领域——的核心之外）助威。

但实际上自由市场只是构成了资本贪婪的追求金钱的秩序，所谓自然和理性的秩序只能骗骗小孩。资本小心翼翼的漏出部分收益给人民，让人民既不至于饿死进而革命，又不至于满足到放弃为资本工作被资本剥削。这就是自由市场的真相。

洛克解放了人的贪欲，指出了与之抗衡的动机的虚幻性。生命、自由和追求财富是基本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的建构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这些原则是人们所公认的，经济学成了关于人的理性行为的科学，自由市场构成了自然和理性的秩序

二元论的世界吗？人不能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吗？如果一定要选，我选择文化而不是金钱。金钱是堕落的源泉。文化，也许同样导向黑暗，但是至少还是个人可以选择的。

经济学家教导世人说，市场是社会的基本现象，它的最高表现是金钱。人类学家教导我们，文化是社会的基本现象，它的最高表现是神灵崇拜。这就是这里所介绍的、但尚未明确说明的古老哲学教义之间的对抗——作为消费品生产者的人对抗作为文化生产者的人；极力表现为动物的人对抗敬畏神明的人。

我站人类学家。经济学家的视野太狭窄了。

人类学家在学术界以外没有这种影响力，但他们的理论博大精深，很有魅力，同时还拥有最新的观念。

这些动机被降级了，这难道是降维打击？政治追求的终极目的，从人类的完美政体，变成了最大化政府的收益。这落差之大不忍直视。政治学也被经济学附体了吧。什么时候才能认识到数字不能解释一切呢。

政治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转型并没有推进社会科学的发展，而是推进了现代思想创立者的政治意图。它尝试把政治特有的动机降格为亚政治动机，就像经济学提出的动机一样。荣誉不是真正的动机，收益才是。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学的研究领域高于经济学，是经济学能够生效的基础。政治行为高于经济行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所以经济必须在政治给予的庇护之下才能发挥作用，更不用说经济学家了。

市场的前提是存在法律，不存在战争。战争是文明社会存在以前人类的生存状态，重新回到这种状态的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结束战争所需要的暴力和欺诈跟市场完全无关，而且在市场中是不合法的。人们在和平生活中的理性行为，即经济学专门研究的行为，不同于人在战争中的理性行为，马基雅维利早就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一点。政治学比经济学更加完备，因为它研究和平与战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市场不能成为政体唯一关切的对象，因为市场依靠政体，而政体的建立和维持始终需要“非经济”或“无效益”的理性思维和行为。政治行为必须高于经济行为，不管它对市场产生什么影响。

这算给国家人格化了吗？国家之间还处于黑暗森林的猜疑链之中，唯一的区别是核武的威慑让我们不能发现即消灭，而必须在猜疑链的基础上尝试互相接触和依靠（如果没有发生战争的话）。

国家之间还处于个体优先于社会契约的原始战争状态——也就是说，国家之间不存在解决争端的公认的最高裁判。

好的，下一阶段准备开始研究政治学。知识的拓展永无止境啊。

政治学得有通盘考虑，这使得它在那些试图改造它以符合科学的抽象计划的人看来，成了一门很棘手的学科。经济学自觉或不自觉地只研究资产者——那些受对暴力的恐惧驱使的人。好战分子不在经济学的视野范围之内。政治学是唯一敢于正视战争的社会科学学科。

政治研究，不可避免的要关注意识形态，进而要做出善恶的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科学应该是存有大学精神的遗产的学科。

政治科学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难以消除的、非科学的臆断成分。该学科中这一部分的研究者不能克服他们自己未做解释、也无法解释的政治本能——他们意识到政治是一个善与恶发挥着作用的权力舞台。因此他们从事一些政策研究，它的目的无论有没有公开声明，都是行动。

我对政治学的了解不多，所以无法做出有效的评论，那就单纯的引用一下吧。当然我用屁股想也知道政治学之间的派系肯定是价值观的剧烈冲突决定的，不同派系间的关系想也知道不会和谐。所以，准备好进入一个撕逼的世界了。

政治学更像是一个乱糟糟的集市，开店的人成分复杂。这与它的杂交性质以及它有古典与现代双重渊源有关。它所研究的现实使它不能太拘泥于抽象观念，并对它提出了比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迫切的要求，同时，它所固有的客观性与党派性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极为严重。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在否认这样一种断言：政治从本质上不同于人类的其他合作关系，但实践却在不断驳倒它们。

政治，始终是要研究善恶的问题的，因为要研究政体统治的正当性。当然这个善恶的判断标准就是派系分野的原因。

政治哲学远离了统治，但它至少提醒人们记住那些有关善恶的古老问题，成为审视现代政治学和政治生活中隐含的假设的源泉。

历史学和政治学一样有着希腊渊源，除了面临着严格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其他问题外，它也存在着古代—现代认同危机的因素。如我所说，当事人和旁观者都拿不准它算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它的问题在于它抵制各种行为科学的技术，它研究的是具体，因此不易归纳出通则；它研究的是往事，因此超出了可控制的试验范围；但它并不希望自己变成纯粹的文学。我相信，无论哪一门社会科学都不会把历史学纳入社会科学的名单，只有与社会科学不同的一个研究政治实践的政治学领域除外，例如美国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某些研究。直到19世纪，历史主要是指政治史；而且不像政治学，它在现代化的早期没有被重新建构。在新的创建时期它的传统角色还得到了加强，因为它告诉人们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传统的政治学只讲应当发生的事情。因此人们认为历史学更接近事情的真相。历史学不得不等待19世纪借助历史主义实现的现代化，历史主义认为，存在，当然是人的存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历史现象。历史主义好像给历史学带来了莫大的好处，是提高其地位的关键性一步。但这种表象多少带有欺骗性。历史主义是一种哲学理论，而不是一种历史学说，也不是由历史发现的学说。不是哲学的名望依附于历史，而是恰恰相反。今天，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是历史的——不是哲学，而是哲学史；不是艺术，而是艺术史；不是科学，而是科学史；不是文学，而是文学史。因此，历史既是这些学科，又不属于这些学科，它们是人文学科中分立的学科。历史成了包含所有人文学科的空泛的普遍理论，除了它目前仍然保留的谦和而狭隘的政治自我。但是，由于历史学没有像政治学那样在政治激情中找到自己的固定位置，所以很容易在流行思潮的影响下漂离自己的码头，就像政治学会受到另一些思想、尤其是历史主义的轻蔑一样。所以，历史虽然是一项令人惊叹、非常有益的研究，拥有最博学的研究人员，但从整体上来说，却成了寻求自我定义的六种学科的各种方法和目标的大杂烩。

亚里士多德断言，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这意味着人具有趋向文明社会的冲动。阅读他的著作，有助于揭示现代社会科学背后隐藏的前提，即人类从本质上是孤独的，并为人们就这一问题重新展开争论提供基础。

嗯，大家的初等教育都是一个德行，灌输为主。

他们早期的训练是一种灌输，是一种人云亦云，而不是让他们发现自己的使命。

所以说人类学是唯一看似可以整合社会科学的学科，但是大家都不愿意，如之奈何。社会科学只有局部，没有整体，呼唤英雄的出现。

人类学是社会科学中唯一还可能发挥整体魅力的学科，它的文化观似乎确实比经济学的市场观更加全面。超政治的文化与亚政治的经济都声称把握了整体，而社会学和政治学，除了某些个人之外，似乎都没有提出涵盖整个社会科学事业的主张。类似于建筑学的社会科学是不存在的。社会科学只有局部，没有整体。

哲学家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哲学研究者。

德国和法国式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被看作通晓全部人生的圣贤或智者的人，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对自己的人生开放所有可能性的学生，才会真正的愿意接受通识教育并接受由此对自己观念的改造，并做好随时修改人生目标的装备。保持一个开放的心灵是接受通识教育的基础。

有机会获得通识教育的学生，是那些没有固定职业目标的人，或至少不把大学仅仅当作一个职业培训基地的人。那些有固定职业目标的学生是带着眼罩度过大学生活的，整日埋头于自己所选择的学科强加给他们的一切，只是偶尔会为吸引他们的选修课分心。真正的通识教育要求学生的全部人生因这种教育而发生重大改变，他所学的东西会影响他的行为、趣味和选择，他过去的所有信念都将受到审查和重新评估，无一可以幸免。通识教育把一切都置于风险之中，它需要在所有事情上都能冒险的学生。

这就是知识的诅咒。你知道的越多或者预期得到的越多，越不可能改换门庭。而对于没有什么好失去的其他专业学生来说，放弃自己专业和以上三个专业比完全不是一码事。

医学预科生、法学预科生和商学预科生是通识教育中截然不同的游客。进入这些精英荟萃的专业学院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但这钳制了他们的思想。

为了金钱而学习虽然不是什么值得羞愧的事情，但一定更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情。金钱什么时候追求都来得及，但在大学学习的机会却没有那么多。

他的动机并不是喜欢经济科学，而是因为喜欢与之相关的东西——金钱。经济学家对财富——这无疑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的关心，使他们具有某种令人难忘的知识上的可靠性，这是文化无法提供的。人们可以确信他们不是在谈论虚无缥缈的事情。但是，与研究财富的科学不同，财富并不是最高尚的动机

人文学的基础似乎在现代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人依然还是存在的，所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错误。我们今天依然想追求崇高和美，我们依然对人的本质以及人的最高追求充满好奇。但是这些问题人文学科能回答吗？好像不能。

无论人文学科在实践中和理解中多想忘掉自己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分歧，它们的根基已被自然科学逐渐瓦解了。无论是提出今人无法接受的问题的古典哲学文本，还是预设了崇高和美的存在的文学经典，物质主义、决定论、化约主义、同质化——无论人们如何描绘现代自然科学——都否认它们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自然科学宣称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保持中立，因而不需要哲学；另一方面，想象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种能直觉地把握现实的能力——因此艺术与真理无关。

人文学科无法回答人们的疑惑，也无法强迫或引诱学生，那么人文学科存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教授艺术史的教授跟艺术家差了十万八千里，那么人们凭什么相信缺乏创造力的教授们研究的人文学科呢？

它们最大的痛苦则是来自民主社会缺乏对传统的尊重和强调功利。如果说人文学科有利于创造力，教授们创造力的缺乏也已变成了一种障碍。人文学科为许多属于它们的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内容所困扰。为了对其他文化保持开放姿态，它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内容。因而，当大学的老习惯被人改了时，它们发现自己对“为何要改”的问题无以作答，也无法强迫学生去符合标准，或通过清楚地说明他们将要学习的东西来吸引他们。

经典的另一个代名词就是过时。

当人们不相信经典能够阐发真理时，“经典”的称呼就失去了合法性。

启蒙运动的本意就是将人们从各种桎梏中解放出来，那么历史的经典当然也属于桎梏的一部分，于是人文科学的力量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启蒙时代的政治设计的痕迹，它要让《圣经》和其他经典著作变得没有危险。这项计划是人文科学软弱无力的根本原因之一。看来，只好“把《圣经》作为文学”，而不是作为它自己所宣称的“神启”来讲授了。这样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不依赖学者歪曲的注解，独立地阅读《圣经》了，就像我们阅读譬如说《傲慢与偏见》一样。因此，少数感到其他方法有问题的教授，倾向于凭自己的良心行事。

信则灵，不信则不灵。

尼采说，《会饮篇》受到现代学术的关照后，它便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诱惑我们了；它那逼人的魅力已彻底消失。当《会饮篇》落到这种地步，人文学者阅读它不是出于内在需要和某种紧迫感，当然也就没有人再让经典著作支配自己了。

古典哲学的消亡或者说走下神坛，代表着大学精神的消亡，这也是作者写作这本书的缘起。哲学不再至高无上，并且再也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科学的科学存在。曾经存在这种哲学，我们缅怀着旧日时光，但又亲手埋葬了古典哲学，并且拒绝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可能性。

哲学曾经高傲地宣称，它是最美好的生活方式，它敢于探索整体问题，寻求宇宙万物的第一因，它不仅把它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各个专业学科，而且建构和规范着它们。古典哲学著作是关于行动中的哲学，而且确实做着上述事情。可是，它那些贫困的继承人却说，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太狂妄自大了。真正的科学不需要哲学经典，其他著作全是意识形态或神话。现在它们不过是些书架上的书而已。民主取消了哲学的特权，而哲学也拿不定主意是就此隐退还是给人打工。哲学就像建筑师，对整个建筑进行规划，木匠、瓦匠、管子工都是它的下属，没有哲学的规划，他们的劳作毫无意义。哲学创建了大学，但是它不能再这样做了。我们已经把它的遗产花光了。当人们含糊其辞地谈论通才与专才的不同时，他们所说的通才肯定是指哲学家，因为他是唯一包容或曾经包容一切专业的智者，他关注的主题对各个专业都是必不可少的，是真实的主题——存在或善——而不仅是各专业关注事物的集合。哲学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科学。

哲学不再研究最本质的问题，才是哲学失去生命力的原因。什么知识考古什么分析哲学，没有人再有能力或意愿去回答那个最终极的哲学问题，怎么做一个更好的人。难道是存在主义已经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将这个问题回答到极致了吗？

哲学已经屈服了，而且很可能会悄无声息地消失。它的科学成分——逻辑学——隶属于科学，能够轻而易举地脱离哲学。这是一门很严密的学问，由能干的专家从事，与那些永恒的哲学问题毫无干系。哲学史，即已经消亡的哲学的藏身之处，对学生来说曾经一直是最有活力的，今天却被人忽略了，而且学生们发现它在别的学科中有更好的待遇。实证主义和普通语义分析长期居于主导地位，不过它们也处于没落之中，而且显然没有任何东西来取代它们。但它们仅仅是某种方法，它们让那些对人的问题感兴趣的学生厌烦。这些学派的教授根本不会、也没有能力探讨任何重要问题，对学生来说，他们自身也不代表一种哲学生活。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在一些地方站稳了脚跟，它们比实证主义或普通语义分析更能吸引学生。天主教大学一直与中世纪哲学、从而也与亚里士多德保持着某种接触。但是总的说来，哲学呈现出一片萧瑟的景象。

解构一切就消解了一切原典的力量。诠释者们按照自己的理解去解构，让我们不再关心原作者关心的问题，想解释的问题，想解决的问题。低俗化、弱化，曾经的至高无上的哲学，只剩一些苟延残喘的遗迹供我们不明觉厉的瞻仰。

比较文学大体上受到一批教授的操控，他们深受巴黎的海德格尔信徒的后萨特主义一代的影响，尤其是德里达、福柯和罗兰·巴特的影响。这一学派被称为“解构主义”，可以预料，它是以哲学的名义压抑理性、拒斥真理的可能性的最新阶段。诠释者的创造性活动比文本更重要；没有文本，只有解释。因此，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对那些原著所要告诉我们的认识，转而变成了这些诠释者的主观性和创造性的自我，这个诠释者说，不存在文本，也不存在文本所指涉的现实。对尼采的低俗解释把我们从了解文本的客观必要性中解放出来，这些文本本来能让我们摆脱日趋低下、狭隘的眼界。一切都倾向于弱化传统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这无异于消解传统。

结语

就算没有彻底熄灭，从三十年后的现在来看和熄灭也没有什么差别。美国的精神确实走向了封闭，但是大学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原因是苏联的砰然倒下，甚至连我们都没来得及反应。失去了对手的美国，也失去了向上的动力和朝气。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迟早会抵达它的目的地。

大学的理念至少还保存在那些困惑的教授中间，有助于引导在我们门外徘徊的贫乏的年轻人。大学的实质犹在，消失的只是形式。人们不能也不应期望全面的改革。希望在于余火没有彻底熄灭。

更高层次的哲人独处着，不是因为他想要孤独，而是在他周围没有同类。对，互相需要，渴望沟通的智者，即使是我也找不到同类啊，能怎么办呢。什么时候才能有真正的朋友呢？哪里有智者的共同体可以加入吗？

在所有自相矛盾的共同体幻影中，人类真正的共同体是那些寻求真理者、那些潜在的智者的共同体，也就是说，是全体渴望求知者的共同体。事实上这只包括很少的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就像在对善的本质有分歧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朋友那样。对善的共同关注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分歧恰好证明，为了理解善，他们相互需要。他们在探讨这个问题时绝对心心相印。按柏拉图的观点，这是唯一真正的友谊，唯一真正共同的善。人们不顾一切寻找的密切联系正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

为了捍卫大学，谁能站出来，是有站出来的力量，谁有这种权力意志来支撑他？
现在是世界史重新出现中国的时刻了，我们的使命同样十分重大，未来会如何评判我们的劳作？简直不是疑问的问题了，我觉得会面临质问和痛斥，哈哈哈。

即使大学值得我们付出不懈的努力，也千万不应忘记苏格拉底不是教授；他是被人处死的；对智慧的爱存活下来，其部分原因是他个人的楷模作用。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为了知道如何捍卫大学，我们必须铭记这一点。
现在是世界史的美国时刻，我们会因为这个时刻而受到永恒的审判。在政治上，我们的政体为自由在全世界的命运承担起了责任，同样，哲学在世界上的命运也被交给了我们的大学，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赋予我们的使命十分重大，未来将如何评判我们的劳作则充满疑问。

结论

★★★★★
五星并不代表我认为作者说的全部是正确的，恰恰相反，作者本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旗帜，也就是右派，所以读者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难怪对美国自由主义左派（白左）的批评入木三分。不过我们更应该注意到对美国的右派作者从未加以批评，看书不能光看他说了什么更要看他没说什么。
本书的名字应该是《走向封闭中的美国精神》更符合原意。
在文化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肆虐的当下，美国人和美国人的心灵逐渐离真正的真善美越来越远，因为一切都庸俗化和无意义了。美国大学也逐渐失去了大学的精神，从超脱于社会的存在变成为社会服务的存在，大学中真正有力的深刻的思考已经死了。
大学不再是大学，而是高级技校，学生从入校开始就奔向了自己的职业规划路径，而大学为学生们提供了支离破碎的专业教育，而不是能改变人生的通识教育。大学不再以培养高贵的完整的人作为自己的使命，因为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
而现实中三十年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培养出的自以为是的精英，自以为自己是至高无上天生的贵族，陶醉于自我崇拜，自以为掌握了世界的真理，其实精神世界正如作者所抨击的走向了封闭。
所以作者作为新保守主义的鼓吹者，最后推动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作者的文章发人深省，但是其中蕴含着剧毒，如果没有相应的坚定的三观和知识储备，最好不要看这种像罂粟般美好的书籍。当心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