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极端的年代 1914~1991》 全

极端的年代

读书笔记

前言与谢语

与总统或决策人士进行交谈，往往无甚收获。原因很简单，这些人物多是为了公开记录发言。真正能带来启示光亮者，是那些可以或愿意自在谈话，并最好对国家大事没有负担责任之人。

鸟瞰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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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波斯尼亚，又一次陷入危急关头，还有什么行动，能比选上这样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日子来访，更具有高度的戏剧性，更令人正视这场危机的涵义呢？可是除了少数几名专业史学家和年纪很大的人以外，一般都未能明白其中这层强烈的暗示意义。历史的记忆，已经死去。

因此在这个两千年纪元将尽之际，历史学者的地位遂愈发比以前重要；因为他们的任务，便是记住已经为其他人所忘怀的历史经验。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的角色也应该比以前扩大，不再只是单纯地作为一位记年记事、搜集资料的人，虽然这些也是他们的必要功能。

我们是以男女演员的身份——不论我们的角色是多么渺小，不管我们是如何得到这个角色——回溯在那个特定的时空里，在那个大时代历史舞台之上演的一出戏剧。而同时呢，我们也如同在观察自己的这个时代；更有甚者，我们对这个世纪持有的观点，正是受到那些被我们视为关键时刻的影响所形成的。我们的一生，是这个世纪的一部分；而这个世纪，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

80年代末裂作数片的世界，其实正是1917年俄国革命冲击之下造成的同一世界。我们众人身上，都因此留下痕迹；只是我们都习惯用二元对立思考，将现代工业经济分成“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两种不能并存、相互排斥的绝对选择，才能想明白。一个代表着以苏联为模式的经济体制，另一个则把其余的全部照单齐收。现在看来，情况应该比较清楚，这种二分法实在是一种武断，甚至近乎不自然的思考方法，只能置于某种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下才能有所了解。

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信仰战争的世纪里度过一生，如此活受罪，正是其中必须忍受的代价之一。褊狭、不能容忍，是其中的最大特色。甚至连那些自诩思想多元开放的人，也认为这个世界，并没有大到可以容纳各种对立竞争的世俗信仰永久并存的地步。

大家都熟悉的那句法国谚语：“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tout comprendre cst tout Pardonner），其实并不正确，其中并没有真理存在。我们去了解德国历史上的纳粹时期，并把它放在历史的背景中予以观照，决非去原谅种族屠杀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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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4年起，到二次大战结束，是大灾难的时期（Age of Catastrophe）。紧接着，是一段经济成长异常繁荣，社会进行重大变迁的25至30年期；这短短数十年光明对人类社会造成的改变，恐怕远胜任何长度相当的历史时期。如今回溯起来，它确可以视为某种黄金年代（Golden Age）；事实上，当这段时期于70年代初期结束之后，便立即被人这般看待。而20世纪的最后一部分，则是一个解体分散、彷徨不定、危机重重的年代——其实对世界的极大部分来说，如非洲、前苏联，以及欧洲前社会主义地区，根本就是又一灾难时期。随着80年代过去，90年代揭幕，反思过去种种及未来茫茫之余，弥漫的气氛乃是一种世纪末的悲观心情。站在90年代的制高点上望去，短促的20世纪仿佛是由一个时代前往另一个时代，途中短暂地穿过一段黄金时期，最后进入一个问题重重、不可知的将来——但是未来不见得就是世界末日。

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也就是19世纪（西方）文明崩溃的起点。这个文明，经济上是资本主义，法律宪政结构上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典型的支配阶级，则为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科学、知识、教育、物资的进步，以及道德的提高，都在其中发光发热。这个文明，也深信欧洲是天下中心，是科学、艺术、政治、工业、一切革命的诞生地。它的经济力渗透深广，它的军事武力征服各地；世界的绝大部分，都屈服在它的脚下。它的人口不断增加，增至全人类的三分之一（包括欧洲众多的海外移民及其后代子孙在内）。它的主要国家，更成为世界政治体系的舞台所在。

在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之际，仍屹立不动、趾高气扬的现代帝国主义，论起它的全部历史，却维持了不过一代之久——比如说，其长度也不过就如丘吉尔的一生罢了（1874～1965）。

为了自卫，只有自由派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暂时携手，起来合作迎战，方才挽回了民主的一条小命。这确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但在事实上，这场对抗希特勒的战争之所以终能获胜，主要是靠苏联红军之力，而且也只有红军出马，方能成功。这段“资”“共”合作抵抗法西斯的时期——基本上属于30年代及40年代——就许多方面来说，不啻为20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和最重要的决定性时刻。同样，就许多方面来看，它也是多数时间互为死对头的“资”“共”之间，其关系最富历史性诡谲的一刻。只有在这反法西斯的短暂岁月里，双方才暂时放下成见，对付共同敌人。

这个奇异的世纪，其中最矛盾和讽刺的真相之一，就是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十月革命，其所造成的最长久的成效，却反而救下它的死敌一命。战时已经如此，平时亦然。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正由于有着它的存在刺激，资本主义方才幡然大悟，并出于不安之故，着手进行改革，同时并因苏联的“计划”体制大受欢迎，从中又得到某些改革灵感。

全球性社会主义得以挑战资本主义，事实上其最大的力量来源，却只能寄托在对手本身的弱点之上。若无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解体在先，则无十月革命，更无苏联的成立在后。而那以社会主义为名，实行于前沙皇帝国横跨欧亚的广袤领土之上的经济制度，也根本不可能自认有资格取代资本主义；不管是它自己，或是外人，也都不会把它当成一条全球性的可行之路。然而发生于30年代的大萧条，却给了它这个机会，使得它看起来似乎确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正如同法西斯的挑战，也令苏联成为击败希特勒不可或缺的一环，遂使它摇身一变，成为两大超级强国之一。接下来两强之间的对峙，更主导了短促的20世纪的下半时期，世人全在这个冷战主调之下胆战心惊——可是与此同时，世界局势却因此而趋稳定

苏联帝国落幕之际，众家新闻人员及评论家纷纷以为“一段历史就此告终”；其实他们都错了。更正确的说法应该这样：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之际，那段由石器时代揭起序幕的一页七八千年人类历史，至此终于告一段落。因为截至当时为止，绝大多数人类都系以农牧为生，这段漫长的农牧年月，到此总算落幕。

社会革命、冷战、大自然，“现实中的社会主义”（re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限度、它的致命缺陷、它最后的瓦解，凡此种种，俱在本书中有所讨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却不可忘记，即受到十月革命激励而起的各个政权，它们最大也最长久的冲击影响，即在有力地加速了落后农业国家现代化的脚步。事实的发展显示，它在这方面的主要成就，恰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年代大致相符。

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巨大影响（其影响至今依然不能全面估计，不过绝大部分属于负面），乃是黄金时期之后的数十年危机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桩事件。可是这段时间里的危机，却不仅苏联解体一个方面，而是长达数十年的全面或全球性重大危机，其影响深度、广度虽然不同，却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不论各国政治、社会、经济的制度如何，无一能够幸免。因为那段黄金的岁月，已经在历史上首次为人类建立起了一个单一的全球性世界经济，而且其一体的关系愈来愈紧密，多数超越国家的疆界进行运作（跨国性营运作业），因此，也越来越凌驾于国家疆土的意识之上。于是传统上为众人所接受的一切国家政权建构观念，遂受到重大破坏。

进入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发现，自己再度陷入困境。原来两战之间积累的旧病复发：社会上大量失业，严重萧条循环出现，无家可归的乞丐满街，贫富之间的差距比之前更甚，国家岁入有限，而支出却如无底洞般有增无减。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如今也同样委顿脆弱不堪，甚至与过去截然相反，正逐步——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后果——趋向衰败。

经济上的紧张不安，进一步损害了自由派民主的政治体系。不论国会制或总统制的民主政体，原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运用自如的制度，此时亦开始呈现不稳。第三世界的各式各样政治体制，也同样遭受重大破坏。

注: 当初提出民族主义和以此为基础建立国家的时候就应该想到此时的反噬才对，民族主义这头猛兽放出笼子就不再受控制。

现代政治的基本单位，所谓领土、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包括立国最悠久、最稳定的在内，如今都发现在超国或跨国性的经济势力之下，自己的权力日渐缩小。而自己的疆土、国力，也在国内的地区分离主张，以及民族群体的对立冲突之下，被拉扯得四分五裂。这类团体之中——历史的荒谬是如此可笑——有些竟提出过时要求，主张为自己成立完全不切实际的微型主权“民族国家”地位。

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极为奇特的平行对应。在东方，国家的教条一向坚持人类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但是即使连西方的我们，过去也对这同一类口号深信不疑：也就是人类正迈向当家做主，掌握自我命运的路上——只是我们的版本，也许比较没有那么正式及绝对罢了。但是时至今日，这种自以为全能的口吻已经从东方完全消失，只剩下相对的“在我们这里”（chez nous）——东西两方，都已遭到重大挫折（Bergedorf，98，p.95）。

历世历代以来，人类不断发出奇怪的呼声，寻找那不知芳踪何处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渴求那无以名之的“社团”（community），这个现象其实是飘零失落的一代的吁求。而这一类的字眼，今日依然可见，可是却已经失去它们的原本意义，只剩下走了调的无味陈腔。再也没有可供群体认同的手段了，唯一的方式，只有靠界定不在自己群体的外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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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世纪之末，不平等的现象再度严重

新时代人类的教育程度，显然也比1914年时高出许多：事实上，这可能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得以将多数人纳入识字阶级——至少在官方的统计里可以如此显示。然而这项成就若换在1914年出现，可能远比时值世纪之末的现在显得更有意义。因为在官方认定的“最低识字能力”与一般对精英阶级期待的读写程度之间——前者与“功能性文盲”常有着极为模糊的界线——存在巨大的鸿沟，而且日愈加深。

最让人注目的发展可能要数传播输送，时空的限制从此几乎不再存在。在这个新世界里，平常人家所能获得的信息、娱乐，远比1914年的皇帝多；每天、每时、每刻，源源不断输入。轻轻按触几个键，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就可彼此交谈。最实际的效果，则在缩短了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以往城市占有的文化优势从此完全消失。

这个世纪教导了我们，而且还在不断教导我们懂得，人类可以学会在最残酷，而且在理论上最不可忍受的条件之下生存。因此，我们很难领会自己这种每况愈下的严重程度——而且更不幸的是，我们堕落的速度愈来愈快，甚至已经陷入我们19世纪祖宗斥之为野蛮的境地。

酷刑，甚至谋杀现象等，竟在现代国家中再度复活，这种现象，虽然并未完全受到忽略，可是我们却忽视了其代表的重大意义。

其一，这个世界再也不以欧洲为其中心。在它的春去秋来之间，欧洲已然日渐衰败。

“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的设置，这份想要为欧洲建立一个“超国家”单一实体的苦心，并因此为欧洲联合创造出一种共识的努力，以取代旧有对历史源流的国家政府的个别效忠，正足以证明欧洲力量式微的深重。

若以为旧有以欧洲为尊或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已然全面衰败，那就过于肤浅了。

第二项变迁的意义，则较第一项为重大。在1914年至20世纪90年代之间，全球已经逐渐一体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而且也是回到1914年时不可能出现的状况。事实上，就众多目的而言，尤以经济事务来说，全球已经成为基本运作单位。而旧有以领土国家政治为界定的“国家经济”，却一落而为全球经济的组成部分。

第三项变化——就某些方面而言，也是最令人心焦的一项改变——则为旧有人际社会关系模式的解体，而一代与一代之间的连接，也就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也随之崩裂而去。这种现象，在实行西方版资本主义的最发达国家里尤为显著。在那些国家中，不论正式或非正式的思想，一向皆为一种非社会（a.social）的绝对个人主义价值观所把持；因此而造成的社会后果，即使连力倡这种个人至上的人士也不免为之悔叹。不过，这种趋势举世皆有，不是发达国家一处如此；再加上传统社会及宗教的没落，以及“实存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或自我瓦解——更加有愈发强化之势。

新社会的真实状况，其实并不在于将自己由旧社会继承的一切事物予以封杀，却在选择性地对过去予以改造，以符合一己之用。

马克思和其他预言家的眼光没错，旧日的价值观与社会关系，果然随风飘散。资本主义本身，其实是一股具有不断革命性的大力量。它将一切解体。甚至连它发展乃至生存所寄的“前资本社会”的部分也不放过。根据逻辑演绎，它自己自然也难逃一死。它自毁长城，锯断自己端坐的枝干，至少锯掉了其中一支。自20世纪中叶起，它就开始拉动它的锯子。黄金时代以来，世界经济出现惊人的爆炸扩张，在此冲击之下，连同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变迁——也就是石器时代以来，影响社会最为深远的重大革命——资本主义所赖以存在的枝干开始崩裂，最终终于断裂。

我们不知道未来的形貌如何，虽然作者已经忍不住在书中对某些问题试作思索——也就是在方才殒灭的那个时期的残破之中，所浮升的一些现象。让我们一起盼望，但愿新来的年月将是一个较美好、较公平、也较有生机的新世界。因为旧的世纪逝去时，其临终景象并不美啊！

第一部 大灾难的年代

第一章 全面战争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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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崇高伟大的文明大厦，也从此在战火中灰飞烟灭。若不认识战争，就无法了解20世纪这短暂历史的本质。战争是这个时代的印记。这整个时代，就是在世界大战中生活、思想。有时枪声虽止，炮火虽息，却依然摆脱不了战争的阴影。

一切现象当中，意义最为重大的改变，却要数美国人的参战。他们将开国国父华盛顿的千叮万嘱不要“蹚欧洲浑水”的警告抛置脑后。美国的加入，从此决定了20世纪历史的面貌。美国印第安人被派到欧洲、中东；中国劳工来到西方；非洲人则成为法国部队的一员。

简单地说，进入1914年，人类从此开始了大屠杀的年代（Siner，1972，pp.6，131）。

这次大战西线的战争以英法两国部队为主，难怪在两国人民的脑海中，这次大战才是真正的“大战”，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惨烈多了。法国在这场大战里面，失去了两成兵役年龄的男子。我们若再将俘虏、伤兵、终身残废、容貌被毁者——这些“面目全非”之人，战后成为活生生的战争写照——一道算进去，法国每3名军人里面，恐怕只有1人能够毫发无损地打完这场大战。英方也好不到哪里去，500余万兵员当中，能够全身而退者也没有多少。英国整整失去了一代——50万名30岁以下的男子在大战中身亡（Winter，1986，p.83）——其中尤以上层阶级损失最重。这一阶层的青壮年人生来就得做绅士、当军官，为众人立榜样，在战场上身先士卒，自然也就先倒在敌人的炮火之下。1914年从军的牛津、剑桥学生，25岁以下者半数不幸为国捐躯（Winter，1986，p.98）。

西线战事的恐怖，还有更阴暗的后果。这一次战斗经验，使得人类的战争及政治都变得更为残酷：如果大家可以不计后果，死伤无数都在所不顾地打上这么一场，那么再来一场又有何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士——绝大多数都是被征入伍的兵员——好不容易存活下来，自然憎恶战争。可是却有另一批人，他们虽然也走过这一场残酷的战争，却并不因此而反对它。相反地，那一段有勇气与死亡随行的共同经验，却使他们产生了一种难以言传的野蛮残忍的优越滋味。他们这种心态，在女性和那些没有作战经验的人面前，更是流露无遗。

战后，至少在民主国家里，政界人士都心知肚明，选民再也不会容忍1914～1918年那般杀戮重演了。因此1918年大战结束之后，英法两国采取的政策，正如越战终结之后的美国政策一样，都假定在这种选民反战的心理上面。短时间来看，这种怕事心态促成了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西方战区的军事胜利。因为德方的两个主要对手，一个是躲在残缺防线后面怯懦不前，而一旦防卫瓦解立刻弃械就擒的法国；另一个则是逃避唯恐不及，生怕再次把自己卷入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免得重演1914～1918年的历史再度造成自家人民惨重死伤的英国。而就比较长期的影响而言，民主国家的政府为了爱惜自己国民的性命，却不惜将敌方百姓视为草芥。1945年落在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其实并不能以求胜为借口，因为当时盟国得胜已如囊中取物。原子弹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减少美军继续伤亡。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大概还有一个念头，就是不想让当时的盟邦苏联占去击败日本的大部分功劳罢了。

两次大战里面，德国军事的机器运作优秀精良，举世无匹。1917年盟国若不曾向美国求援，在没有源源不绝美国物资供应之下，单凭德军的优越，便足以决定战争的胜负。光看德国即使在奥地利拖累之下，还能勉强取得东部战区的胜利，就可想而知其实力之惊人。

从法国边境直到日本海，原有的政府全部都垮台了。胜利国的政局也同样受到震撼，虽然英法两国的政府就是战败也不至于解体，但是意大利就难说了。至于战败国家，更没有一个能在革命的震荡中幸免。

为什么这些貌似聪明的政治人物，不能想个折中办法解决一场战祸，反而眼睁睁地让1914年的美好世界毁于一旦呢？还有一件事也很奇怪。在过去，大多数“非革命性质”以及“非意识形态”之争的战争，往往都不必打到这种玉石俱焚，非置对方于死地的地步。

原因是这样的。过去的战争目标不但有限而且特定。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一样，它的野心没有尽头。帝国时代开始，政治和经济活动成为一体。国际政治斗法，完全以经济增长和经济竞争为出发点。但正因为如此，从此具体的边界与尽头都消失了。

20世纪初，皇权和帝国主义仍然甚嚣尘上之际，德国当然想要独霸全球（当时德国的口号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英法两国也仍不失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老大，自然不容德国在旁边变得强大。战争爆发，交战双方都迫不及待地宣称，自己是为了这个或那个崇高的目标而战。放在纸面上，谁都可以就这些不重要的事情让步，可是归根结底，此战真正的重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的胜利，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谓的“无条件投降”。

更糟糕的是，经由赔款方式与强制和平获得的完全胜利，把重新恢复一个稳定、自由、小资产阶级式的欧洲的最微小的机会都粉碎了，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很快便指出了这一点。如果德国的经济力量不能汇入欧洲的整体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如果德国在欧洲经济体系中所占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能为其他各国认识和接纳，欧洲将永无宁日。不过对当年那些一心力战德国，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而言，这一点根本不在考虑之中。

由于沙皇俄国、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Ottoman）三帝国解体之后，欧洲与中东留下一大片空白亟待填补。想要继承这些土地的多是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至少在欧洲地区是如此。对此，战胜国持鼓励态度，只要这些人都反共就可以了。事实上，重新分配欧洲版图，主要依据的原则是“民族自决”，依语言族系建立不同的民族国家。当时被各国视为救星国代言人的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就极为热情地支持这项信念。可是，将这块语言民族纷杂的是非之地，整整齐齐地分为一个个民族国家，对隔岸观火的外人来说，自然不觉有何不妥。然而民族自决说来简单，如此划分的后果却惨不忍睹，带来的灾难一直到90年代的欧洲还没有结束。90年代将欧洲大陆裂为寸断的诸国冲突，事实上正是当年《凡尔赛和约》作下的孽啊！

南斯拉夫与捷克斯洛伐克这两国的成立，既没有道理，更缺乏任何历史条件。这种瞎拼乱凑的动机，完全出于对所谓民族立国意识的盲信。一是以为共同民族背景即可和平共处，二是以为小国林立对大局无益。于是民族大编队之下，南部的斯拉夫人（也就是南斯拉夫人），和西边的斯拉夫人（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区）都分别集中到这两个斯拉夫人组成的国家去。不出所料，这种强迫式胡乱点出来的政治鸳鸯谱，到头来并不稳固。

国际联盟的设立，的确属于当时制定和平协议的构想之一，可是却完全失败，唯一的功能只是搜集了不少统计资料而已。不过“国联”成立开始几年，倒也真解决了一两件尚未危及世界和平的国际纠纷，比如像芬兰与瑞典对阿兰群岛（Aland Islands）的争执即为一例。[4]但美国最终拒绝加入“国联”，使得它完全失去成立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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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矛头一转，入侵苏联，战端又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的一天，德国此举毫无道理可言——反把自己陷入两面作战的泥淖——而斯大林做梦也想不到希特勒会出此下策。

希特勒原打算在3个月之内就解决俄国，现在计划落空，德国就等于已经失败了。它的装备和补给，都无法支持一场持久的战争。

希特勒在欧洲的军事胜利，也造成东南亚帝国势力的部分真空，这一点意义尤其重大。日本乘机而入，填补真空，以法国遗在中南半岛的无助孑民的保护人自居。日本代表的轴心（Axis）势力，竟然开始在东南亚伸出魔爪，被美国视为不可容忍之事，于是对日实行严厉的经济压力，而日本的对外贸易及资源供给，都依赖海上运输。就是这一冲突，导致两国之间开战。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珍珠港（Pearl Harbor），世界性大战终于爆发。

希特勒对美宣战的愚蠢行动令人费解，不过他一向过分低估美国的力量，尤其看不起美国在经济与科技上的潜力。他总以为民主政体办事缺乏效率，决策因循拖拉。希特勒唯一瞧得起的民主政权只有英国，因为他认为后者并不算完全民主的政体，这一点他倒没看错。

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向美开战，这两件事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不

两边之所以不妥协，道理也很简单。这是一场信仰之战，换个现代名词，就是一场意识形态之战。对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又显然是一场生死存亡之战。从波兰和苏联被德国占领之后的惨状，还有犹太人惨遭大规模屠杀的消息中（后来渐渐传到外界难以置信的耳朵里），众人学到一个教训：一旦落入德国纳粹政权手中，付出的代价就是死亡与奴役。因此这一战是一场没有极限，无所不用其极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将大规模集体战争，又升级为全面的战争。

苏联、波兰、南斯拉夫三国，分别损失全部人口的10％～20％。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日本和中国，则分别损失4％～6％的人口。

这一场战争，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男人死得比女人多。战后苏联一直到1959年，35～50岁的年龄群中，每7名女人还只有4名男人（Milward，1979，p.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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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都有一个观念，以为现代战争一向都影响国内每一名男女老少的生活，并动员绝大多数国民；我们总认为，现代战争使用的武器数量惊人，一向都得将整个经济投入生产；我们又认为，现代战争的武器一向都造成难以形容的大量伤亡，彻底地主宰并改变了交战国的面貌。殊不知，这些现象其实只有在20世纪以后方才发生。

大规模的长期总动员，得靠两种力量才能维持：一靠现代化高生产力的工业经济，二靠大部分经济活动掌握在非战斗人口的手里。在传统的农业经济里，除了偶尔季节性的征用以外，就没有能力供应如此众多兵源，至少在温带气候区如此。因为到了农忙时节（比如收获季节），全民都得出动帮助农事。其实就算在工业化的社会，长期挪用如此大量的人口，对社会也是一项极大的负担。这也就是现代大规模战争之下，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因而加强的原因。女子也因此走出家庭，进入社会，造成女性就业的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女性就业还只是暂时情况；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成为永久性的社会现象了。

总体战可说是人类所知规模最为庞大的产业，需要众人有意识地去组织、去管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一面打，一面才学到这方面的经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事先仔细研究过上次大战得来的教训，于是一开始，大家就学乖了。可是现代战争打到一个地步，政府必须全面接管经济，各种计划及物资的分配也必须极为详密具体（跟平时的经济机制完全两样）。虽说政府已有战时经济的心理准备，但直到好一阵子之后，众人才慢慢体会其中深入的程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初起，各国之中，只有苏联和纳粹德国拥有某种程度具体控制经济活动的方式。这自然是因为苏联的计划经济，多少师法德国在1914～1918年期间实行的战时计划经济（见第十三章）。至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这方面的组织渠道根本就不存在。

英国的财力虽然比较差，到了1943年，平民消费甚至降低了20％以上。及至最后大战结束，英国老百姓的伙食和健康却比别人都好，这都多亏该国战时经济能够有系统、有计划地公平分配整体资源，不致过度牺牲社会中任何一部分。德国的做法刚好相反，完全基于不平等的原则。德国不但全力剥削它占领下的欧洲人力资源，对非本族更视为劣等民族。极端到——比如对波兰人、俄国人，还有犹太人——甚至根本把他们当作随时可以牺牲，生命如草芥的奴工。到1944年时，德国境内的外国劳动者，已高达其总劳动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军火业便占去了30％。德国本国的劳动者也好不到哪里去，最多只能说，他们起码还保留着1938年的实际收入水准。

总体战使得科技更为进步发达，因为先进的交战国不但在军事上求胜，更需要在技术上竞争，才能发展出更精良更有效的武器装备以克敌制胜。要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盟国担心纳粹德国发展核武器的话，原子弹恐怕根本不会出现，20世纪也不会在核能研究上投下大笔经费了。至于其他某些专为作战开发的科学技术，较之核能更容易移转为和平用途——航空和电脑即是二例。这一切都证明一个事实，战时科技之所以加速发展，主要为应付作战及战备之需。若在平时，如此庞大的研究经费，恐怕根本不能通过成本效益的预算，至少在态度上要犹犹豫豫，进展也较为迟缓

战争却有助于专门科学技术知识的扩散，对工业组织及大量生产的方法也都有深远影响。但是一般来说，战争的作用，主要还是在于加速变革的速度，而非激发变革本身。

两次大战带给美国最长远的经济影响，恐怕就是在1914年至本书写作的1991年整整几十年当中，赋予美国全球性的极大的经济优势。这种绝对的优势，削弱了它的竞争对手，使美国经济状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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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本身的全面性，两方不计代价、不择手段誓死战到底的决心，都对世人心理产生重大影响。否则，我们又如何解释种种不人道的残酷行为在20世纪愈演愈烈的现象呢？1914年之后，战争行为越发残忍野蛮，事实俱在，想否认都不行。

世界越来越残酷的真正原因，主要在于战争“民主化”的奇怪现象。全面性的冲突转变成“人民的战争”，老百姓已经变成战争的主体，有时甚至成为主要的目标。

需要鼓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战争，已经不能再像过去贵族式战争那般有规有矩。

战争变得愈加残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战争本身的非人化。血淋淋的杀人行动，如今变成一个按钮或开关即可解决的遥远事件。科技手段之下，死亡牺牲都不再活生生于眼前发生，这与传统战斗里亲手用刺刀剜出敌人的脏腑，从准星中瞄见敌人的身影倒下，有着多么巨大的不同。

我们这个世纪最残忍的事情，可以完全不涉个人感情，全然组织化、例行化，在远处执行残忍的暴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的战祸，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每一天，千千万万的人在受苦、在流离，甚至死去。更可悲的是，人类已经学会苟活于这悲惨的天地之间，再也不觉得这种现象有什么奇怪之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革命，是基于亲身经历大战者的对战争本身的厌恶，他们认为这种无端的厮杀毫无意义。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革命，却出于众人同仇敌忾之势——共同敌人虽指德国日本，更概括地说，却也包括了帝国主义势力。这第二场革命即使再恐怖，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却因师出有名而感到天经地义。

第二章 世界大革命

人类在等待另一个选择、另一条路径。而1914年时，这一条新路大家都很熟悉，在欧洲多数国家里面，社会主义党派就代表着这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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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俄国十月革命开始，70多年间，国际政治完全着眼于两股势力之间的长期对抗，也就是旧秩序对社会革命之争。而社会革命的体现，则落实在苏联与共产国际身上，彼此兴荣，息息相关。

比起当年法国革命高潮时期的激进派雅各宾党人（Jacobin），俄国十月革命可说更为彻底，更无妥协余地。十月革命人士认为，这场革命的意义，不只限于一国一地，而是全世界全人类的革命；不只为俄国带来了自由与社会主义，进而也将在全世界掀起无产阶级革命。在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心目中，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俄国的胜利，只不过是第一阶段，最终目标是要在世界战场上赢得布尔什维克的广大胜利。除此全面胜利，别无意义可言。

其实早在1905年，列宁便一改前衷，认为自由主义这匹马，在俄国革命大赛场上永远不能出头。列宁这项评估，可谓相当实际。但是，当时的他也很清楚，俄国其实也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而这也是所有俄国及其他国家共产党人共同的认识，对这些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来说，他们的革命，一定得向外扩散方能有成。

从哈布斯堡政权检查人员留下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证明一件事，自大战爆发以来，头一桩顺应民心的政治事件，就是俄国的大革命。自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夺权成功之后，和平的呼声与社会革命的需求更汇合成为一股潮流：1917年11月到1918年3月之间调查问卷中，三分之一表示，和平希望在俄国；另外三分之一认为，和平希望在革命；还有五分之一认为，和平的希望在俄国与革命，两者皆不可缺。其实俄国大革命对国际带来的反响，向来很明显：早在1905～1906年发生的第一次革命，就已经震撼了当时残存的几个大帝国，从奥匈帝国，经由土耳其、波斯，一路到了中国，都受震动（见《帝国的年代》第十二章）。到了1917年，全欧洲已经变成一堆待燃的火药，只等着随时引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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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之于俄国，恰如水到渠成，彼得格勒的民众竟然立刻宣称，沙皇的倾覆等于全世界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直接到来。而列宁最大的作为，就是扭转了这个无法控制的局面，将群情澎湃的无政府状态一转而为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所利用。

提出“面包！和平！土地！”这些口号的团体，很快便获得民众极大的支持。其中最有效果者，要数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从1917年3月间几千人的小团体，不到同年夏初，便迅速成长为25万党员的大党。冷战时期，西方曾对列宁有过一种错觉，以为他最擅长的手法乃组织突袭。殊不知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人唯一的真正财产，在于能认识及把握群众的需要，并能追随群众，进而领导群众。举例来说：列宁发现，小农心中想要的东西，其实和社会主义的计划相反——不是土地共有，而是土地分配给个别家庭农场经营。一旦认识这个事实，列宁毫不犹豫，立刻认定，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便是实现这种经济上的个人主义。

布尔什维克——究其性质，实属工人政党——在俄国各大城市成为多数大党，在首都圣彼得堡和大城市莫斯科两地，声势尤其浩大，在军中的影响力也迅速扩张。在布尔什维克强大压力之下，临时政府的存在前景愈发暗淡。8月间，一位保皇派将军发起反革命政变，政府还得求助于首都的革命势力以对付，于是地位更显不保。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者，情绪愈发激动极端，夺权之势终不可免。最后的关头来临，与其说是夺权，倒不如说布尔什维克把现成权力捡起来更为贴切。

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谁导演了临时政府的垮台，乃在临时政府下台之后，该由何方何人接替。或者说，何方何人有此能耐，可以胜任接手的工作。早在1917年9月，列宁就不断地说服党内对此犹豫不决的人，他表示，时机稍纵即逝，权力送上门时，若不好好把握，必将从此与我们党无缘。同样紧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列宁问自己，也问大家：一旦掌权，“布尔什维克有能力继续维持这份权力吗？”事实上，任谁想要统治这个火山爆发般的革命俄国，到底又能有什么妙计可安天下呢？除了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没有一个党敢单独地正视这个重任。列宁在他撰写的宣传小册里指出，甚至在党内，也不是人人有他这番决心魄力。

列宁条分缕析，最后说服了党内其他人士：作为一个革命党，如果不理睬群众与时机共同要求我们夺权的呼声，那么我们与不革命的人又有何不同呢？

现阶段，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任务，其实也就是它的唯一任务，就是将到手的权力好好执掌下去。于是新政府呼吁工人维持正常生产的进行；与此同时，除了宣称其施政目标是将银行收归国有，以及由“工人当家做主”，从原有的管理阶层接过权力之外，新政权对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实际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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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列宁的心目中，苏联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是为达到世界革命——可是这场世界革命，始终没有发生，苏维埃俄国却因此走上贫穷落后的孤立之路；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在当时就被命定了，至少被狭窄地限定了

10月里，哈布斯堡的君王在意大利前线打了最后一场败仗，从此下台。各个新兴的民族国家，怀着一线希望，纷纷宣告成立。它们的想法是，比起危险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想来胜利的协约国总该比较欢迎它们的出现吧（这个想法倒也没错）。事实上，苏俄呼吁人民群众停战媾和，西方国家早就担心不已——更何况布尔什维克党人还公布了协约国秘密瓜分欧洲的战时协定。协约国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和平计划。计划中玩起民族主义牌，对抗列宁关于各国人民联合的呼声。此外，该计划将由许多小型民族国家合成一道长墙，共同围堵“红色病毒”。

布尔什维克党在1920年犯下一个大错，因此造成国际工人运动的永久分裂。当时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不该照列宁派先锋的模式，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组织成一小群精英性质的“职业革命战士”。

布尔什维克的心目中，战斗就要来临；而战场上，只需要战士。
可是布尔什维克的论点，只能在一种条件之下成立：那就是世界革命仍在继续进行，而且革命战斗就要打响。但到了1920年，形势已经明朗；欧洲局势虽然仍不稳定，布尔什维克式的革命却已经不再在西方各国的议程上了。

在1920～1927年之间，世界革命的希望似乎完全寄托在中国革命的身上。在国民党领导之下，革命军势如破竹，一路前进，国民党成为当时全国解放的希望，其领袖孙中山（1866～1925），不但欢迎苏联的模式、苏联的军援，同时也接纳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他的革命大业。1925～1927年国共联手挥师北伐，从他们在中国南方的根据地出发，横扫中国北方。于是自1911年清王朝覆灭以来，一直到日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清党，屠杀无数共产党人为止，中央政府的号令，总算第一次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执行。而共产党在中国处境的艰难，证明了一件事，便是当时亚洲的时机尚未成熟。

革命从西方的议程上黯然退下，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虽然看出这个事实，却不愿意痛快承认。它开始呼吁那些被自己在第二次代表大会赶出去的走革命路线的社会主义党派，与共产党联手组成“联合阵线”。但是这“联合阵线”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后几代的革命人士却为此长期争辩，并造成分裂。布尔什维克这番努力来得太迟了，社会主义运动永久分裂之势已经形成。左派的社会主义者、个人及党派大多数回到由反共温和派领导的社会民主运动阵营。新起的共产党，在欧洲左派当中最终成为少数。而且一般来说——除了少数的例子，如德国、法国及芬兰——共产党人即使革命热情高涨，始终只能屈居小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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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作为一个国家，不可避免，自然得与世上其他的国家共存共处——1920年开始，国际社会逐渐承认苏联政权——而革命运动的目的，却是要推翻所有的政府。两者间的矛盾，不言而喻。
结果，苏联的国家利益，终于盖过了共产国际的世界革命利益，后者被斯大林缩减成苏联国家政策的工具，受到苏联共产党的严格控制。共产国际遭解散，成员遭清算，这些完全依“苏共”的意思而定。世界革命的理想，只存在于往日美丽的辞藻中。事实上只有在两个条件之下，革命方被容许存在：一是不危害苏联的国家利益，一是受到苏联的直接控制。1944年之后共产党政权的推进，在西方政府眼中，根本只是苏联权力的延伸。

长久以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了解一项事实：莫斯科鼓吹的世界革命，不可能改变人类社会。当年的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坚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并终将“埋葬”资本主义。但到了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长期掌权的时代，连这种信念也逐渐衰退了。或许正是共产主义者对全人类使命感的极端衰微，可以解释何以到了最后，苏联连一点挣扎的力量都没有便轰然解体了。

一般群众提出的誓言，最多不过建立在阶级与团体的基础之上，绝非个人牺牲式的献身革命。职业革命者跟他们不一样，人数虽少，却举足轻重。不了解职业革命者，就无法了解20世纪个中的变化。

革命中坚力量信仰坚定，对世界革命总部莫斯科忠贞不二。因为有了他们的存在，各地共产党员，不再分属个别宗派（就社会意义而言），都可以将自己视为共产主义大家族中的一员。亲莫斯科的各国共产党，虽然历经脱党、清算种种风波，领导者不断易人，然而一直到1956年革命的热血与真诚消散之前，它们始终不曾分裂。相形之下，追随托洛茨基的那一群人，却意见分歧，四分五裂。

连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前途没有多大信心了，共产党人又怎会相信它能残存？他们的一生，就证明了这个事实。

1917年之后，布尔什维克吸收了其他所有社会革命的思想，将它们一一推往极端激进的方向。1914年之前，世界各地的革命思想，原多以无政府主义思想为主流，与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无关。除东欧地区以外，马克思只被视为人民群众的导师，为众人指出一条历史命定却非暴力的胜利之路。

共产国际及“苏共”则在斯大林的钳制之下，大力铲除异己。

渴望推翻资本主义的热血青年，纷纷成为正式共产党员，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革命运动认同。在十月革命里成为正统革命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此时则以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Marx.Engels.Lenin Institute）宣讲的为正统。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则是向全球传播伟大马列经典的中心所在，除它以外，举世再无任何一处比它更有能力可以同时肩负解释和改变世界命运这两大任务。这种情况，一直到1956年以后才有所改变：斯大林的路线在苏联破产，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势消力薄。

1935年起，批判性的左翼文学纷纷指责莫斯科不但一再错失革命时机，甚至进而排斥革命，背弃革命；因为莫斯科根本不打算革命了。但是“苏维埃中心路线”运动唯我独尊，不容异己，一直到它自己从内部开始瓦解之日，外界的批评才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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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革命的动力，主要在其共产党形式的组织，也就是列宁所谓的“新一类党派”。列宁这项创举，可说是20世纪社会组织模式的伟大创新，可以与中古时代基督教会的僧侣制度及各式神职组织相媲美。它组织虽小，效率却出奇地高，因为党可以向成员要求完全的牺牲奉献。它纪律之严，胜过军队，可以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任何代价，执行党的意志决策。党员高度服从奉献的精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然而，这种“革命先锋党”的模式与它致力推动的革命（它所推动的革命，偶尔也有成功的例子）之间的关系却不甚清楚。唯一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此模式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以及战时），方才确立。因为列宁党派本身，其实是以少数精英领袖（先锋）的形式起家（当然在革命胜利之前，他们号称“反精英”），可是革命，正如1917年的例子，乃是群众所为。革命一旦爆发，燎原之势，不论精英还是反精英，都无法控制全局。事实上，列宁模式所吸引的对象，往往是社会上原有精英阶层的年轻一辈。

对参与群众运动的民众而言，包括许多当时在场旁观的人在内，看法却完全两样。他们觉得，革命就是要像这样才叫革命：永远地而不是一时象征性地推翻社会原有的秩序、原有的价值。除此之外，其他任何做法，都属次要（M.Delgado，1992，pp.52～53）。领导人当然可以一味坚持革命的主要敌人是资本主义而非可怜的教士。但群众可不这么想，他们的看法与之迥异。

自十月革命以来，除了某些地区性的突发事件以外，20世纪在各地发生的历次革命，通常若非由突发政变（多数几乎均属军事政变）夺得首都所致，便是长期武装抗争（多为农民运动）的最后胜利。

发达国家，由于其社会组织、意识传统，以及军队肩负的政治功能与第三世界不同，具有政治野心的军人往往向右翼靠拢，至于和共产党或社会主义合作，却不合他们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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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事了15年以上的革命后，认清了一桩事实：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国民党政府有效统治之外。毛泽东还非常推崇描写中国绿林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从中他又体会到一个事实：自古以来，游击战就是中国社会冲突中使用的传统手段。1917年间，青年毛泽东就曾叫追随他的学生效法梁山好汉精神。1927年，毛泽东在江西山区建立了他的第一个独立游击队根据地。凡是受过古典教育熏陶的中国人，都可以看出这两者之间的神似（Schram，1996，pp.43～44）。

中国革命者的策略，不论何等英明，拿到国内交通比较进步现代政府也惯于统治全国地区（不管多么遥远及困难）的国家里面，却完全行不通了。事实上，后来的发展证明，甚至在中国本地，短时间内游击策略也无法成功地开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却为游击革命带来了直接且普遍的推动力：希特勒德国及其盟邦的部队，占领了包括苏联部分领土在内的欧洲的大部，各国自有组织地下抗敌运动的需要。希特勒转对苏联发动攻势之后，各种共产党运动纷纷动员地下抵抗活动，尤以武装抵抗为最，声势日益浩大。德军最后的溃败，各地抵抗组织有其不同程度的贡献（见第五章）。大战结束，欧洲各处的占领军政权或法西斯政权，一一冰消瓦解。一些在战时武装活动特别出色的国家，此时便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者取得了政权，或至少曾试图取得政权（计有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先有英方后有美方军事干涉的希腊等国）。

世界社会革命的第二波，源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当年第一波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般——虽然在实际上，两者有着极大的差别。这一回，革命夺权之路，始于发动战争，而非对它的厌恶。

在典型的游击区，任何被穷追烂打的非法组织，只要行为收敛一点（照当地的标准而言），乡里人都会予以同情，并且支持他们去对抗入侵的外国部队或政府派来的任何人员。但乡下的地方派系根深蒂固，赢得其中一方的友谊，往往意味着马上得罪另外一方。1927～1928年间，中国共产党曾在农村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却想不通其中道理。他们意外地发现，将某个村子苏维埃化之后，固然可以借着宗族乡亲的好处，一个带一个，建立起一系列的红色根据地。可是相对地，同时却也陷入这些村庄恩怨宿仇的浑水之中——红色根据地的对头，也依样画葫芦建起类似的白色恐怖区。共产党人曾说：“有时候，本来应该是阶级斗争，却反而摇身一变，竟成了东村斗西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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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以共产主义之名进行的革命已寥寥无几。不过只要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依然由共产党领导，那么说共产主义已经完结就还为时尚早。然而，世界也不可能回到过去的旧制度旧社会了：就好像法国一旦经历了大革命及拿破仑时代，就再也不可能回头一般。同理，各处的前殖民地也证明，想要重返被外人殖民以前的生活，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对现在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的前共产党国家来说，他们的现在，以及他们的可以想见的未来，也必将永远带着当年取代了真正革命精神的反革命特别印记。我们绝不可能设想苏联时代不曾发生，将它从俄罗斯或世界的历史里一笔抹杀。圣彼得堡，再也不可能恢复1914年以前的面貌了。

1914～1991年这77年的短促20世纪，少不了俄国革命及它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苏联还成了自由资本主义的救星：资本主义因有苏联帮助，方才打败希特勒德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因为共产主义制度的存在，刺激资本主义对自己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最矛盾的是，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年代，苏联竟然完全免疫。这种现象，促使西方社会放弃了对传统派自由市场正宗学说的信仰。

第三章 经济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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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我们一定得对经济危机有所了解，才会有认识。

20世纪20年代初期，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N.D.Kondratiev）发现，由18世纪末期开始，经济发展遵循着一种“长周期”（long wave）模式在发展循环，周期长度涵盖五六十年。康氏长周期理论，从此成为经济学专著里经常出现的名词。

这场大灾难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却谁也不曾预料到，甚至连革命者在最乐观的时刻也不曾预见。这场经济激变，几乎等于世界资本经济的全面解体。整个经济体系，如今都牢牢锁在恶性循环当中，任何一个经济指数出现下落，都使其他指数的跌势更为恶化。

德国共产党里高达85％的党员都没有工作。那些年里，共产党员增加的速度几乎不下于萧条年间的纳粹党；在希特勒上台前几个月，增长的速度甚至还要更快（Weber，p.243）。

大萧条的冲击，在企业家、经济学家，以及政界人士心中，反而更为深刻，胜过平民百姓。对一般大众来说，失业的滋味固然很苦，农产品的价格固然跌得太重，可是他们以为，不管用什么政治手段——或左或右——总有办法可以替他们解决这天外飞来的不公现象，因为穷老百姓期望其实很低。但在事实上，旧有的自由经济体系架构，偏偏正缺乏这样的解决手段，技穷之下，决策人士更是窘态毕现。为了短期内解决国内危机，他们只好牺牲世界整体经济繁荣的基础。4年之内，国际贸易下降了60％（1929～1933），同时期里，各国却加速地高筑壁垒，力图保全自己国内的市场及通货免受世界性经济风暴的冲击。可是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如此一来，全球繁荣所必需的国际多边贸易体系也将分崩离析。

这场经济大萧条足足摧毁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931～1932年间，英国、加拿大、北欧诸国以及美国，都一律放弃了长久以来被视为国际汇率稳定所需要的金本位制度。到了1936年，连一向对金条笃信不疑的比利时、荷兰，甚至法国，也纷纷效尤。[17]象征意味更浓的事件，发生于1931年，甚至连大英帝国也放弃了“自由贸易”的政策。要知道自1840年以来，在经济上，自由贸易对于英国，就如同在政治上美国宪法对于美国一般，同是两者身份形象的象征。英国从世界经济体系中撤退，放弃了自由贸易的原则，愈发凸显了当时各国急于保护自家经济的现象。说得更明确一些，西方各国在大萧条压力之下，不得不将社会政策的考虑列为优先，经济事务只好屈居其次了，否则政治后果会很严重，德意志等国的例子就摆在那里——不分左右，各种党派都被迫走上日趋激进之路。

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上根本没有几个符合现代定义的“福利国家’。甚至连向以福利完善著称的北欧国家在内，当时也不过刚起步而已。事实上福利国家一词，一直到40年代以后才开始被人使用。

当世界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之中。最保守的估计，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便增加了3倍。1938年时，苏联工业生产总值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已从1929年的5％跃升为18％。同一时期，美英法三国的比例，却由全球总额的59％跌落为52％。更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境内毫无失业现象。于是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1930～1935年间，一小群人数虽少，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社会经济界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

模仿苏联五年计划之举纷纷出笼。一时之间，“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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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不只强化了美国作为世界主要工业生产国的地位，同时也将它变成全球最大的债权国。

和约中还特别加上一条“战争罪”（war.guilt）款项，将大战的责任全部推到德国头上。而这种“罪在一国”的欲加之罪，不但在历史上站不住脚，反而加速促成德国民众国家意识的高涨。

凯恩斯主张，德国经济若不恢复元气，欧洲势将无法保证社会稳定，恢复经济发展及自由文明。

其一，当时，国际经济呈现极端不平衡的局面，美国的高速增长，和世界上其他各国根本不成比例。世界性的经济体系，完全发挥不了作用。因为美国与1914年之前作为全球中心所在的大英帝国不同，前者自给自足，对外界几乎没有任何需要。

美国经济学家及政治人物显然深受这类说法影响，认为美国的消极导致了萧条的发生。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极力说服华盛顿当局改弦更张。于是1945年后，美国便开始全力担负起维持世界经济稳定的责任（Kindleberger，1973）。

注: 可见自由化市场不但不是银弹，而且是毒药。鼓吹古典自由主义的人非蠢即坏！！！

经济大恐慌的缘由，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当时世界经济产生的需求不够，不足以维持长期的扩张。我们已经看见，20年代的繁荣现象基础其实相当脆弱，甚至美国亦然，当时美国农业已经开始不景气。跟众人对伟大爵士时代的神话印象相反，一般人的工资并未大幅上升。到了景气末期，最后股价暴涨的几年，工资甚至开始迟滞不前（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SA，I，p.164，Table D722～727）。当时的现象是，工资落后不动，可是利润却不成比例地大幅跃升。结果富者愈富，占有全国资产的一大半。这种情况，在所有自由化市场暴涨时都是如此。工业生产力不断快速增加，可是大众需求却无法配合，赶不上亨利·福特（Henry Ford）最盛时期大量生产的步伐。结果就是生产过剩，投机盛行，接下来引发的便是总体的崩溃了。

大崩溃终于来临，对美国的打击自然最为猛烈。又因为之前由于需求增长不足，商人便大幅扩大消费信用以刺激需求。如此一来，全面崩溃的打击更重。

完全崩溃的正是大众的收入和信心。

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是另一个对资本主义前途持悲观论调的学派代表。他曾表示：“在任何经济长期衰退之下，甚至连经济学家也会受到时代氛围的感染，跟众人一同沉沦，提出萧条将从此长驻不去的悲观理论。”

社会学家也发现，在不景气的年代，夫妻共同从事休闲活动的比例，也比以前大为提高（Stouffer/Lazarsfeld，pp.5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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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这一代亲身经历大萧条时期的人来说，当时纯自由市场的正统学说显然已经名誉扫地，却居然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的全球不景气中，再度死灰复燃，成为主导的思想，真令人不可思议。这种奇特的健忘现象，正好证实并提醒大家历史的一项重要功能：不论是提出经济理论的学者，还是从事经济实务的执行者，两者的记忆都很差，太难令人置信。他们的健忘，也活生生地阐明一桩事实：社会的确需要史学家，唯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大家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

注: 现代独角兽互联网企业难道不正是这种大型企业的一种表现形式吗？谁还能跟Facebook和谷歌竞争？

一旦社会经济越来越受大型企业控制，“完全竞争”就会完全失去意义。甚至连一向反对马克思学说的经济学者，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理论毕竟不错，而他的资本集中的预言，尤为准确。

国家主义和好战风气在德日两个主要军事强国的出现，不啻为经济大萧条为政治带来的最深远最恶劣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栅门，在1931年就打开了。

革命左派的大失败，重新加强了极右派的力量，至少在大萧条最恶劣的年头是如此。萧条一开始，粉碎了共产国际在各地重燃社会革命战火的希望；共产主义运动非但不能向苏联以外地区扩展，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衰落状态。究其原因，共产国际的自杀政策实难推卸责任。共产国际不但大意地小觑了德国纳粹主义的危险性，并且一意追求无异于小宗派自绝他人的隔离政策，将社会民主党派及工人政党发起的组织性工人群众运动，视为其最大敌人（它们甚至称工人政党为“社会主义法西斯”）。[20]现在看起来，这种褊狭的路线实在令人诧异得不敢相信。

在广大的殖民地区，大萧条更加带动了反帝国主义的风潮。一方面由于殖民地经济生存所需（至少是当地公共财源及中产阶级所需）的大宗基本物资，价格大幅度滑落。另一方面则因原本属于大都会经济的国家，现在也加强自身农业和就业的保护，却完全不顾这些措施将给其殖民地带来怎样的打击。一言以蔽之，欧洲各国的经济事务决策，一律从国内因素考虑。长此以往，自然无法兼顾生产地复杂的经济利益（Holland，1985，p.13），它们庞大的帝国也因此解体

老派的自由主义不是已经死去，就是残阳夕照末日不远。如今在思想知识界及政治舞台上，共有三股势力争霸。马克思共产主义是其一。

第二股势力则是改良式的资本主义。这一派学说，不再奉自由市场为经济的圭臬，转而私下与非共产党工人运动性质的温和社会民主主义主张相结合，有时甚而建立长久的联系。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派被证明最为成功。

第三股势力所走的路线，就是法西斯路线了。经济的萧条使得法西斯主义变成世界性的运动，说得更确切一些，成为世界一大威胁。

第四章 自由主义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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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潜在缺乏理性，恐怕极易为人煽动利用。但在事实上，无论是新兴的群众民主运动，还是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连其中最最狂热危险的分子，也对理性、科学、进步、教育，与个人自由的信条，有着同样的热情，不管在理论上还是行动上，他们的热情绝不亚于任何人。

1920年的欧洲举目皆是实行代议制的国家。自由立宪政府的基本建制，乃是经由选举产生代议议会及（或）国家元首。当时凡是独立国家，一律采用此制。

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自由政体的大敌，其实却是右派的政治势力。所谓“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原本是用来形容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或起源于该党对自己的提法。这个名词，一直到1945年以前，都只限用在法西斯式政权身上。

两次大战之间自由主义大撤退的20年间，但凡可以算作自由民主的政权，没有一个是被左派推翻的。[23]这段时间，最大的危险纯粹来自右派。而当时的右派，不但危及立宪代议制的政体，更在思想意识上，对民主自由所依存的自由文明构成莫大威胁。其势甚嚣尘上，极有发展成世界性政治运动的潜力。

注: 这说的到底是中国还是美国呢？哈哈哈。

各类右派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推崇国家主义。仇外、战败、帝国衰落，固然是造成国家至上思想盛行的一部分原因，但挥舞国旗呐喊，又何尝不是建立统治地位，并赢取民心的最佳手段？

这股思潮造成各种名目的“统合主义”（corporatism）理论的兴起。统合主义主张，以各种经济团体的代表权，取代个人式的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这种以团体为单位的制度，有时被称为“组织化”参与或“组织化”民主，赞同者认为比真正的民主形式为佳。然而事实上，理想归理想，在实行上，组织化民主往往难逃权威统治的罗网。国家的意志高于一切，命令的发布执行由上而下，权力多半操纵在一群官僚手中，更有甚者，在这类政权中选举式的民主制度，不是受到限制，就是全遭消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会中人有时甚至包括身居要位的高级神职人员曾给予纳粹亡命余孽及各类法西斯党徒相当的资助，其中不乏被控犯有血腥罪行的战犯。教会之所以和反动派甚至法西斯拉关系，是因为它们都共同憎恶18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在教会眼里由此衍生的一切祸害：民主、自由，当然更少不了那罪大恶极的“目中无神的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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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若未曾在德国夺权成功，法西斯思想根本不可能如同共产国际在莫斯科领导之下成为左翼大军一般，一举举起右翼大旗，并以柏林为总部，演变成一种普遍的运动潮流。但是，尽管后有希特勒予以发扬光大，法西斯主义毕竟不曾发展成一股重要的运动，最多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被德国占领的欧洲地区鼓动那些与德国狼狈为奸之人罢了。至于各国传统的极右派，尤其是法国，不论其如何野蛮反动，却一律拒绝跟随法西斯的乐声起舞：这些右派分子只有一个立场，除了国家主义，还是国家主义，其中部分人士甚而加入地下抗德运动。

法西斯主义却和右派非法西斯者，持有很多相同的看法，如国家主义、反共立场，以及反自由主义等等。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尤其在非法西斯性质的法国反动团体当中，更为接近：双方都喜欢采用街头暴力形式，以达成本身的政治要求。
至于法西斯与非法西斯的右派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存在，采用由下而上的群众动员方式。传统的保守分子，往往悲叹民主的出现，对全民政治感到极端厌恶。而鼓吹“组织性国家”的旗手，则恨不得越过民主阶段，直接进入统合主义。

法西斯抨击自由派要求从父权之下解放出来的主张，认为妇女应该留在家中，生养众多子女。法西斯也不信任现代文化，认为它会腐蚀社会人心，其中尤以现代派的艺术为罪大恶极。这些艺术家被德国国社党当成堕落下流的左翼文人，是“文化界的布尔什维克党徒”。但是尽管如此，法西斯的中心路线——意德两国的法西斯运动——也却不图保留保守秩序的传统守护人，亦即国王与教会。法西斯的打算，是设立一个与传统势力全然无关的领导体系取而代之，而新领导阶层则出自白手起家自我奋斗的成功者。他们的合法地位，经广大群众的支持而确立，靠世俗的思想意识而巩固。而他们作为基础的世俗思想，有时甚至可以狂热到类似宗教崇拜的地步。

注: ISIS用SNS招募成员的手段也是这种现象。

文明社会出现法西斯这种现象，证明了人类可以一手推销如精神错乱般的人的人生理念，一手却牢牢掌握当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文明。两者并行，不费吹灰之力。这种两极矛盾的奇特组合，从20世纪后期，基本教义派极端分子以电视、电脑为工具大肆发挥其募款能力的现象，令人可以再见一斑。

在19世纪最后25个年头里，以仇恨犹太民族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而当时犹太人遍布各地，正好成为这不公平世界中一切可恨事物之所寄。更何况犹太人一心尊奉启蒙思想，又因为在法国大革命里插了一脚获得解放。但是也正因为他们对这些新时代思想运动的参与，更使其成为众矢之的。犹太人是万恶资本家、有钱人的象征，也是革命煽动者的象征，更代表着这一代“无根的知识分子”，是传播邪恶力量的媒介。犹太人重视知识，更使得他们在一些需要教育背景的职业竞争中，取得较大的优势，而在他人眼中，这种竞争，除了不公平，当然还是只有不公平。此外，犹太民族又代表着外族外民与外人。至于基督教那一向坚信的旧思想：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元凶首恶，犹太民族之罪，自然更不在话下。

激进右派的新兴运动，一开始虽然出于传统的褊狭心态，最终却在根本上改变了旧传统的结构。对于欧洲社会的中下阶层魅力特别大。19世纪90年代已形成的国家主义派知识分子，更以此为其中心理论。而“国家主义”（Nationalism）一词本身，就是在那十年当中，由反动阵营一群新发言人新创出来的名词。于是中产阶级，以及中下阶层的好战之士，一举而向右。这种向右大转变的现象，多发生于民主及自由主义思想不甚昌盛的国家，或自身不与民主自由认同的阶级。

注: 民粹和沙文是左派？what？

美式的民粹主义，固然有种族主义的心态，而法国的共和人士，也许有大国沙文主义自大无比，却万不可将之与法西斯混为一谈：这两者都属于左派，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原型。

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世界排外仇外以及种族歧视的思想，主要存在于体力劳动阶层之中。但是回到法西斯主义初期，这类想法却仅局限于四体不勤的劳心者。

一旦法西斯政权身份确定，建立了合法的群众地位之后，如德意两国的法西斯党，许多原本支持社会主义或共产党的工人，也都纷纷转向与新政权认同，人数之多，实在不是坚持左派传统的人愿意看见的。

鉴于两次大战之间政治斗争路线划分的方式，保守派的中产阶级自然有可能成为法西斯的支持者，甚至成为后者的同路人。一般而言，对自由主义社会及其价值观的最大威胁主要来自右派。但就既有社会秩序来说，其威胁却在左派。夹在中间的中产阶级百姓，只好依自己心中最恐惧之事选择依从。传统派的保守人士，通常比较同意法西斯宣传家的论调，随时可以与之携手，对付共同的头号敌人。

正如1933年之后，活跃的共产党为群龙无首茫然无向的左派提供了一股极大的吸引力一般，一时之间，法西斯的成功，宛如为右派指出了未来的光明大道。在国社党夺得德国政权之后尤其如此。更有甚者，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法西斯竟然也叩开了——想想看在全球所有这些国家之中——保守派英国政治的大门，时间虽然短暂，却足以证明这股“实证效果”的强大。

3

在左派鼓吹下，从自由派人士开始，一直到反战、反军事的各种运动，世人对大战的大量屠杀嫌恶已极，普遍希望和平，却忽略了一小撮好战人士的出现。他们的人数，在比例上虽然极小，实际数目却不可低估。1914～1918年间的战事虽然可怖，对这些人来说，却是一场重要的经验，带给他们无比的激励。军服、纪律、牺牲——不管是自我还是他人的牺牲——以及鲜血和权力，这才是男子汉大丈夫活在世上的意义

右派反动的风潮，并非只针对布尔什维克党人而发，右派反对的是所有类此的运动，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右派人士看来，工人运动不仅威胁到既有的社会秩序，根本就是传统秩序解体的罪魁祸首。列宁其人，与其说是“真正的威胁”，不如视为“威胁的象征”更为贴切。在许多政客眼中，社会主义的工人党派并不可畏，它们的领导人其实相当温和。可怕的是工人阶级显示的实力、信心，及其极端的走向。旧有的社会主义党派，在此冲击之下，焕然一新，变成一股崭新的政治力量，进而成为自由主义国家不可或缺的后盾。

能够让右派极端分子得势的条件有：国家元首、统治机制没什么作用；百姓人心涣散，茫然不知所从，对国家局势极度不满，不知道到底应该跟从何人的脚步；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大有社会革命一发不可收拾之迹象，事实上却又缺乏革命的条件；国家主义兴起，对1918～1920年间制定的和约极端憎恨。在各种状况齐集之下，原有的特权统治阶级束手无策，人们不免会对极右派的主张心动，并向其求援。

德意两国虽然成为法西斯国家，法西斯党却不是靠“夺权”上台。无论法西斯分子如何喜欢吹嘘自己“占领街头”和“进军罗马”的辉煌战绩，法西斯之所以登上德意两国的政坛，却是在原有政权的许可之下实现的（在意大利，甚至是出于原政权的主动）。也就是说，它们是以“宪政合法更替”的形式发生。

法西斯党真正的新计谋，是一旦登台称王，就再也不肯遵守旧有的政治规则。只要是它有办法控制的地方，不论大小，法西斯一律全盘吃掉。所谓权力完全转移，即消灭所有对手的过程，在德国不过两年（1933～1934），在意大利则较为长久（1922～1928）。但是不论时间长短，一经确立，内部就再也没有约束法西斯一党专政的力量了。最典型的现象，就是在一位超级民粹的“元首”（Duce；Fuhrer）领导之下，形成一个权力无限的独裁政权。

国社党最大的成就，在于一举清除了旧有的帝国阶级及制度。事实上希特勒掌权之后，唯一曾经起来向他挑战反抗的只有旧贵族阶级的普鲁士陆军，此事发生于1944年7月。事后，这批军官全被消灭。因此，德国旧有的上层阶级和组织制度，先有纳粹的铁腕粉碎在先，继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占领军进一步彻底扫除在后，这些事实上却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纳粹不过是老酒装新瓶，一个重新改装重新得力的旧式政权，在根本上，并非迥异于以往的全新政权。这一点，德国跟30年代军国主义的日本相同（相信不会有人把当时的日本视作革命性的政权），两者都是实行一种非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将本国的工业系统，推上令人瞩目的高峰。

产生了一个较前更强大的中央政府，因此就这一点而言，意大利法西斯也算功不可没。比如说，历届政府中它是唯一能够彻底镇压西西里黑手党（Sicilian Mafia）以及那不勒斯卡莫拉秘密会党（Neapolitan Camorra）势力的。

法西斯对“垄断性资本利益”的体现程度，其实并不高于美国民主党的新政，或英国工党政府，以及德国的魏玛共和国。30年代初期的德国大企业并不特别想要这个希特勒，他们若有选择，恐怕还比较喜欢正统的保守主义。一直到经济大萧条袭击世界，德国企业界才开始对希特勒稍微看重些。待到希特勒上台，企业界方才开始衷心拥戴地，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企业甚至开始使用强制劳动力，以及死亡集中营的死囚。另外，犹太人的资产遭到没收，德国人的大小企业自然利益均沾。

对资本主义企业而言，法西斯主义自然有几项其他政治体制不及的地方。首先，法西斯清除了（至少击败了）左派的社会革命，事实上等于是抵挡红色浪潮的中流砥柱。其次，法西斯统治下，没有工会组织，管理阶层不受任何限制，可以随心所欲使用其劳动力。许多大老板、经理人，他们管束属下奉行的教条，根本就是法西斯本身的“领导原则”，而法西斯主义也充分授予其合法地位。再次，工人运动既然不存在，政府便可采取虽不合理，却对企业极为有利的整治萧条的手段。1929～1941年间，同一时期在美国，前5％消费阶层的（全国）总收入，跌落了20％（英国和北欧则呈类似却较平均的跌势）；可是德国却跃升了15％（Kuznets，1956）。最后一点，我们曾经提过，法西斯相当擅长刺激工业的增长及现代化——虽然在风险性和长期科技计划方面，比西方民主国家要落后一截。

4

希特勒现象之所以能从一种偏激的边缘政治，地位一再跃升，最终成为国家命运的主宰，显然都是拜大萧条所赐。
然而，尽管经济大萧条是促成法西斯得势的一大原因，若没有德国凑上一脚，法西斯主义也不可能在20世纪30年代一发不可收拾，变成力量如此庞大，影响如此深的狂潮。

德意志之于法西斯，正如苏联之于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为左派夺下了世界上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足足占有全球六分之一的陆地”——共产党人在两次大战之间常常喜欢这么说），使得共产主义在国际上崭露头角，扬眉吐气。即使共产党势力在苏联境外势消力弱之际，其重要性也一样不容忽视。同样，希特勒夺得德国政权，足以证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的成功，从此法西斯车轮开足马力，一举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以后的10年里，德意两国同样推行军事扩张，大逞其狼子野心（见第五章）——又有亚洲的日本隔洋助阵，声势更见强大——东西携手，共同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动向。

日德两民族都具有同样的特质，可以在野蛮的行为里糅进纤细精致的美感：集中营里残忍的屠夫刽子手，却喜好舒伯特的四重奏。

广大群众动员起来，形成一股“运动”潮流，众人从自己中间选出领袖，进而以前所未有的革命为目标的意义而言，对裕仁天皇治下的日本，根本就是匪夷所思格格不入的观念。日本相中德国的东西，仅是普鲁士的陆军及传统，只有这两样事物，才正合日人的胃口。简单地说，日本的军国主义虽然与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貌似神似，骨子里面日本人却绝对不能算作真正的法西斯。至于日本人跟意大利人之间的精神接壤，其间的距离，就更为遥远了。

30年代美国最典型的意识现象，以美国人眼光来看，显然属于极端激进的左派传统。

拉丁美洲首领汲取于欧式法西斯榜样的所谓政治养分，其实是后者对行动果断的人民领袖的神化。可是拉丁美洲革命者打算动员并且的确动员起来的群众，却不是欧洲法西斯那些因害怕失去本身拥有的东西，因而起来反抗的一群。而被动员起来的众人对抗的大敌，不是外人（虽然庇隆派和阿根廷的其他党派都难否认其反犹太的色彩），却是本国的寡头阶层——也就是富人，当地的统治阶级。庇隆的核心群众来自国内的工人阶级，而他最基本的政治团体，则是他于各地培养的大规模工人运动中发展出来的类似工人政党的组织。巴西在瓦加斯领导之下的运动也有同样的结果。该国的陆军当局先于1945年逼迫他下台，最终又于1954年逼迫他自杀。而痛悼瓦加斯之死的，则是他曾给予社会保护以换取政治支持的都市工人阶级。欧洲的法西斯政权，摧毁了工人运动，而受其灵感激发而起的拉丁美洲领袖，却相反地一手发展了工人运动。不管两者在思想意识上有何等亲密关系，就历史意义而言，这两种不同的运动却断断不能混作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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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法西斯立场上，有着另一个更为方便得力的观点［此说曾由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Goebbels）大力宣传］，却是与国家主义矛盾的“国际主义”之说。在国际主义的观点下，德国被看作未来欧洲秩序（European order）的核心，更是此秩序唯一的保证力量。当然其中更不可少查理曼（Charlemagne）光荣，以及反共产主义的要求。在欧洲一系列观念建立发展的过程中，所谓“欧洲秩序”，曾沾染过浓厚的法西斯气味。难怪到了战后，欧洲的史学家们对这个名词都不大喜欢多费笔墨。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在德国旗帜下作战的非德国部队往往也以超国际的成分为借口。

各地国家主义是否倒向法西斯阵营，其中最大的决定因素，完全看其本身在轴心势力占上风时得失的轻重。此外，也得看他们对他国他族（如犹太人，塞尔维亚族）的仇视深浅，是否更胜于他们讨厌德国或意大利的程度。

西方国家中，亲历过这段时间的极端分子、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都将之视作资本主义垂死挣扎之兆。他们认为，建筑在个人自由之上，并透过国会民主实行的政治制度，资本主义已经再也负担不起了。因为无意中的巧合是，各种自由权利同时也为温和改革派的工人运动建立了强大的群众基础。面对着无法解决的经济难题，再加上日益强盛的革命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只会回到旧路，使出高压的手段，也就是说，诉诸某种类似法西斯路线的办法。

一国之内，对于国家及社会制度的可接受性，国民若缺乏基本的共识，民主政治势必难以发挥真正的功效。至少在国民之间，应该对社会方向具有磋商协议的共识及准备。而共识与准备，却需要先有了经济繁荣才能实现。直截了当地说，1918年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时的欧洲，一场社会激变不是迫在眉睫，就是已经临头。

注: 所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可以掩盖很多矛盾。但是同样的，掩盖的矛盾并不代表不存在，依然需要解决需要重视，切不可因发展就觉得高枕无忧了。

德意志的魏玛共和国之所以不能支撑，原因是大萧条冲击之下，共和国再也无法继续它与雇主及工人组织力量之间一向所维持的默契了。而这种默契，却正是十多年共和国之所以能维持不致沉沦的主要原因。经济萧条大风一起，工业界与政府无计可施，只有实行经济社会缩减的下策，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大量的失业。到了1932年中期，单凭国社党及共产党两党之力，便夺去了德国全部选票的绝大多数。而支持共和国立场的其他党派，则一落而为只有比三分之一略高的选票。相反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民主政权的繁荣，无可否认，主要是建立在这些年来经济奇迹的繁荣之上，战后新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然也不例外（见第九章）。只要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分配满足各方的需求，同时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准也一直在稳定上升，民主政治的温度就会保留在温和的度数，而不会冒升到沸点。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大家都愿意妥协让步，在意见上取得一致。甚至连坚信非推翻资本主义不可的革命战士，恐怕也觉得就实际而言，维持现状并不如理论上那么难以忍受。而资本主义大本营中最顽固的分子，在追求信仰之余，应该也认同社会安全体制的必要性，认为工会与雇主定期谈判调整工资福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

萧条并不会自动造成代议民主体制的中止或流产。美国及北欧国家因萧条而产生的政治变化，也同样证实这一论点（美国有罗斯福的新政，北欧则有社会民主派的胜利）。只有在拉丁美洲，政府财政的极大部分是靠一两项主要产品出口的收入，一旦萧条的无情魔掌将其价格打入无底深渊（见第三章），不论当地政府采取何种形态存在——绝大多数是军事统治——便马上纷纷自动倒台。

自由式的政治形态是有其弱点存在的。因为其中的政府组织代议式的民主政体，从根本上讲并不是一直具有说服力的治国方式。而大灾难时代各国的经济社会情况，连保证自由民主政体存活的条件都嫌不够，更不要说让其发生功效了。
民主政治的首要条件，在于公认的合法地位。民主虽然建立在这项公认的基础之上，民主自己却无法制造这项公认。

民主政治的第二项重要条件，在于各种成分的选民（the people）中，拥有相当程度的相容性。选民的选票将决定众人普选共有的政府。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其实并不把“选民”看作个别不同的群体、社区，及各式拥有特定利益的集团。虽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实际参与政治之人，看法完全相反。照自由主义的正式讲法，“选民”属于一种理论的概念，而非由真人结合组成的实体。这些自足完备的个人，形成人民大会的总体。他们投下的选票，加起来便决定了代议政治里的多数与少数，多数作为政府，少数则有反对党的身份。一国的民主选举，若能超越不同人口之间的分野，或至少可以协调沟通彼此之间的冲突，这个民主便具有存活的条件了。可是回到革命激变的年代，阶级斗争而非阶级和谐才是政治游戏的法则，意识上与阶级上的不妥协性，可以彻底破坏民主的政治。

民主政治的第三项重要条件，在于民主政府不会做太多的治理。国会之所以存在，主要目的不在治理，却在于制衡那治理的人，美国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就清楚地阐释了这一点。民主政府的设计本意，是为煞车制动之用，结果却担上了引擎发动的担子。革命时代以来，主权性的议会逐渐增多，虽然一开始只有少数人具有选举权，但参政权却逐渐普遍。可是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公民的生活行动大多不属政府管辖的范围，而处于自我规范的经济社会，处于非官方私有的结社团体之中（市民社会）。 [26]单靠选举出来的议会代表管理政府当然不易，民主派规避这项困难的妙方有二：一是对政府，甚至对国会立法的期望不要太高；二是不管政府——其实就是行政当局——如何怪诞不经，依然确保其继续经营下去。

国会多数的意见，只有在重大并具有争议性的行政政策面临决定之际，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政府首长的第一要务，就是在国会里组织维系适当的支持力量，因为除了美洲各国之外，当时国会式政权的领袖，通常都非经直接选出。

民主的第四项重要条件是富裕繁荣。20世纪20年代民主的破产，或因为不堪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紧张压力所致（匈牙利、意大利、葡萄牙），或由于国家冲突而亡（波兰、南斯拉夫）。30年代民主政治的倾覆，则是因为受不住大萧条的打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魏玛共和国与20年代的奥地利，再看看今日德意志联邦与1945年后的奥地利，两相比较，自然一目了然。国家一旦富强，连国内各族之间的冲突也不再那么难于处理了，只要各个弱势团体的政客都能从国家这个大碗里面分得一匙就可以了。

竞选的广告往往大肆宣传，表示候选人的政见不是出于政党路线，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即可见一斑。一旦危难临头，民主的成本代价太高，民主的好处可就更难看出来了。

民主政治最大的辩护是，虽然不够理想，但总比其他任何制度为佳吧。此一说辞其实也极无力，两次大战之间，这番话听来更没有说服力。连向来拥护民主的斗士，此时也哑然无言。

注: 民主又走到了没有不断增加的利益可供均分的基础的地步了，社会从多赢走向零和，民主的基础就动摇了。

回首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岁月，自由政治体制的没落，仿佛只是其征服全世界之路上的一小段挫折。不幸的是，随着公元两千年的到来，民主政治的前途却又开始不太明朗了。民主制度的优点，在50年代和90年代之间这段时期曾一度极为明显。可是这个世界，也许又要再度进入一个民主优点不那么明显的时期了。

第五章 共御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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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以“如果德苏之间开战，你希望哪一方获胜”为题做调查，被问的美国民众之中，有83％希望苏联胜利，支持德国者只有17％（Miller，1989，pp.283～284）。在这个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为基调的世纪里，在这个以苏联为首宣扬十月革命反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并作表率的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当中，美国民意竟然舍德就苏，不但不支持在政治上坚决反共，在经济上公认为资本主义的德国，反而出现这种对世界革命发源地苏联大表同情，至少也颇为偏向的论调

以希特勒德国的兴亡为始终（1933～1945年，见第四章）。以此为背景，美苏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双方都认为德国远比对方对自己的威胁更为严重。

注: 简单来说，就是出现了超越资社冲突的层次，出现了反现代文明的终极敌人，于是资社联手，毫不出奇。

在30年代，局势随着时间推移越发明显，国际间（主要以欧洲为主）势力的平衡越来越成了大问号。西方各国的政治问题，从苏联开始，一直到欧洲、美国，已经不再能单纯地由国与国间的竞争抗衡来解释。如今这场冲突，是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冲突（不过，从第七章可以看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却不能诠释受到殖民主义控制的亚非政局），而且事实的发展也证明，这场属于意识形态的战争，其中的敌我之分，不是当时所谓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而是以下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大决战：一方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及多次大革命以来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其中自然包括了俄国革命）；另一方则是这种革命思想的头号死敌法西斯思想。简单地说，冲突的双方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却是若回到19世纪，将以“反动”与“进步”之名划清界限并会决一死战的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意识形态阵营。

这是一场国际性的全面战争，因为它在西方多数国家，引发了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一场国内战争，因为在每一个国家内部都存在赞同和反对法西斯两种的力量。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一国国民对本国国家及政府自发的爱国之心占有过这么不重要的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原有的欧洲国家里，至少有十国的领导层已经换人，继任者却是战争爆发之初（有的则像西班牙，是于内战之初）原属反对党或因政治原因流亡的人，至少也是一批认为当时本国原有政府不道德或不合法的人。

传统的爱国主义，如今也分裂为二。坚持帝国精神并强烈反共的保守人士如丘吉尔，以及天主教背景很深的人如戴高乐，如今都选择与德国作战一途。这一类人之所以反德，并非对法西斯素有敌意，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秉持的英国国家精神或法国国家精神。然而，即使就这一类人士而言，他们坚持的目标也属于一场国际层次的“国内”（civil）战争；因为对于爱国一事，他们的观念并不见得与其政府的立场相合。

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民族，战时却在希特勒德国的羽翼之下，头一次尝到了国家独立的滋味（虽然是有条件的独立）。战时独立的领袖，究竟是应被该国人民视为爱国英雄，还是应被视为与法西斯沆瀣一气的通敌者，就只能依民众观点而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在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两族内部各有民众支持。

德国最最公然无情，决意摧毁革命时代“西方文明”的各项制度与价值体系，它也是最有能力执行其野蛮计划的一国。于是一步又一步，凡是有可能成为德日意魔掌下牺牲者的国家，便眼睁睁地看着这三个后来被称为“轴心势力”的侵略强权逼近它们的铁蹄。逼到最后，终于只有战争一条路。

除了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为一大主要因素之外，各国最后交织发展成一张国际大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当时自由民主国家一再软弱退让，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些国家，却刚巧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不论是独力对敌还是联合出击，它们或无能为力或不愿采取行动。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正是因为自由主义陷入危境，方才导致法西斯与极权势力的高涨及其言论的得势（见第四章）。于是两相对照，一边信心十足野心勃勃，另一边却怯懦胆小恐惧让步。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便是这种情况的最佳写照。

注: 苏联又不傻，你们都想让德国打苏联，苏联凭什么要帮你们火中取栗，直接釜底抽薪签约，让你们自食其果，高得很。但是连自己都骗了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将高级将领大肆清洗，这就是苏联领导人的愚蠢了。

当时苏联之所以能得众望，众人之所以不愿对其境内发生的暴行加以批评，究其原因，主要便是苏联坚持反对纳粹德国。与西方世界的迟疑比较，相形之下，苏联的立场多么显著地不同。因此，当1939年德苏两国竟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际，带来的震荡也就更为巨大了。

2

注: 共产党搞半天是内讧高手。

在“启蒙左派”（Enlightenment Left）的阵营里，共产党原是最具分裂性质的一支政治势力。它们的炮火（攻击斗争，不幸正是政治激进分子的特色）往往不打向那最明显的敌人，反而集中全力攻击身边的头号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可是希特勒夺权之后，18个月间，共产党的方针便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一举成为反抗法西斯联合阵营当中最有组织、也最有效率（一向如此）的斗士。共产党的转变，根除了妨碍左翼阵营内部携手合作的最大阻力。不过，左翼内部彼此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心态，却依然萦绕不去。

中间路线者与左派联手在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证明以往分裂不和的不明智。左派阵营内部的人心，更开始显著地向共产党转移，尤其以法国为著，然而，共产党的政治基础虽然扩大，反法西斯的力量却不曾真正受惠。

传统右派的众家对头，虽然在反法西斯的呼声之下组织起来，其支持人数却不曾因此而有所增加。总的来说，反法西斯比较能够动员政治上的少数分子，远胜其对主流多数的影响。而在非主流的少数当中，又以知识分子及关心艺术的人士最具接受其观点的开放心态。

纳粹种族主义立即采取行动，造成散布于这些尚存宽容气氛的园地里的犹太及左翼学者大批流亡。纳粹分子敌视知识自由的心态，立刻使得德国各大学几乎三分之一的师资力量遭到被逐的命运。希特勒上台的同时，便是纳粹版“焚书坑儒”的开始：“现代派”文化受到猛烈攻击，凡属犹太人及其他不合纳粹心意的书籍均遭焚烧。令人感到沉痛的是，对于排犹一事，除了某些确属倒行逆施的行为之外——如纳粹集中营，以及剥夺犹太裔德国人的权利，令其离群索居，贬为下等人，等等（根据当时的标准，只要祖父、外祖父中有一位犹太血统便被判为犹太人）——当时一般民众并不以此为意，充其量将其视为一时有限度地脱离常轨罢了。因为说起来，集中营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向来不过是恐吓共产党人的法宝，以及专门用来关押反叛人员的牢狱，老派保守分子对其还颇具好感。

从政治以外的角度看，当时的德国虽有不甚可称道之处，却是一个国势安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并拥有一个颇受人民爱戴的平民政府。但在貌似正常的表象之下，有心人却可以从当时出版的书籍之中——包括“领袖”本人所著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一书——发现一个事实：即在种种挑动种族情绪充满嗜杀口吻的言词背后，以及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地集中营里发生的残酷谋杀里面，还潜藏着一个处心积虑并意图将现有文明完全翻转颠覆的企图。因此，30年代第一批大规模起来反对法西斯的社会人士，即属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

双方之间最明显的隔阂，在于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对抗。一方是处心积虑一心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最终建立遍布全球之无产阶级政权为己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方则是洞悉苏联心意视其为叛乱倾覆行为的始作俑者及教唆之徒的西方国家。这种造成双方貌不合神亦离的情况，到底产生多少影响，使得众人无法顺利合作，实在很难估计。

抗阻合作的力量之大，迫使1934年以来便与西方站在同一阵线，坚定带头反对希特勒的斯大林一反前定，深恐自己落入单独对付希特勒的泥淖之中，于是在1939年8月与德国签下了互不侵犯条约。

从经济角度观之，英国等国都心知肚明，上一回已经发动过一场远超自己财力物力所及的大战，如今再度面对重整军备的局面，便都不禁望而却步。简而言之，各国虽然都认识到轴心势力的存在确属一大威胁，但是在认知与行动之间却有一段极长的距离。

民主自由的政体，不但减缓甚或阻碍了政治上的决策过程——美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对于那些不受民意欢迎的理念方针，执行起来必然更为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行。于是某些政府便以此为借口，掩饰自己的颟顸麻木。而美国的例子更进一步显示，甚至如罗斯福总统这般具有广大民意基础的总统，也无法违背选民意志，推行自己反法西斯的方针政策。因此要不是珍珠港事变，以及希特勒对美宣战，美国自始至终必将置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外。

真正使西方重要的民主国家——如英法两国——抗敌意志削弱的症结所在，却不是民主政治的运作，而是上次大战的悲惨记忆。这段伤痛，不论是选民还是政府，举国上下都痛铭于心，永远不能忘怀。因为那场战争造成的冲击，不但史无前例，而且无人幸免。

英国工党与1936～1938年间由社会主义者领衔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不同，我们不能责其不够坚定，缺乏对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该责备的，却是其拒绝支持实施必要的军备措施，如重整军备、进行征兵等可以彻底发挥抗德作用的备战措施。同此，共产党人虽然从来不会为和平言论所诱，却在这一点上，与英国工党政府同样失策。

若想单凭众人的坚定意志，以和平手法使纳粹德国甚至墨索里尼意大利覆灭，这种想法等于妄想。这不但是对希特勒的本质太不了解，对德国境内的反对力量也寄予过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总而言之，凡亲身经历过这段时期的人，当时便都很清楚一个事实，那便是最终不免一战。不论策划何种方案，以求避此一祸，大家也知道终属徒然。

法国人唯一的指望只有英国，1933年之后，更只有指望苏联。

真正让英国操心的倒不是欧洲，它最头痛的问题，是如何运用这支力量不足的军力，挽回自家在地域上前所未有的庞大，但实质上却濒临解体的帝国残业。

从社会主义者、共产党、殖民地独立运动领导者，以及美国罗斯福总统的观点来看，只要能够打倒法西斯，他们随时愿意付出这笔代价。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对讲究理性与实际的大英帝国统治者来说，如此牺牲实在太过分，绝无必要。

注: 这只能说明丘吉尔是个傻逼。

我的国家“代表的理念正义之所在”，岂可妄言牺牲低头（丘吉尔即为第二类人士之代表）。丘吉尔的矛盾是：这一套浪漫伟大的念头应用在政治判断之上，自1914年以来已经证明一错再错——包括他自己一向沾沾自喜自以为高明的军事对策在内——可是面对德国问题，这一宝却竟然给他押中了，再合乎实际不过。

英法两国，一直到1940年德国发动闪电战将它们摧枯拉朽般扫到角落之际，才弄清楚自己作为交战国家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大势所趋，英法虽然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实，却始终无法面对现实，从而认真考虑与苏联洽谈合作一事。然而若没有苏联参与，盟国既不可能拖延战争，更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事。若没有苏联相助，张伯伦提出的承诺——保证助东欧各国抵挡德国的突击攻势——无异于一张废纸。伦敦与巴黎当局其实并不想打仗，充其量只愿意显示一下制止战争的实力。此时，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认为不动武简直不切实际。斯大林一再遣使与西方协商，建议双方在波罗的海沿岸共同布阵，奈何对方置之不理。德军铁蹄开进波兰，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还意存观望，打算与希特勒重开谈判。事实上，希特勒也盘算到张伯伦可能会有此想法（Watt，1989，p.215）。

1939年3月德国正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一事，彻底地改变了英国的民意，舆论一反过去妥协的论调，转而支持抵抗法西斯。

法国的政策有气无力，左右不逢源。它第一不敢依照权力政治中强者为王的法则早早低头；第二不敢追随左派抵抗人士的先验理念起而抗德；第三同样不敢贸然照右翼反共派的先验理念对付共产党。

一切现象后面，又有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命中注定在劫难逃，法西斯主义是否毕竟胜过另外一条路呢？另外一条路即社会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之路。

3

西班牙内战，就成了国际对抗最典型的范例。

佛朗哥将军本人绝对算不上法西斯人物；他的胜利，也对国际政治没有任何重大影响。西班牙内战只不过使得西班牙（及葡萄牙）的历史，再度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离了30年。

西班牙内战显露了当代基本的政治问题：一边是民主与社会革命；一边则是绝不妥协、坚持反革命的反动阵营。就第一面来说，西班牙是当时欧洲唯一酝酿革命并爆发的国家。就第二面而言，西班牙境内则有天主教会作为反动势力的源头，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世界发生的大小事件一律排斥。但是说也奇怪，在内战爆发以前，左右各种党派不论其思想来源是由莫斯科引导，或是受法西斯思想启发，都不曾在西班牙有过任何重要的表现。因为西班牙自有其古怪的政治活动：左有极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右则有极端激进的王室正统派。

左翼人士不分党派共同合作，以选票对付右派。当时正不知如何是好的西班牙左派，发现这个新观念倒不失一项好计。

右派与国际法西斯联合的现象却主要是教会及君主主义者干的。在教会及鼓吹君主制的人士眼里，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目中无神的可恶程度相当，两大恶者当中无论与哪一方都没有妥协余地。至于意德两国，则希望从西班牙右派的得胜里获得一点道德支持，此外或可沾点儿政治利益。于是选举之后，西班牙的军事领袖开始认真酝酿政变。

一心想要消灭革命的政变，反而加速了社会革命在部分地区的进行，并且更进一步，发展为蔓延全境的一场长期内战。交战的双方，一边是经由选举组成的共和国合法政府，如今更扩大延伸，包括了社会主义者、共产党人，甚至加上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与之共存者还有各地击败了政变的人民义军。而另一边则是叛乱的军方将领，自居为对抗国际共产主义入侵的国家主义圣战战士。将领之中，年纪最轻而且最具政治智商者是佛朗哥，他随即成为新政权的领导人。随着战争年月的推移，这个政权逐渐取得了权威，变成一党的一统天下，成为从法西斯开始，一直到君主制、王室正统派和激进主义者的右派大混合，并取了一个极其可笑的怪名字：西班牙传统长枪党

所谓的不干预，只表示英法两国对轴心势力在西班牙大量插手的现象袖手旁观，拒绝予以任何干预而已。如此一来，不仅意味着它们对共和国完全放弃，同时也进一步显明了法西斯和反法西斯双方对大言不惭主张不干预人士的鄙视心理产生的原因。列国之中，唯有苏联出力帮助西班牙合法政府，名声因而大振。西班牙国内外的共产党人，也随之水涨船高，声势大振。因为它们不但在国际间组织了援助西班牙的力量，同时也亲身参与，成为共和国军事行动里的中坚。

一共有55国以上4万多名年轻的外国志愿者前来参战。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对这个国家的认识最多只限于在学校地图上获得的知识，可是现在，却有许多位战死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

这是唯一一个至今动机依然纯正，理由依然迫切的政治目标。当年如此，今日回顾依然如此。回想起来，它恍如一场史前旧事，即使在西班牙本地，也属于一场前尘旧梦。可是在当时奋力反抗法西斯的人士心中，这却是他们奋斗的最中心，战斗的最前线。因为只有在这场战斗里，抗争的行动得以不断，一连持续了两年半以上。只有在这场战斗里，他们得以以个人的身份参与；即使不能穿着军服正式直接上战场，也可以借着募集款项、救助难民，并发起活动向那些胆小如鼠的政府不断施压，而以间接的方式参与。

西班牙内战毫无预示未来法西斯溃败的兆头。就国际观点而言，此战只是一场小型欧洲战争，由法西斯和共产党国家交手。而后者在态度上比较谨慎，意志上也没有前者坚定。至于西方民主国家，除了不干预政策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敢肯定。就西班牙国内而言，这场战争则证明了右派总动员的效率远比左派的大集合为高。最后左派全面溃败，数十万人丧失了性命，数十万难民流落他乡，辗转于几个愿意收留他们的国家。西班牙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除了绝无仅有的少数例外，在内战中都与共和国同一阵线。此时他们侥幸烽火余生，很多人也沦为浪迹他乡的难民。而共产国际也倾其所有，动员旗下最能干的人前来相助。

4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一方来说，甚至包括英美两国在内，此战不仅只求军事上的胜利，同时也为了替人类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众人急欲返回1913年的世界；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却没有一人梦想返回1939年——甚或1928年、1918年的年代。

致力于战后计划的美方人员，他们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如何从大萧条及30年代中取得教训，使这类悲剧不再重演。至于被轴心国占领的国家，在地下抵抗运动人士看来，解放与社会革命更是密不可分，至少也该有重大变革。更有甚者，从东到西，战时被德国占领的所有欧洲国家，胜利后新成立的政府都属于同一性质：它们不带任何特殊意识形态倾向，属于集合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国民结合。有史以来，欧洲政坛之上头一次出现了共产党员与保守人士、自由分子、社会民主人士，并肩共同组阁执政的情况。但是这种状况，自然难以持久。

在希特勒掌权之后，因对付共产党运动而采取的应急措施，现在却因此为革命大业创造了新办法。即战时政治及经济的特殊情况，反而促成一种“新型民主”的产生。支持叛军的地主和资本家们，在战争中失去了他们的产业，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叛国。经济结构既然发生变化，政府便得进行规划，必要时加以接收——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缘故，而是由于战时经济的需要。照此发展下去，最后若获胜利，如此这般的“新型民主，势必成为保守精神的死对头……为西班牙工人群众在未来的政治经济夺权上提供莫大的保证。”

在1936年10月间共产国际颁发的小册子中，对于1939～1945年间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政治形态有相当正确的描述。这将是一场欧洲大战，由各界“人民”、“国家阵线”政府、地下抗敌联盟共同发起，并将在国家主导的经济活动之下进行。战争结束之际，由于资本家的产业均被征用——被征用的理由，不是因为他们作为资本家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是德国人或通敌的缘故——被占领区的群众力量势将获得极大进展。事实发展，果不其然。在中欧和东欧的好几个国家里面，战争之路果然由反法西斯直通“新型民主”的大道，共产党更在新型民主政权里居于领导者地位。

西方国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社会经济改革，并非出于民众的压力（这一点与上一次战后不同），而是因为政府本身在原则上认为应该进行改革。这些政府，部分是由原来的改革派人士当家，如美国的民主党、英国的工党;部分则是由各派反法西斯地下抗敌运动发展而成的改革派，及国家复兴党派组成。简言之，对抗法西斯之战，最终都导向左派之路。

5

美国的资本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携手合作。欧洲境内每一个国家——不包括当时尚仰西方帝国主义鼻息的依附国家在内——但凡有志之士，不分政治意识形态，从左到右，只要愿意起来抵抗德国或意大利，现在都因大战而有合作之机。更何况欧洲各参战国家除英国以外，都已落入轴心势力手中，因此这场抗敌志士之战，基本上便属于一场平民之战，或可说由前述平民组成的武装之战。

戴高乐立国的根基其实是基于一个信念：那就是永恒不朽的真正法国从来不曾接受过战败的事实。

德国民众却没有这么轻松，无法将自己与1933～1945年间的纳粹活动划清界限，因为他们始终团结在他们的政府身边，一路支持到底。

大战期间，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而在政治上有极大收获，其影响力于1945～1947年间达到高峰。只有德国一地，大批共产党人在1933年惨遭逮捕杀害，接下来三年里又不断从事自杀式的英勇对抗，始终不曾恢复元气。

共产党人之所以以地下抵抗为己任，其中有两重原因。一是列宁一手策划的先锋党（vanguard party），正是用来培养一批纪律严明又大公无私的革命中坚。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在行动上发挥最大效率。二是当时极端险恶的形势，如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非法地位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战争本身带来的患难，种种恶劣的环境状况等，完全符合当初设计出这一批“职业革命者”的目的，此时正好让他们大显身手。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群共产党斗士，“认清了地下抵抗运动一事的可能性”（M.R.D.Foot，1976，p.84）。就这一点而言，共产党人与其他社会主义党派有极大的不同。后者认为，在缺乏合法地位的前提之下，即未经选举、公共议事等合法程序，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活动。而对法西斯的当权或德国的占领，社会民主党派在大战期间往往销声匿迹，近乎于冬眠。

共产党之所以在抵抗活动中声名大振，还有另外两项因素：其一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国际性，其二则为共产党人为理想献身的无比坚定的信念

一般群众很少支持积极的抗敌活动，共产党便更显突出。此外，知识界也极受共产党感召。知识分子最能够在反法西斯的大旗下动员起来，他们往往成为无党派抵抗运动组织的核心（虽然这些组织通常都带有左翼色彩）。法国读书人爱上马克思，共产党文化人则主导着意大利的文艺界。这种左翼当家的现象，在两国都持续了一代之久，究其根由，均是因受到了战时抵抗运动影响。

重要原因，却出在各国共产党矢志效忠的苏联身上。这位老大哥，严厉禁止他们个自问鼎政权。而那些成功的共产党革命（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后来的中国），事实上都违背了斯大林的意愿。苏联的观点是，不论是在国际间还是在各国国内的行动上，战后的政治进程，都应该延续战时反法西斯联盟的架构。也就是说，苏联希望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维持一种长期共存或共生的架构。苏联认为两大阵营在战时的联合将促生一种所谓的“新型民主国家”。随着这些新型民主政权内部不断更迭，日久必将造成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变革。这种一厢情愿的苏式世界观，很快在现实的冷战长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如此彻底，如今大多数人已无复记忆。

斯大林当时的诚意不容我们抹杀，他甚至以行动佐证，于1943年和1944两年，先后分别一手解散了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

斯大林的心意，在其决策下越发显明。他的决策方针，借用某位美国共产党领袖之语，就是“绝不在危及……联合的情况及方式下，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Browder，1944，in J.Starobin，1972，p.57）。但是如此一来，正如同其他观点不同的革命者的认识一样，势必与世界革命永远分道扬镳。社会主义将从此局限于苏联境内，除此之外，则不出那些经由各国外交协商，决定交与苏联势力进占的地区——基本上多为大战终止之际为苏联红军占领的地带。而且，即使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在这些新形态的“人民国家”之中，共产主义的前途也还未卜，无法如火如荼地立即展开。但是历史向来不顾政策设计者的本意，却走上了完全相反的一条路——只有一点例外。全球在1944～1945年间的协议之下，一分而成两大势力范围，至少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都落在这种划分之下，从此楚河汉界，了无变动。30年间，除了偶发的短暂事件之外，双方均不曾越界犯边，也未曾有过任何公开正面的冲突或对立。因此万幸的是，冷战的人间毕竟没有升温成热战的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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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纳粹德国的野心在前，并攻打苏联及对美宣战，把战事推向最高潮，这类合作永远都不会出现。战争的本质，证明1936年西班牙内战的意义深远：这是一场军事与民间力量加上社会变革力量的总动员，对盟国而言，尤其如此。这次大战，是改革家的战争，其中原因有二：一是连最有信心的资本主义势力，此番也不得不承认若不改弦更张，要想赢得这场长期战争势必无望。二是由于短短20年间大战再度爆发，十足显明了两次大战之间一切努力的破产。而众人不能联合共御强敌，不过是诸多失败中的一小起败绩而已。

英国，广为世人崇敬爱戴的丘吉尔，竟然在1945年的大选中败下阵来，而工党的票数却有50％的跃升，被选民送上台去执政。接下来的5年里，工党政府在英国进行了一连串前所未有的社会改革。其实保守党和工党两党，为大战效力不分上下，选民的抉择则显示胜利与社会改革两者缺一不可。这种鱼与熊掌务必得兼的意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各国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

尽管各国情况不一，总的来说，当时都正在向着社会巨大变革的时代迈进。

苏联（连同美国）却是唯一不曾因大战带来重大社会及制度变革的国家。战争揭幕及落幕之际，苏联的统治者都是斯大林一人（见第十三章）。但是尽管如此，大战对于共产主义制度稳定性造成的压力却不可谓不大，在政府管制特别厉害的乡间地区尤为严重。若不是纳粹主义根深蒂固地认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德国侵略者恐怕将会赢得许多苏联民众的长期支持。相反地，苏联最后终获胜利，主要却是基于境内多数民族爱国情切——也就是苏联本土的人民，他们是红军部队的核心，是危急存亡之际苏联政府发出紧急呼吁的对象。事实上在苏联国内，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的官方名称正是“伟大的卫国战争”（the Great Patriotic War），而此名也确实恰当。

7

对绝大多数亚非地区以及伊斯兰世界而言，法西斯不管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或某一侵略国的国策，向来都算不得——也永远不是——这些国家与人民的大敌，更不要说是他们唯一的仇敌了。他们真正仇恨的是“帝国主义”，是“殖民主义”，而绝大多数的帝国主义势力，碰巧都是实行自由民主的国家，如英、法、荷、比、美等国。更重要的是，除去日本是唯一的例外之外，所有的帝国霸权，清一色都是白人。

独立运动的众多未来的领袖及倡议者，在本国多属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他们到殖民地的宗主国，往往只有在当地自由主义者、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者，以及共产党人的圈子里，才能找到不含种族主义色彩，反对殖民主义的温暖氛围。这些人均属于现代化的改革派，而所谓怀古派的中古神话思想、纳粹论调，以及其中浓烈的种族排外意味，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传统“地方意识”及“部落主义”的重弹，只代表本国饱受帝国主义剥削利用的落后状态。

唯有在反法西斯的年代，正宗的共产党派才能在部分伊斯兰教世界中得到广泛的支持，其中尤以叙利亚、伊拉克、伊朗三国为突出。一直要到相当后的时期，世俗派主张现代化改革的政治呼声才在激进主义思想复兴之下逐渐淡去

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现在正由举世皆知坚决反殖民的党派当权，旧殖民主义的势力及合法性，如今都遭到严重削弱，自由希望的美景，似乎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日后的事实发展果然如此，可是在传统帝国的顽强抵抗之下，人们却为此付出了血腥的代价。

8

纳粹主义纵横欧洲12年，如今留下的唯一后效，便是极大一部分的欧洲土地都变成了受布尔什维克党人摆布的舞台。

风云不可一世的法西斯，此时就如风卷下的残云消散，当初因乱世而出，如今因太平而灭。它毕竟从来不曾是个世界性的政治运动，即使在理论上也没有这种地位。

反法西斯的组合成员多么庞杂不一，时间多么短暂，在它旗下联合起来的力量，其范围却极其广大。更有甚者，这种结合有着正面的价值理念，而且从某些层面而言，更具有持久性的延续生命。在意识形态方面，反法西斯的精神建立于众人共有的价值观念及希望，也就是启蒙时代和革命时代的价值理念：经由理性与科学，为人类创造进步；普及教育与民选政治制度；不凭世袭，人人天生平等；不恋传统，建立具有前瞻性的社会。种种观念手段，各国的认识和实行方式也许并不一致，但却有许多与西方民主理念相去甚远的国家，也纷纷选择以“民主”或“人民共和”为国名

各国政府都是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权，更值得一提的是，各国几乎都有意并主动地放弃了市场经济的绝对优越性，改用由国家积极管理计划的路线。在今天这个“新自由经济神学”盛行的时代，我们已经很难想象，回到40年代早期，直到70年代，最负盛名的一向主张“全面市场自由论”的经济大师，如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等人，曾经以先知自命，大声疾呼，警告西方资本主义若如此向计划性经济道路贸然偏行，等于走上了“通向奴役之路”的险径（Hayek，1944）。但在事实上，资本主义却一跃而步入了经济奇迹的阳关大道（见第九章）。各资本主义国家坚信，政府若再不出手干预，世界经济必将再次陷入两次大战之间的巨大灾难，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人民铤而走险，激进地采取共产主义的政治险招——就像他们会一度选择了希特勒一般。第三世界国家更深信，若要脱离落后依附的经济地位，只有靠国家动手一条路。在苏联楷模的鼓舞激励之下，也唯有社会主义，才是各个前殖民地眼中的光明大道。而苏联这个老大哥自己，以及其他新近加入它这个大家庭的新成员们，更是什么都不相信，只信中央计划的法力无边。于是东西两方，以及第三世界，都纷纷带着同样的信念，跃入了战后的新世界：那便是借着铁与血，借着政治动员，借着革命手段，终于换来对轴心势力的最后胜利，如今正为人类开辟了社会转型变革的新纪元。

烽火刚息，因反法西斯而形成的战时伟大联合便立刻瓦解。共同的敌人一旦不存，众志从此也无复合一。于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再度分道扬镳，一变而回原本誓不两立彼此虎视眈眈的死敌。

第六章 1914~1945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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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14年，几乎所有可以包括在“现代主义”（modernism）这把涵盖虽广却定义不清的大伞之下的各门艺术均已问世：立体派（cub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及未来派（futurism）等，此时都已纷纷出笼。现代主义在绘画上纯粹抽象，建筑上重功能避繁饰，音乐上全然抛弃音律（tonality），文学上与传统彻底分道扬镳。

“正统”先锋派艺术地盘里，似乎只能举出两项于1914年后才出现的新事物：达达主义（Dadaism）与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前者的虚无色彩，在西欧地区逐渐演化为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或可谓为其先导。后者则自东而来，诞生于苏联大地。构成主义由真实的对象出发，逸入三度空间骨架并以具有游移性质为上品的结构，在露天造型上取得了最大的构成形式（如巨型的轮子、大勺等）。它的精神风格，很快便被建筑界及工业设计界吸取；而最大的吸收者，是美国建筑师格罗皮乌斯（Gropius）于1919年在德国创立的包豪斯（Bauhaus）工业暨设计学院

达达主义基本上来者不拒，但凡能挑战传统资产阶级艺术趣味的，都可纳入门户。惊世骇俗，是达达主义者的不二法门，是他们的向心凝聚力。因此1917年杜尚（Marcel Duchamp，1887～1968）在纽约，把搪瓷小便壶当作“现成艺术”（ready.made art）展出，便完全体现了达达主义的真髓，杜尚从美国返回之后，便立即拜入达达门下。

随着达达主义在20年代初期的退潮，超现实主义便应运而生。前者因战争与革命而孕育，战争结束，革命偃旗息鼓，流行便也渐去。后者遂成为新时代的艺术呼声，“以心理分析暴露的无意识状态为基础，重振人类的想象活力，并对魔幻性、偶然性、无理性，以及象征、梦境多有强调注重。”（Willett，1978）

超现实主义重要的关键，在于它承认即兴自发式想象（spontaneous imagination）的无穷能力，不受任何理性系统控制，由碎片中产生和谐，从涣散中产生内聚，从全然不合理甚或不可能之中，形成内在的逻辑。

这一切均是高级艺术的先锋革命，是其发扬光大的极致。这场革命，描绘的对象乃是世界的崩溃，而早在这个世界真正粉碎之前，它就已经出现。在这个变动的时代里，这场艺术革命共有三件事值得注意：先锋派艺术成为既定文化的一部分，至少被吸收入日常生活的脉络之中。尤有甚者，它竟被高度地政治化了，其性质之强烈，比起革命年代以来世界任何高级艺术更甚。然而我们却也不可忘记，在整个这段时期里，它却始终游离于大众的趣味之外，即使连西方群众也不例外——虽然它已日复一日浸入日常的生活领域，只是众人犹未觉其程度之深罢了。当时，接受它的人数，虽然比1914年前的极少数为多，超现实主义却仍不是被多数人真正喜爱并自觉欣赏的艺术形式。

虽说先锋派艺术已成为既定文化的中心部分，却不意味着它已取代了古典和流行艺术的地位。它的角色，乃是对前者的一种补充，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文化及其作用具有浓厚的兴趣。其实当时国际歌剧舞台上演出的剧目，与帝国时代大同小异，依然是19世纪60年代初期出生的作曲家的天下

源起于美国黑人音乐，和以切分式节奏的舞乐，加上背离传统的器乐编曲手法，在先锋艺术界立即掀起热烈反响。其中原因，不完全在爵士乐本身的优点，更多的因素，却是出于这种表现风格乃是现代派的又一象征，代表着机器时代与旧时代的决裂。简单地说，这是文化革命的又一宣言——包豪斯成员的相片，便是与萨克斯管合影。

19世纪学院派画作的价格非但一落千丈，直到1960年之前，简直无人问津，愈发显示了这种改朝换代的激烈现象（相对地，印象派及其后的现代派作品则身价上涨，不过幅度不大）。同理，若有人对维多利亚式建筑稍有赞美，便有故意冒犯“真正”高品位且有过于保守之嫌。

美英两国，在20年代对现代主义似乎完全不能接受，如今也伏在它的脚下。流线型的风格，从30年代开始——不论适合与否——风靡了全美各项产品的设计，与意大利的未来派应合。起源于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大展”（Paris Exposition of Decorative Arts）的“装饰艺术”（Art Deco），则将现代派的几何多角线条（angularity）及抽象风格（abstraction）带入家庭生活。

一个为期短暂的机构，主要是为担任政治和艺术先锋中心的目的成立，却为两代人制定了建筑和应用艺术的风格主调。此即包豪斯，也是魏玛共和国及日后德绍（Dessau）的艺术及设计学校（1919～1933）。这所学校与魏玛共和国存在时期相近，希特勒夺权之后，纳粹主义者将该校解散。

在世界大战及十月革命之后的年月里吸引了先锋派艺术界的是左派，而且经常是革命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以及那反法西斯的岁月中甚至更甚。事实上，由于爆发了战争及革命，使得许多原本在战前与政治无关的苏法先锋派运动，从此也染上政治色彩。

达达主义兴起，是为了革命；它的继起者，超现实主义，所面对的唯一难题也只在该走哪一条革命路线，而其门下绝大多数，舍斯大林而选择了托洛茨基。

悲哀的是不分左派右派，不论他们献身的政治理想为何，现代派艺术家却被当局及群众所排斥——而对手对其攻击之猛，更不在话下。除了受到未来派影响的意大利法西斯是例外，新兴的极权政府，无分左右，在建筑上都偏爱旧式庞然大物似的建筑及街景，在绘画雕刻上钟情激越壮阔的表现，在舞台上青睐古典作品精致细腻的演出，在文学上则强调思想的可接受性。

时代的动荡不安，使居于中东欧地区的人，心灵更加敏感，思想更加尖锐。他们眼中所见，心中所感，不是一个美好人间，却是一个冷酷世界。而也正是促成这股冷酷悲情背后的残忍现实及悲剧意识，却令某些原本并不杰出的艺术家们，变得更加敏锐。

一个注定倾覆的帝国，隐喻着另一个本身也注定幻灭崩离的西方精英文化：这个意象，长久以来便已在中欧人心灵的阴暗角落潜伏。

当时西欧知识分子的情绪心灵，似乎不似中东欧那般彷徨绝望，希望的感觉也浓厚得多。他们在中欧的同伴，从莫斯科到好莱坞，正四处飘零，而在东欧的同伴，则陷于失败及恐怖的魔掌之下噤声无语。而居于西欧的他们，却觉得自己仍在捍卫那虽然尚未毁灭，却备受威胁的价值观念，并为一度曾活跃于其社会的思想意识，重新点燃火炬，若有必要，甚至可以进行改造以图存留。

在西半球的领域以外，非欧洲的先锋派圈子几乎完全不存在；而它在西半球的存在，却与艺术实验和社会革命牢不可分。

其实单抛弃传统一事，就具有十足的革命意味；相比较之下，西方那此起彼落，以这一波现代化对抗那一波现代化的所谓“革命”，更加显得无所谓甚或不可理喻。然而，当追求现代化的艺术家同时也是革命者时，这种情况更为显著，事实上的情况也多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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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走向愈发清楚，这是一个普通人的世纪，并将由普通人本身所创造的艺术，以及以普通人为对象而创造的艺术所垄断。两大相关工具的发明，更使普通人的世界有了前所未有的呈现和记录，即报告文学（reportage）和照相机。

“摄影新闻”的兴起，要归功于以下原因。其一，那些发现了摄影技术这个媒介的摄影人才（甚至包括某些女性在内）；其二，世人以为“照相机不会撒谎”的错觉（即相机镜头下捕捉的世界，似乎可以代表“真实”人生）；其三，技术的改良进步，新型的迷你相机，可以轻易拍到那些不是刻意摆出的自然姿态，如1924年推出的莱卡相机（Leica）。可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却要数电影在世界各地的流行。男男女女，都知道可以通过摄影镜头看到真实人生。

一旦让先锋派（不论政治或艺术）完全自行其是——如纪录片流行潮及鼓动艺术（agitprop art）即是——它们的作品却很少能影响到大众，只能限于极少数的小圈子中欣赏。

最令人深刻难忘的，乃是大众艺术已经日益取得无可否认的文化优势地位，即使如我们在前所见，在美国之外，当时的大众艺术，犹未能摆脱教育阶层趣味的监督管辖。夺得独霸地位的艺术（或者应该说娱乐）形式，是以最广泛的群众为目标，而非人数日渐浩大的中产阶级，或品位仍停留在保守阶段的低下阶层。

这种文学类型，最适合用以下观点视之：诉诸那面临威胁，却尚不至完全被破坏的既有社会秩序。谋杀，在此成为中心焦点，几乎是促使侦探采取行动的唯一事件。它侵入一个原本井然有序的天地，如俱乐部的场所，或某些常见的专业场所，然后抽丝剥茧，一路循线索找出那只烂苹果，确保全桶其余的完好无损。于是经侦探的理性手法，问题获得解决，小小世界也再度恢复井然秩序；而侦探本人（大多数是男性），同时也代表那小小的大千世界。因此，主角务必为“私人”侦探，除非警探本人（与他的多数同僚不同），也属于上中阶层的一员。这是一个虽然拥有相当自我肯定却极度保守的文学类型

无声电影及其已经通过考验能以跨越不同文化的电影符号，原有可能成为国际性的共同语言。它的黯然下台，很可能是促使英语在世上通用，并发展成20世纪后期国际语言的一大原因。

大萧条的数年间，广播听众呈倍数激增，增长比例可谓空前绝后，此事也许也不足为奇了。因为无线电广播改变了穷人的生活内容，尤其是对困守家中的穷家妇女，其影响力前所未有。收音机将外面的世界带进她们家中，从此这些最为寂寞的人不再完全孤单。凡是可以通过说话、歌唱、演戏，以及所有能以声音传达的事物，如今她们都能自由控制选择。

无线电广播，与电影以及改革后的大众报业不同，并不曾大幅度改变人类观照现实的角度。它不会创造新的观照方式，也不曾在感官印象与理性观念之间建立新的关系（参看《帝国的年代》）。它只是一个媒介，不是信息本身。但是，它可以向数不尽的数百万听众同时说话，而每一名听者，都觉得它是在向自己单独发言。因此无线电成了传播大众信息的有力渠道；统治者及销售人员，也迅即发现它是上好的宣传广告工具。

它带来的诸多影响之中，最重大、最深刻的便是依据一个严格规定的时间表，将众人的生活同时予以私人化与固定化。从此，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休闲，都被这张作息表牢牢控制。然而奇怪的是，这个传播媒介以及后来继起的电视机和录像机，虽然基本上是以个人与家庭为接收中心，却也创造出它独有的公共空间。于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原本互不认识的陌生人们，碰面之际，却都知道十之八九对方昨晚上大概也收听了那场大比赛的转播，那出最受欢迎的喜剧节目，丘吉尔的演说，以及新闻报道的内容。

少数人的音乐就得以普及（包括古典音乐在内），无线电广播也成为唱片推销的最主要手段，至今依然。

垄断着大众通俗艺术的几大力量：报业、摄影、电影、唱片、无线电广播，基本属于科技与工业的发展结果。

美国，已经开始在这些行业中处于执牛耳地位，具有无可挑战的优势。其中原因，自然多亏它高人一等的经济优势和对于商业及民主的投入，以及在大萧条后，罗斯福民粹政策的重大影响。在通俗文化的领域里，世界是美国的，其他的都处于次要地位。在这些娱乐业里面，再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或地区发展出来的模式，可以获得如此尊崇的国际地位

此时的大众运动，虽然已经走上国际化之路，却仍然相当原始。它们的从业人员，尚未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喙吞噬。

第七章 帝国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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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不但改变了世界，统治了世界，更成为一种模范的典型。1917年以前，且是全人类唯一的模范，凡不愿被时代巨轮扫过或辗死之人，莫不以其为师。1917年后，苏维埃共产主义虽然提供了另一条路，但是在基本上，仍然属于同种性质的典范，不同之处仅在于共产党扬弃了私有企业与自由主义的制度。

短促20世纪的年代里，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是属于被动的他处衍生（derived），而非主动性的原生自发（original）。各处非资产阶级性质社会中的优秀分子，纷纷模仿西方先进国家开拓的榜样。西方模式，基本上被视为代表着开创进步的社会。其形式，体现于财富与文化的雄厚；其手段，出于经济及科技的“开发”；而其组织，则立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各式变体。

不论是传统主义或社会主义，两方都同时看出，在资本式自由主义经济高呼胜利之余——包括政治层面在内——人生道德却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全失，唯一的关系，只剩下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谓的人类“交易性格”（propensity to barter），人人只顾追求个人的满足与利益。就维系道德体系、重整人生秩序而言，就确认“开发”、“进步”造成的毁坏而言，随着船坚炮利、教士商人，以及殖民官吏而带来的新观念，往往不如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或非资本主义式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系统来得有价值。因此，后者便动员传统社会的群众，起来对抗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代表的现代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同对抗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输入的外来侵略者。

第三世界的精英分子，在思想观念上与一般平民百姓有极大的差异。精英与平民之间唯一的共通点，往往只剩下对白人种族主义（即北大西洋白人）的同仇敌忾。但是就这种被歧视的心理而言，下层社会的匹夫匹妇（尤以“匹妇”为甚），被洋人歧视的感受反不如上层人士为深，因为下层阶级的小老百姓，在本国社会的身份地位一向就不如人，与肤色没有任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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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经济一旦被投入了这股买进卖出的商业社会大旋流，当地市场便油然而生，连带刺激了当地消费产品的生产活动。而本地的生产设施，购置成本自然也比较低廉。另外部分原因，则由于多年从属地区的经济生产，尤以亚洲为最，原本便具有高复杂度且悠久的组织源流及制造背景，更拥有相当成熟复杂的生产技术，以及丰富优良的人力资源。于是巨型的集散城市，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悉尼，到孟买、上海、西贡，便成为北半球诸国与从属世界联络的典型环节。在进口业务大伞一时的笼罩之下，这些城市纷纷兴起了自己的工业，虽然这种趋势并非其统治者的本意。

工业建设在早年之所以始终留在老家而不曾向外扩展的真正原因，却正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说得更精确一点，主要是因为当时运输通讯的科技不够完善，妨碍了工业种子的传播。要知道企业以谋利为目的，以资本累积为手段。根据它们的逐利性，若无必要，显然没有非将钢铁生产留在宾夕法尼亚州（州内的匹兹堡为美国钢铁重镇）或鲁尔（Ruhr，德国工业重地）不可的理由。但是工业国的政府则不同，尤其是那些倾向保护主义或拥有庞大殖民地的国家，为保护本国工业，自然会使出全部手段，极力遏止具有潜在竞争可能的对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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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这就是国家构建超过了当地文化所支持的水平，也就是步子大了扯到蛋。

以由绝大多数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为最，如以汉族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以及以等于伊朗国教的伊斯兰什叶教派（Shiite）为主体的伊朗。这一类国家的人民，对外人普遍具有强烈的憎恶情绪，因此往往易被政治化。难怪中国、土耳其和伊朗三国，成为由内部爆发重大革命的舞台。然而这三国实属例外，因为所谓建立于永久领土的政治实体，外有固定疆界与其他政体相隔离，内受独一性常设政权的统辖治理，即一般理所当然认定的独立主权国家的观念，对其他绝大多数殖民世界的人民来说，根本毫无意义可言。即使存在，一旦超越了个别村庄的范畴，这项观念便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在拥有永久性及固定性农业文化的地区亦然）。事实上，即使当地人民具有“我群我族”的意识，比如某些被欧洲人以“部落”之名称呼的特定结合地区，既与其他族群共存、杂处、并分工，却在领土上分隔的概念，往往不可思议，超出他们所能领会的范围。在这一类的地区，唯一能为20世纪独立国家形式奠定基础的疆界，只有西方帝国侵略竞争之下产生的势力范围。外来的势力将这些地面任意割裂，分疆划域，通常却完全不顾当地固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

晚年的甘地，在被刺之前，却承认自己的努力还是失败了。刺杀他的凶手，原是遵循提拉克一派的传统，主张印度教排他独尊地位的主战分子。甘地知道，自己最中心最基本的努力到头来还是落空了。就长远观点而言，广大民众之所动，与强国立种之所需，两者之间终难于协调。最后，自由独立后的印度统治者，属于“既不缅怀过去，也不希冀恢复古印度光荣”的一群人。他们“对印度的过去，既无感情共鸣，也不求了解认识……他们的目光，对准西方；他们的心灵，深受西方先进的吸引。”（Nehru，1936，pp.23～24）与此相反的，在本书写作时，主张提拉克反现代立场的传统派，依然有好战的印度人民党（BJP）为代表，即使到了现在，他们始终是一般反对势力的中心，也是印度境内的一大分裂力量。其分裂性的影响，不但存在于广大百姓当中，也可见于知识分子。圣雄甘地曾想将印度教建立为一个同时保有民粹传统，并具有革新进步双重精神的新文化。他这项短暂的努力，从此完全消失了。

历史再度证实，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还是在反现代的民众信仰上最易获得实现的基础（如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简言之，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人士，与一般民众有着根本的冲突，双方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前者往往也是民族主义者，而民族主义本身，便是一个全然非传统的新观念。

印度一地终于得以保全，不致坠入群众无法无天、四处叛乱起事的野蛮黑暗局面，恐怕多亏包括甘地本人在内的国大党多数领袖的努力，因为他们不愿往毁灭之路走去。也许正因如此，加上领袖们对自己缺乏充分信心，以及他们始终相信英国政府真心想帮助印度改革的诚意——这份信念虽然受到动摇，却不曾完全消除——终于才保全了英国人统治的地位。1922年初，基于“平民不合作”运动已经导致某地村庄屠杀的缘故，甘地宣告停止推行这项运动。从此，我们可以说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开始转向仰仗甘地的居中调节远超过使用武力镇压的阶段。

英国在印度的单方面统治，最终必将结束，只是迟早的问题罢了。印度一地既是整个不列颠帝国殖民统治的核心，因此，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目前看来不免岌岌可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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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大萧条的出现，却改变了一切。依附性地区与通都大埠，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的利益，一下子猛烈相互冲击，冲击力之大明显可见。单就农产品价格一项，便足以造成这种强烈的效果。一向为第三世界经济赖以生存的农产品价格惨跌幅度，远低于他们向西方购进的成品的价格（见第三章）。于是殖民主义与经济依附的状态，甚至对那些曾由其中受惠的人而言，也变得无法接受了。

未来时代群众政治的轮廓，不论模糊或清晰，从此开始逐渐成形，如拉丁美洲的民粹主张，便以具有极权性格的领袖为基础，开始寻求都市工人的支持。加勒比海等地的工会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他们的领导人，日后都有成为党派要人的可能。风尘仆仆往来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工人移民，成为该国革命运动的强大基础。而在越南等地，则出现了一个与小农有强烈联系，以共产党人为基础的全国性抵抗运动。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罢工的怒火，由中非的产铜带点燃。伦敦当局从中认识到一个事实：农村男子由乡间大量移往矿区的情况，对社会对政治都有着不安定的破坏力量。于是，它呼吁殖民政府改革现状，要他们筹设部门，着手改良工人的工作环境及条件，以稳定工人阶级。1935年至40年代兴起的罢工风浪，遍及全非洲，可是基本上却不具任何反对殖民统治的政治意味。

殖民帝国真正的致命伤，在于战争一事显示了一个事实：原来这些白人，以及他们不可一世的国家，也有招架不住耻辱地被人打败的一天。原来这些大帝国，外强中干，即使终于打了胜仗，却再也没有力气重整旗鼓了。1942年，印度国大党高喊着“退出印度！”的口号，发起了一场重大运动。其实这场运动尚不是英方在印度受到的最大考验，因为运动很快便被平定了。真正让英方统治地位陷入严重考验的事件，是55 000名印度官兵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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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后，英方花去了12年的工夫、5万名士兵、6万名警察，加上当地20万人的警力，才将一支以华人游击武装为主力发动的革命平定。在此我们不妨一问，马来亚若没有那些可以一保大英帝国英镑稳赚不赔的锡矿和橡胶，英国人是否还会如此甘心乐意地付出代价，进行这些行动呢？不过无论怎么说，马来亚脱离殖民统治一事，都不会是件单纯容易的事。一直到了1957年，问题总算才解决，得到马来亚保守分子及华人百万富豪双方尚满意的结果。1965年，以华人居民为主的新加坡脱离马来亚宣告独立，成为一个富有的城市国家。

英方固然全身而退，印度当地却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它被划分为两个国家：一个是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另一个则是虽无宗派，却以信印度教为主的印度人组成的印度。

国大党的反战立场，不但迫使其领导人物退出政治舞台，1942年后，甚至被下到狱里。战时经济造成的压力，也使穆斯林中原本支持英国统治的重要成员心存嫌隙，转投穆斯林联盟的军营，其中尤以当今巴基斯坦旁遮普（Punjab）的成员最显著。穆斯林联盟的势力迅即跃升，成为一大群众力量。与此同时，德里的殖民政府唯恐国大党的声势对战事不利，开始故意并有计划地利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敌对心理制造事端，以图瓦解民族主义运动的力量。在此，英国人的确难逃“裂而治之”的阴谋了。为求胜利，英方殖民当局不择手段，不但毁了自己，也抹杀了自己在道德上的正当意图：那就是在印度次大陆这片土地上，建立一个单一的国家，众多社群和平共存，同治于一个单一公正的政府和法律之下。

第二部 黄金年代

第八章 冷战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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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Communist Information Bureau，Cominform）召开成立大会，其世界局势报告书中对中国形势几乎绝口不提——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可是却将印尼、越南列为“加入反帝阵营”的生力军，并把印度、埃及、叙利亚列为对反帝阵营“有好感”的国家（Spriano，1983，p.286）。迟至1949年4月间蒋介石弃守国都南京，各国驻华使节之中，也只有苏联大使一人随其撤往广州。6个月后，毛泽东便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Walker，1993，p.63）。

苏联并没有让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的打算，[54]事实上却发生了。

从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开始，一直到70年代，共产党中国早已不属于唯苏联马首是瞻的社会主义阵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便很快地稳定下来，并且一直维持到70年代国际形势进入另一个长期危机时期时，才开始变化。在此之前，两大超级强国都颇安于世界并不均分的现实，并竭力避免以公开的武力冲突去解决任何疆界上的争议，以免一发不可收拾，导致正式开战。双方的行动准则，其实跟一般的想法以及冷战的词汇恰恰相反，都以为“长期和平共存”确有其实现的可能性。即使到了紧要关头，尽管在表面的官方言论上，两边好像快要甚至已经打起来了。事实上，彼此私下却依然相信对方必能自我约束，有所节制。

美国表面上要把共产党势力“席卷”倒转（roll back）回去，事实上这番呼吁，不过是在空中广播上的宣传战罢了。从此以后，凡在苏联地盘发生的事件，西方都完全袖手旁观；这种态度，从对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反应，即可证实。冷战时期，双方虽然都口口声声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但在事实上各国政府的基本决策并不遵循这项方针，倒是私下明争暗斗的情报活动，才真正发挥了冷战中决一死战这一口号的精神。

注: 中国没有核武器，只能光脚不怕穿鞋的，用气势压迫反动派。你们信了，我们就达到目的了。国家之间不要讲道德，别圣母。

从1949年开始，中国已由这样一个政府来领导，它不但全力投入了朝鲜战争，而且一心一意准备对付一场真正核大战的爆发[55]。这一点，中国与其他国家所持的“以核止核”心态大异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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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胜利以前，华盛顿当局分身乏术，对经济事务自是无暇全神顾及。但是对于战后的国策方针，美国政府用在避免另一场经济大萧条袭击所花费的心血，更胜于为防止另一场战争发生所做的努力

当时各参战国家，除了美国之外，战后一片废墟。而且在美国人眼里，各国人民饥寒交迫，很有可能铤而走险投入社会革命的怀抱，走上与提倡自由企业、自由贸易，以及自由投资的国际自由经济体系相反的道路。

苏方在战后采取的姿态，与其说是野心勃勃的攻势，倒不如说是但求自保的守势更为贴切。

苏联自顾不暇，但是形势使然，双方却不得不都采取对抗的政策。一方是苏联，对自己朝不保夕的地位心知肚明；另一方则是世界超级强国美国，对中欧和西欧瞬息万变的局势，以及亚洲大部分地区扑朔迷离的政局也同样不安。就算没有意识形态牵涉其中，对峙局面恐怕也难避免。

依照凯南这套理论实行起来，便意味着唯一能与苏联抗衡的强国美国绝对不能有半分妥协。无论苏联是否信仰共产主义，都得将之“遏制”，以防其毒素影响渗透。

注: 所以大家都是一样虚张声势啊，为啥你们就觉得毛泽东是邪恶的哈哈哈。

唯一的途径就是跟美方的做法完全一样：绝不妥协。谁都没有斯大林本人清楚，自己玩的这一手其实力量有多单薄。

正当美国为了未来可能出现的苏联世界霸权而担忧的同时，莫斯科却为了眼前美国在全球除了苏军占领区以外的各个地区显示威风的事实而难以安枕。当时国力远比各国全部加起来还要强大的美国，轻而易举便可以将国疲民乏的苏联收入麾下。面对这种态势，坚持到底绝不妥协，自然是最合逻辑的应对之术。我们不妨称之为莫斯科的纸老虎计吧。

注: 所以说民主一向如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跟苏联相同的是，美国也是世界上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大国，多数美国人都深信这种形态是举世皆应风从的典范。跟苏联相异的是，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不幸的是，美国这民主的特征，对世界局势来说却更具有危险性。

只有在集体歇斯底里的恐惧心态下，美国总统方可名正言顺地向素来以抗税出名的美国民众大肆开征，以推行其对外政策。在这个以“个人主义”和“私有企业”立国的国家里，在这个连“国家”本身的定义，都以跟“共产”针锋相对的两极意识字眼界定的国度里——即所谓的“美国精神”（Americanism）——反共自然受到人民的真心欢迎和相信

在这种情绪煽动之下，迫使华盛顿当局的政策不得不加速走向极端，尤以中国共产党胜利之后那段时间表现最为强烈。至于造成中国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的罪名，自然也都怪到莫斯科的头上。

注: 一旦将民意考虑进治国方略，一切不可思议的事情都能找到自己的理由。

在政客多方钳制下，美国政府发现自己动弹不得，被局限在一种攻击性的地位，最多只能在战术上找到一点变通的余地。
于是双方进入一场疯狂的军备竞赛，最终目的显然只有玉石俱焚同归于尽一条路。一切行动方针，唯以一群所谓核武器将领或核武器专家的意见是从。而这类人任职的首要条件，就是忽略其中不合理性的现象。

总而言之，“遏制政策”固然合乎众人心意，彻底消灭共产主义一事则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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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强国在军备竞赛上花费不赀，所得却很有限，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成果。

意大利共产党及日本社会党的势力从此均被镇住，成为国内主要的反对大党。依此体制成立的政府，则贪污腐败至极，终于在1992～1993年间东窗事发，内情之丑陋连意日两国的民众都目瞪口呆。丑闻既经曝光，朝野党派跌入冰点，与当初为保持美苏全球势力平衡而支持他们的势力，同时陷入窘境。

冷战对欧洲各国内政的冲击，远不及其对欧洲国际政局影响为大。问题重重的“欧洲共同体”因冷战而生。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政治构想，借着永久性的安排（至少是长久性的），进而统一各个主权国家经济活动、法律系统（就某种程度而言）。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若要完全实行马歇尔计划的构想，欧洲在军事上必须结盟，才能共同对付苏联，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其结果。但是一个真正有效的欧洲复兴，一个真正能发挥作用的公约组织，少不了强大的德国经济，而强大的德国经济，必须靠德国重整军备才能强化。如此一来，法国唯一的退路便是想法子跟德国纠缠不清，两家搞成一家，世仇死敌才能从此断绝冲突。

欧洲组织，其实是针对美方构想另起炉灶的欧洲统一方案，然而冷战结束，原先欧洲组织及法德合作所依赖的基础便也随之消失。1990年德国统一，欧洲势力顿然失衡，但德国统一之后经济困难重重，却也是事先不曾预料到的。种种演变，欧洲统一的前途愈发难卜。

欧洲联合对苏是美国的主意，欧洲军事联盟也是它的构想。于是德国获准重新武装了，欧洲渴望中立的念头也被打消了，西欧各国在国际上的动作，都在美国的统一号令之下。

随着冷战年月一天天地过去，华盛顿虽然在欧洲军事合作和政治动向上始终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可是美国对欧洲经济的控制却一日弱于一日。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心，如今渐渐由美国移往西欧和日本，而美国人则觉得，两者都是自己一手拯救并予重建的受惠者

1968年“黄金总库”干涸见底宣告解体。就事实而言，美元作为标准兑换货币的地位从此告终，并于1971年8月被正式放弃。国际偿付体系的稳定随之而去，美国或任何一个单独国家的经济力量，再也不能单方面控制全局。
冷战终了，美国的经济霸权也所剩无几，连带之下，甚至连它维持军事霸权的费用，也再不能单靠自己的腰包独力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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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中国还有这种角色。

苏联本身又与中国在基本路线上决裂，如今中国口口声声指责它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强硬。面对这项罪名，原本主和的赫鲁晓夫也只有板起面孔，被迫采取相对来说不与西方妥协的态度。

美国纵身跃入一场主要战争，出现多种看来显示美国挫败及不稳定的迹象。越战一事，使美国全国人心颓丧，意见分歧，各地混乱的暴动示威反战游行，在电视上频频播映，一位美国总统因此下台。10年鏖战（1965～1975），美国如众所料，在大败之下无功而退。意义更深远的则是，越战道破了美国的孤立。因为遍数美国之众友邦，竟没有一国派兵前往与其并肩作战，甚至连象征性的助阵也不曾有。

注: 美国被犹太资本集团绑架国策，别人又没有。基辛格这个犹太人尤其无耻。

多年来，美国已经让以色列发展为它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而这场战争，便发生在以色列与由苏联供应装备的埃及和叙利亚之间，以色列的飞机和弹药都不足，形势紧迫，只有求美国火速支援。然而欧洲各国友邦，除了依然坚持战前法西斯主义的葡萄牙外，竟然一律拒绝伸出援手，甚至不准美国飞机使用美国在其境内的基地进行援以行动，最后美国物资是经大西洋中部葡属的亚速尔群岛（Azores）才运抵以色列。

在1974～1979年之间，全球很大一片地区再度吹起一股新的革命大风（见第十五章），这是短促20世纪当中的第三次革命浪潮。

基辛格时期的美国提供两大得分良机：一是将苏联势力由埃及逐出，一是非正式地使中国加入反苏联盟；其中后者代表的意义更为重大。

注: 穷兵黩武，不得好死。

远在美国宣传家大言不惭，事后往自己脸上贴金，吹嘘如何一手赢得冷战，整垮死对头之前，勃列日涅夫政权就已经引导苏联走上败家破产的灭亡之路了。它在军备上投下大笔费用，使得苏联国防支出平均年增长4％～5％，从1964年开始长达20年之久（系根据真实数字统计）。这场军备竞赛毫无意义可言，唯一能够让苏联感到安慰的事情，便是如今自己总算可以在导弹发射台上和美国平起平坐了

苏联更不断努力建立一支强大海军，在全球海面争得立足之点（其实说成在海面以下取得一席之地更为恰当，因为其海军军力是以核潜艇为最重要的主力）。就战略观点而言，苏联此举并不实际，不过作为一个全球性的超级大国，就有在世界各地扬旗示威的权利，因此借海军展现实力为一种政治手段，倒也情有可原。但是苏联不再端坐家中守其地盘的事实，却让美国各位冷战斗士感觉宛如遭到雷击，若不及时展现实力，再度号令天下，此中态势，岂不证明西方霸权时日无多？莫斯科踌躇满志，早将当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自己在国际舞台上步步为营的那份谨慎抛到九霄云外。苏联信心不断上升的姿态，越发肯定了美国人的担心。

美国连遭大患，种种深刻的失败感、无力感、耻辱感，其痛之深，其耻之烈，实在令70年代美国政要们深感痛心疾首。尼克松为了没有价值的丑闻，名誉扫地黯然下台；继之而起者又是连着两任毫无分量的总统。总统人事的失序，越发使得美国人心上这些重创的痛楚加深。雪上加霜，伊朗人质事件中，美国外交人员竟然被当作人质并用以相胁，让其深感羞辱；中美洲数小国接连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石油输出国组织再次提高油价，造成二度国际石油危机。种种事件，更使美国人的痛苦达到极点。

注: 笑死我了。色厉内茬的美国人。

里根之所以大耍铁腕，拼命展示美国高高在上绝不容任何挑战，绝不能动摇其称霸地位的作风。为了重振雄风，美国甚至不惜诉诸武力，以军事行动对付特定目标，如1983年入侵加勒比海小岛格林那达（Grenada）；1986年发动大规模海空攻势袭击利比亚；至于1989年对巴拿马发动军事攻击，规模更大，但更无意义可言。里根显然摸准了人们心理，看透了他们自尊受到的伤害之深。这份能耐，也许正和他是二流好莱坞影星出身有关吧。美国人心理的重创，最后在死对头突然暴毙之下得到一点安慰，现在总算又只剩下自家是世界一霸了。

注: 集体右转的世界，造成我们现在这个摇摇欲坠的社会。

黄金时代进行的各项社会经济政策显然宣告失败，长久以来执政的走中间路线的党派及温和派社会民主党派，一一下台，现在换成一批致力于“企业至上”，坚持“完全放任”的右派政府上场。这是80年代发生在好几国的情况，其中又以美国的里根以及英国信心十足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Thatcher）最为突出。

根本没有任何迹象，显示美国政府预计到或看出来苏联即将解体。待到苏联真的垮台，也不见美方预先对此事做过任何准备。尽管它的确希望对苏联施加经济压力，可是美国自己的情报却显示苏联的体质还硬朗得很，绝对可以继续与美国进行长期军备竞赛。即使在80年代早期，美国还错估了苏联的境况，以为后者还在得意扬扬地从事全球侵略。

注: 你这就是换着法子说里根蠢呗，不过我同意，丫就是蠢。

我们也不可低估里根总统所做的贡献，正因为他简单纯粹的理想主义心态，才能突破层层迷雾，冲出围绕在他身边形形色色的各种魔障，如意识形态贩卖专家、神经错乱的狂热分子、妄想升官发财的野心家、亡命之徒、职业战士等，凭自己的单纯相信了戈尔巴乔夫的诚意。

多年来几度推陈出新更上层楼，当年经济大萧条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别有过一次鼎力革新。70年代时，又在传播和信息事业上经历了一场“后工业式”（post.industrial）的革命转型。而社会主义国家却一路落后，这种愈演愈烈的形势在1960年后变得极为明显，它的竞争能力已经完全失去。总而言之，只要两者之间的竞争，是以两大政治、军事、意识形态强国对峙的形式出现，任何一方只要技不如人，必将遭到毁灭的下场。

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开支之大，均远超出其经济能力负荷。到80年代，美国的债台已经高筑到3万亿美元之巨，其中绝大部分花在军事用途上，但是这个天文数字，幸好还有世界性资本主义的系统提供缓冲。苏联的压力同样也不轻，可是环顾内外，却没有人与之共同分担这个重荷。就比例而言，苏联军费之高，约占其总产值的四分之一。

从地理及人口分布来说，这些苏联希冀有朝一日可以通过革命压倒资本主义全球垄断的落后国家，总共占全世界总数的80％。可是就经济分量而言，却微不足道，居于可有可无的地位。至于科技的发展，西方更一日千里，以几何级数增长。双方差异之大，判若霄壤。总而言之，冷战从一开始，双方就是势不均力不敌的。

并不是与资本主义及超级强权对抗削弱了社会主义。造成它如此下场的原因有两层：一是社会主义经济有缺陷，经济结构失衡，超速扩展；二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更有活力，更加先进，也更具优势。

在60年代苏联式经济制度开始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相互影响之际，便种下了社会主义被挫败的因子。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还不肯痛下决心，着手改革经济，反而贪图一时方便省事，追逐利用世界市场上出现的新资源（如借油价上涨大发横财，或因借款得来容易便大量举债等等）；此举无异自掘坟墓（见第十六章）。冷战中置苏联于死地者并非“对抗”，而是“缓和”。

真正的冷战其实已经于1987年华盛顿高峰会议之际便告结束。但是一直要到众人亲见苏联霸势已去，或寿终正寝，全世界才肯承认冷战真的已经终结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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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一举消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种种冲突对立，往日的恩怨情仇，在非此即彼的美苏对立之下，全都黯然失色。

如今冷战时代过去，以前各大国间一直隐而不现的冲突，却极可能再起。

美国是绝不容许意大利、智利或危地马拉的政府内有任何共产党或亲共人士。同样，若有麾下国家不听指挥，苏联也绝不轻易放弃派兵教训的机会，看看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遭遇便知。

一些力量薄弱、政局不安、毫无防御能力的国家靠冷战之赐，竟然也莫名其妙地在夹缝中生存下来。这些小国，置身于国际丛林弱肉强食的险恶环境中，原本恐怕根本没有生存的机会——红海与海湾间，便充斥着这一类的弱国小邦——原子弹蘑菇云的恐怖阴影，不但保障了西欧民主自由国家的生存，附带也使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之类的政权有了苟活的机会。小国存在的最佳时机，就是冷战年代，因为冷战过去，原本暂时获得解决或一时束之高阁的种种问题便立刻重新摆上台面，无可逃避了。

军火业不但有超级大国培植，更有因石油暴富国家的钞票喂食。于是不分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走下坡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纷纷投入军火出口。因为除此之外，它们实在没有任何足以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重要产品。“死亡交易”的内容，不仅限于唯有政府才能负担的重型军火，随着游击战和恐怖行动猖獗时代的来临，便携式轻型武器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这些轻武器的重量轻，体积小，其杀伤力却不低。

冷战骤然结束，原本支撑着世界架构的桅梁突然抽去，甚至连各国内部政治结构也因此岌岌可危，只是对于第二项的变化，很多人尚未察觉。旧梁既去，剩下世界半塌半立，一片凌乱，因为能取而代之的新梁尚无踪影。美方的发言人一厢情愿，以为如今唯我独尊，气势必然更胜往昔，必将可以在旧有两极秩序的残墟废址之上，建立起一个“世界新秩序”。这个想法，很快便被证明不切实际。

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世界的倒塌，其突然性及其对政治和经济的震撼效果，远超过当年西欧各国摇摇欲坠之势。而且早在80年代末期，这种趋势便已出现——可是各个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完全不认为全球危机将至，更不知大家必须群策群力，研商紧急应对之计，原因正是其中的政治意义不明，不似当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极对立般易于界定。因此各国的反应迟钝，只有联邦德国稍有例外，其实连德国人也完全看错并低估了问题的本质，从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合并后的困难重重中即可看出。

事实证明，冷战只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非国际冲突矛盾的结束。一个旧时代已经过去，不光是苏联及东欧，对全世界也是如此。

第九章 黄金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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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如果自由市场的话本来生产率就会趋于平均，所以美国独大的局面是不能持久的，除非自由市场不自由。

美国人单位工时的生产力，与他国之间的差距缩小了。以1950年这一年为例，虽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德法两国的两倍，日本的五倍，并超出英国一半，其他国家却急起直追，追赶之势，一直到70年代和80年代仍未停止。

高筑的债台及泡沫堆积的幻象终有破灭的一天，于是跟以往出现过的繁荣时期一样，随着房地产界连带银行的倒台崩溃，黄金年代画上了句点。最后的终点来临之前，世界各地的许多都市，不论大小，都已因“开发殆尽”而告毁灭。旧有的中世纪大教堂都市文明景观，如英国伍斯特（Worcester）、西班牙在秘鲁建立的殖民大城利马（Lima），都是被这股开发狂潮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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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年代的繁荣，对种种甚至常人难懂的先进科学研究倚重之深，胜过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高深专业的科研技术，如今往往在数年之内，即可于应用领域找到实际用途。两百年来的工业发展，甚至包括农业在内，终于开始决定性地跨越了19世纪为我们设下的技术藩篱

各项发明突破涉及的科技越复杂，从发现或发明到商业生产的过程也同样地越复杂，其间必须经历的程序更是精细繁多，所费不赀。研究与开发（R＆D）于是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发达市场经济体”超越其他地区的领先优势，便也因此越发强化

由于创新已成为一种持续的过程，以至于新产品的开发成本，也变为生产成本中庞大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而这项成本，更有与日俱增之势。

黄金年代的最大特色，因此便在于它需要不断地投入大量资本；与此同时，它也越来越不需要人力，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只剩下消费者一角。然而经济冲刺的力量太大速度太快，终一代人，都不曾意识到这一发展现象。相反地，经济增长如此猛烈，一时之间，甚至在工业国家里面，工人阶级的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但未曾改变，有时甚至呈上升之势。

这样的一个经济活动里面，人类唯一的重要用途只有一项：就是扮演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可是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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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周期理论，一般是以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之名传世。就长期角度而言，黄金时代不啻是康氏长周期上扬的又一例证，正如1850～1873年间维多利亚时期的大景气

资本主义本身的改变，促成了一种“混合式经济制度”的出现，使得国家更易进行现代化经济事务的计划与管理，同时也相对地大大推动了需求的增加。战后发生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往往是一连串由政府支持、监督、引导，有时甚而由政府主动计划、管理的工业化发展的故事。

国际化的进步，则大大提高了世界经济体的生产能力，因为如今国际分工愈加精密成熟。

资本主义内部的重组，再加上经济事务的国际化，形成黄金时代的核心。

从基本核心而言，此番繁荣再来，是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政治的两大联姻（借用美国人的术语来看，即罗斯福的新政政策），其中向苏联借鉴之处甚多，而后者首开世界各国计划经济之先河。这也就是为什么到了70年代和80年代，当建立于这桩联姻体制的政策不复有经济上的成功保证之际，一批奉自由市场学说如神明的经济学者，开始对计划一词口诛笔伐，恨之如见蛇蝎。

注: 自由主义的潮流起起落落。

随着全球各地不同的市场制度及政体的相互促进影响，世界越发富庶，资本主义（再加上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再度繁茂。这些人却继续坚持其书生之见，挞伐着种种使得黄金年代发光发亮的缘由。于是在4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再也没有人倾听这些老信徒的喃喃呓语了。

对这批决策人士而言，当时一共有四项事情非常明显。第一，两战之间的灾难动乱，绝对不可以让它再临人间。而动乱灾难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全球贸易和金融制度的崩溃，方使得世界分崩离析，落入奉行独裁的国家经济或帝国之手。第二，全球经济体系在过去确曾有过稳定的局面，而其主控力量则在英国经济的霸权——或至少由其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及其货币系统（即英镑）所维系。但是到了两次大战之间的年月，英国及英镑均不复强大，再也不能挑起稳定世界经济的重担，这副担子，如今只剩下美国及美元可以承接了（这个结论自然使得美国人大为兴奋，其他国家人士则不尽然）。第三，大萧条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自由市场毫无约束地任意发展所致。因此，当今之计必须经由公共计划和经济管理的帮助，或借此从市场内部的架构着手，方可加强市场经济的生机和活力。第四，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着眼，绝不可再容许大量失业现象出现。

对于经济改革的大事，左派政府除了一味主张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之外，其实并无良方。事实上，就连铲除资本主义一事，社会民主党的政府也不但不知从何下手，更无一人进行尝试。因此，社会民主党只有依靠强大的资本经济，借着前者创造财富之余，才能进而帮助其达到本身的社会目的。事实上，也只有一个认识到工人及社会民主重要性的改良式资本主义，才能吻合此派政府的中心目标。

在战后的政客、官员，甚至许多企业家的心目中，重归完全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老路，却是断然不可行的。至于在众人眼中列为首要目标的基本政策，如全面就业，遏制共产集团，使落后的甚或已遭毁灭的经济迅速现代化，等等，则不但具有列为当前第一要务的急迫性，更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力量存在。在此先决条件之下，甚至连一向致力于经济政治自由主义的国家，也开始了种种治国手段，而这些手段若在以往施展，必定会被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说起来，这种以国家为先导的经济政策，其实也正是英国甚至美国于战时实行的经济政策，于是人类的未来，便正好靠这种“混合式的经济制度”了。虽然旧式正统学说的主张，如财政的平衡、币制和物价的稳定，仍不时被考虑，但是这些说法的力量却大大不及从前。

共同的目标，是要创造出一个生产日增的世界，一个国际贸易不断增长的世界，一个全面就业、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界。它们全力以赴，意欲实现这个经济大同的世界。如有必要，它们甚至愿意诉诸混合经济，以政府控制管理的手段，有系统地实现这个目标。它们也愿意与有组织的工会运动合作，只要后者不与共产党同路。资本主义的黄金岁月，若无这个共识，势无可能成形。而这个共识，就是众人意识到“私有企业”的经济体制（“私有企业”另有一较受欢迎的名词，即“自由企业”[65]）必须从它自己形成的困境中拔出，方才能够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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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这一片美丽新世界的衮衮诸公，原本打算借着一系列的经济组织来实行他们远大的构想，就这一方面而言，他们的理想算是失败了。从战火中重新建设的世界，并未按他们所想的方式运作。这个世界，并没有形成井然有序的国际体系，环绕着多边自由贸易及偿付系统生生不息地运转。美国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在大战胜利后不到两年便告瓦解。然而，寄托于联合国的政治理想虽然失败了，国际贸易及兑付的制度却开始发生作用，虽然与原始预期的构想并不尽然吻合。事实上黄金年代的确不失为一个自由贸易、资本自由流动，及货币稳定的时代，就这一点而言，战时制订计划的人的理想总算获得实现。而这方面的成功，毫无疑问，主要得归功于美国及美元在国际经济上占有的压倒性支配地位。而美元的稳定，很大一部分的功劳却要靠其与黄金维持一定的兑换比例之赐——一直到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美元与黄金固定的关系宣告破灭为止。

与美国人的想法正好相反，自由贸易资本经济的最大障碍其实并不在于其他国家实行保护主义，却在美国本身传统的关税制度，以及美国人一心一意，务必大量扩展本国出口额的心态所致。

在这种经济迅速增长，劳动力急剧短缺的年代里，在这个西方世界致力于资源和产品自由流动的经济体系里，各国政府的政策却汲汲于抵制移民，全力反对人口的自由移动，此番现象就更值得我们注意了。通常当这些政府发现自己在无形中允许移民流入时（如加勒比海及其他英联邦地区的居民，因具有合法英国子民的身份有权在英国本土定居），便举起铁腕关上大门，断绝外来人口的移入。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一类的移民——多数来自开发程度较为落后的地中海一带国度——往往只能获得有条件的暂时居留，以备一旦有事，可以轻易将其遣返。

70年代中期的某段时间里，像这样一种超越国界的经济体，逐渐开始成为一股笼罩全球的强大势力。1973年后开始的危机20年里（Crisis Decades），这股势力不但继续发展，而且发展得愈发快速，事实上，说起这20年的重重问题，其实大可怪罪跨国经济的兴起。当然，跨国经济是与“国际化现象”的增长同时并进。

境外融资，不仅是跨国现象崛起的最早形式之一，也是最能生动展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逃避国家控制或其他任何控制的高明手法。

美国首先发现，自己成了这场国际金融游戏中任人摆布的牺牲者，只见一笔比一笔更盛的巨额独立资金，绕着地球一周又一周地由一种货币换成另外一种货币，一路追逐快速的利润回收。最终，各国政府都在这场游戏下牺牲，因为它们不但无法控制汇率，也无法管制全球货币的供应量。到90年代初期，各国中央银行联手出动，也无法起任何作用了。

跨国企业既然能够跨国经营，自然愈发强化了资本集中的趋势。

世界经济的政治层面，因此在结构上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改变。随着全球作业日益演变成一家，大国的国家经济体系逐渐拱手向境外中心让步，而境外中心的所在地却往往以小国甚或超级小国居多。旧殖民帝国的解体，自然促成这一类小国数字的增加。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统计，到1991年结束时，全世界少于250万人口的经济体共有71个之多（其中18处的人口甚至不到10万）。这个数字表明，全球具有独立经济体身份的政治实体当中，有五分之二属这一类的超小单位（World Development，199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它们的经济力量原本被世人当作取笑的对象，根本不将其当作真正的国家看待。[69]事实上不论过去或现在，面对着现实面目狰狞的国际丛林，这些小国也不具任何足以捍卫自己名义上独立地位的实力。可是进入黄金年代，却开始出现一件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军事上它们虽不足自保，在经济上却毫不逊色，借着直接投入全球经济的生产行列，它们也可以像大国般欣欣向荣，有时其表现甚至比大国更佳。于是便有诸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一类的城市国家兴起，在此之前，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见到这类政治体繁荣的时代，必须回溯到中古时期。还有海湾沙漠地带的一角小地，摇身一变，成为国际投资市场上的一大玩家（科威特）。更有那一处又一处的境外藏身之地纷纷出现，保护着众家公司逃避国家法律的约束。

在经济上，如此小国势必将对跨国性的经济实体依赖更重，而后者对经济事务的影响多年来更是有增无减。对于这些巨大的跨国公司而言，一个最合乎其心意，最方便其运作的世界，自然便是一个充满着小国或根本不成其为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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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各国共识的重心却又开始向左转去。这个转变之所以出现，其中部分原因，也许出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凯恩斯式的管理学说下日渐退却，甚至在坚持古典阵营的死硬派国家，如比利时和联邦德国，也不例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上一辈的老先生开始退出舞台

到70年代结束，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变成真正的“福利国家”，其中6国的福利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60％以上（分别为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黄金年代终了，如此庞大的福利负担自然造成相当的问题。

生产力不再持续增加，工资却依旧不成比例地继续上升，无可避免，自然会导致不稳定的失衡后果。黄金年代的出现，全凭生产力与消费者的购买力之间，两者同在增长上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这是一种在两次大战之间，可说完全不曾存在过的奇妙现象。工资增加的比例，必须快到使市场上始终保持活力的气象，可是却不能快到对企业的利润造成损害。

学生的反抗运动，实质上是属于政治经济生活之外的现象，动员的对象只是人口中极小的一群。这群天之骄子，甚至不被视为公众领域中的特定群体，而且既然他们多数仍在就学，根本就在经济生活的领域之外，唯一可以沾得上边的角色，只是作为摇滚唱片的购买者而已。总而言之，这是一群（中产阶级的）青少年，他们的文化意义远胜于政治意义。西方学生运动展现的政治意义，倏忽而逝，与第三世界和极权国家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如果徒然把世界经济结构里发生的重大变化，归于运气不佳，或只是可以避免的意外，这种想法实在有必要重新检讨。而这一回，世界经济结构的确面对着一个大变化，崩溃之后，再也无法恢复过去大步前进的姿态了。一个时代宣告结束，1973年以后的10年，世界再度进入一个危机的时代。

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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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地球上80％的人突然结束了中古时代的生活。更确切的形容是，世人在60年代，开始感受到中古时代的确寿终正寝了。

20世纪下半期中变化最巨大，影响最深刻的社会变革，首推传统小农经济的死亡，这一变化，永远切断了我们与过去的血脉联系。

这些于工业化大道上一路往前猛冲的国家里，马克思的预言似乎终于实现了，也就是工业化的结果，果然使得小农阶级一扫而空。但是真正令人惊奇的发展，却发生在其他显然远远落后的国家里面，因为它们的农业人口，也同样出现空前的下降趋势。这些国家贫穷落后，联合国不得不千方百计想出种种名目称呼，用以粉饰它们贫穷落后的状态。就在那些“前途光明远大”的左派年轻人口口声声引用毛泽东的策略，大事庆祝广大农民百姓终于围剿都市安于现状保守派的革命成功之际，这些广大的农民百姓，却一个个静悄悄地抛弃了他们的家园，前往城市谋生去了。

世界上绝大多数农业大陆上的人口向外大量移出，农业岛屿的这种现象更为严重。[71]但是这个现象中最显眼之处，便是这种农业上大变化的出现，只有部分是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至少在这以前属于小农经济的地区如此。

农村的人口日渐稀少，城市却开始被人潮挤满。20世纪的下半叶，世界出现了空前的都市化现象。8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人口已有42％居于城市。若不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广大人口仍然居于乡间之故——中印两国占亚洲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三——都市人口的比例势必已成为多数（Population，1984，p.214）。可是即使在农业世界的心脏地带，人口也开始从乡间流向城市，往大城的集中之势尤为明显。

矛盾的是，发达国家的都市化程度，虽然仍旧远胜于贫穷地区（除了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外），它们内部超级大城的人口却开始纷纷消解。早在城市居民向郊区逃散，向城外社区开始迁移之前，发达国家的都市便已在20世纪之初达到了它们的巅峰时期。如今这些旧都市中心，在夜晚便成了寂然一片的空城，白天在其间工作、购物、娱乐的人潮都已出城返家。

在一种相当奇特的情况下，西方地区城乡之间的新旧两个世界，人潮却开始交融。发达国家所谓的标准型“大都市”，如今是由一大片市区性聚集点面相连而成。其间往往有工商业或行政中心，若从空中俯瞰，可以看见这里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仿佛一片山脉连绵

第三世界都市内部的发展，单看在突然之间，人口暴涨至1 000万甚或2 000万的疯狂事实，自然便难逃七零八落杂乱无章的混乱现象。更何况在这些新兴都市里的各个社区，原本都是由七拼八凑临时搭盖的陋室起家，十之八九，是拣到空地便盖起来的违章建筑。这一类城市里的居民，每天恐怕得耗费数小时的时间往返于工作和住家的地点（因为固定的差事难找，一旦找着必须紧紧抓住）。与此同时，为了一享难得的娱乐，他们也愿意花上同样长的时间，不辞长途跋涉，前往几处稀少的公共场地朝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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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里，世界同时兴起了另一种趋势，其变化之大不下于小农阶级的没落，其普遍性则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需要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从事的职业的出现。

整体而言，社会主义国家学生朝大学窄门挤入的现象却没有如此显著，乍看之下，似乎让人不由不生起好奇之心，因为它们特别以本身大众教育的普及为骄傲。当然，毛泽东的中国是当时的一大变调。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舵手，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停顿。到70年代至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日益深重，高等教育学生的人数更遥遥落在西方国家之后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为低。

西方高等教育扩张的现象，其实是由于需求的压力所致，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却无须对需求产生任何回应。

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对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与此同时，学生人数暴增的速度，却远超过纯粹理性计划本身所能设想的程度。
事实的发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机会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学校之门。因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来的最佳保证。他们可以因此获得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经由教育晋升较高的社会地位。

众多大学生随之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一种新兴力量。大学生这个现象是超国界的，他们跨越国界进行交流，分享沟通彼此的观念经验，其势从容，如鱼得水，交换的速度却又极为迅速，对于新科技的传播及运用，他们比起政府部门也更为得心应手。60年代发展的情况证明，学生群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的激进作用，他们向国内外表达其对社会政治不满情绪的方式也颇为不凡。在一些极权国家里，学生更是唯一能够采取集体政治行动的群体。

1968年的骚动（其风波一直延续到1969年及1970年），最终却不能变为一场革命，事实上也从来不曾有过发展成为革命的趋势。其中原因，即在始作俑者是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再多，动员力量再大，单凭这批秀才，毕竟不能成事。学生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为另一股人数更多却极易引爆的团体——工人，扮演了发出信号或引爆雷管的角色。于是在1968～1969年间，学生运动在法意两国引发了巨大的罢工浪潮。但是20年来，全面就业的经济美景，为工薪阶级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此刻虽然罢工，但“革命”一事，却是这些工人脑海里最不曾想到的一件事情。这之后一直要到80年代，学生运动才再度出现，但是这一回出现的地方，却是在彼此相距不下千里的几个国家，如中国、韩国、捷克斯洛伐克等。而且这一回，学生们的反抗运动非同小可，似乎确有引爆革命的架势。至少，他们的声势之大，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予以正视，把他们当作一种真正的威胁看待。

黄金年代众多的社会因子当中，为何独独这个新起的社会群体学生，会选择一条左派激进的道路呢？一直到80年代，甚至连民族主义一派的学生也爱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红色头像，缝制在他们的旗帜上

年轻的族群，尚未在成人世界定居下来，传统上便有着饱满昂扬的精神，更是狂乱无序的所在

学子们对于校方权威的憎恶，很容易便扩张延伸，变成对任何一种权威都产生反抗的心理，因此，（西方）学生往往倾向左派。于是60年代，便成为学生运动“超水准”（par excellence）演出的时代，此事实在不足为奇。

学生新群体，却与社会上的其他族群以一种相当尴尬的角度相对立。与其他历史悠久地位已经确立的阶层或社群相比，学生在社会上既无确定的地位，与社会之间也无固定的相关模式，学生者，至多只不过是中产阶级生活的少年时期而已——这一股学生暴增的新浪潮，在战前微不足道得简直可怜（号称教育程度优良的1939年德国，仅有学生4万名）。就许多方面而言，学生大众的存在，正暗示着孕育出这批新大众的社会本身的问题。从问题到批评，不过一个跑步的距离。这批新人类如何适应社会？这社会又是怎样一种社会？学生群体如此青春年少，这些青春之子与其父母之间的鸿沟如此深阔，问题待解答的程度便越发紧急，年轻人的态度便越重要。年轻的孩子属于战后一代，他们的父母则难忘当年惨痛，时时不忘比较，当前的美景，大大超出他们的所想所望。而年轻人的心中，对战后惊人的增长却缺乏亲身经历与渐入佳境的意识，他们心中的不满，便毫无缓冲的余地。新的世界，新的时代，是这些校园年轻男女经历的全部，是他们所知道的一切。他们对现状的想法与父母一辈截然相反，他们只觉得凡事都应该更美好更不同，即使他们自己并不知道怎样反叛达到这个目的。而他们的老一辈呢，习惯了过去失业恐慌的日子，至少也永生难忘，如今情况大为好转，对于大规模的暴动事件自然便毫无兴趣。学生群的不安，正好在全球不景气达到高潮的节骨眼上爆发，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他们要反抗的事件，尽管模糊盲目，却正是这个现存社会具有的种种特质，而非由于社会的进步不够。矛盾的是，这起运动的始作俑者，原是一批与经济利益不相关的学院中人，但是他们起来骚动的结果，却触动了另一批向来以经济动机为其出发点的群体。后者受学生运动启发，发现原来自己在这个社会中，可以索取远比目前所得更多的东西。于是欧洲学潮的直接影响，便是一连串工人罢工的活动，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并且改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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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连接的大量生产的自动工厂；整个城市或地区投入某一单一工业（如底特律和都灵的汽车工业）；工人阶级住家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形成一股紧密连接的力量——以上种种似乎均是古典工业的特征。虽然不尽正确，其中的真正意义却并不仅限于象征的意义。进入20世纪，凡是旧工业结构复苏活跃的地方，如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有意追求“福特式作业”时，其与两次大战之间，甚或1914年前的西方工业世界相同之处往往极为明显——类似之处，还包括以汽车（如巴西圣保罗）或造船［如波兰格但斯克（Gdansk）］工人为主干的工人组织，在工业都市中心的兴起壮大——正如当年美国的汽车业联合工会（United Auto Workers）和钢铁业工会（Steel Workers unions）的兴起，是由1937年的大罢工而发韧。于是旧工业进入90年代继续存活下来，只是如今均已进入自动化，并有其他一些改变。相反的，新型工业与旧工业却完全不同。在标准的“后福特”工业地带，如中北意大利一带的威尼托（Veneto）、艾米利亚—罗马涅、托斯卡纳等地，均不见旧工业特有的大型工业城市特征，如独霸一方的厂家或巨大工厂的踪影。这些新工业地区，往往是由散布乡内及镇上的工厂组成，其网络从郊外的作坊到外表极不起眼（却属高科技）的工厂到处都是。某

工人终于成为新科技之下的牺牲品，进入80年代尤其如此，生产线上缺乏特殊技术及半技术的男女工人，更难逃这个命运，自动化的机器生产，轻易便可取代他们的地位。随着50年代和60年代全球大繁荣进入尾声，70年代和80年代便成为世界普遍不景气的年代。回想当年极盛时，生产作业虽然愈来愈节省人力，工人人数却不断膨胀（见第十四章），如今好景不再。80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使得40年不见的大量失业状况重现人间，至少在欧洲尤为严重。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里，随着工业的发展，人口势必日趋工人阶级化，以至绝大多数都将成为（体力劳动）工人。这种臆想，与事实的发展变化相去甚远。其实除了英国是最显著的一大例外之外，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阶级始终在各国居于劳动人口的少数。然而，至此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的危机已出现，在旧工业世界尤为严重。它的败象，远在其问题趋于严重，转向世界性之前便已出现。
这个危机不是阶级本身的危机，却属阶级意识的危机。

工人阶级之所以自成一体，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与社会上其他阶级隔膜太多所致。他们有独特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他们人生的机会受到极大限制。与白领阶层相比，虽然后者在经济上也同样感到拮据，在社会的阶梯上却享有较大的流动性。工人子女从未想进入大学深造，事实上也鲜有人跻身学府，一旦达到停学的最低年龄（通常为14岁），多数便不打算继续求学。

工人生活里尚有一项中心要素，也是他们自成一体的重要原因，即在其生活中处处可见的集体性的气质，一切都是多数的“我们”，支配取代个别的“我”。当年的工人运动及党派，之所以能够打动工人阶级的内心，其中力量就在工人中间一个普遍的信念：像他们这样的人，若要改变命运，个人无能为力，只有靠集体的行动才能奏效；而最有效的集体方式，便是通过组织，不论是经由相互救济的手段，还是罢工、投票均可。反之，他们也相信，正因为劳动工人数字的庞大及情况的特殊，集体行动便成为他们唯一可以掌握的方式。工人发现，凭一己之力，挣脱本身“阶级”网罗（在美国，则为其“阶级意识”网罗）的机会虽然也非绝无仅有，但是却不甚符合其阶级特有的自我意象。此外，“我们”支配“我”的现象并不仅出于功能性的理由，事实上，工人阶级私人的空间如此狭小，根本便无所逃遁于公众的方式，尤其是已婚妇女，她们悲苦的一生，狭小的生活范围局限于一家四壁之内，必须在市场上、街巷中、公园里与邻里共过公共生活。由于家中缺乏空间，孩子们必须在街头或公园嬉戏，年轻男女得出外跳舞或约会，男人们则在大众酒馆（public house）里闲扯瞎混。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无线电广播问世，才彻底转变生活空间只能局限在家内的工人妇女生活

在较发达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凝聚一体的意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达到高峰。到黄金年代，由于造成工人意识的各种因素遭到破坏，便一路渐走下坡。市面的繁华，市面的就业，以及一个真正大量消费社会的来临，彻底地改变了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面貌。而且转变之势，一直在持续进行之中。从当年他们父母的标准来看——如果年岁大一些，甚至与本身的记忆对照——他们实在不能再算穷人了。不论由哪一方面衡量，生活上处处可见水准的提高，远超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以外的民众从前的想象。科技的进步，以及市场运作的原则，使得生活空间愈发地私人化。

贫穷与集体化生活为工人凝聚起来的共同意识，便在民生富裕与私人化之下解体了。

全面就业及实质性大众消费社会的影响，已使旧有发达国家内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准大为提高，至少就部分层面而言，远超过其父辈当年胼手胝足方才勉强糊口的生活上限——老一辈的收入，主要都用在基本生活所需上。

最上层十分之一的工人，收入总值却高达最低层十分之一的3倍。这些位居顶层的工人阶级，沾沾自喜于本身境况蒸蒸日上之余，逐渐开始有一种想法：作为国家及地方上的纳税人，自己等于在补助那些依赖社会福利维生的“下层阶级”（underclass）。下层阶级这个带有恶意的名词，于80年代出现，于是这些完全靠公共福利制度维生的人，便成为前者的眼中之钉；除了一时紧急的必要救济之外，对于长期性的补助必欲除之而后快。过去维多利亚时代贫穷即等于“无品无格”的老观念，此时又死灰复燃，而且壁垒分明远比前更甚。因为在早先全球一片景气的美好时光里，全面就业照顾绝大多数工人的物质所需，福利金额便也水涨船高。到了依赖救济人数大增的今日，比起当年维多利亚时代的贱民“残渣”，这一大堆由“福利”供养的“无耻之徒”，日子舒适的程度比以前简直有天壤之别。看在其他认真工作的纳税阶层眼里，这种舒服日子，根本就不是这些不劳而获者配得的待遇。

那些有技术在身的，“人格应得尊重的”人，便发现自己的政治立场——而且可能是破天荒第一遭——开始右转。[79]更何况传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团体，有鉴于急需公共救济的人数不断上升，此刻更致力财富的重新分配及社会福利，因此对上层工人的右倾更有火上加油之势。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的成功契机，主要有赖技术工人脱离工人阶层所致。工人阶级的凝聚力量日渐离析，或可看作工人结合形式的转变，更促成了工人阶层的分崩解体。于是有技在身之人，以及有能力往上爬者，纷纷迁出都市内城，更有公司行号、大小企业向四郊及乡区迁移的助长，市内原本一度以工人住户为中坚的老社区，或所谓的“红色地带”（red belt），不是一落而为特定人群的聚居地，便是重新装修更新变成中产阶级的新住处。而新起的卫星城镇及绿色城郊，其单一阶级集中的程度，则远逊以往都市里的状况。留在都市内城的平民住宅，过去原是为工人阶级的坚实核心所建，住户也多是有能力定期支付租金的房客；如今却沦为社会边缘人、问题人，以及寄生于福利者的移居地。

大量的移民潮流，也带来一股至少自哈布斯堡王朝的帝国以来，一直局限于美国境内，在某种程度之下也包括法国的现象，即工人阶级种族的多元化及多元化造成的种种后果和冲突。但是其中问题的症结，并不全在种族多元化本身，不过不同肤色者的移入（或肤色原为相同，却被硬分为不同的情况，如北非人在法国），则往往将人脑子里潜意识的种族歧视恶性激发出来；甚至连一向被认为对种族主义具有免疫能力的国度，如意大利和瑞典也不例外。传统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力量的式微，愈使种族主义冒头；因为前者向来激烈反对此类歧视，往往极力阻止其群众内部出现带有种族主义心态的反社会言论。

回溯当年传统性质的工人政党与运动成形的年代，各行各业的工人（除非因不可克服的民族或宗教因素分裂），可以假定同样的政策、策略及制度的改变将同使他们受益，这种情况如今不再自动发生。再加上生产方式的改变，所谓“三分之二的社会”的出现，“劳动性”与“非劳动性”工作之间日益模糊的分野，使得此前无产阶级大众分明可见的轮廓日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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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婚妇女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多数均兼母职，及高等教育的惊人扩展，为60年代起女性主义运动的强力复苏（至少在发达的西方国家如此）提供了发展背景。事实上若不考虑这两大因素，妇女运动将无法理解。

进入70年代，尤其在80年代，一股空前的趋势却在酝酿进行之中，成就之大远非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所可比拟。新一波女性意识的觉醒，在政治及意识形态上较不具特定的形式，可是却遍及女性大众的全体。事实上作为一个族群，如今妇女已是一大政治力量，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改变。

女性新意识及其利益的影响甚广，单就女性在经济活动中就业角色的改变一事并不足涵盖全部。这场社会革命造成的改变，不仅限于妇女本身在社会上活动的性质，更重要的变化，却包括她们扮演的角色，即传统对其角色的期待，尤其是她们在公众事业中的地位及成就。

原始的革命理念，是以转变两性关系为目标，希望能够从此改变传统由男性主导的制度与习俗。可是这个理想一如沙上城堡般瞬间消散，甚至连认真追寻它的国度也不能幸免，如早年的苏联。一般而言，1944年后成立的欧洲共产党新政权，根本从未朝此方向真正努力过。在落后国家里，事实上多数共产党政权都建立于落后国家之内，提升女性地位，改变两性关系的尝试，往往为传统人士以被动不合作的态度抵制。不管法律如何规定，这些人都坚决认定女性的地位就该比男子低。不过女性解放活动中的种种英勇事迹，当然也非全然徒劳。法律及政治上的同等权利，教育及职业门径的开放，甚至包括揭开面纱随意出入公共场所的自由在内，种种解放妇女的成就绝非小可。此中差异之大，与激进主义者治国或复活的国家相比较，即可见一斑。更有甚者，在某些妇女实际地位远不及理论允诺程度的共产党国家里，甚至在一些政府推行不道德的做法，打算重新将妇女定位为生儿育女的传统角色时（30年代的苏联即是），单看新体制赐予她们个人的选择自由，包括性行为的选择自由在内，就已是空前未有的盛举，远比新政权成立以前为大。

女性问题背后潜存的阶级意味（Friedan，1963；Degler，1987）。这些问题主要围绕着同样一个议题，那就是“女性该如何兼顾事业与婚姻家庭”。但是只有拥有这种机会的女性，才会面临这种困扰，而世界上绝大多数妇女，以及所有的贫穷女子，却没有这种机遇。这一类议题的宗旨为男女平等，而1964年的美国民权法案（American Civil Rights Act）原意只为防止种族歧视，但从加入“性别”一词后，平等观念便成为促进提升西方妇女法律及制度地位的最佳武器。可是“平等”一词与“平等待遇”或“机会均等”不同，前者假定不论在社会或其他方面，男女之间毫无差异。可是从世界绝大多数妇女，尤其在贫穷女子的眼中看来，女人在社会上之所以居于劣势的理由，主要就是由于性别差异，即她们不是男子。因此，“性别的问题”要用“性别的手段”来解决，比如对怀孕和母职的特殊照顾及保障，或保护妇女不担心受到另一性的暴力攻击等等。然而，对于如产假一类与工人阶级妇女切身相关的问题，美国的女性主义却迟迟不曾顾及。虽然女性主义发展到后来阶段，也开始注意到“性别差异”与“性别平等”两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然而女权运动者在强调带有自由主义精神抽象个人主义，并使用“权利平等”法律以为武器之余，一时之间，却难与“男女之间不必完全相同”的观念相协调。

中产阶级圈子里面，妇女若依然出外工作，最大动机便出于自由及自立的需求了。已婚妇女要有自己的地位，她不要只做丈夫及家庭的附属品，她要世界将她当作一个个人看待，而非只是某一族类的一员（“只不过是人妻人母而已”）。至于收入的重要性，则不在实质的经济意义，却在其中代表的独立精神：她可以自由花用这笔钱或将之储存，无须再请示丈夫。但是随着双薪中产阶级家庭的增加，家中预算自然也开始建立在两份收入之上。中产阶级子女进入大学的现象日趋普遍，父母为子女提供财务帮助的时段也愈长，可能一直延长到25岁以上甚至更久。至此中产阶级已婚妇女的职业便不再是宣示独立的象征，转而与穷人的需求相同，成为一项贴补家用的经济来源。但是与此同时，工作代表的解放意义依然存在，从“通勤式婚姻”（commuting marriage）事例的增多即可见其中一斑。夫妻二人在遥远两地工作的代价甚高（不只是财务上的代价），但在交通和传播革命的帮助下，如今这种相隔两地的婚姻在专业界如学术圈中，自70年代始却日益普遍。在过去，中产阶级的妇女往往毫无二话，一定会随丈夫工作的调动而迁移（不过子女一旦超过某个年龄，却不见得跟随父亲搬家）。如今则不然，妻子的事业，妻子对自己事业地点的决定权，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至少在中产阶级的知识圈内如此。因此就这个层面而言，男女之间，最后总算平等相对待了。

发达国家里，属于中产阶级的女性主义，以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为对象的女权运动，最终开始向外扩散，成为一个涵盖面更为广泛的呼声，那就是“妇女的解放”，至少是“妇女自我认定”这个时刻终于来到了。

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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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种变化，却能跨越国界普遍渗透“现代化”世界的现象，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其中最惊人的现象，莫过于全球的大众通俗文化，或更确定一点，其中的青少年文化，所展现的面貌类似精神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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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作为追求“自治”地位的新族群，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更因某种现象，大大扩展其象征意义。其象征意义之丰富，可说自19世纪初浪漫时期以来所未有：英雄的年轻岁月，与其肉体生命同时终结。这种生命倏忽而逝的英雄形象极为普遍

所谓“青春期”，如今不再被视作成人的预备时期，却意味着完成人生成长的最后一个阶段。人生，就像运动一样，以青少年时为其高峰（在今天，又有多少数不清的少年希冀在运动场上扬名），一过30岁，便显然开始走下坡路了，对运动的兴趣也大为降低。可是社会的现实正好相反，权势、成就、财富，却随着年龄增加

新文化运动成为“发达市场经济”的主力部队。一是因为当今年轻一代，代表着一股极为集中强大的购买力量；二是由于如今每一代新起的成人，本身也都曾是具有自我意识的青少年文化的一部分。他们既走过这段社会化的路程，精神上自然接受其洗礼，带有其标志。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科技惊人发展，吸收学习能力强的年轻人，自然比年长保守者占上风，或至少比适应能力已渐僵化的年龄层占有极大的优势。美

惊人的国际化现象。牛仔裤与摇滚乐，成为现代摩登少年的标志，成为注定将变为多数的少数人的记号。这种现象，不独在一般正式容忍它们存在的国家存在，就连苏联的青少年，从60年代开始至今，也纷纷追逐这股牛仔摇滚之风（Starr，1990，chapters 12～13）。有的时候，摇滚歌曲中的英文歌词甚至无须翻译，同样可以令青少年如痴如醉。此情此景，固然反映美国通俗流行文化及生活方式风靡全球所向无敌的霸权地位，我们同时却也要注意一个真相：其实西方青少年文化的心脏重地本身，也是与文化沙文现象持相对立场。这种反文化沙文的心态，尤其可以从他们对音乐趣味的取舍看出来。他们非常欢迎来自加勒比海、拉丁美洲的风格，80年代开始，更对非洲风情情有独钟。

借着向世界各地传送的文化形象，借着徒步天涯年轻旅人的亲身接触，借着各国大学生日益密切的联络网路，更重要的，借着广大消费社会时尚流行的强大力量及侪辈压力，青少年文化向世界各地传送，一个国际性的青少年文化于此诞生。

认同新象征的背后，却愈发横亘着两代之间巨大的历史鸿沟，或可说存在于1925年之前与1950年后出生者间的重大差距。这一代父母子女之间的代沟，远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为深，从60年代开始，家有青少年的父母都深深感受此中问题的尖锐及严重性。新时代青少年所居住的社会，与旧时代割断了脐带关系，有的因革命而改头换面，如中国、南斯拉夫、埃及；有的由于被外来势力占领，如德国、日本；有的则因为自殖民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年轻的一代，没有大洪水以前的世界记忆。上下两代，老少之间，他们唯一的共同经验，可能是一起经历了一场国家大战，如英俄两国的老少曾经一度团结，共度时艰。除此之外——即使当老辈人愿意谈谈过去，就像多数的德国人、日本人和法国人勉强为之一般——少年人对长一辈的经验、感受，可谓完全懵然不知。

代沟，并不只限于工业国家，因为农民人口的大量减少，也在农工两代与人力机器之间，裂下一道断层深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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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文化革命有两个最重要的特色：一方面它是通俗的、平民化的；一方面它却又是主张废弃道德的。这两点在个人行为上尤为显著，每个人都可以“做他自己的事情”，外界的限制规范处于最低点。但在实际上，人人却又摆脱不了同辈及风尚的压力，众人的一致性反而不比以往低。这一点，至少在同辈之间或次文化群体中是如此。

好莱坞的黄金年代，与百老汇的黄金年代相互辉映，都建立在一种市井平民与体面人物共生的混合趣味之上。

西方世界中上等阶层青年男女的品位，忽然一下子大转弯，改向平民风格涌去。即使在第三世界也有这种趋势，巴西的知识分子即领一时风骚，大力推动原源自平民的“桑巴舞”[88]。数年之后，则有中产阶级的学生，涌向革命理念的政治及意识形态。两者之间，若有似无，也许有也许没有连带的关系。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知道答案，时尚流行却常常有预言作用。自由主义气息重新点燃之下，同性恋亚文化慢慢抬头，对流行时装及艺术风尚起了重大的带头作用，影响所及，在年轻男性中间尤为显著。然而不论是性别取向的改变，或喜好品味的日趋平民化，两者都可看作是年轻一代向父母辈价值观反抗的手段；更精确一点说，这是他们在一个上一代的规则价值已经不再适用的世界里，为自己摸索方向的新语言方式。

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的解放，自然相辅相成，是为一体的两面了。而其中最能够打破国家、父母、邻里加诸我们身上的限制、法律、习惯的，莫过于性与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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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期的文化革命，是一场个人战胜社会的革命，换言之，是一场打破了人类与社会交织的纹理的革命。长期以来，社会的纹理不但界定了人类之间真正的关系与组织形态，也决定了人类关系的一般规范，以及人与人之间相互对待的预期行为模式。社会中人的角色，虽然不一定正式以成文规定，但事先都有脉络可循。因此，一旦旧有的行为成规被打破或失去其理性基础，人的心中便感惶惶不安无所依凭。上一代熟悉这套法则，如今深感所失；下一代不谙人事，只知道眼前这个变调社会。两代之间，自然难以沟通理解了。

旧的规范就是再不合理，一旦不存，取而代之者也不一定就是某种合理的新秩序，既无法则，又缺乏共识，反使众人惶惶不可终日。

旧秩序脉络的存在，对贫苦人尤其重要，因为亲族邻里的济助扶持，是人在变动世界中生存成功不可或缺的助力。在第三世界多数地区里，亲族邻里的网络更是一切资源的汇集，包括信息的提供、劳力的分工、人力与资本的共同来源、储蓄功能的机制，以及保障社会福利安全的合作系统。

西方，数十年的社会革命造成了影响更为深重的大破坏。其极端之处，可以从西方对意识形态的公开讨论中一窥究竟。尤其是那不经深思熟虑，缺乏任何分析深度，只因众人作如此想便公开宣示中更可一见。

不管其中转变是好是坏，教会对信徒道德物质生活的辖制权势大减；教会对道德与生活设下的戒律，与20世纪后期人的现实行为之间，有了一个深邃的黑洞。至于其他对信徒支配力一向不及天主教的西方各教会，甚至包括某些古老的新教教派在内，其数量势力之衰退更为迅速。

非经济性群体的密切团结逐渐受到破坏，其中的道德关系也随之不存。固有道德体系存在的时间，也比资产阶级工业社会为早，已被接受成为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然而如今旧有的道德词汇，凡权利责任、相互义务、罪恶美德、牺牲奉献、良心道德、奖赏处罚等，种种定义人际社会关系的观念，已经无法再转译为满足新时代人类的新语言了。一旦这些观念制度不再被人视为规范社会秩序的方法，不再能保证社会合作及社会生命的延续，它们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实际规范组织能力也就消失于无形。它们的身价一落千丈，从制约社会行为的真实力量，缩减成为个人观点，最多也只能要求法律承认其所占有的至高意义。[92]生活之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与不可预期性。社会人生的罗盘针上，不再指向永远的北方；地图地标，也一无所用。从60年代开始，茫然无主的现象在多数发达国家愈为显著，促成了各种五花八门新理论的诞生。从主张极端市场开放的自由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形形色色不一而足，通常却都避开价值判断的重心不谈。充其量，也只把价值判断贬为无限制个人自由之下唯一仅存的公约数而已。

社会大解放，一开始自然广受众人欢迎，认为其好处无限，付出的代价甚低，只有根深蒂固的顽固反动派，才对之深恶痛绝。众人也丝毫不曾将社会解放的意义，与经济自由化联想在一起。而几个幸运国家，繁荣浪潮不但为它们的人民带来了富庶，更因其极为慷慨且包罗万象的社会福利而愈加强化。一时之间，社会解体残留的痕迹似乎尽去。

“政府主导的制度越多，一般而言，亲族角色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好也好坏也好，“家族的地位，的确因工业社会中经济与社会愈发个人化而降低。”（Goody，1968，p.402～403）简而言之，早就有人预言，共同体（Gemeinschaft）正拱手让位给共有的社会（Gesellschaft）——社区与个人，在一个彼此不知姓名的社会中相互关联。

政府主管单位为照顾一般民众居住需要而兴建的平民住宅，如今住满了“下层阶级”的住户，可是这里的居民却毫无社区意识，更缺乏亲人之间提供的互助关系。在这个霍布斯笔下的暴民丛林当中，充斥着行为暴力嚣张的青少年，居民日夜生活在恐惧之中，甚至连传统社区意识残存的最后一线——邻里关系——也几乎消磨殆尽了。

传统价值崩溃带来的最大危机，在于规范人类行为的价值体系及传统习俗的解体。传统规范的消失，普遍为众人所感受，因此在美国有所谓“认同性政治意识”（identity politics）的兴起，以取代传统性认同的不复存在（这一现象于60年代末期开始变得相当显著）。认同所系者，一般以族裔、民族或宗教为主。

80年代曾经兴起一股席卷超级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如英美两国）金融界的投机之风，彻底破坏了以生产为主体的经济体系与利润追求之间的一切关系，更可让我们一窥此中怪象之一斑。增长，不能只建立在利润的追求之上

注: 深有同感。

资本主义之所以成功，即在于它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最高利润的追求与积累，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三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发生的文化变革，不但侵蚀了资本主义承袭的历史环境资产，也证明了一旦这些资产荡然无存，资本主义的运作必将遭遇困难。70年代和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风行，最终终于站在共产主义政权的废墟上宣布获得胜利。然而历史很有讽刺意味，胜利的一刻，也就是其运转开始不灵的一刻。市场经济胜利了，但是它的缺陷，它运转的不灵，却再也无法粉饰了。

第十二章 第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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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暴增，同时更造成贫富之间更大的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尽管两处的经济正以同等的速率增长。

有关第三世界的任何记述，都必须以其人口数字为首要大事，因为人口的暴增，正是第三世界之所以存在的中心事实。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第三世界迟早也必将走上人口专家所谓的“人口组成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阶段，即由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双管齐下，达到人口数字的稳定；也就是进入子女数减少，两个恰恰好，一个不嫌少的家庭模式。这种“人口组成转变”的趋势，果然如所料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尤以东亚地区为著。可是，到短促20世纪告终为止，绝大多数贫穷国家却还不曾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只有前苏联集团国家例外——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国家里，贫穷迟迟不去的主因。某些国家人口负担之重，每年必须为新生的千万余张小口张罗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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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往往缺乏足够的物质和政治条件帮助它们达到理想。这种情况，连社会主义形态的新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它们基本上属于极权政治，又有一党制的结构，事实上也较自由性质的共和国政体更适合其非西方背景下的国情。因此在社会主义的国度里，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便是（文人的）党高于军队。

对这些出身于前殖民地或依附型经济的国家来说，它们致力的国策，往往需要本身有安定的政局并有有效率的政府机构才能成事。可是这却偏偏正是它们所缺乏的条件，因此军事统治便在第三世界成为政治主调。它们一心一意，追求经济的独立“发展”，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之后，在世界革命及全球殖民解放之下，过去建立在农产品原产地上的繁荣已经没有前途，再也不能专靠供应帝国主义国家的世界市场为出路了。

推动现代化最失败者，则数那些过分低估本身落后所造成的限制的国家。它们技术落后，经验不足；技术人才、行政人员、经济专家都缺乏；人口大多为文盲，对推动经济现代化的方案既不熟悉又无回应。因此，理想订得愈高，失败相对愈惨。某些国家好高骛远至极，定下的目标连发达国家都难达到，比如由中央全面计划的工业化目标。

表面的方式虽然不同，其经济发展对政府的依赖则如一。50年代和60年代，全球各地可说都吹着计划及国家主导的经济风，在新兴工业国家地区里面，此风甚至一直吹到了90年代。至于风行之下产生的经济效益，其成败则要看个别状况及人为因素而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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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好而占的优势，甚至连最落后最偏僻之民也逐渐感受到了。他们自己不一定能分占这个优势，尤其在他们享受不起这个条件的时候，更特别感受到其中的不同。知识就是权力，这句话不但具有象征意义，在事实上根本就是如此。

求知若渴的欲望，自50年代起，是推动南美居民大量由乡村迁往都市的一大原因。迁徙的惊人结果，是乡间为之一空。各项调查都显示，都市生活的吸引力，极大成分在于可为子女的教育和训练提供更好的机会。在城里，他们“可以变得不同”。

在其他农业技术及生产力原本便已极高的地方，以前对土改诚意抱怀疑态度的农民，一旦获得自己的田地，很快便发挥极高的生产潜能。埃及、日本、中国台湾便是最好的例子

土地改革的意义，不可因此抹杀，因为它毕竟也证明了在自耕农制度下，尤其是以现代化手段经营农作物的较大型农家，其效率绝对可以与传统大地主佃户制度，或帝国主义的大规模农庄运作媲美，而且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比起其他某些半工业化集中经营的办法，如1945年后，苏维埃式巨型的国营农场，以及英国在坦噶尼喀（Tanganyika，今坦桑尼亚）生产花生的手法，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土地改革的经济动机却绝非出自生产力的提高，而是着眼于平等的考虑。就长期并整体的观点而言，一开始，经济成本往往会扩大国民所得分配不均的状况，但是最终必将缩短其间的距离。黄金时代末了，发达西方国家人民在经济生活上达到的平等程度，高于第三世界，即可见其真实性的一斑。不过近年来由于经济衰退，以及一些人士对自由市场抱着近乎宗教神学的迷信，所得不均的现象又再度在某些地区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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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开始，在东西两个世界相分隔的一刻，美国便急忙放弃过去的反殖民主义传统，开始在第三世界寻求其中最为保守政权的支持，动作极为明显。

有两个地区，当地固有的紧张关系，基本上与冷战本身毫不相干，但是其压力不但演变成长期的冲突，并导致该地间歇性的战火。这两个地区即中东和印度次大陆的北区（两地冲突都非偶然，均源于帝国主义离去前故意将该区分割的安排）。

多年战争下来，以色列将自己建设成中东地区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同时也取得了核国家的地位。可是它却与邻国永远交恶，不但无法与邻邦建立起稳定的关系，居住于其延伸国境内或流亡于中东各地的巴勒斯坦人，更是心中疾愤，永难与其修好。苏联解体，虽使中东地区从此不再成为冷战前哨，可是其爆炸性的局势却一如从前。

对其他国微势弱的小国，美国却毫不犹豫立即动武，丝毫不曾假以辞色。而从美国南部边境的格兰特河开始，一直到南美南端的合恩角（Cape Horn）止，中南美洲各国也都相当识相，深谙向华盛顿看齐靠拢，方为立国上策的真谛。成立于1948年的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OAS），总部即设在华盛顿，向来对美国言听计从。于是当古巴竟敢起来革命时，美洲国家组织便连忙将它扫地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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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输出国组织在1973年的价格战中获得胜利，使得世界上首次冒出了一批以前不管以任何标准衡量，都属于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如今它们却摇身一变，成为世界性的超级富国；其中更以那些人烟稀少，由酋长苏丹（多为伊斯兰教）统治的沙漠或丛林小国为最。

第三世界中某些国家已经快速地转变成为工业国家，加入第一世界阵营——虽然相比之下，其财力依然逊色许多。

在70年代，观察家开始注意到一种“国际分工的新秩序”，也就是以世界性市场为对象的工业生产，开始由前此独霸此业的第一代老工业经济地带，向世界其他地区大量转移，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跨国经济体出于精打细算，刻意将其生产及供给的作业，由旧有工业中心转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所致。而转移的结果，最终连高科技工业中一些极为精密的高级技术作业，如研究发展的工作，也随之外流。现代交通运输及通讯上产生的革命性进步，更促成全球性生产作业的可行性及经济效益。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也用心良苦，不断以征服出口市场的手段，以达到本国工业化的目的。有时甚至宁可放弃对本国市场的固有保护，也在所不惜。

随着世界经济在实质上越发趋向全球化——尤其在苏联集团解体之后，世界经济的性质转变得更为市场化及以赢利为取向——投资人及企业家纷纷发现，对他们的赢利目的而言，世界上有很大一片地区其实根本无利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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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跃进”的成就惊人，再加上其日趋国际化的现象，不仅使得旧有的单一第三世界观点不再适用，更将第三世界的所有民众有意识地带进了现代世界。面对这个新世界，他们不见得喜欢，事实上如今风行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所谓“激进主义”团体——以伊斯兰地区为著，但也并不仅限于伊斯兰国家——以及其他一些在名义上属于传统派的运动主张，根本上便是向现代化挑战反抗的一种行动

乡间，也挡不住这股现代意识之流（即使连尚未被新品种、新科技、新企业组织及营销方式改变的农村生活，也不能幸免），因为从60年代起，亚洲部分地区，已有因科学选种而兴起的谷物耕植“绿色革命”，稍后，又有为世界市场研发成功的新外销农产品。大宗商品航空货运的兴起，以及“发达”世界消费者的新口味，是这一类易腐坏产品（热带水果、鲜花）及特殊作物（可卡因）成为外销农作物新宠儿的两大原因。农村因此所受的影响，绝对不容低估。

综合外出户与留居户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农村收入已由农业性质，转为非农业性质（Smith，1989，chapter 4）。更重要的是，我们在秘鲁高地这个极有代表性的个案研究里发现，许多出外乡民并未改行从事工业生产活动，他们谋生的选择是成为小贩，变成第三世界“非正式经济”活动网中的一员。

在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原本存在于第三世界少数现代化或西方化的统治阶级，与其广大群众之间的那道巨大鸿沟，开始在社会的转型下逐渐缩小。至于这项转变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以及转变过程中新的意识形态为何，我们不得其详。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多数连像样的统计机构都不具备，也缺乏市场及意见调查研究，更没有社会科学的院所及学人的研究资料可供参考。不过，即使在文件记录最进步完善的国家里，凡是由基层群众发动的社会活动，刚开始往往难于察觉。这也就是为什么年轻人的新文化新时尚初起之时，往往难于预料掌握之故。有时，甚至连那些靠年轻人赚钱的人，如流行文化行业从业者，对于新萌芽的趋势走向也懵然不觉，更别说父母辈了。然而话虽如此，在少数特权精英阶层的意识层下，在第三世界的城市里，显然毕竟有一种不明的因素在激发、在萌动。甚至在那完全沉寂，有如一泓死水的比属刚果（今扎伊尔）亦然。

矛盾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居于第三世界地位的地区里，即苏联的中亚及高加索区，改变的迹象却最为微妙。其实世人往往不知，共产党革命也是一种保守动因。共产主义的革命，是以转变人类社会中特定的层面为目标，如国家的权力、财产的关系，经济的结构及类似的项目等等。除此而外，却将其他事务冻结在革命以前的状态，至少也严防谨守，绝不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渗透，倾覆动摇其半分。共产党政权最有力的武器国家权力，其实对改变人类行为相当无力，远不及吹捧或批评它的正反两面辞藻（所谓“社会主义新人”，或相对的“极权暴政”）想象的厉害。

因社会转型而产生的文化效应，有待未来的史家作春秋，眼前我们尚无法细究。但是有一个现象却很明显，那就是即使在传统性极强的社会里，过去用以维系向心力的相互义务与习俗关系，如今都面对着日愈增加的压力。

争端植因于两个社会转变的因素：一是旧有的社会秩序瓦解，农村产生巨大的自身定位危机；二是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群体（Spencer，1990）。广大的乡村地面，因人潮的出入而改变；现金式交易的经济，使得贫富差距愈深；教育带动的社会流动分布不均，带来了动荡不安；过去虽然划等分级，却至少能使人人各得其所的固有阶级地位，其具体的表征、语言，也日渐消失淡去。凡此种种，都使乡间人们忐忑不安，天天生活在对家园前途未卜的焦虑之中。

所谓国家政治这个玩意儿，原是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人的发明和认知。在第三世界许多国家里，根本是前所未有，或至少不曾获准实行的外来之物，于是更使其变幻莫测。至于其他地区，如果向来便有基层群众运动性质的政治传统，或安静的大多数一向默认统治阶级的合法性，那么某种程度的社群意识，便多多少少得以延续

第十三章 “现实中的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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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于60年代实行的社会主义，套用苏联意识形态的术语，属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有点含混不清，好像意味着另外应该还有着别种较好的社会主义，只因基于事实，目前真正在实行的只有这么一种。而这一地区，也正是欧洲在告别80年代进入90年代之际，其社会经济系统及政权纷纷崩溃离析的国家。至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权目前仍在进行改革，其中以中国为最。

社会主义地区第一件值得我们观察的事，便是终其终结之日，基本上都自成格局，单独存在。政治上经济上，成为一个自足自存的自我天地，与外界的资本主义，或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世界经济往来甚少。

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体制，基本以苏联模式为师，其独特之处可说举世难匹。它们是建立在绝对的一党统治之上，阶级严格，层次分明——经济事务由中央计划，统一支配号令；政治意识由马克思列宁思想主导，全民高度统一。

年轻的苏联，事实上非走上自足式的发展之路，与其余的世界经济体制隔绝不可。矛盾的是，经济隔绝的事实，却在政治意识形态上为它提供了最有力的论点。它的与世隔绝，使得它幸免于1929年华尔街崩溃带来的世界性经济衰退大灾难。

全球革命大业既不可期，眼下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努力目标自然只剩一件，那就是尽快将其落后贫穷的祖国改造成一个进步的经济社会。为完成这项使命，第一任务便是打破迷信，扫除文盲，加快进行科技及工业的现代化革命。于是乎，建立在苏维埃制度之上的共产主义，其目标基本上便成为改造一个落后国家使其成为现代化国家。如此全力集中快速发展的经济建设手段，即使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眼里，也颇有几分吸引力。当时，后者正陷于莫大的灾难，惶惶然寻找重振雄风之路，苏联模式对于西欧北美以外地区的问题而言，更有直接意义，因为苏俄落后的农业社会，正是这些国家的影子。苏联提出的经济发展方案——在国家统筹和中央计划之下，超高速发展现代工业社会不可或缺的各项基础工业及基本建设——似乎正是针对其难症的良方。莫斯科的模式，不仅在本质上比底特律或曼彻斯特模式为佳（因为它正代表着反帝国主义的精神），事实上也更为合宜，尤其适合那些缺乏私有资本及大量私人企业的国家。于是“社会主义”从这个角度发挥，大大鼓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才脱离殖民地位的新国家，其政府排斥共产主义之余，却拥抱社会主义（见第十二章）。

遍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却从不见两位导师在任何一处，提及日后成为社会主义中心指导原则的“中央计划”，以及以重工业为第一优先的超高速工业发展。当然“计划”，在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制度里原属理所当然的内在属性，此事自不讳言。不过回到1917年前，当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各色人等正忙着与资本主义对抗之际，对于代之而起的经济制度究竟该采取何种路线，根本无暇多顾。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列宁自己虽然已经一脚踏进社会主义，却并不急于冒险深探，冒入那不可知的深处。只因紧接着内战烽起，形势骤然逆转，大势所趋之下，才促成1918年的全国工业国有化，以及接下来的“战时共产主义”（War Communism），而布尔什维克政府才得以筹措资源，指挥全军，与反革命和国外势力进行一场生死决斗。凡是战时经济——连资本主义国家也不例外——必不可免和国家的计划与控制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列宁的计划灵感，得自德国在1914～1918年间的战时经济榜样（不过我们也已看见，德国模式恐怕并不是当时这一类经济模式的最佳案例）。共产党的战时经济政策，自然在原则上便倾向公共财产及公共管理的手段，并废除市场及价格的经济机制。更何况一场全国性的战事骤来，在毫无准备之下，资本主义特征根本没有多大用处，完全不具备仓促应战的能力。再加上当时共产党内，的确也有几名理想派的人士存在。如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便认为内战是建立共产主义乌托邦基本架构的绝佳时机。危机时期经济的严重衰微，普遍性的物资短缺，基本生活所需物资，如面包、衣服、车票等的限额配给，种种斯巴达式的一面，也都成为社会主义理想的先兆。

1921年他宣布了“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等于重新引入市场原则。事实上——套用他自己的话——从“战时经济”退出，进入“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阶段。然而这个时候，苏俄本不如人的经济再受重挫，规模一落为其战前十分之一（见第二章）。大规模工业化，以及由“政府计划”达到这一目标的双重需要，自然便成为苏维埃政府的首要重任。“新经济政策”虽然解散了“战时共产主义”，但是由政府强行控制一切的手段，却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模式。

抚今追昔，当年的布哈林俨然便是日后的戈尔巴乔夫的原型。

1917～1918年间土地为农民所分配占有的事实，被革命视为胜利及存活必须付出的代价。然而就许多方面而言，“新经济政策”时期不失为这个农业国家一个短暂的黄金年月。高悬在农民大众之上的，则是已经不能再代表任何人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观事一向清楚，深深体会到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唯一可恃者只有一个事实，即是苏维埃政权有可能继续作为被众人接受的既存政府。除此之外，它一无所有。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真正在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却是一群能力不足的大小官僚，而且平均而论，这些官僚的教育和其他水平都比以往为差。

注: 这就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路线了。

“新经济政策”注定会走上一个死胡同。这个由国家掌舵，靠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策略，注定不能长久。身为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其内部与“新经济政策”不合的政策实在太强：新社会才成立，如果现在又回头推动小规模商品生产及小型企业，难保不又走上老路，把大家刚刚推翻的资本主义唤了回来。然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却犹豫不决，不愿意采取另一途径——若舍“新经济政策”不用，就只有以高压手段达到工业化了，即意味着第二轮的革命风暴。这新的革命，将不是由下而上发动，而是国家权力从上向下强制推行。

牺牲的本身，可以化为最大的鼓舞力。说来也许难于相信，即便是斯大林式的苏联经济，也的确拥有着相当的支持——虽然其再度迫使可怜的小农转为牢牢套于土地的农奴，并将其重要的经济环节建筑在400万到1 300万劳改营（古拉格）狱工身上——但这份支持拥护，显然绝不来自小农阶级。

众多的“五年计划”，从1928年开始取代了“新经济政策”。这种“计划经济”难免粗糙——远比20年代那批首开计划之风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学者的精密计算为粗糙；而较之20世纪后期政府及大公司企业的计划工具，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学者自然又拜下风。基本上，这些五年计划的功用仅在创造新工业。至于如何经营，都不在考虑之列。而开发次序，则基本以重工业及能源生产为优先，二者同为大型工业经济的基石，即煤、钢铁、电力、石油等等。苏联矿产的资源富饶，因此前述的开发方向既合理又方便。一如战时经济——其实苏联的计划经济也可以算作一种战时经济——其生产目标的设定，往往可以不顾实际成本及成本效益的考虑（事实上必须经常如此）。在这种非生即死的拼命情况之下，最有效的方法，便是突然发布紧急命令，不管三七二十一，命令大家竭力赶工交卷。“危机处理”、“紧急作业”，便是它的管理方式。

基层人员素质低，更使整体计划质量降低，于是全部重任便落在仅有的上层少数人身上，中央集中化的程度日益加重。当年拿破仑手下的将领技术欠佳，参谋人员挑起重担。同样，苏联所有的决策，也愈来愈集中于苏联体系的最顶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高度集中化，虽然弥补了管理人才的短缺，可是却使苏联经济体系以及各个方面形成严重的官僚化。

保证人人可以获得最低额度的供应。这个系统，由控制（贴补）价格及房租的手段，给众人工作，供众人吃、穿、住，还有养老金、健康保险，以及原始粗陋的众生平等地位。直到斯大林死后，特权阶级才一发不可收拾。更重要的是，这个体制还给予众人教育机会。像这样一个文盲普遍的国家，竟能转变成现代化的苏联，如此成就，无论以何种尺度来衡量都非同小可。对数以百万计出生于村野的人来说，即使在当年最艰苦的年代，苏联的发展之路也意味着新视野的开启，代表着由无知的昏昧走向光明先进的城市。至于个人的启迪、事业的开发，自然更不在话下。新社会证据确凿，不由得民众不信服。更何况，除此之外，他们又哪里认识第二个不同的社会呢？
然而苏联现代化的成功故事，却不包括农业部门，以农业为生的人口遭到了遗弃。因为工业化的发展，是踩在被剥削、被利用的农民大众的脊梁上走出来的。苏联的农民及农业政策，实在乏善可陈，几乎一无是处。

注: 为什么中国没有吸取教训同样造成了六十年代初大饥荒呢？真是气愤！

取代“新经济政策”而起的基本农业政策（便是集体化的合作农场和国营农场制度），不但造成农业的大灾难，而且始终未从灾难状况中脱离出来。最直接的打击，是谷类产量的锐减，牲口数目也顿失其半，造成1932～1933年间的大饥荒。原本就甚低的苏联农牧业生产力，在集体化制度推波助澜之下，愈发更陷入低谷，直到1940年时，才逐渐恢复“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水平。

苏联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却只将一个极无效率的小农农业，转换成一个同样极无效率的集体农业而已。

合作制度及集体作业，若以不同程度与私有耕耘制相互混合运作，本也可以获得成功，如以色列实施的集体农业屯垦制度（kibbuzim），就比苏联制度更具共产主义特色。而纯粹的小农制度，却往往将精力投往向政府索取补助，反而不肯多花力气，改善增加土地生产。

30年代后期由斯大林一手导演的“大恐怖”，其实是他走投无路情急之下想出来的对策，用以克服“官僚阵营的重重障碍，对政府控制禁令的种种回避伎俩”。至少，他的用意也在防范官僚系统演变成僵化的统治阶级。到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僵化的结果终于出现。可是政府每次欲改进行政效率及弹性的尝试，却都难逃失败命运，反使行政系统愈加臃肿，其存在更不可少。

缺乏弹性的僵化。苏联式的生产，一味致力于产量的提高，而产品的种类和质量，则完全于事先决定。其体系内部，毫无一种变换“产量”及“品质”的调节机制（其产量目标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不断上扬）。创新发明，更非此制度所长。

苏联体系的设计用意，在于尽快将一个极落后，开发度极低的国家，早早送上工业化的大道。它也假定，它的人民将满足于一种最基本的生活水准，只要有足以保证其生存所需的最起码的社会物质条件，一切都好说话。至于这些基本生活水平的高低，则全看这个进一步工业化的经济体系，在其全面总增长的巨流当中，能够疏漏下多少给人民消费了。说起来，尽管这个体系极其缺乏效率，极其浪费，却毕竟达到了上述目标。

苏联经济发展大车向前走了一段距离之后，由于其引擎结构设计的特殊，驾驶人虽然一再猛踩油门意欲加速，引擎却不快反慢。它的动力设计，本身便包含着将其力量消耗殆尽的结构。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前者在根本上，便一心以政治行动为主要任务。苏联的政治制度，却扬弃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民主性质（与其经济制度一般，后来也纷纷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国家提供范本），虽然在理论上不断保持着它的科学内涵，不赞同个人独裁。[111]简而言之，正如苏联经济是一个统制式的经济，苏联政治也是统制式的政治。

“取而代之”的危险性，却不因此而有所减少。十月革命之后，这种趋势愈发接近事实，党由一个不过几千人的组织，摇身一变，成为拥有数十万，最终甚至数百万专业组织者、行政官员、管理者、监督者的庞大政党。这些人声势浩大，成为主流，压倒了原有“老布尔什维克”的声音，也盖过了1917年前加入他们合作的其他社会主义人士，如托洛茨基。他们与传统左翼原有的政治文化毫不相通，他们只知道党永远正确，只知道上级的决定务必执行。因为唯有如此，革命的果实方能得以保存。

苏联体系在斯大林手中变成了一个独断专制政权。这个政权无孔不入，不但要全面整体地控制其人民生活、思想的各个层面，人的存在，人的价值，但凡可以控制之处，也完全受制于整体制度的目标与成就。至于目标为何，成就何在，则由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界定指令。这样一个世界自然绝非马克思恩格斯两人设想的未来，也非发展自马克思路线的“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及其旗帜下的众多党派所期。因此与卢森堡同任德国共产党领袖，并与她同于1919年被反动军官暗杀的李卜克内西，虽然其父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却从不认为自己属于马克思派。而奥地利马克思派（Austro.Marxists）虽然名列马克思的门下，并且也戮力于马克思的学说，可是却毫不犹疑地别出心裁，另辟蹊径。甚至连被共产党官方正式视为异端者，也依然被人视为理所当然，合乎法统的社会民主派人士——如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即因其“修正主义”（revisionism）而被戴上这项异端帽子（事实上，伯恩斯坦也始终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正宗编辑人）。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强制每个人思想统一的主张，领导们拥有绝对不会出错的圣质（单个人拥有这种天才已难以想象），这种论调，若回到1917年前，根本不可能在任何社会主义者的脑海中出现。

马克思社会主义一旦变成一股洪流，成为广大的群众运动，原本微言大义的精幽理论就难免变形。最佳，也只不过流于僵化独断的教条；最糟，则幻化成人人须敬而礼之、认同效忠的旗帜象征。这一类的群众运动，正如某些深具真知灼见的中欧社会主义人士早已指出的，往往具有敬仰甚至崇拜领袖的倾向。

注: 中国也一样啊。

在莫斯科红场上兴建列宁陵墓，将这位伟大领袖的遗体防腐处理，永存于此以供瞻仰。这番举动，与革命甚至与俄国本身的革命传统都毫无关系，显然是为了苏联政权，意欲在苏联落后的农民大众之中，激发出类似对基督教圣者及遗骨遗物的崇拜热情。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列宁预想到甚或能够容忍自己身后竟会发展出那一种无孔不入、全面性、强制性的国家暨个人全民信仰的共产主义宗教。斯大林也许并不是自觉地创设出这个宗教，他可能只是懵懂地跟随着当时自己所见的主流现象：一个由落后农民组成的国家，一个权威独裁、讲求正统教理的巨大传统。但是若无斯大林，这个极权新宗教很可能不会出现；若无斯大林，这个新宗教模式绝对不会强加于其他社会主义政权，或为它们沿袭模仿。

一个共产党政权，也同样不能忍受被一个必定动手恢复旧秩序的力量所推翻。可是这个假定，却不意味着苏联一定会出现个人的独裁，是斯大林其人，一手将共产党的政治制度，转换成非世袭的专制君主制。

他对本身地位所可带来的物质收获，却漫不经心。而且，不管心理上精神上，斯大林并无乖僻怪诞之处，他的恐怖手段其实和他的谨慎作风一样，都是他在面对难以控制的局面时，一种同样理性的应对策略。不论是恐怖还是谨慎，都是基于他避免风险的原则考虑。两者分别反射出他的缺乏自信，不能肯定自己的“评估状况”能力（套用布尔什维克的术语，即对状况“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能力）。这一点，却正是列宁的极大优点，两个人的个性气质可谓大相径庭。

难以形容的恐怖，不是出于什么“为求伟大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信念，也非基于“这一代的牺牲再大，与未来世代因此得受的福祉相比，却又算得什么”的理想。它是一种不分时空永远全面作战的原则的体现。列宁主义，基本上是从军事角度思考——就算布尔什维克所有的政治词汇均不能证实此点，仅看列宁本人对普鲁士军事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崇敬，即可证明这是不争的事实。也许正因为列宁思想中带有着强烈的“唯意志论”气息，使得其他马克思人士极不信任列宁，将其斥为布朗基派（Blanquist）或“雅各宾”之流。

50年代，古拉格牢狱逐渐空去。虽然以西方标准而言，苏联仍是一个未能善待其国民的社会，但是至少，这个国家已经不再大规模地逮捕处决自己的人民了。事实上到80年代，苏联人民死于犯罪事件、民间冲突，以及国家之手的风险率，甚至低于亚非美三洲的许多国家。但是尽管如此，它毕竟仍是一个警察国家，一个权威统治的社会，而且依据任何实质标准，也还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只有官方认可或批准的信息，才可传达一般人民，至少从法律意义上讲，传达其他任何的信息均属触犯法律。这一切到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性”政策才改变。至于行动及居住自由，更要看官方的准许而定。这项规定在苏联境内虽然越来越有名无实，可是到了边境地带，甚至与另一个同属“社会主义”的友好国家相邻之地，却变得真实无比。从这些角度而言，苏联实际上不及沙皇时代。更有甚者，虽然就日常事务而言，苏联社会是以法治为准，可是行政当局的特殊权力，即任意逮捕、下狱，及境内流放的情况，却依然存在。

尽管如此，苏联体制绝不是一个“极权”政体。

不论从哪个角度评断，苏联式的体制实在谈不上“极权”二字，因此不得不让人怀疑“极权”一词，到底有几分确切的用处。这个体制，一未能实现有效的“思想控制”，二更不曾造成“思想改宗”。相反地，反而使人民对政治隔阂到令人惊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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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这些共产党国家无论是自发或被外力强加，基于反西方势力的团结理由，都在苏联的领导下，结合成一个集团。甚至连1949年由共产党人全面掌权的中国，尽管自30年代中期毛泽东成为中共一致拥戴的领导人后，莫斯科对它的影响已相当薄弱，对此也表示支持。毛泽东一方面向苏联表示友好，一方面却坚持独立自主。而重实际的斯大林呢，也小心翼翼，不愿与这位其实极为独立的东方兄弟大党搞坏关系。到50年代，赫鲁晓夫却把双方关系搞僵，结果招来了一场大决裂，中国随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里开始向苏联的领导地位挑战——虽然不大成功。

苏联集团发生的这场内部大危机，却不曾为西方联盟趁火打劫（只不过趁机大肆宣传而已），证明东西双方关系的稳定，两边都心照不宣，接受了彼此的势力范围。

一直到80年代末期团结工会的最后胜利，波兰的政治经济动态，都处在与那无可抗拒的力量（共产党政权），以及与那无法制服的工人阶级的对峙中。一开始并没有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终终于组成一股古典式的工人运动洪流，并与知识分子结为联盟，最后并发展成政治运动，正如马克思的预料一模一样。可惜的是，马克思门徒不禁哀叹，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非但不反对资本主义，反而掉过头来倒打社会主义一耙，反对政府减轻对基本生活成本的大量津贴负担。于是工人便起来罢工，最后往往在一场政治危机之后，由政府让步打消此意。

经济上解除中央极权，这项要求本身虽然不具政治爆炸力，可是一旦与知识解放甚至政治解放的呼声相结合，就立刻变得极具爆炸性了。

铁托与齐奥塞斯库均曾访问布拉格，受到当地民众英雄式的欢迎。此情此景，是可忍孰不可忍，莫斯科内部纵有分歧迟疑，也决定当机立断，以武力推翻布拉格的政权。苏联此举，为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画上了句点

东西双方，已无人再对“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抱有任何期待，人们都认定它绝对不可能迎头赶上非社会主义的经济了，而且，恐怕连并驾齐驱都难办到。不过当时，虽然张望前路，路上云雾似乎比以前为多，但是短时间内，似乎也无足堪忧。

第三部 天崩地裂

第十四章 危机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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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线上可以配合需求变化，随时调整产量：扩张期“刚好赶上”（just in time）大规模的生产，缩减期“原地不动”静待存货销清。这项新方法是由日本人首先试行，并在70年代科技的帮助下成为事实。其宗旨是减少存货，只需生产足够数量，“刚好赶上”经销商的所需即可。总之，生产能力的弹性大幅度升高，随时根据需求变化，在极短的时间内灵活调度。这不再是一个亨利·福特的时代，而是贝纳通（Benetton）的时代。

分配最不均的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瑞士四国

有关危机二十年的最大真相，倒不在资本主义好像不如当初黄金年代灵光，问题却出在它的整体运作已经完全失控。世界经济不稳定，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修理，也无人有仪表可以操纵。黄金时代所用的主要仪表，即由国家或国际间协调拟定的政府政策，现在已告失灵。危机二十年，是一个国家政府失去其经济掌控力的时代。

只有智利例外，该国的恐怖军事独裁政权在1973年推翻人民政府之后，曾让美国顾问替它建立起一个毫无限制、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可见在自由市场与政治民主之间，本质上并无真正关联

总而言之，挥舞绝对个人自由大旗的旗手们，面对着无限制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不义，却能视若无睹（如80年代绝大多数时间里的巴西），甚至当这样一种制度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时，依然不改其坚持的主张。反之，相信平等和社会公平的人（如笔者），却一有机会就表示，即使如资本主义式经济的成就，也唯有在国民所得维持相当平衡的基础之上，才最能稳固，如日本。

当黄金时代的增长再不能同时维持“企业利润”和“非企业所得”的增加时——两项目标中，势必非有一边牺牲不可——这批人士便被资本和劳动者两边的需要夹在中间了。以瑞典为例，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个社会民主政治的楷模国家，靠着国家对工业的补助，并大量分配及扩张国家与公共的就业机会，于是全面就业获得相当成功，因此成为整体福利制度的一大延伸。但是全面就业的政策，依然得依赖以下的手段才能维持：限制就业人口的生活水平，对高收入采取惩罚性的税率，以及庞大的财政赤字。一旦“大跃进”的年代一去不返，这些自然便都成为治得了一时、救不了永久的暂时手段。于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一切都颠倒过来，等到短促的20世纪之末，所谓“瑞典模式”，即使在原产国也黯然撤退了。

注: 都是忽悠啊。

新自由主义派的政府在现实需要之下，也不得不插手管理指挥，同时却振振有词，表示自己只不过是在刺激市场的活力罢了。更有甚者，国家在经济事务里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根本不能减少。看看所有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性格最强的政权中，首推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府，在其执政14年后，英国人的税负反而远比当年工党时期为重便可知晓。
事实上遍观全球，并没有任何一个所谓完全建立在新自由主义之上的经济政策——唯一的例外，恐怕只有1989年剧变之后的前苏联集团社会主义各国。它们在一些西方“经济天才”的指点下，梦想一夜之间，便变成自由市场，其结果自然可想而知灾情惨重。

种种事实证明，最坚持自由放任经济制度的国家，在骨子里，却往往是国家主义观念最深刻，也最不信任外面世界的国家。里根治下的美国，及撒切尔夫人的英国，便是其中两个最显著的例子，史家在此，无法不注意其中莫大的矛盾之处。总之，进入9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再度受挫，新自由主义的凯歌也只有悄然中止。尤其在众人愕然发现，当苏联共产主义落幕之后，如今世上活力最足、增长最快的经济，竟然是共产党中国。

注: 一方面是技术造成的产业上的结构性失业，另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造成的一国的结构性失业。

数十年间日益升高的失业不仅是周期现象，而且更属结构性的失业。年头不佳时失去的工作，到了年头变好也不再见找回。而且，它们永远也不会回来了。
永久性的失业，并不只是由于工业大量转移，从旧工业国家及地区转向新生地带，将旧工业中心变成“生锈带”（rust-belts）而已——有时甚至仿佛彻底蜕皮一般，将原有的工业遗迹从都市景观中连根拔去——事实上，一些新兴工业国家本身的兴旺现象更可观。80年代中期，第三世界内部就有7个这类国家，[124]囊括了全球24％的钢铁消耗量，以及15％的产量（钢铁的产用量依然不失为工业化的极佳指数）。更有甚者，在经济潮流穿越国界，自由来去各国之间的世界里（劳工移民的流动却属例外，乃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现象），劳动密集的工业自然只有向外发展，从高工资国家移向低工资地区，即由资本主义的核心富国如美国，走向周边的穷国。

注: 原因自然是经济发展的好处都为资本所获得，而政府却因为经济全球化而缺乏制衡的能力。

就实际目的而言，机器的效率及生产力，可以经常地，甚至不断地靠科技更新提高，而它的成本却可以同时大幅度下降。可是人类则不然，将航空交通的万里高速，与短跑选手的百米纪录两相比较，即可一见端倪。总而言之，无论在任何一段长度的时间里，人工成本都不能减低到该社会所认可——或以任何标准衡量——足以维持人类基本生存所需的水准以下。人体的功能，在根本上就不是为了资本主义式的效率化生产而设计。科技越进步，人工成本与机械相比就越为昂贵。
这场危机二十年的历史悲剧，即在于生产线上抛弃人工的速度，远超过市场经济为他们制造新工作的速度。更有甚者，这个过程，在全球愈演愈烈的竞争，在政府（政府也直接间接是最大的单一雇主）肩上日重的财政负担等因素作用之下越发加速。更严重的是，1980年后，更被当时那一批仍占上风的自由市场神学不断施压，要求将工作机会，移转为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企业经营形式；其中尤以将就业市场转往私营公司一事，造成的影响最大。这些以营利为目的的集团，除了自己的金钱利益，当然天生就对其他一律不感兴趣。大势所趋之下，意味着政府及其他公营事业单位，不再扮演着一度被称为“最后可以投靠的雇主”角色（World Labour，1989，p.48）。而行业工会的力量，在经济不景气中及新自由主义政府的敌视之下，也日渐衰落，越发促成人工淘汰趋势的演变，因为会员工作的保障，一向是工会最宝贵的任务之一。总之，世界经济在不断地扩张，可是扩张之中，原本可以为劳动力市场上缺乏特定条件的男女自动制造工作的机制，此时的运转却显然失灵了。

这些人在富有的国度里则形成（或可说再度形成）愈发与主流社会隔离的“下层阶级”。他们的问题，被视为无法解决的“既成事实”，而且是无关紧要的次要问题，因为他们反正只是一群永久的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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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左派政治力量的崩溃。

在跨国性的经济世界里，国内工资暴露于外国竞争冽风之下的程度更甚以往，而政府插手庇护他们的能力也更趋减低。同时，萧条气氛下，人心涣散，传统集结在社会民主大旗下的各方人士开始离心离德：有人工作暂稳（相对地），有人饭碗不保，有人仍守住带有强烈工会色彩的老区和老企业，有人则迁移到比较不受威胁、不属于工会的新区和新企业去。至于那批在坏年头里到处不受欢迎的倒霉受害者，则一沉到底，沦落为“下层阶级”。更有甚者，自从70年代开始，许多支持者（主要是年轻人或中产阶级）离开了左派阵营，转向其他运动——其中尤以环保、女性运动，以及其他所谓的“新社会运动”为著——更进一步削弱了社会民主党派的力量。90年代初期，工人和社会民主性质的政府，再度成为如50年代般稀有的现象，因为甚至连那些由社会主义人士象征性领导的政府，不管是出于自愿或勉强，也放弃了它们的传统政策。

注: 特朗普不是偶然啊。

在危机二十年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固有的稳定政治结构开始分崩离析。更有甚者，很多新兴的政治力量中，最有增长潜力的，往往属于以下成分的结合：民粹性质的煽动渲染，高度曝光的个人领导，以及对其他国家或人民的敌意心理。面对这种情景，活过两次世界大战之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有几个能不感到心灰意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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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大举进入国际谷物市场，以及70年代石油危机造成的巨大冲击，更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临终场景添上戏剧化的一笔。社会主义国家，从此不再与外隔绝，不再是不受世界市场风吹草动影响的自给性地区经济了。
东西两大阵营，不但在任何一方都无法控制的跨国经济下奇妙地结合起来，冷战局势下权力系统间的相互依赖，愈使其密不可分。

当苏联领导的政治体系突然倒塌，原先在其势力范围内发展出的各区经济分工与网络，便也随之崩离零落。原有的队伍既散，其中的国家及地区，如今便只好一个个独自面对它们根本不具备任何条件应对的世界市场。同样，西方世界也措手不及，不知如何将这一批新来乍到的大批游勇——即旧共产主义“平行世界体系”（parallel world system）的残余——整编入自己的世界市场之中。而且就算后者有心加入，欧共体却拒不收纳。

此时的西方，又碰上鼓吹纯粹自由市场之流的激进意识（暂时），刚摆脱苏联阵营的各个政权，便不幸地误撞上这股理论大风，从中寻求灵感。殊不知在实际上此路不通的真相，各地皆然。

注: 这说的是亨廷顿吧。

美国某位作家何以在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际，令人难以置信地公然宣称，人类未来的历史将从此走上永远的自由民主之路。

正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流动性较强，同时较不易控制，西方社会所受的破坏，也因此远较社会主义国家为重，所以就这一方面而言，西方的危机更显严重。而苏联与东欧社会的组织形态，乃是因制度本身的崩溃而告支离，却不是造成制度崩溃的原因。

某些方面而言，东西方进展的方向颇为一致。两方的家庭规模都变小了，婚姻的破裂更自由了，人口的增长也几乎趋于零（至少在都市和工业化地区如此）。西方传统宗教在两边的影响力也急剧减弱

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上的矛盾之处，即在于它其实是保守防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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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动运作不为领土疆界所局限的另一类组织，如跨国公司、国际货币市场，以及卫星时代的全球媒体传播事业，却开始高唱凯歌。过去可以操纵附庸政权一举一动的超级大国，如今也失去踪影，更加强化了这种国界模糊化的趋势。甚至连民族国家在20世纪中所创设的那个最无可取代的重大功能：即经由社会福利、教育，或医疗以及其他各项资金分配的“转移性支付”手段，所达到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如今在理论上也无法于国界之内自足了——虽然在实际上多数会继续如此——不过，超国家组织，如欧共体，目前已开始在某些方面予以补助。在自由市场神学家如日中天的时节，国家观念甚至更遭到进一步的破坏，因为其时兴起了一股大风，使得许多原本在原则上由公共事业从事的活动，均被分解“回归”于“市场”之手。

注: 资本巴不得国家越小越好，这样就没有人有能力监管资本了。

民族国家衰颓的现象，却与一股将旧有领土切割成很多新的小国的热潮并进。这些分割领土的主张，多数是基于某些群体对民族语言文化独立的要求。

现有民族国家对本身降格为区域成员之事极力抗拒。这种现象，在80年代欧共体成员国（或准成员国）努力保有自主权一事上愈发明显。这些国家的政治性格也许相去甚远——如挪威和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但是在与本国攸关重大的事务方面，它们却如出一辙，同样想在泛欧全体的标准化中，保持自己一地一国的自主性。然而，传统上作为民族国家自卫的主要支柱，即保护主义，在危机二十年里显然比当年大灾难时期脆弱许多。

注: 文明和文化的根本之所在，是不可以度让给金钱和资本的。

法国人真心相信，一旦小农式的农业不存在——不管这种方式多么不经济，多么缺乏竞争力——那田园风光，那悠久传统，那法国国家特征的一部分，也将随之毁灭。而美国也一再要求法国，开放影片及视听产品的自由贸易，可是法国人却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支持之下大力抗拒。因为若应美方所请，美国娱乐事业挟着好莱坞的旧日雄风，在大有重建世界影视霸权的气势之下，其产品必将泛滥法国的公私银（屏）幕（虽说这些以美国为基地的娱乐事业，如今已为多国所有并控制）。但是真正原因还不止此一端，法国人还觉得——倒也不失正确——岂可让纯粹以赢利为目的商业化经营，导致法语影片生产的末日。不论经济的理由为何，人生当中，毕竟还有一些必须刻意保护的东西。

老式的各民族国家，不论是中央或联邦性质，以及如“欧盟”类的超国家联合实体，通常都负起开发其整体区域的责任，就某种程度而言，也平摊了它们之间总体的负担与利益。这种举动，意味着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可以从比较进步富有的地区获得补助（经由某种中央分配的机制体系），有时甚至予以优先投资，以求缩小差距。但是欧共体组织实际得很，它的成员资格，只授予贫穷落后程度不致造成其余成员国过度负担的国家。

族群认同政治，与世纪末的种族国家主义具有一项相同之处，即两者都坚称，在一个人对群体的认同里，包含着某种关系到生存和所谓与生俱来、不可更易而因此属于永久性的个人特质。而这些特质只与群体中的其他成员所共有，除此之外，别无他人拥有。绝无仅有的排他性，便成了最高定义，因为各个人类社会之间的相异性，事实上已经极为稀薄。于是，美国的犹太年轻人迫切寻“根”，因为当年指认他们为犹太族的鲜明印记已经失去效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隔离歧视更不复见。加拿大的“魁北克”，虽然口口声声力主自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但是魁北克之在加拿大成为一支主要力量，却正在它退下了直到60年代以前始终“截然不同”的鲜明色彩之后方才发生（Ignatieff，1993，pp.115～117）。都市社会中的种族成分变迁流动，若高举种族分辨群体的绝对依据，实有专断造作之嫌。

在理论上，这个世界已经依种族被分裂为许多同质性的领土。然而即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由于人口的大量流动（工人、旅客、生意人、技术专家，等等），时尚的风行，以及全球性经济无孔不入的触角，而无可避免再度变成异质性的社会，此情此景，于中欧历历在目；而此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却曾遭过“种族净化”的毒手。此情此景，也必将发生在一个日益都市化的世界里面。
因此，认同式的政治，以及世纪末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用来处理20世纪末期种种困境难题的方法，它只是面对这些难题时产生的情绪反应。然而在20世纪接近尾声之际，解决这些难题的机制何在，方法何在，却显然越来越成问题。民族国家不再能挑起这个任务。可是谁能呢？

其成员数目的增加，以及欧盟本身权力的扩大，虽然难免引发各成员国政府及国内舆论的不满及抗拒，可是其权力规模的增长，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欧盟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强大，是因它非经选举设立的布鲁塞尔中央机构，可以独立裁定决策，完全不受民主政治的压力左右。唯一极为间接的影响，只有经由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举行定期会议及协商（各成员国政府则是由选举产生）。欧盟特殊的办事方式，使得它可以以一个超国家权力机构的方式有效运作，只需受到某些特定的否决权牵制而已。

凯恩斯和怀特，若见到当初自己建立的这两个世界金融组织竟然一变至此，将不知作何感想。他们当初怀有的目的——更别说两人在各自国内达到全面就业的目标——与今天的演变完全不同。

第十五章 第三世界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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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保持国际现状”的最大护法师的美国将第三世界的动荡种子归咎于苏联；至少，它也把这种骚乱状态，看作对方在全球霸权争夺战中的一大资产。几乎自冷战开始，美国便全力出击对抗这一威胁，从经济援助开始，到意识形态宣传，正式与非正式的军事颠覆，一直到掀起大战，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它采取的方式，以与当地友好政权或收买当地政权合作为上策，可是如有必要，即使没有当地拥护也不惜为之。于是在两次大战战火告息，世界自19世纪以来进入最长一段和平时期的同时，第三世界却成了一片战区。

几十年来，基本上苏联都采取相当实际的态度，来处理它与第三世界革命派、激进派，或解放运动的关系，因为苏方并不打算，也不期望，扩大它现有在西方世界的共产党地盘，以及中国在东方一带的介入范围（不过它对中国的影响力无法全盘控制）。这种政策，即使在赫鲁晓夫时代（1956～1964）也不曾改变。

一直到70年代中期，都没有任何明显证据显示，苏联意欲借革命将共产党阵营地盘向前扩展。即使到了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的动作也表示它只是无心栽柳，刚巧从中得利罢了。老一辈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赫鲁晓夫一心一意，只指望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的优越性，可以把资本主义埋葬而已。

第三世界的重要性，并不限于有十月革命传统的老革命家，或对50年代虽兴旺却世俗的平庸现象感到灰心的所谓浪漫人士，整个左翼路线，包括人道主义的自由派，以及温和派的社会民主党人，都需要一样东西赐予他们理想——单单是社会安全制度立法，以及不断升高的实际所得，哪里足够——第三世界，可以保存他们的理想；而遵循启蒙运动伟大传统的党派，除了理想之外，也需要实际的政治以供他们行动。少了这些，他们便无法生存。否则，我们如何解释那些主张非革命性的进步楷模斯堪的纳维亚、荷兰，以及那相当于19世纪宣教团使命的20世纪后期（新教）“世界基督教会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种种热情支援第三世界的举动？就是这股热情，在20世纪后期引导着欧洲各地的自由派人士，扶持着、维系着第三世界的革命者与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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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之所以获胜，在于巴蒂斯塔的政权本身脆弱不堪，除了为自己利益者外，别无真诚拥护，其领导人物本身，又在腐化之下怠惰懒散。于是从民主资产阶级到共产党，各方政治路线联合的反对力量一兴起，独裁者自己的左右军警爪牙也认定他气数已尽，这个政权便立刻垮台了。卡斯特罗提供了这个气数已尽的证明，他所率领的势力自然便成了正统。叛军胜利的一刻，多数古巴民众均真心感到解放来临，从此希望无穷；而这个解放与希望的象征，就体现在那位年轻的叛军指挥身上。短促的20世纪，是充满了天生领袖气质人物，站在高台之上、麦克风前，被群众当作偶像崇拜的年代。在这些天才英明的领袖当中，恐怕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卡斯特罗一样，拥有如此众多深信不疑、满心爱戴的听众。

但是当时发生的各种状况，却在促使着卡斯特罗的运动一直往共产主义方向走。从那些倾向于拿起枪杆子打游击的人开始，他们所鼓吹的一般性社会革命理论，到麦卡锡参议员在美国掀起反共高潮的10年间，都使得反对帝国主义的拉丁美洲起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较为情投意合。全球性的冷战局面，更使整件事水到渠成。如果新政权讨厌美国——十之八九，一定如此——只消对美方投资造成威胁，保证可以得到美国头号大敌的同情支援。更有甚者，卡斯特罗经常在数百万民众前独白式的治理作风，也不是治天下的方式，就连任何一个小国或革命也不能长久。即使是民粹主义，也需要某种形式的组织；而共产党则是唯一站在革命一方，并可以提供给他这种组织的团体。双方彼此需要，不久便结为一体。

智利从此又是1970年军政权的当家行为盛行——处决、屠杀（官方或半官方式），有系统地折磨虐待监狱犯人，政治反对人士相继大批流亡。军方首脑皮诺切特将军执政的17年里，在经济上却执行极端的自由主义。因此再度证明，别的不论，政治的自由民主，与经济的自由主义，在现实上并非绝对的天生伙伴。

如果说，根据“世界体系”说，世上的烦恼之源，不是出于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却在于第三世界于16世纪陷于欧洲殖民主义之手，那么，只要在20世纪，将历史的过程反转过来，第一世界感到束手无策的革命人士，便能有突破之路，冲出这个无能为力的困境了。难怪有关这方面最有力的言论，往往来自美国的马克思派，因为想要靠美国的内部力量，产生赢得社会主义胜利的希望，实在太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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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除了人数众多，更有三项政治特征助其威风，愈增其政治要求的效力。其一，他们全部聚集在硕大无朋的知识工厂中，动员容易，比起社会真实大工厂里的工人，空间时间绰绰有余。其二，他们通常都在各国首都大城之内，随时在政客的眼目及媒体的照相机紧盯之下。其三，身为受教育的阶级，经常也是殷实的中产阶级之后，而且更是供本国社会擢取统治新秀的来源（举世皆然，尤以第三世界为最），当局对他们自然多有容忍，不会像对付下等阶级般轻易开枪扫射。在欧洲，不论东西，甚至在1968年5月的巴黎，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暴乱及街头冲突当中，学生都不曾遭到严重的伤亡。有关当局小心谨慎，全力避免造成伤亡。

西方学生的叛乱行动，文化革命的色彩较浓，是一种抗拒的表现，排斥社会上由“中产阶级父母”价值观所代表的一切事物

再没有人指望西方世界会真的爆发社会革命了。多数的革命者，甚至不认为工人阶级——那被马克思誉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一群——在根本上属于革命的同路人；只有那些对正统教条依然忠心的人，才会抱着这个说法不放。在西半球，无论是拉丁美洲坚守理论的极左派，还是北美学生的实际行动派，旧有的“无产阶级大众”甚至被他们嗤之以鼻，被视为激进主义的大敌。因为在他们的眼里，“无产阶级”者，如今若不是享有优惠待遇的工人阶层中的贵族，就是爱国心迷的越战拥护者。

国际共运的落幕，也是其他任何一种主张国际路线的社会主义或社会革命的尾声，因为这些异议分子与反莫斯科人士，除了各成一派之外，再也无法组成有效力的国际组织。唯一尚能模糊唤起全世界解放传统印象的机构，只剩下社会主义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1951）。这个组织，如今代表的却是已经正式放弃任何一种革命路线的政府和党派，其中多数在西方；更有甚者，多数甚至连对马克思思想的信仰也完全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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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革命，是第一次在激进主义旗帜下发起并获胜的革命，也是第一起靠民粹神权取代旧政权的革命。而这项民粹神权宣示的计划目标，乃是要返回公元7世纪的社会——或者换句话说，既然我们所谈的是一个伊斯兰的世界，它所要重返的乃是神圣的《古兰经》撰成之际，穆罕默德出奔（hijra）之后的社会环境。对老一派的革命者来说，这种新发展就如同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竟然起来领导1848年的罗马革命般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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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大规模运动的最大成就，在于凸显出政权已经失去其合法的代表地位。在伊朗，以及在1917年的圣彼得堡，政权合法性的失去，是以最古典标准的形式展示，即军警拒绝继续听命于政权。在东欧，群众运动则让已经在苏联拒伸援手之下锐气大挫的旧政权认清事实，恍然之间自己的气数已尽。这真是列宁教科书的标准范例：人民用脚投票，可能比真正的选票更为有效。当然，单单靠老百姓不能成事，革命不会因此便成功。他们不是军队，只不过是一群民众而已，或是各个人在统计上的聚合。他们需要有人领导，需要有政治上的结构或策略才能使革命奏效。伊朗民众之所以能够动员是出于一场反对国王政权的政治抗议运动，但是将这个运动转化成革命的关键，却在数百万人欣然从之。群众应上层政治号召，直接大规模地介入。众多先例，也都符合这同一类的模式——如20年代和30年代印度国大党呼吁民众对英国采取不合作运动（见第七章），以及阿根廷有名的“效忠日”（Day of Loyalty）上，庇隆总统的支持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主广场（Plaza de Mayo）要求释放他们被捕的英雄（1945年）。更有甚者，最重要的因素并不在其人数，却在如此众多的人数可以在一个让他们高度发挥效果的状况下行动。

群众运动的复苏还有另外一项因素，即全球的城市化，尤其在第三世界为最。在早期古典的革命时代，从1789～1917年，旧政权都是在大都会中遭到推翻；可是后来新起的政权，却是在话都讲不清楚的乡村草民拥戴之下成为永久。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革命，其新奇之处，即在于革命是从乡间发动，一旦胜利之后，再进入城市。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除了几处实在落后的地区之外，革命又开始从城市发动，甚至在第三世界也不例外。这种趋向，势无可免，因为如今任何一个大国家的人民大多居于城市（至少看来如此），而且，也由于权力中心所在的大都市，足以抵挡农村来的挑战（现代科技之功，自然绝不可没）——只要当权者尚未失去民心。阿富汗战争（1979～1988）即证明，一个以城市为基地的政权，依然可以在农村反叛力量层出的典型游击战乡间继续生存。因为它有人撑腰，有人给资金，更有现代高科技的武器装备，甚至在它一度完全依赖的外国军队撤出之后，也依然可以不为所动。纳吉布拉（Najibullah）总统的政府，出乎众人意料，在苏联军队撤退数年之后依然残存。即使它最后终于垮台，也不是出于喀布尔不再能对付农村武力，而是因为他自己麾下的职业士兵倒戈。1991年海湾战争之后，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也照样屹立于伊拉克而末倒，虽然军队元气大伤，却依旧能够南征北讨，对付其国内的反叛势力，其中原因，即在他未曾失去巴格达市（Baghdad）。20世纪后期的革命，必须在都市起事才能成功。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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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所以中国的心态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为不同，我们是复兴，他们是崛起（如果可以的话）。

中国民族的同一性不但远超过其他许多国家——94％的人口为汉族——并且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虽然其间或有分裂中断），至少可能已有2000年历史之久。更重要的是，在200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并在绝大多数关心天下事的中国人心目当中，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与典范。反之，在所有其他由共产党政权获胜执政的国家中，除了极其少的例外，由苏联开始，都是自认为文化边区，相比于先进文明中心显然落后的不毛之地。斯大林年代的苏联为什么极声尖叫，一再强调自己不必依赖西方的知识科技，大力坚持自力研制从电话到飞机所有先进的创新发明，就是它自认不如的心态的明显流露。

一切，只有在那古文明的捍卫者——古老的封建国家——成为废墟之上才能实现；只有经由社会革命，在同时也是打倒孔老夫子学说的文化革命中，才能真正展开。
中国共产党，因此既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又兼有民族主义气质

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性格，既通过上层与中层出身的知识分子体现，他们为20世纪的中国政治运动，提供了大多数的领导人才，也透过中国民众普遍感受的情感体现。中国人民认为，那一批批野蛮的洋鬼子，不论对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中国人个人而言，或对中国作为国家整体来说，都没有半点好处。自从19世纪中期以来，每一个有点实力的外国势力，中国都受过它们攻击，曾被它们击败，惨遭它们瓜分，受到它们的剥削和利用。因此，中国人这种深恶痛绝的感受，自然绝不是无的放矢。

国民党毕竟缺乏吸引中国人民大众的真正目标，再加上它放弃了当时同时也具有现代化及复兴民族意义的革命路线，因此当然不是共产党的对手。

蒋介石在城市中产阶级中，拥有相当的拥护基础，海外华侨对他的支持恐怕更大。可是中国的老百姓，却有九成住在城市之外，中国土地亦有九成属于乡间。这些广阔的地域——如果有半点控制的话——都在当地有势力的人手中，从拥兵自重的军阀，到前朝遗留的士绅，不一而足，而国民党则与他们达成妥协。日本人大规模发动侵华，国民党军队无法抵御日军对其精华力量所在沿海各城市的猛烈攻击。而在中国其余各地，国民党则终于成为它一向有可能变成的又一个地主加军阀的腐化政权，就算它从事抗日，效果也极其有限。与此同时，共产党却动员了群众，在敌后进行抗日，卓有成效。

到21世纪时，除了中国以外，世界将再无共产党国家；而共产主义，也将在中国成为民族性的意识思维。他的意思既在于此。因为对多数中国人而言，这场革命，主要也是一场“复旧”：回归和平秩序与福利安康，重返袭自唐代的政府制度，恢复伟大国家与文明的旧观。

若非深信“主观意志”的力量无限，若不是以为只要愿意，人定可以移山胜天，“大跃进”这种过火行为，根本难以想象，又怎么可能发生？专家可以告诉你，什么事办得到什么事办不到；可是只要有了革命狂热，却可以克服一切物质障碍，意志力能够转变外物。因此“红”的意义，并不在其比“专”重要，而在它指出了另一条路。

艺术家浪漫的观点，就是这股浪漫心态，引导他不顾党内其他领导人士提出的疑虑与务实忠告，径自于1956～1957年间，发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呼吁旧精英分子出来响应，自由发表他们的看法。毛泽东发起这个运动，是基于一项假定，他以为这些老知识分子，或许已经在革命中（甚或由于他本人的感召），完全改造了。结果，正如其他“感召力量比较欠佳”的同志所担心的一般，这股自由思想的突然奔流，反证明众人对新秩序毫无一致认同的热情。毛泽东心中对知识分子天生具有的那股不信任心理，于是获得证实；他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不信任，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达到最高表现程度。十年之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等于完全停摆，原有的知识分子纷纷被送到乡间劳动。

旧社会坚持的和谐不移，正是中国的弱点所在——这一点，其实是毛泽东在马克思学说中找出论点支持自己想法的又一章。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本身，必须靠不断的一再斗争，方能保持血脉畅通而不阻塞。革命，永远不能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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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中国实行的新路线，不啻为最坦白公开的承认：“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的构造需要大事修改。而且除了中国而外，当世界由70年代步入80年代时，凡是世上自称为社会主义的制度，显然都出了极大的弊病。

到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不但经济落后，连一般性的社会指标，如死亡率也停止缩减，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打击之重，莫此为甚——因为根据社会主义的精神，它应无须过度倚重其创造财富的能力，即可经由社会正义，改进一般人民的生活质量。

“特权阶层”一词（这个名词在1980年以前几乎默默无闻，只在苏共行政体系的词汇中出现而已），却正好暗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那种自私自利的官僚系统的弱点所在：也就是无能与腐败的混合体。事实上情况也愈来愈明显，苏联本身的经营，的确是在一个走后门、拉关系、照顾自己人等充满了营私舞弊的系统之中进行。

忽然有了这股意想不到的财富，才使得勃列日涅夫政权在革命浪潮再度扫遍第三世界的70年代中期，跃跃欲试，意图与美国在国际上一争短长（见第十五章）；而也正因如此，使它一头撞进了自杀性的军备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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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轨道内外，所有其他共产党国家政府都很清楚，重大的转变势在必行。然而，即使对这位新的总书记来说，改革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却依然一片朦胧。
为戈尔巴乔夫所声讨的“停滞年代”，事实也是苏联精英阶层处于激烈政治文化动荡的年代。这些人不但包括那一小群高居苏联阶梯顶层（即真正决定并唯一能决定政治方针的人），以及自我选拔诞生的共产党领导；同时也涵盖人数相当多、受过教育及技术训练的中产阶级；以及实际负责国家运转的经济管理人员，包括各种学术界的科技知识分子、专家、主管等等。

重要的并不是谁在克里姆林宫里党同伐异、上台下台，而是其中存在的两项条件，才使得像戈尔巴乔夫这类人得以上台掌权。其一，是勃列日涅夫时代共产党领导阶层中日益严重而且越发遮掩不住的腐败现象，看在党内依然笃信共产主义思想的一群人眼里（不管这种信仰是以多么扭曲的形式出现），自然会感到愤怒不已。而一个共产党，不管堕落到什么程度，如果其中缺少一些社会主义者的领导人，那就像一个罗马天主教会，没有由天主教徒出任主教及枢机主教一般；因为两者都是建立在真实信仰的体系之上。其二，那些受过教育、有科技能力、真正保苏联仍运作不息的一群人，他们都深深感到，若再用激烈手段，进行根本上的变革，苏联经济迟早会完蛋。不单单因为体制内天生缺乏效率弹性，同时也由于它意欲登上军事霸权宝座，越发深化了它的弱点——像这样一个衰退中的经济，根本就不可能支撑它的军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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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证明，在重建与公开性之间，却有着不可调解的冲突存在。因为唯一能让苏联体制运作或转型的事物，就是沿袭斯大林时代的党政合一发号施令的结构。这种结构，即使回到沙皇年代，也是俄国历史中熟悉的景象。改革从上而来，可是与此同时，党和国家本身的结构，却成为进行改革的最大障碍。这个系统是由它所造，它也为此调整适应，它在其中有着极大的既得利益，现在要它为这个系统找出第二条路，实在是勉为其难。

苏维埃的制度及运作方法，基本上是军事性的，军队民主化，并不能改进它们的效率。而另一方面，如果不再需要这个军事化的系统，那么在动手毁掉之前，就应该仔细筹划，先把替代的文人系统建立起来，否则改革非但不能带来重建，反而导致崩溃。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便是陷在“公开性”与“重建”之间，日益深刻的断层中了。

注: 简单点说，就是被忽悠瘸了。

不幸的是，经济改革家们对自己所反对、所要扫除的事物，虽然界定得很清楚，但是在积极的另一面上，即他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那个由公私或合作经营的大小企业，在经济上有生存力，在运作上有自主权，并在“经济决策中心”的总体统筹之下配合无间的经济社会——却终始只是空论的高调而已。这徒然是一种理想，表示在鱼与熊掌之间，改革派想要两者兼得，一方面得到资本主义的好处，另一方面又不失去社会主义的优点。但是实际的方法为何，如何才能把一个由国家主导中央号令的经济体制，过渡成为理想中的新制度，却没有人有半点主意。同样重要的是，在这个可想见的未来必然有公私营制度并行的经济体系里，到底该如何运作，同样也无人知晓。撒切尔和里根派的极端自由市场主义，之所以吸引年轻的改革知识分子，就在于它提供的处方不只是一剂猛药，同时也许诺他们，所有的毛病都将迎刃而解，自动痊愈（结果它并没有这种灵效——其实事先就该料到）。

中国的文化传统，到底对中国人有何帮助，使其能够在无论哪一种社会之下，都对经济发展产生动力，这个问题，就得留待21世纪的史学家去探索了。

事实上将苏联加速逼近断崖绝壁的真正原因，是“公开性”导致的权威解体，以及“重建”对原有机制造成的无尽破坏，两者相乘，却不曾提供另外一个替代之道，人民生活水平因而愈发下降。同时，苏联却又走上多党制的选举政治，全国终于陷入无主的经济混乱：自从计划经济问世以来，苏联头一回不见五年计划（Di Leo，1992，p.100n）。种种因素凑在一起，造成强大的爆炸力，苏联政治经济一统的薄弱基础，至此完全破坏无遗。

除了在新成立的民主议会（或所谓宪政公共议会）内部以外，会外根本没有人给予“人民大会”（Peoples Congress）及“最高苏维埃”半点注意。苏联境内，已经无人管事，也没有谁听谁的了。

一旁严密观察的共产党国家，从激进改革派的中国（至少在经济事务上是如此），一直到强硬坚持旧式中央集权的古巴（见第十五章）。对于苏联当局贸然放手，纵身便跳进全面开放、削弱权威的大胆作风，它们恐怕都心存疑虑，不以为然。自由化及民主运动的风潮袭至中国，中国政府决定以最明确的手段——显然是在相当的迟疑与激烈的内部争执之后——重建它的权威。1989年后共产党政权的相继倒台，于是只局限于苏联及其轨道上绕行的卫星政权（并包括在两次大战间选择了苏联羽翼而非中国支配的外蒙古）。三家犹存的亚洲共产党政权（中国、朝鲜、越南），以及遥远孤立的古巴，则未曾受到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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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政权便试着谋求和平转移（如在波兰和匈牙利）。强硬派则仍然坚持到底（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一直到大势已去，人民显然不再服从听话，才弃械投降——虽然事实上它们依然可以指挥军警。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原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旦认清自己气数已尽，便都静静地自行下台。这一招，无形中却正给了西方宣传家一记耳光。因为后者早就一再辩称，要“极权政权”自动地和平交出大权，无异于缘木求鱼。

苏联的瓦解，主要是由于中央权力的解体，迫使境内各个区域或下级单位，不得不开始自己照顾自己，并全力抢救眼前这已一塌糊涂的残存经济。苏联最后两年发生的大小事情，背后都有饥饿和短缺两项因素存在。改革派失望灰心之余（他们多数是开放政策下最明显的受惠者——学者们），被迫走上预言式的极端：除非旧系统完全瓦解，有关它的一切全部毁去，否则将一筹莫展。就经济角度看，即以完全私有化彻底粉碎旧的一套，并以百分之百的自由市场立即取而代之，而且不计任何代价，务在必行。于是在数周或数月之内，迅速推动这项计划的惊人蓝图出笼了。当时甚至有一个所谓“五百天计划”之说。可是这些政策，并非基于对自由市场及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认识，但是来自英美经济学界的访问学者及金融专家，对此却热烈推荐。后者的高见，同样也不是基于对苏联经济真相的任何了解。双方都认为，现有的制度（或者换句话说，目前还存在着的那个中央指令制度），远不如以私有财产制及私人企业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他们也同时看出，旧有的系统即使再经修补，也必将注定灭亡。以上看法固然相当正确，但是他们却不曾处理实际上的问题，即如何将这样一个中央计划指令型的经济，转型变成任何一种的市场驱动经济。相反地，他们只一味抽象论证，证明在5年经济期内，市场经济将带来何等好处。他们声称，一旦供需法则得以自由发挥，届时货架上将自动堆满一度为厂商积压的商品，而且价格实惠合宜。可是长久以来受苦受难的苏联百姓，知道这种好事不会发生——等到旧系统消失之后，这种震荡式的自由派疗法，也曾获得短期施行，结果好梦果然没有成真。更有甚者，当时凡是态度严肃的观察家，都相信到了公元2000年时，苏联经济的国营部门，还将占有极大比例。这种公有制与私有制并行的混合经济，根本就为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信徒所驳斥。他们毫无操作或转变这种经济的良策。

情形已然改观，徒然在形式上象征性宣布权力，已经不够了。戈尔巴乔夫毕竟没错：“重建”政策，改变了这个社会，打垮了阴谋叛变者的企图。可是，也同样击垮了他自己。

经济、国家、社会，各种问题却一项也未解决。就某方面而言，现在反而比原来更糟，因为其他共和国，都开始害怕起俄罗斯——在此之前，它们根本不用担心不讲民族主义的苏联。更何况俄罗斯民族主义，正是叶利钦手上最有用的一张好牌，可以用来笼络以大俄罗斯人民为核心的军队，而且，由于其他共和国内住有大量的俄罗斯族居民，叶利钦也暗示可能有重划版图的必要，于是更加速了全面分离的脚步：乌克兰立刻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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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基于多数人信仰的宗教，却是一个“基本干部骨干”的信仰，或借用列宁之语，乃是靠“先锋队”杀敌陷阵。而且，甚至连毛泽东那有名的比喻，所谓游击队在农民大众中成功活动叫“如鱼得水”，这也暗指着两种不同的成分：一是主动的“鱼”，一是被动的“水”。非官方的工会及社会主义运动（包括某些大规模的共产党派），也许与他们所在的社区或选民共息共存，如煤矿村镇之例。可是另一方面，共产党的管理阶层却全都是——经由挑选和限定的——少数精英。“群众”是否赞同共产主义，并不在于他们本身的信仰，却在于他们对共产党的评价——共产党政权能够为他们带来什么样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与他人相比又如何。一旦共产党不再能掩盖事实，不再能将民众与外界隔离起来，那么不需直接接触，只消听到外头一点风声，就足以动摇人民之前对共产党的评价。

对共产党的干部而言，一旦他们献身的目标，那普世得救的千禧年国度，变成不可望也不可即的未来时，便也得将目光投注在世俗生活的平凡满足之上。但是一旦这种转变发生——相当常见的情况——他们到底该怎么做，党已不再给予他们任何指导。简单地说，依照共产主义本身的意识形态，它要求的判断标准，是眼前立即的成功；对失败，则竭力反对。

苏联，依照1917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致看法（包括俄罗斯本国的马克思派别在内），却是根本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结果强行尝试之下，虽然达到相当了不起的成就——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败德国就非同小可——可是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令人无法原谅的惨重人命牺牲、最终陷入死胡同的瘫痪经济，以及一个令人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的政治制度。

将整体性社会主义的问题，与特定性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验做一区分。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并不表示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便不可行。事实上，就因为苏联式中央指令计划的死胡同经济走不通，无法将它自己改造成“市场性社会主义”，更证实两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第十七章 先锋派已死——1950年后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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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将艺术人文，当作一支拥有自身特定规则的人类活动，因此也可以在这种隔离的条件下加以评价。然而在革命为人类生活面貌带来重大改变的时代里，这种对某层面的历史进行单独研究的老法子，虽然现成，虽然方便，却显得越来越不合实际了。其一，这不只是因为“艺术创造”与“人工巧制”之间的分野越来越趋模糊——有时甚至完全消失。或许是因为在20世纪末的时刻，那群颇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们认为，若硬要决定莎士比亚的《麦克白》（Macbeth）与《蝙蝠侠》（Batman）孰优孰劣，不但是不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做法，而且有反民主的嫌疑。其二，同时也由于种种决定艺术事件产生的力量，也越来越起于艺术本身之外。在这个科技革命高度发展的时代，许多因素更属于科技性的一面。

科技不但使得艺术无所不在，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艺术的印象。这是一个以流行乐的标准制作方式制作电子合成音乐的时代；这是一个随便哪个儿童都会摁下按钮定格、倒带重放的时代（而过去唯一可以倒退重读的东西，只有书本上的文字）；这也是一个科技出神入化，可以在30秒电视广告时间之中，就尽述一则生动故事，使传统舞台效果相形见绌的时代。对于在这样一个时代中长大的现代视听大众来说，现代高科技可以让他在数秒之内转遍全部频道，怎么可能再叫他捕捉这类高科技出现之前的那种按部就班、直线式的感受方式？科技使得艺术世界完全改观，不过受其影响最大最早者，首推流行艺术与娱乐界，远胜于“高雅艺术”，尤其是较为传统的某些艺术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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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大灾难时期过后，世界高雅艺术的发展发生了地理上的变化，由精粹文化的传统中心地带（欧洲）向外移出；二是基于当时全球空前繁荣的景象，支持高雅艺术活动的财源也大为增加。但是若再仔细研究，却可发现，其实情况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值得欢欣鼓舞。

意义更为重大的变化，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其政治意味，似乎比其文学鉴赏的品位更令人寻味——从60年代起，开始认真考虑非欧洲作家的作品。

狂热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风，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苏联部分地区开始兴起，如索尔仁尼琴所表现的正统及崇尚斯拉夫风格，以及帕拉加诺夫（Sergei Paradjanov，1924～）电影中所传达的亚美尼亚中古神秘主义气息等。其中原因，即在艺术家无路可走，他们既然反对政府及党标榜的一切事物（正如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便只有向本土的保守风格吸取传统。更有甚者，苏联的知识阶层，不但完全隔离于政府体系之外，与苏联一般平民大众也格格不入。后者接受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地位，并调整自己，默默配合这个他们唯一所知的生活方式；而事实上在60年代和70年代，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有着长足进步。知识分子憎恨统治者，鄙视被统治者，即使在他们讴歌农民，将理想化的俄罗斯精神寄寓在苏联农民形象上时也不例外（如那些“新尚斯拉夫派”）。其实，他们理想中的农民化身早就不存在了。

在没有真正的政治民主及新闻自由的情况下，也唯有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才能为老百姓——至少为其中受过教育者——表达心声。这一类感受，并不限于共产党国家的艺术家，同样也出现于那些知识分子也与当前政治制度不和，虽然并非毫无限制却多少可以公开畅所欲言的国家里面。以南非为例，便因种族隔离制度的刺激，使得反对者当中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这是这块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现象。50年代中，墨西哥以南拉丁美洲的多数知识分子，一生中恐怕也都曾经历过某段时期成为政治难民的日子。他们对西半球这一地区的文化贡献，自是不容忽略；土耳其知识分子的情况亦然。

在财务优惠的鼓励下，美国的亿万富豪热心捐助教育、学术、文化，出手比世上任何一处都为大方。这一方面是出于对生活中更高层次事物的真心喜爱，尤其是那些白手起家，第一代的企业大亨，另一方面，也因为美国社会缺乏正式的社会等级，能够有一点文化世家贵族的地位，总是聊胜于无了。于是这些大手笔的艺术豪客们，不但纷纷将自己的收藏品捐献给国家或市立艺术馆（这是过去的老做法）；更竞相成立以自己命名的展览场地，至少也在已有的博物馆内，拥有一处自己的画廊。而其中的艺术品，则根据拥有者或捐献者规定的形式展出。

20世纪文化的决定性发展，首推以大众为对象的通俗娱乐事业，其革命性的蓬勃增长，不但将传统高雅艺术推往局限于精英阶级的小圈子内；而且自20世纪中期开始，这个精英文化圈的成员也多属有较高教育程度之人。戏剧和歌剧的观众、本国文学经典及纯文学诗作散文的读者、博物馆及艺术的参观者，绝大多数都是至少完成中等教育的人。

在同一部影片里，一方面向高品味的精英推介自己广涵厚蕴、博大精深的电影修养——因为只有后者，才能了解影片中所要传达的暗喻，另一方面却只要拿那些血腥色情的东西满足通俗大众（当然最好连票房在内）就可以了。

今天的艺术人才，根本放弃了寻求表达的旧方式，因为新方式已诞生，其吸引力更甚，报酬更丰。正如年轻一代的“前卫”作曲家——即使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如奥瑞克和布瑞顿，即可能受不住诱惑，改替电影配乐而不为弦乐四重奏作曲。而绘画上的许多细节，如今已被照相机的胜利取代，以时装的展示为例，便由照片完全代替，再无须劳动画笔细描。至于连载小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已濒临死亡，进入电视时代，更全面投降，让位于屏幕上的连续剧。而电影，更取代了小说和戏剧的双重地位。因为在工厂式的好莱坞大制作制度沦落以后，新一代的电影不但容许个人才情更大发挥，而且有大量的电影观众，回归于各自家中的电视机前，先是收看电影节目，接着观赏录像带。在今天的文化社会中，若每有一位热爱古典文化的人士，可以从不过五名依然在世的剧作家中，正确地说出两部舞台剧的作者，相对地，就可以找出50名电影迷来，能够如数家珍，背出一打甚至一打以上导演的重要作品。事实上这是理所当然，再自然也没有的结果。唯一仍在挽救传统艺术类型，使其不致进一步快速坠落的，只剩下旧式“高雅文化”所伴随的社会地位了。

还能在职业、教育或其他学习目的以外找到阅读意义的认真读者，在今天已成为少之又少的稀有动物。教育的革命，虽然在名目上大大扩增了受教育的人数，可是实际的阅读能力，却在许多理论上应该全民识字的国家里日见低落。因为印刷文字，已经不再是一扇大门，可以让人进入那超越口耳相传阶段以外的广大世界。50年代以后，甚至连西方富有国家受过教育者的儿女，也不再像其父母一辈，那么自然地亲近书籍了。

另有一个破坏高雅艺术更大的因素，即“现代主义”的死亡。自从19世纪晚期以还，不以实用为目的的美术创作，即在现代主义的提携下得以扶正。而“现代主义”更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打破一切限制束缚的有力辩白。创新，是现代主义的真精神。借科技以为譬喻，所谓“现代”（modernity），即暗地假定艺术也是进步式的，因此今日新潮，一定胜于昨日旧风。于是循此定义，现代艺术是“先锋”者的艺术（“先锋”一词，在19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艺术批评语汇），也就是少数人的艺术。在理论上，有朝一日必将能夺得多数人艺术的地位；可是在实际上，却由于尚未多数化而沾沾自喜。不论其特定的形式如何，基本上“现代主义”是对19世纪资产阶级自由派趣味及旧习的反动，包括社会与艺术两方面。同时也基于一种认识，认为有必要为科技上与社会上都已经发生惊天动地大革命的20世纪，创造一种比较合适的艺术形式。简单地说，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德皇威廉，或美国威尔逊总统御下的旧日艺术，根本就不适合现代人的身份和趣味（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九章）。理想上，这两项目标可以相辅相成，如立体派，即是对维多利亚画派的驳斥，也是一种取代这种旧画风的新途径，同时更是一组由还其本我的“艺术家们”所创作的还其本我的“艺术作品”。但是在实际上，两项目标却不见得同时发生，正如很久以前，杜尚的便壶和达达艺术精心传递的艺术虚无主义，即已证实此论的不实。这些东西，并不打算被视为任何艺术，事实上根本就反艺术。但是在理想上，“现代派艺术家”又以为他们在20世纪所寻找的社会价值，与将之诉诸文字、声音、图像的方式应当自然融合汇流；正如它们在现代派建筑上斐然的成果一般。因为现代的建筑，不正是一种以适合社会乌托邦理想的形式，将社会乌托邦体现出来的建筑风格吗？但是在这里，形式与实质却再度缺乏合理的逻辑联系。比如说，为什么勒·柯布西耶建造的“辉煌城”（cité radieuse）内的高楼，就一定得是平顶，而不是斜顶的呢？

60年代末期起，对现代主义反动的现象开始愈为明显；到80年代，在“后现代”（post.modernism）的标签之下，这股风气变得更加时髦起来。“后现代”其实说不上是一种“运动”，它的精神，在于拒绝现有的任何艺术评价标准；事实上，根本拒绝任何标准存在的可能。“后现代”在建筑上首先亮相，便是在摩天大楼顶层盖上18世纪新古典奇彭代尔式（Chippendale）的山形墙尖顶。最令人感到刺激的，乃是向现代派挑战者不是别人，竟就是“国际风格”一语创始人之一的约翰逊（Philip Johnson，1906～）本人。眼前尽是随意线条的曼哈顿（Manhattan）的天际轮廓，在批评家的眼里，原是现代城市景观的标准模型；如今他们却发现原来那全无结构的洛杉矶市，才有其优点存在。放眼望去，只见有细节，却没有形状；这真是“各行其是”者的天堂乐园——或许是地狱。而现代派建筑外表上看来也许毫无理性可循，事实上却始终遵循着美感道德的法则行事。但是后现代兴起了；从此开始，什么规矩都没有了。

所有的“后现代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对客观性现实的存在存疑；或可说，对以理性方法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极表怀疑。它们都倾向于一种激进的“相对观点”（relativism），因此，它们也都对一个建立在相反假定之上的世界的本质，提出挑战——换句话说，它们质疑的对象，就是这个被以此为出发点的科技所转型的世界，以及反映其本质的所谓进步的意识形态。

先锋派革命的大业，从一开始便注定了失败的命运：一是由于其理性上的恣意专断，另一则出于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社会在制作模式上的艺术创作本质。在过去数百年里，前卫的艺术家所做的任何意图性宣示，论其目的与手段，也即目标和方法，几乎都缺乏必然的一贯性。某种特定的创新形式，并不一定便是拒斥旧形式的必然结果。

“科技复制性”的世纪，不仅改变了创作方式——因此电影，以及其他所有由电影而生的事物（电视、录像带），就成为20世纪的中心艺术——而且也改变了世人观照现实并体验创作物的方式。19世纪资产阶级文明里的典型标志，如博物馆、画廊、音乐厅、公共剧院，为世间文化的膜拜者提供了瞻仰的庙堂，可是却不再是20世纪的方式途径了。如今挤满在这些古典“教堂”里的信众，少有本地的人，多是被旅游业带来的外国游客。旅游与教育，于是成为这种艺术消费形式的最后要塞。今天经历过这种文化经验的人数，自然远比以往为多。可是就连这些在佛罗伦萨乌菲齐美术馆（Florence Uffizi）急急挤到前排，然后在一片静默的敬畏中，瞻仰名画《春》（Primavera）的观众，或是那些为准备考试，才不得不阅读莎士比亚，结果却深受感动的学子，他们日常的生活环境，却是另一种与此完全迥异的大千世界。

长久以来，游园、比赛和马戏杂耍式娱乐的运作方式，已经是都市人的街头经验。这从浪漫时代以来，就为艺术家和批评家所熟悉。到了今日，其新奇之处则在科技使得艺术如水银泻地，浸入人们的生活。要想避开美感体验，再也没有比今天更难的了。但是“艺术行为”，却反而在汹涌澎湃的文字、声音和影像的洪流当中消失了，在这个一度被称为艺术的广大空间里失去了踪影。

在严肃与胡闹之间，在伟大与琐细之间，在专业与业余之间，在美好与拙劣之间，还是有可能也有必要进行艺术上的区分。更何况一群利之所在的人，竟口口声声，拒绝这种区别的存在。有些人大言不惭地宣称，只有销售金额，才是区分优劣的唯一准绳；有些人则自以为高人一等主张是精英，是优异；还有些（如后现代派）竟主张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客观判定。因此，辨认工作更加成为必要。事实上，只有有贩卖意识的思想者，以及贩卖商品的推销员，才胆敢厚颜无耻地如此公开表示。但是在私下里，连这些人当中也有多位知道如何鉴别“好”“歹”。

反观今日对某一种声音、某一种图像的狂热激情，到底有多少是基于认同的归属意义？也就是说，它们之受到喜爱，是因为本身的美妙可贵，抑或只因为这是一首“我们的歌”？我们实在不能回答。而在我们能够答复这个问题之前，21世纪当代艺术所将扮演的角色，甚至存亡，都将始终面目隐晦。

在这个日益国际化的世界里，自然科学家讲的是同一种国际语言，采取的是同一种研究方法，却出现一种怪异现象，那就是反使他们多集中于一两处拥有合适设备资源的研究中心，即少数几个高度发达的富国之内，其中尤以美国为著。当年的大灾难时期，世上的天才智囊为了政治理由纷纷从欧洲出逃；但是1945年来，主要却是为了经济原因由贫国改投富国。

即使在发达国家里，科学的分布也渐渐失去分散性，一方面因为人口及资源集中（为了效率之故），另一方面则由于高等教育的巨大增长之下，无形地在教育机构中形成了一个等级，或所谓寡头阶级。50年代和60年代时，美国半数的博士，是出自15家最负盛名的大学研究院，因此愈发吸引了最出色的年轻科学家趋之若鹜。在一个民主的民粹世界里，科学家却成为社会上的精英阶级，集中在数目极少、资助很多的几处研究圣地。作为“科学族”，他们以群体的姿态出现，因为对他们从事的活动而言，沟通交流（“有人可以共谈”），是最重要的中心条件。于是随着时间过去，他们的活动对非科学家的外人来说，越发如谜，奥不可解

我们的不知情，倒也不是由于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而是从事这类高深活动之人，找不出任何理由相告。因为对于他们的工作，我们既不可能有任何贡献；对于他们遇到的难题，恐怕更连听都听不懂吧。

先进前卫的科学技术奇迹，不需要我们有任何认识，也不需我们进行任何修改——就算我们真的了解，或自以为了解——就可以轻松使用。因为别人会替我们，甚至已经替我们想好做好了。更有甚者，即使我们本身是这一行或那一行的专家——即也能够设计、制造，或如果东西出了毛病，知道如何修理——面对着每天日常生活中所有其他科学技术结晶的产品，也不得不屈就门外汉的身份。而且，即使我们真的了解，深悉其中的奥妙原委，事实上这份知识也无必要，与我们实际的操作使用毫无关系。

人们对科学的疑惧，主要基于四种感觉而生：科学的奥妙深不可解；科学的实用及后果晦不可测，甚至有灾祸可能；科学越发强调了个人的无助，并有损及权威之虞。

第十八章 魔法师与徒弟：自然科学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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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解脱之道，就是拒绝相信这些事物可以用“正式科学”解释；并饥渴地信仰那幽不可解的迷雾——“正因为”这些谜团看来不合情理，极端荒唐。至少，到这个未知并且不可知的世界里，人人平等，大家都一样无能为力。科学的胜利愈明显，寻求不可解的饥渴愈浓。

注: 也就是反智倾向了。

今天人们的反应，都不属以上感情，却是对科学主张及统治的一种反抗，有时甚至是有意识的抗拒心理。例如自从科学家证实了氟可以有效降低现代都市人的蛀牙之后，一些边缘团体（又以美国为风气中心），便起来强烈反对在饮用水中加氟的做法。反对的理由，不但是基于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选择是否要降低蛀牙的自由，而且更把加氟视为卑鄙的阴谋（这是最极端的看法），是有心人想借这种强制下毒的手段，戕害一般大众的身体。

随着生活日益为现代科技——包括其中的医学技术——及与之同来的风险所吞没，北美文化的孱弱体质，也有助于这类疑惧心理的散布。美国人好诉讼，喜欢上法庭解决人生一切问题的这种奇怪癖性，更让我们看清他们心中存有的恐惧（Huber，1990，pp.97～118）。

斯大林作风与德国纳粹主义，都是为了实际技术的目的才采纳科学；而科学之为物，却是向一切以先验性真理形式存在的世界观及价值观提出挑战。因此在实际上，这两家政权都拒斥科学，不能接受它向既有事物挑战的姿态。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政权，则基于意识形态理由，与遗传学格格不入。因为其国家政策所致力的原则主张，只要付出足够努力，“任何”改变均可达到。可是科学却不以为然，指出不论就总体的进化而言，或特定的农业而论，这都是不可能的结果。

德国纳粹与苏联两大政权，虽然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却有一种共同信仰，认为它的公民都赞同一个“真正的信条”，只不过这个信条不是天定神谕，而是由世俗的政治—意识形态权威裁定。因此，众多社会民众对科学同有的不安感觉，在此终于找到正式的官方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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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们的发现发明，与基于感官经验（或想象）的“现实”之间的那个环节，忽然断裂。而在科学与基于常识（或想象）的“逻辑”之间的环节，此时也同时断落。两项断裂，彼此强化，因为自然科学的进步，越来越倚重用纸笔写数学公式之人，而不靠实验室内诸公。20世纪，于是成为理论家指导工程师的世界，前者告诉后者应该找些什么，并且应该以其理论之名寻找。换句话说，这将是一个数学家的世界

种种对自然现象探索的伟大突破，效果虽丰，却是建立在过去的废墟之上，并刻意回避对新理论的质疑。所有以往被科学理论认定为肯定恰当的古典信条，如今都已作废，新提出的理论虽然匪夷所思，众人却将疑心暂时搁置。这种现象，不只老一代的科学家感到烦恼。

混沌理论，为旧有的因果律带来了新意义。它将原有的“因果关系”，与“可预测性”之间的关节打破，因为它的意义，不在事本偶然，却在那遵循着特定起因的最后结果，其实并不能事先预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掀起的反核运动，虽然在科学界普遍获得很大支持，主要的支持者，却还是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的反法西斯时代的科学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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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是大批新兴科技专业里中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人物。这个阶级，是苏联制度的最大成就；可是与此同时，这个阶级却也最直接警觉到制度的弱点所在。苏联科学家对其制度的重要性，远胜过他们西方世界的同行。因为是他们，也唯有他们，才使得这个其他方面一无是处的落后经济，可以神气活现地面对美国，以另一超级大国的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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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则不然，虽然也受逻辑及一贯性条件的规范，却发展成某种形式的神学地位——在西方世界，可能更是一代显学。也许正因为经济学能够——并且一向如此——摆脱开这种假设验证的束缚，而物理学却不能。因此，有关经济思想上的学派矛盾、风气改换，很容易便可以用来反映当代经验与思潮的演变。

近年来兴起了两大数学分支：即60年代出现的“灾变论”（catastrophe theory），以及80年代问世的“混沌论”。前者属于60年代，在法国首先发展的“拓扑学”（topology）之一支，主张对渐变造成的突然断裂现象，加以探究——即在连续与间断之间，有何相关关系。后者是源起于美国的新学说，建立于情况发生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及不可测性的模式之上。即明明很细小的事件（如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却可在他处导致巨大后果（造成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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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特质，兼受遗传与环境两面影响，既有基因的成分，也有文化的作为。但是保守派往往迫不及待，乐意接受一个一切由遗传注定的社会，即无法由后天改变先天上的不平等。相反地，左派人士却以平等为己任，戮力宣称所有的不平等都可以用社会手段除去，他们是彻头彻尾的环境决定论者。于是争议的战火，便在“人类智商”讨论上爆发开来（因为它牵涉到选择性或普遍性教育的问题），并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质。智商问题，远比种族问题牵涉面广，虽然它也离不开后者的瓜葛。

问题症结所在，不在真理的追求，却在它已经无法与其条件及其后果分开。与此同时，主要的争论，也于对人类持悲观或乐观看法之间展开。认为对科学研究应该有所限制或自我限制的人士，他们的基本假定，在于依照人类目前的状况，尚不足以处理自己手上这种旋转乾坤，能以令地球改变的巨大能力；甚至连其中带有的高度风险，也缺乏辨认能力。事到如今，即使连极力抵抗任何限制的魔法师们，也不敢相信他们的徒子徒孙了。他们表示，所谓无尽无涯的追求，“是指基本的科学研究，而非科学的技术应用，后者则应该有所限制。”

科学所处状况的二律背反在于20世纪的科技大发电厂，以及因它而生的经济成就规模，愈来愈倚靠那相对而言人数甚少的科学家们。可是在后者心里，因其活动而产生的巨大后果，却属于次要考虑，有时甚至近乎微不足道。

那把可以开启变动天地的巨大能力的金钥匙。因为这股力量的施展，似乎越来越得靠着这一小群令外人费解却拥有其特殊恩赐的精英，并且得让他们尽情发挥才成——跟一般人相比，他们对外在权力财富的兴趣较低（不过到了20世纪的后期也改观了），但是依然不减其令人费解之处。但凡在20世纪之中不曾如此行动的国家，都因此懊悔不已。于是所有国家，不遗余力，都大力支持科学发展。因为不像艺术及大多数人文活动，没有如此维护支持，科学研究势必无法有效进行，虽然它一方面也尽量避免外来的干涉。

第十九章 迈向新的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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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过一场地动山摇，版图大为缩小，回到17世纪中期的大小，自彼得大帝以来，它的地位还没有这么渺小过。而英法两国也一落千丈，降格为地区性的势力，即使手上再有核武器，也不能掩饰此中落魄。至于德国、日本，的确堪称经济两“强”，可是两国都不觉得有必要像以往一般，加强武力以助其经济声势——就算现在没人管它们了，可以自由行事——不过世事难测，它们未来意向如何，无人敢保证。至于新成立的欧盟组织，虽然一心以其经济合作为范例，进一步寻求政治同步，但在事实上却连装都装不出来。老实说，今日世界上的大小新老国家，除了极少数外，等到21世纪度完头一个25年时，能以目前状况继续存在者恐怕不多。

新千年中，最大可能的冲突来源，是贫富地区之间愈益快速加深的巨大鸿沟。贫与富，富与贫，彼此相互僧恨。于是伊斯兰激进主义者的兴起，显然并非只是抵制“现代化即西方化”的意识，而且更进一步，根本就是反对“西方”本身。因此这一类运动的成员，便着手伤害西方的旅客以达目标（如在埃及），或大举谋杀当地西方住客（如在阿尔及利亚）。反之，西方富国之内则盛行仇外思想，其最激烈处也直接指向第三世界的外来者，欧盟国家堤坝高筑，阻挡第三世界前来打工的贫民洪流。甚至在美国，事实造成的无限制移民，也开始遇到严重的反对。

帝国主义的最大资产，在于殖民地被殖民者一旦占领，往往愿意俯首称臣，乖乖地听命行事，让少数占领者管辖，可是这种局面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回到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纳入帝国统治可以无虞，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论到如何绥靖这不幸为战火蹂躏的国家，所有政府的军事顾问，都主张非数十万大军常驻不可，换句话说，等于动员一场大战所需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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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能为力，不是因问题本身的难度，及世界危机的复杂性；却在不分新旧，一切对策显然均已失灵，无法对人类进行任何管理改进。
短促的20世纪，是一个宗教性思想大战的年代。但是其中最凶残血腥的一宗，却来自19世纪遗下的世俗宗教思想，如社会主义和民族（国家）主义。个中的神祇，则是抽象的教条，或被当作神人般的政治人物。这种献身世俗宗教的虔敬狂热之极致，也许在冷战步入尾声时即已渐走下坡（包括五花八门的个人崇拜），至少原本属于普世教会的现象，已经减为零星对立的宗派。然而世俗宗教的力量，不在其能够动员如同传统宗教般所能激发的热情——其实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者几乎从未做此尝试——却在他们口口声声，声称能为危机中的世界提出永久性答案。糟糕的是，随着20世纪的告终，它们的失败之处，却正在其不能提供这个答案。

苏式社会主义垮台，正表示全民所有制度行不通。举凡生产的手段，以及无所不包的计划，都在国家及中央的手里，完全不借助市场或价格机制的调节，这种制度，如今已全盘失败。

与苏维埃制度相反的另一种乌托邦思想，也显然破产。即对完全自由经济的迷信坚持，认为经济资源的分配，应该全部由毫无限制的市场与完全开放的竞争决定。认为唯有如此，方能产生最高效益，不但提供最多的财富与工作，且能带来最大幸福，并是唯一配得上“自由”之名的社会形式。事实上，如上所述的“完全放任”社会，从来就不曾存在。还好，不像苏维埃式的乌托邦，在80年代之前，世上还没有人试图建立过极端自由主义的理想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在整个短促20世纪时期，都只是作为一种原则而存在，乃是针对现在经济制度的不见效与对国家权力的膨胀提出批评。西方国家里，以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政府对此最为向往，一再尝试，到“铁娘子”下台，其经济之颓势已为一般人所公认。但是甚至连英国的尝试，也只敢渐进为之。待到前苏维埃社会主义经济向外求医诊治，西方顾问提出的药方却是“休克疗法”（shock therapies），立刻以“自由放任”的特效药取代旧制度。结果自然是惨不忍睹，造成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多方大灾难。新自由主义神学所依赖的理论基础，徒然好看，却与实际完全脱节。

苏维埃模式的不济，肯定了资本主义支持者的信念：“没有股票市场，就没有经济社会。”而极端自由主义的失败，却证实社会主义的看法比较合理，人类事务之重要，包括经济在内，的确非比寻常，绝不可全由市场处理。而一国经济之成功，显然更与其经济大家的名望无关。

较之两极制度的明显崩溃，最大的危机，却在于实行中间路线或混合经济者，同样亦陷茫然。这一类的政策，主导了20世纪中最予人深刻印象的多项经济奇迹。它们以实际手法，配合个别条件及思想意识，结合公有及私有、市场与计划、国家和企业。但是这里的问题，却不在某些高明的知识理论在应用上出了毛病，因为这些政策的长处，不在理论的完整，却在实际运作的成功——问题的症结，就出在连这些实际的成果，如今也已遭到侵蚀。危机20年的出现，证明黄金时代的各项政策也有限制，可是却找不出其他令人信服的方法取代。同时暴露无遗的，则是1945年来因世界经济革命，而对社会、文化产生的种种冲击，以及为生态带来的潜在毁灭后果。简单地说，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人类的集体建制，已经不能再控制人类行动造成的共同后果。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乌托邦之所以流行一时，在思想上的吸引力之一，即它是以“越过人类集体决定”为宗旨。让每一个个人追求他或她的快乐满足，完全没有限制阻碍，如此不论结果为何，必将进入所能达到的最佳后果。换作另外任何一条路——这些人竟然主张——效果都将不及这个最佳手段。

政治化宗教的追求，于是越发强大，正因为旧有宗教依其本质，便与西方文化和无神富国为敌。在旧宗教的眼里，后者不但是导致社会紊乱的媒介，而且压榨凌逼穷国日盛。这一类运动在本国境内攻击的目标，便是那些开着奔驰轿车、女子也皆解放的西化富人阶级，这种现象，不啻更添几分阶级斗争意味。这群宗派团体，在西方随之以“极端宗教激进主义者”而闻名（此名其实有误导作用）。名字也许新潮，论其性质本源，却来自一个人为想象的“过去”；在那里，不再缥缈虚无，一切都比较稳定可靠。但是一来时光不能倒转，二来（比如说）古中东牧民社会的意识思想，与今日社会的实际问题根本不能挂钩，因此这类观念，自然无法发生丝毫启迪作用。

仇外思想与认同政治的兴起。但是拒绝接受那难以接受的眼前现实，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见第十四章）。事实上随着21世纪的开始，最能接近这类思想的政治手段，也就是威尔逊—列宁式的主张，认为所谓有相同种族语言文化的民族，应拥有“民族自决权利”，如今却已沦为野蛮悲惨的一幕荒诞剧。90年代初期，许多理性的观察人士，开始将政治因素排除（除了某些主张民族主义的行动分子）——也许是头一回开始公开提出——或许放弃“民族自决权利”正是时候。

理性思考宣告失效，群情却越发激烈，这种情形并不是第一次。于是走投无路之下，在这个危机年代，以及各地国家、制度纷纷崩解之际，便在政治上拥有极大的爆发力量。正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时期的憎恨情绪曾经造成法西斯思想的猖獗一般；在这个分崩离析的世界里，第三世界发出的宗教性政治抗议，以及迫切寻求认同安全感与社会秩序的饥渴呼声，就为某些政治力量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建立“社区家园”的要求，习惯上恰与建立“法律与秩序”的呼吁相呼应）。这些力量于是进而推翻了旧有政权，建立了新政权。然而，正如法西斯也不曾为大灾难的时代提供解决办法一样，它们也不能为21世纪的世界提出答案。在短促20世纪的末了，甚至看不出它们能否组织出全国性的群众力量，一如当年在法西斯攫得决定性的国家权力之前，即已将法西斯思想捧上政治强权的那股群众势力。细数其最大资产，恐怕只在它可以不受那与自由主义形影不离的学院派经济学的干扰，以及反政府者的滔滔言论罢了。

3

长此以往（甚至就中期而言），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之间的摩擦是否因而更大，未来发展仍未可知，这将在永远的乐观者与幻灭的怀疑者之间，成为争辩不休的题目。
这类分歧，势必于未来数十年之间，在各国政治及国际政治上扮演重要角色，自是毋庸置疑。

零增长，势必冻结各国之间已有的不平等现象。瑞士一般居民自然可以忍受，印度的普通老百姓却不能同意。难怪支持生态论调的主要来源，多是富有国家以及所有国家中那生活优裕的有钱人及中产阶级（那些靠污染赚钱的生意人除外）。而贫穷国家人口猛增，普遍失业，自然要更多更大地“开发”了。

一个建立在以无限谋利为目的，并以彼此竞争于全球性自由市场为手段的经济事业之上的世界经济，势必与经济增长和生态平衡的理念不协调。从环保的角度而言，如果人类还想要有未来，危机20年的资本主义就将没有前途。

4

20世纪后期的世界经济，共有三大层面值得世人提高警惕。其一，科技不断进步，更使人类劳动力脱离商品和劳动的生产过程，却不会为这些被遗弃的劳动力，提供足够或类似的工作替代；也无法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足以吸收这些余下的人工。黄金时代曾出现于西方的全面就业，如今甚至连短时间的恢复也无人敢预期。其二，人力虽然依旧是一大生产主力，经济的全球化却使工业中心开始转移，由劳动力成本昂贵的富国，移向在其他条件相同之下，却拥有廉价劳动力为其最大优点的国家。于是便造成以下各种后果：工作由高工资地区转向低工资地区；同时高工资地区的工资（基于自由市场运作的原则），也在全球工资市场的竞争压力之下下降，旧有的工业国如英国，只好也跟上廉价劳动力的路子，却在社会上带来爆炸性的后果，以致无法在这个基础上与新兴工业国家竞争。历史上诸如这一类的压力，通常是由国家采取行动抗衡，如举起保护主义大旗。然而，这正是20世纪末世界经济的第三项隐忧，即由于世界经济的繁荣胜利，以及自由市场意识的高举，使得因经济变动而产生的种种社会冲击，不再有有效的工具予以处理，至少，也减弱了处理的力量。世界经济，便成为一台力量日渐强大却无法控制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究竟能否控制？即或能够，又由谁来控制？这个现象，自然同时带来了社会与经济的问题。

从经济自由主义隐含的全球角度再度观之，不平等的增长现象根本无关紧要——除非可以在全球的层面之上，显示出负面多于正面的总体效果。[193]从这个角度观察，只要成本比较的结果许可，就经济而言，法国便没有理由不全面停止农业生产，而改向国外全面进口粮食。同样的，只要科技及成本效益可行，也没有理由不把全世界的电视生产，一律搬到墨西哥城。但是这种观点，自然不能被此身同在“国家”经济及“全球”经济范畴之下生存的世人（即所有国家的政府及其境内居民）全盘接受。其中最大的原因，自是我们无法规避世界性变乱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

不论这一类问题性质为何，一个毫无限制，且无法控制的全球自由市场经济，显然不能提供答案；更有甚者，它极可能使得永久性失业和增长低落的现象更加恶化。因为一切以理性处事，专事追求利润的公司企业，选择途径无他，自然是：①尽可能裁减人员，要知道人事费用可比电脑昂贵多了；②尽可能削减社会安全税负（或其他任何税负）。全球性的自由市场经济，同样也不可能解决以上问题。其实直到70年代以前，不论是国家或世界资本主义，从未在完全自由开放的情况下运作一天——即使有过，也不见得曾经从中获益。以19世纪为例，就可以举出一点质疑：当时真正的状况，“恰好与古典模式相反：自由贸易，与不景气及保护主义同时发生，或者说，前者可能正是造成后两项发生的主要因素。而最后一项，恐怕也正是今日多数发达国家之所以能有今日发展程度的主因。”（Bairoch，1993，p.164）至于20世纪的经济奇迹，更非遵循“自由放任”，根本是反其道而行之。

注: 既无外敌，又有内患，资本主义的未来堪忧。
所以中国四处受敌，概因资本主义希望找到敌人这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回归现实的道路上，却又遭遇两大阻碍。其一是缺乏重大的政治威胁，如社会主义及苏联集团，或如纳粹之攫取德国政权在当时造成的重大危机。这一类的威胁，本书已经一再显示，都是促使资本主义进行自身改革的重大因素。然而，如今苏联已然解体，工人阶级及工人运动也日趋没落解体，第三世界在传统战争中的军事意义很小，以及发达国家的真正穷人，已经贬落而成少数的“下层阶级”身份——凡此种种，都降低了主动改革的刺激。而极右派运动气焰高涨，前共产党国家对旧政权传人的支持意外地复活，也不啻世界的一大警讯。到90年代，此中的警告意味更浓。其二是全球化的过程本身，在国家保护机制的解体之下更加强化。全球化的自由经济体系，被得意地赞扬为“财富的制造场……被举世视为效果最宏大的人类发明。”可是论到这项伟大发明的社会成本，其中的牺牲者却不复有往日的国家手段来保护了。

5

但是在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政治之间，两项观念的不同却常为北美某些浅薄的政治观察家所混淆。诚然，在短促20世纪的末期，资本主义的体质固非处于最佳状态，但是苏式的共产主义，毫无疑问已回生乏术。但是在另一方面，自由民主政治的展望，却不能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凡是处于90年代初期的严肃观察人士，都不会对它抱同样的乐观态度。

民族式主权国家的衰落。民族国家，乃是理性时代以来主要的政治建制。它的成立，一方面通过国家对公共权力及法律的垄断，一方面则因为就多数目的而言，它也是政治行动有效的行使场地。民族国家地位的降低，来自上下两项因素。就第一方面而言，它的权力功能，正快速地让与各种超国家级的组织机构。另一方面，也由于大型国家及帝国的纷纷瓦解，小国林立，在国际无主的乱阵中缺乏自卫能力之故。而在国境之内，各国也逐渐失去对国事的传统独霸权力，私人保安和快递服务的兴起，恰好证明原本普遍由国家部门负责的事务，正大权旁落至民间手中。

自从18世纪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下半期为止，民族国家的管辖范围、势力、功能，莫不持续扩增。这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主要特征。不论个别政府的性质为何——自由、保守、社会民主、法西斯，或共产党——在现代化大势达到高峰之际，“现代”国民的生活种种，几乎都由本国政府的“所为”或“所不为”全面操纵（除了在两国冲突时，局势就非本国政府单方面所能控制了）。甚至连全球性力量造成的冲击，如世界经济的兴衰大势，也通过政府决策与建制的过滤方才及于民众。[195]然而到20世纪末，民族国家却开始被迫改取守势，去面对一个它不再能控制的世界经济；面对它自己一手创立，以解救本身国际性不强的超国家机构，如欧盟组织；面对财政上日渐明显的无能为力，再不能给予其公民短短几十年前还能信心十足提供的各项服务；更有甚者，面对它再也无法依据它自己的标准，去维护公共法律及社会秩序，而这些正是它之所以存在的主要功能。

若无政府机制在上，对国民所得进行配置及再分配，（比如说）旧有发达国家内的人民将落于何种下场？它们的经济，全系于一个所得者日益稀少的基础之上。紧夹在这群有限所得者的两边，一边是人数日众、不再为高科技经济需要的劳动人口；一边是人数也同样膨胀却不再有工作收入的老年公民。

那些年的教训带给世人任何证据，那就是世间最大的政治课题——自然包括发达的世界在内——不在如何扩增国家财富，却在如何分配财富，以利人民福祉。分配的课题，对急需更多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

社会财富的分配，而非增长，势将主导着21世纪的政治舞台。非市场性的资源配置——或至少对市场性配置予以毫不留情的限制——是防止未来生态危机的主要途径。不管采取哪一种手段，人类在21世纪的命运前途，全在公共权力的重新恢复。

6

自70年代以来，拥有美国政治后台支持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家国际机构，开始有系统地钟情于符合自由市场“正统”学说、私有企业，以及全球自由贸易的经济政策。不但正合20世纪后期美国的经济口味，而且也颇有19世纪英国的经济风格，可是却不见得切合世界的真正需要。如果全球性的决策欲发挥其潜在功能，这一类偏颇政策势必非有所改变不可。然而短期之内，却不见有这种可能。

这是一个政府可以——有人会说，一定得——为“民有”、“民享”的时代，可是却又是一个在实际上，完全无法交由“民治”的年代，甚至不能由那些通过竞选选出的代议会来治理。这种矛盾其实由来已久。自从全民投票政治逐渐成为常态，不仅仅为美国一国特有以来，民主政治的难处（本书在前已经有所讨论）即已成为政治学者及讽刺家熟悉的题目。
然而民主的困境，现今却变得更加尖锐，一方面是由于民意调查的时时刻刻监视，以及无所不在的媒体时时刻刻煽风点火，舆论变成上天入地无可逃遁之事。另一方面，则由于公家当局需要做出更多的决定，却非区区民意舆论可以为其指点方向。经常的情况是，当局可能得做出为大多数选民所不喜欢的决定，而各个选民，则出于私人原因予以反对，虽然在总体上，也许这些决定有益全体。因此到了世纪之末，某些民主国家的政治人物便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主张加税的提议，无异是在选票上的自杀。选举，于是成为参选人竞相对财政漫天扯谎的舞台。与此同时，选民与国会——包括绝大多数投票人及当选人在内——却得时时面对外行人根本不具资格发表意见的决定，比如说，核能发电的何去何从。

越来越普遍的状况，却是政府先斩后奏，尽量绕过选民或议会；或者造成既成事实，让选民去头痛是否推翻定局的难题。因为民意难测，且又分歧不一，更常有迟钝惰性，因此或者就此轻骑过关也未可知。于是政治更加成为规避逃遁的手法，因为政治人物岂敢说出逆选民之耳的建议。更何况冷战结束，政府再不能轻易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从事秘密行动，因此这种规避隐晦的策略，可能将会愈发流行。甚至在民主国家，越来越多的决策体也将脱离选票掌握，唯一留下的间接联系，只有任命这些单位的政策本身，当初总算是由选民决定。政府权力的中央化和集中化，如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英国的所为，更有增加这类不需听从选民意志行事的特别任命单位的趋势——俗称“类非政府机构”（Quasino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Quango）；甚至连权限分立不曾有效确立的国家，也发现这种悄然铲除民主的伎俩甚为方便好用。至于如美国之类的国家，此举更不可缺。因为在体制内行政立法司法分立之下，若循正常途径——除了幕后协商之外——有时根本不可能做出任何决议。

对多数人而言，政治过程与其根本毫不相干，最多只对个人生活有些影响而已。而且与此同时，生活的富裕、生活空间及娱乐形式的私人化，再加上消费者的自我本位，已经占满了一般人日常的生活内容，于是使政治变得更加不重要与无趣。而另外有一些选民，发现从选举中一无所得，也断然决定弃政治而去。

由于政府有系统地采取回避选举过程的手段，更加扩大了大众媒体的政治功能。媒体深入每一家庭，在公共事物与一般男女老少之间，提供了到目前为止最为有力的传播工具。媒体无孔不入的能力，对当政者希望保持沉默的话题挖掘报导不遗余力，同时也给予一般大众发表其感想，发泄其感情，一吐在正式民主渠道设计中不能畅所欲言的心声的机会。媒体，因此成为公共事务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政客利用它，也顾忌它。科技的进步，更使得媒体的威力难于控制，甚至在高度独裁的国家里也是如此。而国家权力的没落，更使得非独裁国家对媒体力量难以垄断。随着20世纪的结束，媒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地位，显然比政党及选举系统更为重要，并极有可能如此持续下去——除非政治之路突然转弯，远离民主而去。然而媒体对抗政府秘密政治的效果固然很大，却绝非实现民主政体本义的手段。

除去神权式的政治之外，每一个政权，如今都得从人民那里取得权力来源，甚至连那些大规模凌虐残杀本国百姓的国家也不例外。一度流行的“极权主义”称谓，即意味着民粹主义的观念。

不论“人民”是否有权选出自己的政府，“人民”力量对公众事务的干涉能力——不论主动或被动——都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最无情、最残忍的统治者，也警觉到徒有无限大权，并不能取代政治资产及权力技巧，即公众对政权当局的合法认同意识，相当程度的主动支持，以及统治者的决策治理能力。此外，人民需有服从意愿——尤其于危急时刻——这种意愿一旦消失（如1989年间的东欧），政权便只有下台一条路，虽然它们仍然拥有政府中文武官员及特工单位的拥护。简单地说，正与表面的现象相反，20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独裁者尽可以在有违“全体”民众的情况下掌权“一段”时间，或在违反“部分”民众之下“永久”掌权，却不能“永久”地违反“所有”民众。

有关当局的政策，必须考虑人民的爱憎（或至少多数公民的意愿）——即使它们的目的，事实上并不在反映民意。与此同时，它们却也不能单凭民意便制定方针。更有甚者，那些不受欢迎的政策，若在一般大众身上实行起来，比强加于“有力群体”更要难上三分。命令少数几家巨型汽车公司遵守硬性规定的尾气排放标准，可比说服数百万驾驶人减少其耗油量容易多了。欧洲每一个政府也都发现，将欧盟未来的前途交予选民之手，效果必然不佳，至少难于推测。每一位观察世局的有心人也都知道，步入21世纪的初期，许多势在必行的决策都必将不受欢迎。

如果全民投票权依然是普遍的政治原则——看来应该如此——世人似乎便只有两项选择。一是凡在现有决策过程尚未离开政治轨道的地方，迟早都会避开选举，绕道而行——或者说，摆脱那因选举而不断进行的对政府的监督。有赖选举产生的机构，行动也会越来越隐晦，躲躲藏藏，如同乌贼一般，在浓浊黑暗的瘴气之后，混淆一般选民大众的视听。而另外一项选择，即是重新建立共识，容许当局拥有适量的行动自由，至少在众多公民不致感到不适的范围之内行事。

7

所谓历史——在其他许多更重要的事情以外——乃是人类罪行与愚行的记录。我们只能记录，却不能预测。预言，一点用处也没有。

注: 划重点。

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科技变迁，这个过程，已成为过去两三百年人间的主调。我们所生活的动荡世界，被它连根拔起，被它完全改变。但是我们深深知道，至少有理由假定，这种现象不可能无限期永久继续下去；未来，不是过去的无限延续。而且种种内外迹象已经显示，眼前我们已经抵达一个历史性危机的关键时刻。科技经济产生的力量，如今已经巨大到足以毁灭环境，也就是人类生存所依的物质世界基础。我们薪传自人类过去的遗产，已遭融蚀；社会的结构本身，甚至包括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社会基石，正因此处在重大的毁灭转折点上。我们的世界，既有从外炸裂的危险，也有从内引爆的可能。它非得改变不可。

结论

★★★★★

终于看完了，耶。
看完《帝国的年代》后我大约采取每天一章的进度阅读本书，所以花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如果说年代前三部曲还是讲的历史所以代入感和投入感不强，那本书讲到20世纪实际上就是我们现代世界立足的根基，所以我看得极细极慢。
本书的具体内容我就留给读者们自己发掘了，我只能保证绝对值得一看。
当然愿意的话我回头会整理读书笔记发布，不过自己看最好！
本书看来完全没有历史书的晦涩和困难，看起来只觉得就是在讲昨天发生的事情，同时伴以各种或精准或脱离的评价。
当然作者本人是左翼所以自由主义者可能会觉得评论有点刺眼。
唯一的遗憾就是我没有对照原文不清楚有关中国部分是否有删减，没事到时候看《国家的常识好了》。
评价不长不是因为书不好，是我不想片面的评价。